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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至今，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元区成员国陆续因超高的财政赤字率和国债率引发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德国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适时推出“德国模式”的财政政策，在应对欧债危局并充当欧元区增长引擎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德国当前的经济走势
一、德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金融市场遭受重创，实体经济受其拖累也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7%负增长，失业率升至8.2%，进出口率为3.4%负增长，[1]多项宏观数据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纪录，令默克尔内阁备受责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两套经济振兴计划，以及美国、日本、西欧、金砖国家等主要经济体企稳回暖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2010年德国经济全线飘红，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高达3.6%，出口涨幅达14.2%，失业率降至7.2%。[2]2011年第一季度德国GDP增长1.5%，[3]第二季度增长0.1%，尽管增速放缓但是依旧保持增长态势。[4]
德国是欧元区国家中最早实现强劲复苏和恢复性增长的经济体，在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德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引领全欧。
二、德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原因
（一）经济结构的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撒切尔、里根改革为标志，西方政坛逐步以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取代二战后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思潮，以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全球化促使资本、产品、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实现跨民族国家边界的自由流动，信息通讯技术的突破扩展了自两次工业革命以来所固化的，以工业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一统天下的一维模式，以因特网媒介为平台、诸种金融投资品及衍生品为标的物的“虚拟经济”异军突起。据统计，目前长期不受监管的金融品市场规模约达450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全年GDP的6—7倍。[5]
正值美国、欧盟渐趋向“经济金融化”转型之际，德国一方面适应虚拟经济的潮流调整其混业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坚定打造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长期以来，德国通过兴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提升工业经济效能；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实现鲁尔等传统资源依赖型工业区向新型工业区过渡；在保证煤炭、钢铁、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老牌部门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倾力抢占汽车、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电器电子等新型产业的制高点。德国凭借强势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通过构筑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获取对其他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并弥补内需的相对稀缺。截至2009年，德国已连续七年保持世界出口冠军。
德国出口订单自2009年末转负为正，此后实现强有力涨幅，并成为拉动2010年德国GDP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由施罗德时代开启并由默克尔总理推进的有关劳动力、就业市场与社保机制的改革显著缓解了长期困扰德国制造业的单位附加工资过高的难题，有利于以较低成本博得比较价格优势，这对于扩大市场份额至关重要。其次，各国于金融海啸期间纷纷制订经济刺激计划，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量投资，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抬升消费。再次，受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广大投资者、消费者对欧元的前景普遍悲观，造成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异常疲软，屡创新低。以欧元标价的德国商品变得更为廉价，对欧元区的出口突飞猛进。2010年，72%的德国出口货物流向了欧洲。[6]
(二)卓有成效的结构改革。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国家典型的德国饱受“德国病”困扰，具体呈现为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高赤字、高国债、高通胀、高失业率、低投资、低增长。结构弊端逐渐成为德国缔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最大桎梏，各界要求推动结构改革的呼声渐趋强烈。然而受制于选票政治、福利刚性等变量影响，历届联邦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着“德国病”愈演愈烈，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日益损耗，已严重制约德国构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前总理施罗德以罕见的战略视野与政治魄力推行“2010议程”及“哈茨Ⅰ—Ⅳ”的一揽子改革计划，通过减税、降息等手段提高公民、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并刺激消费与投资；加大对科教领域的投资；降低失业金的发放力度;延缓养老金的增长基准。默克尔继任后，坚持施罗德改革的精髓，创设微型工作、迷你工作、短时工作等新颖就业样式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尽管结构改革的内部阻力空前，但是德国在降低制造业成本、节约社保支出和缓解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针对性极佳的危机应对措施。金融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政府迅速通过了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及两套经济振兴计划，涉及投资、减税费、保就业、信贷与担保等各方面。
