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爷爷到我这辈，已是三代单传。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兄弟的爹过得很憋屈。比如，遇上挖沟修路的活，分给爹的一定是最重的。但是，爹却笑着对支书袁叔说：“您放心，我一定干好，保您满意。”比如，我家种的麦子，年年都会被地邻王婶多割去一垄，娘要找王婶理论，爹一把揪住娘说：“找啥找，谁吃不是吃？多吃你一垄，能把你饿死？”还有一回，邻居家翻新房子，硬朝我们宅基地里盖了一尺，两个姐姐骂邻居欺负人，爹却慌忙劝住两个姐姐，陪着笑脸对邻居说：“小孩子家不懂事，您尽管盖，尽管盖。”
　　娘总是骂爹窝囊，两个姐姐说爹懦弱。爹吼道：“你们懂什么？谁想这样当孙子？还不是因为我没有个兄弟，你们没有个叔伯？靠我们这一家几口，在这个村子里怎么能蹦跶开？恐怕还没等我们蹦跶呢，人家早把我们踹飞了。”说着说着，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了浑浊的泪。
　　我们都不吭声了，爹说的是实话。我们一家到这个叫袁楼的村庄，才两代人。千把口人的村庄，除了我们一家姓王，其他人都姓袁。他们姓袁的人都是不出五服的亲族，如果我们惹了其中一家，就相当于惹了其他姓袁的人家；如果我们得罪了他们中的一人，就相当于得罪了一千多口人，结果，只能是我们吃不了兜着走。我终于明白了，爹那么忍辱负重，是为了生存，为了我们全家人能在这个村庄里生存下去。我为爹在人前的卑躬屈膝感到耻辱，但也为爹为了生存不惜委曲求全而心疼。我只能告诉自己，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告别这个让我备感憋屈的村庄。
　　但是，我還是哀叹我没有爹的定力深厚。终于有一天，我打了王婶家的宝贝儿子，原因是他当着我的面叫我“王八”，我姓王，可我不叫“八”，他们这样叫我，分明是侮辱我，而且他们还喊我：“大王八生出来的小王八。”这岂不是连我爹都骂上了。我的眼前浮现出我爹在他们的爹和妈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一股热血冲昏了我的头脑，我疯狂地把他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等我松开脚，他们就哭爹叫娘地回家了。这件事的后果是，王婶堵住我家的门连骂了三天。
　　又过了一个月，村里要重新划分责任田了，每人一亩三分地，可我们家却没有分到。爹惨白着脸找到支书袁叔。但是，袁叔却说：“你们本来就不是这村的人，这村的人不愿意给你们地，我也没办法。”王婶则直接得意地说：“哼，想跟俺袁家斗，这下就把你们扫地出门。”王婶的丈夫是村里的文书，也是袁姓中有威望的人物。
　　爹含泪想了一夜，天明时，他捶着胸口说：“没有地，这一家人哪还有活路？他娘的，我忍了大半辈子，没想到临末了还是被人骑到头上拉了一脖子屎！”接着爹扳过我的肩膀说，“儿啊，等到你这一辈可一定要开枝散叶，别像我，连个兄弟也没有，逢着个事，也没人替我出头。”我点点头，虽然不懂得开枝散叶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那一定对人的生存很重要。
　　虽说没分到责任田，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只是在那一天一天里，爹没少重复那一番话。
　　那突然降临的一天和平常的一天一天一样太阳东升西落，可是那一天发生的事太特别、太出人意料了，村里重新给我们家补了责任田。爹也仿佛变了一个人，腰杆也直了，说话也大声了，见了那个支书袁叔也不再低头哈腰了。至于那个王婶，见了我爹，眼神里竟好像有了几分畏惧。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一切就都改变了。只是一次听到王婶和村里几个妇女们嘀咕：“咱可别惹老王家，听说他有个兄弟在市里当什么纪检书记哩。那个纪检书记一个电话打到乡里，乡党委书记就吓得屁股离了板凳说：‘俺这就办，这就办。’乡党委书记一个电话把袁支书叫到乡里，当面训了一顿，袁支书吓得回来立马给老王家分了地。”
