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
　　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躯干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巡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它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
　　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
　　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
　　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在我的背后，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
　　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它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版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旗舰》。尽管如此，它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脊和书皮缝上，事前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
　　海螺是我住所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事件。松木箱来自法国，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爱的脸，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秘密。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
　　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她没完没了地附丽于文学，因为她太高傲。可是，眼看她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她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她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它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她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
　　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的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
　　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题解
　　巴勃罗·聂鲁达（1904 — 1973），智利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小说《邮差》、诗歌《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等。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归来”是一个文学母题。诸葛孔明承刘玄德三顾之恩，决定辅佐明主经营天下，出发前嘱咐童仆好生守着家园，等他澄清天下归来，依旧躬耕南亩。然而能够像高祖刘邦那样衣锦还乡的不多，更多人选择以张季鹰、陶渊明为榜样，感叹“人生贵得适意尔”，“田园将芜胡不归”，于是“归去来兮”，“命驾而归”，似乎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故乡是为人生设定的一个标尺，无论走了多远，总要用它来量一量。就好比你会用初恋衡量之后的爱情，用家常小菜衡量一切宴席。它给定了一个时间、空间的原点，让你去回望、去印证，去体会“生活过”的感觉。有位作家说过：“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由此可知，无论如何评价故乡的价值，都不为过。（彭海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