德国的危机应对措施较之美、中等国具有规模小、退出早的特点，但是微观效果却令人瞩目。以短时工作和轿车以旧换新为例：2009年联邦劳动服务局共为短工补贴支付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2010年为此项计划支出47亿欧元，保住工作岗位53万个；政府为以旧换新补贴50亿欧元，截至2009年9月共有200万人利用了这项补贴。[7]德国在面对金融海啸时必须处理好一对矛盾：短期内为防止衰退不得不倾向凯恩斯主义以刺激经济，但长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同增量性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通货膨胀，此外赤字与国债水平的超标亦难以扭转。故而退出战略成为两难困境中的平衡点，德国恰逢其时的退出，一方面确保金融救市方案、经济振兴计划的成效，另一方面避免通胀预期陷入长久低迷。
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措施
一、起初持消极立场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一改往日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姿态，置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呼声于不顾，甚至作出欲将希腊踢出欧元区的强硬表态。德国之所以回应冷淡主要源于法律限制、自身财力与国情民意。首先，按照欧盟及德国相关法律，除非欧元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不得不救援欧元区成员国，否则有可能招致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的违宪申诉。其次，受沉重的“统一负担”、福利国家运转的高成本、超标的赤字及国债率的拖累，德国财力亦相当吃紧。再次，国内民众对于希腊利用欧元区提供公共物品的契机“搭便车”及结构改革所引发的幸福感下降等颇感不满。民意带动选票的逻辑牵制了政府的决策意志，令默克尔内阁顾虑重重。
二、恶化后才出手相救
德国态度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它们迫使默克尔政府放弃“孤立”情绪并扮演“欧洲奶牛”的角色。首先，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贯秉承让渡部分民族国家主权于欧盟的超国家主义的联邦情结。统一后为打消周边邻国的疑惧，科尔总理以欧元替代马克，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扫清障碍。欧元是欧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一旦崩溃，不仅德国20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更有可能葬送欧洲联合的事业。其次，德国自二战后奉行“never alone”的多边主义外交路线，在欧洲的框架下实现民族利益，德国要想重新跻身世界政治大国仍需欧盟助其一臂之力。再次，德国深知统一后随着“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个体身份的正常化，周边邻国对其疑虑有增无减，而国际舆论对“德国问题”再起也反应敏感，因此德国深恐坠入“欧洲的德国”抑或“德国的欧洲”这一陷阱。最后，德国希望以金钱换取在欧洲政治事务领域更大的话语权，逼迫当事国在财政整顿、金融监管等方面让步。除先前提及的外贸出口以外，德国金融系统还充当了“欧猪五国”的主要债权方，一旦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触发欧洲银行业崩盘，必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德国资本市场。
2010年5月10日，欧盟财长理事会决定设置额度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500亿欧元，欧盟、欧洲央行在欧委会协调下筹措600亿欧元，剩余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成员国分摊，德国承担1230亿欧元。同月，德国积极响应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救助希腊的倡议，根据谈判，希腊将在未来三年内获得总额1100亿欧元贷款，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300亿欧元，德国分担欧元区800亿欧元中的224亿欧元。其后在2010年11月通过的总额850亿欧元的爱尔兰救助方案、2011年5月达成的总额780亿欧元的葡萄牙救助方案，以及2011年7月获准的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中，德国均身先士卒。2011年9月29日，联邦议院以523票赞成、8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EFSF扩权法案，德国承诺将担保额从之前的1230亿欧元提高至2110亿欧元。
三、力推“德国模式”的财政政策
德国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源于欧洲货币联盟未能向财政联盟过渡，以致成员国在欧元体系内各行其是，独立的财政经济政策为滥用福利、超限透支、追求不可持续发展等恶性循环埋下隐患。唯有推广以财政平衡、货币从紧稳定著称的“德国模式”，才能渡过危机。2010年5月21日，德国财长在欧元稳定专门小组会议上提议：重新审视、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缩减或者取消给重债国的结构基金；冻结重债国的表决权；在必要时将屡教不改的重债国开除出欧元区；实行“有序国家破产”；在欧元区范围内推广德国的《平衡预算法》。[8]
为此，德国率先践行“债务刹车”以发挥领导示范效应。根据2009年引入的这一新赤字规则，从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0.35%，联邦预算自2010年始须年均节支100亿欧元，而州政府在财政转型期结束，即2019年后不得有赤字。这一举措引发欧盟国家强烈共鸣，希、爱、葡、西、意、英、法等国陆续出台财政紧缩方案，瘦身节支成为主流。此外，德国还接洽法国谋求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此举意在一箭四雕：一是便利欧元国在高度理性授权的平台上从事多边对话、协商与合作，逐步向区域财政治理转型；二是利用大国的威望与领导效应，迫使群龙无首的欧元区重归稳健增长之路；三是希冀借助欧洲“经济政府”实现全球化多极时代更加有利的体系地位，并提升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四是象征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预示欧盟在危机情境下并非被动应对，其机制具备自我调适的空间。
