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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如果要评选2011年中国两会记者提问之最，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问题无疑会得到很多拥趸的支持。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2010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2011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2011年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 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
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2011年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2011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无诚信者必亡。’像生产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两会既是勾画和寻找中国未来一年政经发展轨迹的舞台，也是就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发生的焦点事件，“抓”负责的一线大员进行考问的最佳机会。所以，官员如何应对记者的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一走了之者”明显变少，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苏荣的表态，令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微博上赞许苏荣“更务实”。
务实，需要的当然不只是勇气，更要有底气。当时刚刚走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显然很有底气。
2011年3月8日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表示“会后打开围栏，大家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当维稳、财产公开、子女情况等众多问题一股脑涌来，张春贤还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这位主政湖南时就深得民心的书记，两会期间还在网上开了微博，成为第一个“织围脖”的省(区)委书记。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
对于铁道部新任部长盛光祖来说，前任刘志军落马的轰动效应令他自然成了媒体追访的焦点。除反复表示“刘志军案”不影响高铁建设速度外，盛光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亦毫不回避。
一位跑两会的记者在宁夏团碰到盛光祖后表示，敏感时期，本以为他不会轻易接受采访。会议中途休息，盛光祖还没起身，该记者就上前递出了自己的名片，提出想采访他。“接下名片，他爽快地答应了。”而有关“高铁负债率”等问题，盛光祖亦毫不回避。
另一个和名片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身上。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前，苗圩很快被记者们发现。他主动走到采访区，询问记者“有什么问题”。散会后，众多记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褚朝新感叹，“从业 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直面敏感问题，还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热评，他就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7日，张平在记者会上针对一些地方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行为，张平“主动认错”。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向记者朋友做出检讨。”
事实上，同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两会前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已经提到。当时总理说：“我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居民用电。我们已经处理了一批干部。”从部长到共和国总理，不回避问题，且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真情实感和公众交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巧妙对外宣示政策
敢说话，会说话，还要巧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很多时候，官员说话不仅仅代表个人风格，其背后还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对外宣讲。2011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部分官员也可谓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2011年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刚回答完中国军费预算问题，就遭遇一名印度记者的追问：中方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欢迎来自“友好邻国印度”的记者提问后话锋一转，“中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远远低于本国GDP的2%。你来自印度，我相信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你肯定知道印度国防预算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据我了解，印度的国防预算远远高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2%。”
数字对比，一目了然，很多网民直呼这个答复“很给力”。
同样给力的宣讲政策，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代表团开放媒体参观会现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浓重的广东口音成为汪洋“调侃”的对象：“后面的记者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全听懂我们欧广源主任说的话?如果你们没听懂的话，谁还敢说广东‘推普废粤’?我們人大主任的普通话都讲成这水平，所以我们没有‘推普废粤’。”
让官方政策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不仅考验官员说话的技巧，也对其知识储备能力和平素的学习提出了要求。所以，说得好，关键还要先做得好。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
当亲民的官话从两会上流传开来，很多人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两会后，官员说话还会如此亲民吗?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员是否也能如此“亲民地发言”?
事实上，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近两年，媒体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都在入选之列。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而各地众多以“平安XX”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断尝试着网络语言的方式与网民互动，微博办公。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郑宇民就裸捐、富二代、拉闸限电和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作答，言谈幽默风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不官话不套话，赞一个。”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风格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
同样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某省领导在面对记者大谈当地十二五规划时，突然听到有记者询问当地某名牌产品涨价问题，却选择了“拔腿就走”。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至于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的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资深评论员刘洪波则在评论中指出，真实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实的官话，必然使官话与民话之间的差别缩小。如果仅仅是让官员改变语言风格，作用不会大，只有改变社会治理的办法，狭隘意义上的官话才会自然慢慢消除。
“正是人家不解的问题，我们回答起来，意义才特别大。老让人家赞扬幸福，有什么意义?”
