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是越南人民军传奇将军武玉芽逝世纪念日。这位越军情报界的功勋人物于2002年离世，此后越军每年都会举行纪念他的活动。今年适逢越南战争结束45周年，越南《青年报》详述了“谍战奇才”武玉芽的传奇经历：他1955年奔赴南越敌后，一直战斗到1975年4月30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崩溃，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其才智与勇气不输任何一个西方著名间谍。

乘船南下

　　武玉芽原名武春雅，1928年3月30日出生于越南北方太平省武书县武会乡，其童年是在母亲的家乡宁平省发艳县度过的。宁平省是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治下天主教氛围最浓的省份，发艳县又是教区中心，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武春雅对天主教并不陌生，这一背景为他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长大后，武春雅来到河内求学。1945年3月9日，信仰共产主义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即后来的越南共产党）在河内举行反抗日本和法国侵略者的起义，热血青年武春雅积极参与，结识了越盟领导人黄明云，他把武春雅引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底，武春雅作为越盟军队的一员参加了保卫河内的巷战，与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军进行殊死搏斗。河内失守后，越盟主力撤往农村，武春雅返回故乡太平省，以化名“黎光概”参与地方革命运动，尤其是做传统上倾向于法国殖民者的天主教徒的统战工作。为了方便在法占区潜伏，1951年，武春雅在兄弟的帮助下搞到名为“武玉芽”的身份证件，从此以后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53年，在越盟第三联区政委杜梅的介绍下，彻底改头换面的武玉芽进入越盟情报系统工作，并接受了专门的敌后特工训练。1954年，越盟军队在中国的大力援助下取得奠边府大捷，令法国侵越军队遭到重创。
　　1954年4月26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23个国家。7月21日，与会国家达成共识，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法国在无奈的情况下同意了日内瓦会议的决定，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并把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国土交给越盟，这就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
　　然而，唯恐“共产主义扩散”的美国很快就开始刻意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成果，继法国之后，它积极扶植反共政客吴庭艳在越南南方筹建新的政权（即“越南共和国”，南越）。为确保吴庭艳在南越地方选举中获胜，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今胡志明市）代表爱德华·兰斯代尔上尉秘密发动了一场“挺吴”的宣传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捏造所谓“越盟掌权后要迫害天主教徒”的谎言，煽动上百万北越天主教徒迁往南方，从而为狂热信奉天主教的吴庭艳“扩大群众基础”。

　　面对这一形势，北越军事情报部门首长黄明道指示，为了“后日内瓦会议时代”的革命工作，需要向南方输送一批地下工作者，武玉芽所特有的成长经历与背景使他成为到南方卧底的上佳人选。作为掩护，武玉芽以“武庭龙”（这也是他的别号“海龙”的来源）的新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北越政府有意识地“排挤和斗争”这位“出身于天主教地主家庭的落后分子”。1955年12月，武玉芽一家与来自发艳教区的主教黎友慈和辅理主教黄琼登上法国军舰，混在成千上万名天主教移民中来到南越的西贡。

一篇救命的文章

　　到了南越后，武玉芽混迹于西贡天主教会，与辅理主教黄琼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是武玉芽的潜伏期，为其日后开展工作营造了安全的伪装“外壳”。同时，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武玉芽更加意识到天主教界与西贡政权的关系，这层关系正是武玉芽以后获取情报的桥梁。
　　就在武玉芽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厄运悄然而至。1958年12月末，武玉芽被南越暗探阮司泰认出来，因为阮司泰当年作为法国人的探子，接触过在太平省从事革命活动的武玉芽。于是，武玉芽被作为“共党嫌犯”抓进顺化断钦监狱，等待进一步审讯。
　　虽然南越特务组织抓到不少北越地下党，但他们的一大疏忽是把众多要犯都关在断钦监狱。被关押期间，武玉芽居然与其他北越情报员接上了头，甚至得到北越南方情报工作负责人陈国香（代号“梅香”，当时也被关在断钦监狱）的指导。
　　就在这样的“乌龙关押”下，武玉芽与同志们不断交流并得到领导的指示，开始转变工作方式。为了争取出狱，武玉芽一面寻求天主教会的帮助，一面动笔写下题为《威胁制度的四大危机》的文章，高谈所谓“南越反共路线之遗漏”。这篇文章经人转呈给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弟弟、“中部指导顾问”吴庭儒，他对此文颇为赞赏，于是将文章交给他的总统哥哥过目。
　　武玉芽的文章重點鼓吹“天主教会作为吴氏政权根基的重要性”，同时提醒吴氏兄弟：除了反共之外，还应重视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强调“武人集团随时可能发动兵变夺权”。为了拔高自己的身份，武玉芽特意在文章开头写上“曾为黎友慈主教工作的人”——黎友慈恰恰是吴庭艳极为崇拜的人物。由于之前的潜伏工作做得好，再加上吴氏兄弟对这篇文章的欣赏，1960年11月11日，坐了两年牢的武玉芽以“档案不全”为由被草草结案，释放回家。 　　出狱后，武玉芽“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吴氏家族与北越天主教移民之间的联络员和通信员。正是在这个位置上，武玉芽不仅搜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对他联络的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吴庭艳甚至聘请这位昔日的“阶下囚”充当自己的顾问，这就是武玉芽“顾问先生”外号的由来。

南越情报局“为北越服务”