四、呼吁强化金融监管
德国在坚定抵制债务国建议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的同时，力促各大经济体关注金融监管真空。德国主张重新审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从业资质，使其业务流程公开化、公平化、公正化；建立欧洲独立的信用评估体系，防止受制于美国；全方位监控金融投资品、衍生品交易市场，防止“虚拟经济”过热；征收“金融交易税”、“银行税”，利用财税杠杆调节投资走向；在社会市场经济与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填补法制缺位，从速立法以适应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主张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以应对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对金融秩序的挑战，防止无孔不入的恶意炒作投机行为；加快以联邦金融监管局、中央银行为主体的监管架构的改革进程，着力面向新经济时代融合银行、保险、证券三大主业的混业金融系统。
德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摒弃美国式单边主义顽疾，主张多元路径应对共同困局。一方面德国力主欧债危机的解决不能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强调欧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全球资本市场获得信誉担保方能达成币值稳定、汇率坚挺；另一方面德国拉拢新兴经济体以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除了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商的首要全球性论坛之外，匹兹堡峰会以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行配额，以及投票权分配改革是近期这一领域最主要的进步。德国让出0.35%的投票权，受益方主要是新兴国家，中国涨幅最大。总的来说，德国赞同通过改革投票权，增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愿意让出部分投票权给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殷桐生.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德国经济[M]//刘立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8.
[2] 出口和内需推动德国经济强劲增长[J].德国快讯, 2011,2:5.
[3] 德国经济表现超预期，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J].德国快讯2011,10:5.
[4] 德国经济开始降温[J].德国快讯，2011,16、17:7.
[5] 裘元伦.德国在欧债问题上的立场（下）[N].学习时报,2011-10-24(2).
[6] 数据来源联邦统计局：http://www.destatis.de/
[7] 史世伟.德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评析——特点、成效与退出战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 39-40.
[8] 童天齐.德国在欧元保卫战中的领导作用[M]//刘立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22.
德国当前的经济走势
一、德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金融市场遭受重创，实体经济受其拖累也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7%负增长，失业率升至8.2%，进出口率为3.4%负增长，[1]多项宏观数据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纪录，令默克尔内阁备受责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两套经济振兴计划，以及美国、日本、西欧、金砖国家等主要经济体企稳回暖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2010年德国经济全线飘红，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高达3.6%，出口涨幅达14.2%，失业率降至7.2%。[2]2011年第一季度德国GDP增长1.5%，[3]第二季度增长0.1%，尽管增速放缓但是依旧保持增长态势。[4]
德国是欧元区国家中最早实现强劲复苏和恢复性增长的经济体，在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德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引领全欧。
二、德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原因
（一）经济结构的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撒切尔、里根改革为标志，西方政坛逐步以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取代二战后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思潮，以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全球化促使资本、产品、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实现跨民族国家边界的自由流动，信息通讯技术的突破扩展了自两次工业革命以来所固化的，以工业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一统天下的一维模式，以因特网媒介为平台、诸种金融投资品及衍生品为标的物的“虚拟经济”异军突起。据统计，目前长期不受监管的金融品市场规模约达450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全年GDP的6—7倍。[5]
