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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
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
扬子江诗学奖，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
时间在那一年尚是缓慢的，口岸没有开放，道路没有修通，连电线杆也还没有架设，外界的信息被路途遥远和偏僻所阻隔，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人们多数是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边境上的木扎尔特，那里五分之三的面积是石头，五分之一的面积是白色盐碱地，剩下的五分之一奇迹般生长着黄金一样闪亮的旱田麦子，每到收割季节，空气中飘荡着干燥的熟麦子的气味。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的那一年，文化馆破天荒地派人到木扎尔特放映电影，那是一部和爱情有关的外国片子，片名麦维蓝已经记不起来，她从没有留意过片名和电影内容。她是利用暑假最后几天的时间，跟随放电影的希林一起来到木扎尔特的。一路上他们乘坐几乎散架的马车在彼此孤立、各不相连的石头小山中穿行，有一座山酷似乳房，看上去既挺拔又饱满。另一座，石壁被刀斧砍削过一样，裂开的缝隙里持续冒出粗大的白色烟柱，如一股妖气，遮蔽了半边天空。一只生有巨翅的大鸟在头顶盘旋，占据了另外半边天空。麦维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是石灰窑。”希林告诉她，这地方遍地都如烧过的石灰一样干硬，车轮碾过，噼啪作响，马蹄下的石头也随即化作粉末。他们忍着干渴和灰尘，好不容易走出石山林立的地形，接下来是更加枯燥的风景，地势开始向西倾斜，道路孤独地伸向一片裸露的灰色戈壁，而和邻国共有的查旦山脉横亘在仿佛永远到达不了的前方。
麦维蓝提议应该停下马车稍微休息一会儿，她觉得自己的屁股有可能已经颠成了两半。希林征询地看向赶马车的人。那是一个阴沉的达斡尔族中年人，长着鹰钩鼻的刀形脸始终裹在一层愁云惨雾里，厚重的黑色粗呢外套又硬又挺，活像乌鸦拢合着翅膀。凭着常年在外行走的经验，他知道此刻停顿在野地里是没有意义的，天即将黑下来，一轮圆月，仿佛巨灵，正一声不吭地从茫茫中升起，而身后遍布的石头山，宛如中世纪被阴风撕破的城堡，在光和影中幻象丛生。
麦维蓝因为达翰尔人沉默的拒绝而暗自生气，自从他们下了汽车，把一箱一箱放映器材搬上他的马车，就像是上了贼船，一路上达斡尔人吝啬水壶里的水一样吝啬着自己的语言，就算不得已开口说话，也说得极其简短。听得出，他的汉话说得词不达意，维吾尔语又带着达斡尔族聚居地——塔城山区的口音，听上去怪怪的，这也许是他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原因。因此漫长的路上只有马蹄铁与小石子摩擦发出的沉闷刺耳的单调声。马也因疲惫走得非常缓慢。有一次他们迎面遇见了几个赶着羊群转场的人，希林用哈萨克语向他们打听木扎尔特，他们抬起手臂指向地平线外的星空，仿佛木扎尔特从来就不在地球上，而他们的羊群，也将去往另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这些白色魔幻的影子将漫游于天边，漫游于人类的思想之外。
羊群走远后，他们的马车再一次形单影只地走在无尽的路上，道路两边也显得更加空旷，暮色中看不见一样高出地面的东西，更不用说可供人类居住的房屋。有一阵子麦维蓝简直怀疑木扎尔特是否存在。
但是，马车最终还是把他们带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道路走到这里就算是到了尽头。明晃晃的月光下面，国界线的那一边，是另一个国家的村庄和道路，房屋整齐，树木影影绰绰。