　　1963年11月1日，南越军人集团因不满吴庭艳集团贪污腐败，遂在美国中情局的默许下发动政变，用血腥手段铲除了吴氏家族。这一事件也体现出美国对于南越政权是“以帮扶之名行利用之实”。
　　事前，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召集了15位高级外交顾问和国家安全专家。会议代表们对南越是否应该实施政变意见不一。更奇怪的是，现场居然没有人对这些疑虑作出回应，没有人要求大家投票表决，也没有人系统地讨论政变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福雷斯特尔接到密电，到白宫报告了吴庭艳的死讯。“肯尼迪总统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脸色苍白，震惊而又沮丧。我从未见过他有那样的表情。”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回忆道，“总统一直认为政变只是把吴庭艳驱逐出越南，不会流血。然而事实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南越新上台的阮庆、阮文绍、阮高其等年轻将帅们旋即陷入新的内讧。1965年底，三星将军阮文绍为了竞选总统，竭力拉拢天主教社团，遂通过武玉芽结交已是主教的黄琼，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攀上新高枝的武玉芽再度游走于南越权力中枢，他巧妙地利用自身的地位，在南越政府、军方和教会的各色人物中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从中施加影响、获取情报。
　　1966年，武玉芽接到北越高层的密令，以“确保总统宝座，扩大总统权威”为由，成功说服总统阮文绍设立统管整个南越情报资源的A-22局，让吃喝嫖赌成性的南越军官阮文黎担任局长，担任副局长的武玉芽则掌握实权。
　　A-22局一经成立，武玉芽便把从断钦监狱释放的北越地下党人安排进来，比较著名的有阮春和、武友润、阮春同和黎友粹等人。有趣的是，武玉芽的上级是北越军事情报局副司令阮德志少将，这样一来，整个南越情报系统实际上成了为北越服务的机构。
　　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武玉芽及其战友“深藏”南越核心层，通过搜集战略情报，对南越政权乃至其主子美国造成致命打击。1967年进入A-22局工作的黎友粹（秘密代号“A.25”）利用与阮文绍总统的助理黄文重的密切关系，在他身边安插了诸多眼线。
　　在黄文重访问美国期间，黎友粹的眼线传回大量有关美国政要对于越战的政策底线乃至对阮文绍政权的支持限度等战略情报。不仅如此，在美国指导阮文绍当局作战的过程中，被北越地下党垄断的A-22局多次破坏美阮联合作战计划，甚至美国中情局帮助阮文绍制定的清乡计划还没送到总统府，就已被送到北越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功成身退的奇迹

　　虽然武玉芽对A-22局上下进行了精心伪装，但由于一连串高层级情报泄露，引起美国中情局的怀疑。美国人顺藤摸瓜，发现诸多症结都出在A-22局。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南越高层终于摸清了A-22局的底细。1969年7月，南越政府逮捕了以武玉芽为首的42名A-22局干部，就连总统助理黄文重都遭逮捕，武玉芽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基本上被破坏了。
　　此案震动了整个南越政界，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人人自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玉芽利用该案牵扯面广的特点，想方设法将间谍案变成了政治案，把法庭的审判引向死胡同。果然，法庭在诸多利益集团杯葛下难以作出判决，因为所有被告人都与西贡头面人物以及侵越美军司令部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这些被告人都是情报战线的精英，自然明白如何利用各种矛盾，在出庭时把那些“暗通越共”的证据辩解成“总统授意或者下令的”，而该案最重要的证人——阮文绍总统恰恰不能出庭应询。
　　由于没有足够致命的证据可判死刑，最终法庭判处武玉芽终身监禁，其余被告人则被判处5—20年不等的徒刑。相对而言，A-22局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还保住了情报人员的生命，为日后东山再起赢得了一线机会。可以说，“A-22案”中无人被判死刑是北越间谍机构创下的一个奇迹。
　　武玉芽被送到昆岛服刑后，念及旧情的阮文绍还专门把昆岛典狱长召回西贡作指示，强调“那里的要犯都曾是我的亲信”，让其好好关照一下，“尤其是海龙先生（武玉芽），你要好生看护”。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这段坐牢的日子反倒成为武玉芽人生中“难得的太平岁月”，他能够在没有精神负担的情况下悠然度日，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当时南越、美国的一些名人。
　　1973年，美国与南北越共同缔结《巴黎和平协定》，按照协定中有关政治犯的条款，武玉芽被转到条件更好的志和监狱服刑。这段时间，武玉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天主教会的帮助，同以失势将领杨文明为首的“第三力量”建立了联系。碍于武玉芽的影响力，1973年7月23日，南越当局以“善待教徒”为由，把他送到禄宁前线，任其自行前往越共游击队的控制区。南越方面的意思很清楚：希望他远离南越的“政治大染缸”，免得再对西贡政坛产生影响。
　　1973年底，武玉芽回到北越河内，被授予人民军中校军衔。因民族统一战争的需要，1974年4月，武玉芽经“胡志明小道”潜回南越，努力与包括南方天主教会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合作关系，為全国统一打下群众基础。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占领西贡独立宫，阮文绍的江山宣告土崩瓦解。作为这一时刻的见证人，武玉芽站在南越代表旁边，目睹其签下了历史性的投降书。
　　1988年，武玉芽被晋升为少将，成为一位出身情报界的将军。2002年8月7日，武玉芽逝世，越南国防部为其举行了高规格追悼会。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