正值美国、欧盟渐趋向“经济金融化”转型之际，德国一方面适应虚拟经济的潮流调整其混业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坚定打造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长期以来，德国通过兴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提升工业经济效能；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实现鲁尔等传统资源依赖型工业区向新型工业区过渡；在保证煤炭、钢铁、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老牌部门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倾力抢占汽车、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电器电子等新型产业的制高点。德国凭借强势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通过构筑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获取对其他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并弥补内需的相对稀缺。截至2009年，德国已连续七年保持世界出口冠军。
德国出口订单自2009年末转负为正，此后实现强有力涨幅，并成为拉动2010年德国GDP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由施罗德时代开启并由默克尔总理推进的有关劳动力、就业市场与社保机制的改革显著缓解了长期困扰德国制造业的单位附加工资过高的难题，有利于以较低成本博得比较价格优势，这对于扩大市场份额至关重要。其次，各国于金融海啸期间纷纷制订经济刺激计划，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量投资，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抬升消费。再次，受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广大投资者、消费者对欧元的前景普遍悲观，造成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异常疲软，屡创新低。以欧元标价的德国商品变得更为廉价，对欧元区的出口突飞猛进。2010年，72%的德国出口货物流向了欧洲。[6]
(二)卓有成效的结构改革。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国家典型的德国饱受“德国病”困扰，具体呈现为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高赤字、高国债、高通胀、高失业率、低投资、低增长。结构弊端逐渐成为德国缔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最大桎梏，各界要求推动结构改革的呼声渐趋强烈。然而受制于选票政治、福利刚性等变量影响，历届联邦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着“德国病”愈演愈烈，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日益损耗，已严重制约德国构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前总理施罗德以罕见的战略视野与政治魄力推行“2010议程”及“哈茨Ⅰ—Ⅳ”的一揽子改革计划，通过减税、降息等手段提高公民、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并刺激消费与投资；加大对科教领域的投资；降低失业金的发放力度;延缓养老金的增长基准。默克尔继任后，坚持施罗德改革的精髓，创设微型工作、迷你工作、短时工作等新颖就业样式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尽管结构改革的内部阻力空前，但是德国在降低制造业成本、节约社保支出和缓解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针对性极佳的危机应对措施。金融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政府迅速通过了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及两套经济振兴计划，涉及投资、减税费、保就业、信贷与担保等各方面。
德国的危机应对措施较之美、中等国具有规模小、退出早的特点，但是微观效果却令人瞩目。以短时工作和轿车以旧换新为例：2009年联邦劳动服务局共为短工补贴支付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2010年为此项计划支出47亿欧元，保住工作岗位53万个；政府为以旧换新补贴50亿欧元，截至2009年9月共有200万人利用了这项补贴。[7]德国在面对金融海啸时必须处理好一对矛盾：短期内为防止衰退不得不倾向凯恩斯主义以刺激经济，但长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同增量性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通货膨胀，此外赤字与国债水平的超标亦难以扭转。故而退出战略成为两难困境中的平衡点，德国恰逢其时的退出，一方面确保金融救市方案、经济振兴计划的成效，另一方面避免通胀预期陷入长久低迷。
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措施
一、起初持消极立场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一改往日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姿态，置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呼声于不顾，甚至作出欲将希腊踢出欧元区的强硬表态。德国之所以回应冷淡主要源于法律限制、自身财力与国情民意。首先，按照欧盟及德国相关法律，除非欧元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不得不救援欧元区成员国，否则有可能招致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的违宪申诉。其次，受沉重的“统一负担”、福利国家运转的高成本、超标的赤字及国债率的拖累，德国财力亦相当吃紧。再次，国内民众对于希腊利用欧元区提供公共物品的契机“搭便车”及结构改革所引发的幸福感下降等颇感不满。民意带动选票的逻辑牵制了政府的决策意志，令默克尔内阁顾虑重重。
二、恶化后才出手相救
德国态度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它们迫使默克尔政府放弃“孤立”情绪并扮演“欧洲奶牛”的角色。首先，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贯秉承让渡部分民族国家主权于欧盟的超国家主义的联邦情结。统一后为打消周边邻国的疑惧，科尔总理以欧元替代马克，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扫清障碍。欧元是欧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一旦崩溃，不仅德国20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更有可能葬送欧洲联合的事业。其次，德国自二战后奉行“never alone”的多边主义外交路线，在欧洲的框架下实现民族利益，德国要想重新跻身世界政治大国仍需欧盟助其一臂之力。再次，德国深知统一后随着“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个体身份的正常化，周边邻国对其疑虑有增无减，而国际舆论对“德国问题”再起也反应敏感，因此德国深恐坠入“欧洲的德国”抑或“德国的欧洲”这一陷阱。最后，德国希望以金钱换取在欧洲政治事务领域更大的话语权，逼迫当事国在财政整顿、金融监管等方面让步。除先前提及的外贸出口以外，德国金融系统还充当了“欧猪五国”的主要债权方，一旦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触发欧洲银行业崩盘，必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德国资本市场。