他们在打麦场卸下沉重的箱子，借来坎土曼挖坑埋好木桩，然后在两根歪歪斜斜树皮粗糙的木桩上挂起了白色银幕。从分散地赶来看电影的人粗鲁、有力、肩膀宽阔。他们席地坐在麦草上，用多种混杂的语言和手势交谈，通过银幕的微光，可以看见他们脸上变换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爆发，因为观众不能容忍电影里没完没了的亲吻。“一泡大牛屎。”他们用骂牲口的语言骂着电影，纷纷起身，扬起呛人的尘土打马而去。一个体形庞大的哈萨克人，离开之后又打马回来，暴怒地用鞭子抽打放映机，结果放映机痛苦地倒了下去，发电机也跟着一块遭了殃，不再发出输送电流的嗡嗡声。跟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希林对此一点不奇怪，既不拦阻，也无法劝说。他告诉麦维蓝不必为眼前发生的情况把眼睛睁得那么大，五十年代初，这些人的祖辈第一次看见解放军进疆的大卡车，大为惊异。那些绿色卡车一辆接一辆，像排队整齐的新式动物在公路上跑得飞快，当它们满身尘土地停下来休息时，解放军只给它们喂水，却不给它们东西吃。于是有人抱来苜蓿草想要找到卡车的嘴巴喂它吃下去，以免它被活活饿死。
打麦场眨眼变得空荡荡，麦维蓝来不及弄明白那些人的去向，他们肯定不是来自木扎尔特的，木扎尔特那么小，只有五座屋顶倾斜的土房子，根本容纳不下他们和他们庞大的马匹。而那些零星分散在旷野的看不见的房子，又着实令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在这里就是这样，两户人家间的距离，像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那么远。”希林说。站在半米远的麦维蓝听不清希林说话，牛奶白的月光又浓又厚，阻碍着声音的正常传递。而遍地凌乱的麦草在脚下闪闪发光，一切像是不真实的幻觉。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片静谧的月光下，国界线的那一边，正涌动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大解体，一个庞大的国家稀里哗啦就破碎了，分裂出许多小国家来。国界线那边的口岸一夜之间更换了国旗，军队也更换了军服，新面目的边防军向这边吹口哨，扔香烟，以示对自己崭新国家的庆祝。而这边也稍有回应，先是开通了两国互换牲口的协议，边界上的牲口常常无视国界线的存在，吃草吃着吃着就吃到了另一个国家。以前双方均以侵略者的罪名对待这些牲口，在关系紧张的六七十年代，这些牲口甚至被怀疑成派遣到对方的特务。现在每星期两次，由边防军负责进行交换，让它们平安回到各自的国家。双方也借此开始了交往。早在三十多年前这里就曾是中苏两国友好时期临时的过货点，更早的时候是清政府以便中俄两国通关而设立的简易都护府，如果时间早到大唐或汉，这里是丝绸之路西域北道上的一个驿站。现在小规模的边民集市又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两国先是开通了贸易，在木扎尔特尘土飞扬的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俄罗斯银首饰，紧身掐腰呢子大衣，花色鲜艳的布拉吉，银色狐皮围领，宽大的羊毛披肩，还有一桶桶的格瓦斯酒。紧接着中国的蔬菜、水果、布匹，甚至南方沿海地区新潮的服装，浙江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也远道运来。直到有一天两国正式颁布口岸通商，双方开始突击修建公路，让装满金属边角料和中亚棉纱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摇摇晃晃地从那边往这边开来。少数车上是解体工厂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型机器。大炮管道、废弃的坦克履带也夹杂其中。听说有人甚至在做乌克兰核武器的生意。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早已如火如荼的商业大潮一路磨磨蹭蹭，像一列极慢的火车，在晚点了许多年后终于到达了最边远的西部地带。口岸的开通让伊犁州政府眼睛发亮，他们决定让这个死去多年的驿站再度活过来，并让它尽可能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按照他们的蓝图，要在半年之内架设电线，一年之内输送自来水，两年之内修建成一条从伊宁市通往木扎尔特的二级公路，还要在木扎尔特设立管理委员会，盖起仓库、货场、边民互贸市场以及上百间店铺。各种检查检验机构也要一应俱全。