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他是最使我感激的人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藤野先生》丰子恺：令我敬仰的音乐老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李先生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梁实秋：他传授的，我至今受用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汪曾祺：沈先生教书不怕麻烦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贾平凹：要我头脑冷静
　　1972年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蒙老师教授现代文学，他穿黑灰的衫子或中山服，蓬着头发，讲授最易进入境界；得意忘我，一笑，嘴挺大，言辞和模样都很幽默。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什么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
　　——贾平凹《念蒙万夫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