2010年5月10日，欧盟财长理事会决定设置额度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500亿欧元，欧盟、欧洲央行在欧委会协调下筹措600亿欧元，剩余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成员国分摊，德国承担1230亿欧元。同月，德国积极响应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救助希腊的倡议，根据谈判，希腊将在未来三年内获得总额1100亿欧元贷款，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300亿欧元，德国分担欧元区800亿欧元中的224亿欧元。其后在2010年11月通过的总额850亿欧元的爱尔兰救助方案、2011年5月达成的总额780亿欧元的葡萄牙救助方案，以及2011年7月获准的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中，德国均身先士卒。2011年9月29日，联邦议院以523票赞成、8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EFSF扩权法案，德国承诺将担保额从之前的1230亿欧元提高至2110亿欧元。
三、力推“德国模式”的财政政策
德国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源于欧洲货币联盟未能向财政联盟过渡，以致成员国在欧元体系内各行其是，独立的财政经济政策为滥用福利、超限透支、追求不可持续发展等恶性循环埋下隐患。唯有推广以财政平衡、货币从紧稳定著称的“德国模式”，才能渡过危机。2010年5月21日，德国财长在欧元稳定专门小组会议上提议：重新审视、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缩减或者取消给重债国的结构基金；冻结重债国的表决权；在必要时将屡教不改的重债国开除出欧元区；实行“有序国家破产”；在欧元区范围内推广德国的《平衡预算法》。[8]
为此，德国率先践行“债务刹车”以发挥领导示范效应。根据2009年引入的这一新赤字规则，从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0.35%，联邦预算自2010年始须年均节支100亿欧元，而州政府在财政转型期结束，即2019年后不得有赤字。这一举措引发欧盟国家强烈共鸣，希、爱、葡、西、意、英、法等国陆续出台财政紧缩方案，瘦身节支成为主流。此外，德国还接洽法国谋求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此举意在一箭四雕：一是便利欧元国在高度理性授权的平台上从事多边对话、协商与合作，逐步向区域财政治理转型；二是利用大国的威望与领导效应，迫使群龙无首的欧元区重归稳健增长之路；三是希冀借助欧洲“经济政府”实现全球化多极时代更加有利的体系地位，并提升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四是象征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预示欧盟在危机情境下并非被动应对，其机制具备自我调适的空间。
四、呼吁强化金融监管
德国在坚定抵制债务国建议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的同时，力促各大经济体关注金融监管真空。德国主张重新审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从业资质，使其业务流程公开化、公平化、公正化；建立欧洲独立的信用评估体系，防止受制于美国；全方位监控金融投资品、衍生品交易市场，防止“虚拟经济”过热；征收“金融交易税”、“银行税”，利用财税杠杆调节投资走向；在社会市场经济与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填补法制缺位，从速立法以适应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主张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以应对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对金融秩序的挑战，防止无孔不入的恶意炒作投机行为；加快以联邦金融监管局、中央银行为主体的监管架构的改革进程，着力面向新经济时代融合银行、保险、证券三大主业的混业金融系统。
德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摒弃美国式单边主义顽疾，主张多元路径应对共同困局。一方面德国力主欧债危机的解决不能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强调欧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全球资本市场获得信誉担保方能达成币值稳定、汇率坚挺；另一方面德国拉拢新兴经济体以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除了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商的首要全球性论坛之外，匹兹堡峰会以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行配额，以及投票权分配改革是近期这一领域最主要的进步。德国让出0.35%的投票权，受益方主要是新兴国家，中国涨幅最大。总的来说，德国赞同通过改革投票权，增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愿意让出部分投票权给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殷桐生.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德国经济[M]//刘立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8.
[2] 出口和内需推动德国经济强劲增长[J].德国快讯, 2011,2:5.
[3] 德国经济表现超预期，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J].德国快讯2011,10:5.
[4] 德国经济开始降温[J].德国快讯，2011,16、17:7.
[5] 裘元伦.德国在欧债问题上的立场（下）[N].学习时报,2011-10-24(2).
[6] 数据来源联邦统计局：http://www.destatis.de/
[7] 史世伟.德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评析——特点、成效与退出战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 39-40.
[8] 童天齐.德国在欧元保卫战中的领导作用[M]//刘立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