　　听了王婶的话，我马上跑回家，问爹：“爹，王婶说你有个在市里当纪检书记的兄弟，是真的吗？”爹说：“瞎扯，纪检书记叫杨正超，他姓杨，我姓王，咋会是兄弟？”我又把王婶的话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爹听了，笑了：“这个杨书记，他倒是叫我哥了哩，他可算得上是咱家的亲人哩。那天他碰巧在路边上碰到我，就和我攀谈起来，问我这问我那，我就把责任田的事对他讲了。不曾想，别看他说话和和气气的，办事还真行。正是他做的工作，让咱家重新分到了责任田。”我说：“这么说，他真的是你的兄弟？”爹点点头，然后他好像对我，又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杨书记是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好兄弟啊！”
　　以后，爹再没唠叨过什么开枝散叶的事。
　　
　　车桥
　　
　　大李村的桥塌了！大李村一千二百多口村民在望“河”兴叹的同时，心头还在萦绕着昔日走在危桥上的那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村支书李四有跑到乡里，向主抓农田水利的田副乡长作了汇报：“田乡长，这几天天降大雨，把俺们村的危桥给冲垮了。”田副乡长哦了一声，继续埋头看他的报纸。李四有等了一阵，没见田副乡长吱声，就又一次提醒：“田乡长呀，你看，大李村千把口子人，出行都得走这个桥。现在桥没了，咱是不是拨点款，再……再修一座？”田副乡长冷冷地笑了：“李四有呀，修桥的事太大，我管不了，你还是直接向书记汇报吧。但是我告诉你，乡里财政很紧张，乡长那辆破车，早就说换，到现在还没换哩。”
　　李四有又慌忙找书记汇报了有关桥的问题。书记皱着眉头，苦着脸说：“李四有呀，乡里财政困难，现在申请拨款更难，要不这样吧，先叫乡亲们等一等，只要有机会一定给你们修桥。”
　　李四有又慌忙回到村里，向村民传达了书记的指示。村民慌了，等？等到什么时候？眼看到麦收时节了，可咋办？
　　在村民们的叫苦声中，桥的问题还是整整等了三年，大李村的村民一边骂娘，一边各自想办法过河外出。村民凑钱造了一只小船，开始准备打持久战。
　　后来，村支书李四有听说乡里的车换了，领导也换了，但是，大李村的桥仍然没修。李四有不知听了村民们的多少嘟囔，也不知往乡里跑了多少趟。但是每一次提到桥的问题，领导的回复都是：“李四有，大李村桥的问题我们很关注，但是，乡里财政困难，实在无能为力呀！”
　　来乡里次数多了，乡里人一看见他，干脆都不叫李四有，而直接说：“看，老桥又来了。”办公室秘书还把他名字的“四有”作了新解：说是有耐心、有缠劲、张口有桥、闭口有桥。
　　李四有心里说，我就是将腿跑断也要把桥修成，我就不信等不来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官。
　　工夫不负有心人。李四有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一个人。
　　有一次纪委的杨书记下乡调研，刚好遇到了李四有。李四有一看这杨书记文文气气的，没有丝毫的官架子，一张嘴就是那一句：“俺村的桥啊！唉……”
　　杨书记听了李四有的诉说后，立刻随李四有去了大李村。看着村民们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睛，听着村民那一声声无奈的诉说，杨书记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记着。乡里的陪同领导苦着脸说：“杨书记，乡里财政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杨书记只是点了点头，脸色却越发地凝重。
　　回县城的路上，杨书记在思索。到办公室后，杨书记还在思索……
　　第二天，办公室人员欣喜地来到了杨书记的办公室说：“杨书记，你的车款已经到账，什么时候去看车呀？”杨书记从沉思中抬起头，突然，他惊喜地一拍额头：“好，大李村修桥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杨书记忙安排秘书：“把钱送到大李村村委会，先帮他们把桥修好。”秘书站着没动，“那辆车去省城开一次会，路上都得修两次车。说句实在话，让一个乡党委书记坐，人家都未必乐意。这好不容易换车的款批下来了，怎么能……”杨书记坚定地说：“我坐的那车再修修还可以用，大李村的桥是不能再等了！”
　　村支书李四有接过杨书记递来的沉甸甸的款项，眼睛一热，泪水扑簌簌就下来了。
　　竣工踩桥那天，杨书记也来了。经村支书李四有提议，大李村给这座新桥起了个很别致的名字：车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