2011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曾这样告诉媒体。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2010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2011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2011年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 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
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2011年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2011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无诚信者必亡。’像生产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两会既是勾画和寻找中国未来一年政经发展轨迹的舞台，也是就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发生的焦点事件，“抓”负责的一线大员进行考问的最佳机会。所以，官员如何应对记者的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一走了之者”明显变少，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苏荣的表态，令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微博上赞许苏荣“更务实”。
务实，需要的当然不只是勇气，更要有底气。当时刚刚走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显然很有底气。
2011年3月8日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表示“会后打开围栏，大家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当维稳、财产公开、子女情况等众多问题一股脑涌来，张春贤还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这位主政湖南时就深得民心的书记，两会期间还在网上开了微博，成为第一个“织围脖”的省(区)委书记。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
对于铁道部新任部长盛光祖来说，前任刘志军落马的轰动效应令他自然成了媒体追访的焦点。除反复表示“刘志军案”不影响高铁建设速度外，盛光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亦毫不回避。
一位跑两会的记者在宁夏团碰到盛光祖后表示，敏感时期，本以为他不会轻易接受采访。会议中途休息，盛光祖还没起身，该记者就上前递出了自己的名片，提出想采访他。“接下名片，他爽快地答应了。”而有关“高铁负债率”等问题，盛光祖亦毫不回避。
另一个和名片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身上。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前，苗圩很快被记者们发现。他主动走到采访区，询问记者“有什么问题”。散会后，众多记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褚朝新感叹，“从业 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直面敏感问题，还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热评，他就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7日，张平在记者会上针对一些地方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行为，张平“主动认错”。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向记者朋友做出检讨。”
事实上，同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两会前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已经提到。当时总理说：“我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居民用电。我们已经处理了一批干部。”从部长到共和国总理，不回避问题，且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真情实感和公众交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巧妙对外宣示政策
敢说话，会说话，还要巧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很多时候，官员说话不仅仅代表个人风格，其背后还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对外宣讲。2011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部分官员也可谓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2011年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刚回答完中国军费预算问题，就遭遇一名印度记者的追问：中方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欢迎来自“友好邻国印度”的记者提问后话锋一转，“中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远远低于本国GDP的2%。你来自印度，我相信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你肯定知道印度国防预算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据我了解，印度的国防预算远远高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2%。”
数字对比，一目了然，很多网民直呼这个答复“很给力”。
同样给力的宣讲政策，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代表团开放媒体参观会现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浓重的广东口音成为汪洋“调侃”的对象：“后面的记者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全听懂我们欧广源主任说的话?如果你们没听懂的话，谁还敢说广东‘推普废粤’?我們人大主任的普通话都讲成这水平，所以我们没有‘推普废粤’。”
让官方政策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不仅考验官员说话的技巧，也对其知识储备能力和平素的学习提出了要求。所以，说得好，关键还要先做得好。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
当亲民的官话从两会上流传开来，很多人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两会后，官员说话还会如此亲民吗?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员是否也能如此“亲民地发言”?
事实上，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近两年，媒体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都在入选之列。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而各地众多以“平安XX”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断尝试着网络语言的方式与网民互动，微博办公。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郑宇民就裸捐、富二代、拉闸限电和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作答，言谈幽默风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不官话不套话，赞一个。”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风格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
同样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某省领导在面对记者大谈当地十二五规划时，突然听到有记者询问当地某名牌产品涨价问题，却选择了“拔腿就走”。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至于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的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资深评论员刘洪波则在评论中指出，真实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实的官话，必然使官话与民话之间的差别缩小。如果仅仅是让官员改变语言风格，作用不会大，只有改变社会治理的办法，狭隘意义上的官话才会自然慢慢消除。
“正是人家不解的问题，我们回答起来，意义才特别大。老让人家赞扬幸福，有什么意义?”
2011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曾这样告诉媒体。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