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功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看来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就中了举，文名遍于京师，被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在幕中，大被信任，“肃顺奉之若师保”。
在清朝入关后的10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偌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的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帐。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帐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的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闿，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
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而且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度过了，迎来了“中兴”。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 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 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张鸣著 珠海出版社）
在清朝入关后的10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偌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的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帐。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帐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的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闿，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
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而且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度过了，迎来了“中兴”。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 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 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张鸣著 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