在政府的大肆鼓励下，木扎尔特一下子大出了好几百倍，新盖的房子一排一排，红色屋顶一律向西倾斜，在阳光下生气勃勃地向广阔的荒野铺展开去。五座旧房子成了遗址，屋主先后离开，不知何人栽下的三棵沙枣树每年五月依旧开着香气迷醉的沙枣花。 麦维蓝觉得木扎尔特就是一个梦幻一样的地方，一座干旱陆地上突然出现的海市蜃楼。在以后的很多年，它有时候在她体内漂浮，有时候在她身外存在。偶尔她会奇怪地想，它是否会像月光下打麦场上的人群一样，呼啦啦涌来，又呼啦啦隐退到什么地方，甚至有一天它会从地表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也说不定。
邻国解体的大震荡，余波无可避免地延伸到麦维蓝生活的城市，五十年代曾在伊宁市斯大林街卷着舌头说话的俄罗斯人再一次成群地出现，经济崩溃的诸多中亚小国家，开始了近乎疯狂地抢购中国物品。俄语一时成为最紧要的语言，各种俄语培训班雨后的狗尿苔般冒出来。希林因为一口流利的俄语，被文化馆领导安排去当俄语培训班的老师。
麦维蓝跟着希林学会的第一句俄语是“我爱你”。
那一年麦维蓝十四岁，和麦维红不再彼此酷似。但两人之间无法分辨的共同点依旧是麦妈遗传的猫一样的大眼睛。在她们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几乎无法分清谁是谁。麦妈给大的取名麦维蓝，小的取名麦维红，然后没有多久就把她们交给了邻居寡妇照顾。这样，一对孪生姐妹在别人家一天天长大，她们叫邻居家好脾气的锡伯族女人大妈妈。大妈妈为了分清楚她们，费尽脑筋。孪生姐妹在刚会说话的时候如此相似，又极其顽皮，大妈妈喊麦维蓝，两个一起答应，大妈妈喊麦维红，两个也一起答应。她们咯咯咯地可爱地笑成一团，像发明了一样好玩的游戏。更大一点的时候，她们偷偷互换皮筋和鞋子。那是大妈妈为了区分她们特意制作的，麦维蓝扎蓝皮筋，穿蓝色扣子的布鞋，麦维红扎红皮筋，穿红色扣子的布鞋。上学后游戏开始升级，她们互相叫对方自己的名字，作业本和考卷上也写对方的名字，趁着下课的时间她们还迅速地调换座位，以此作弄同学和老师。不仅大妈妈为此大为头疼，麦妈也十分光火，她这个母亲实在无法准确无误地分清楚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两个小人，她忙于小儿子的出生和许多自己未能实现的宏图大志，根本无暇顾及此类琐碎的小事情。时常发愁的人是大妈妈，她想起越剧《鲤鱼精》，里面两个一模一样美丽的鱼精令人真假难辨。她苦于自己没有一双包公的眼睛来区分。
“两个疯丫头子。”大妈妈的儿子希林说。很多时候只有比她们大八岁的他才能分清楚她们。从孪生姐妹开口说话的时候开始，麦维蓝从来只叫他哥哥，而麦维红叫他希林。
直到有一天，孪生姐妹中的一个爬到清真寺门前的杏树上摘青杏子，踩断了一根树丫，伊玛目很生气，拄着拐杖上门告状，当他看见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克丝一左一右躲在锡伯族女人的背后，年老的伊玛目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嘴里发出惊叹：“胡大诶！胡大诶！”然后摇晃着身子走出了核桃树和苹果树浓荫覆盖的院子。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有一次是翻墙的时候摔坏了回族邻居马忠义老汉的花盆，没人分得清是两个中的哪一个干的。更严重的一次是追得几只路过的羊惊慌失措地奔逃，结果一只山羊跳上围墙，然后重重摔下来，断了一条腿，无法和其他的羊一起跟随转场的畜群去天山深处的春牧场，只能被一根绳子拴在苹果树下哀哀地惨叫了一个夏天。
麦妈不得不做出决定，领回一个，以便更好地区分开来严格管教。那时候她们的弟弟已经被送回上海，他将在那里成长，最终成为麦妈所希望的上海人。
被领回去的是麦维红。麦妈认为麦维红既然晚出生了几分钟，就理应得到自己更多的照顾。大妈妈看着剩下的麦维蓝暗暗叹气，她无法确定她们是否早已互换了身份。她们换来换去的叫对方的名字，除了她们自己，谁还能真正弄得清楚她们到底是谁呢？
一对孪生姐妹的差异在分开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麦维红在麦妈的教导下越来越安静，留长了头发，穿起了长裙，每天下午拿一把喷壶在廊檐下浇花，那些夜来香、玫瑰、天竺葵、玻璃海棠、鼠尾草摆满了窗台和长长的廊檐。后来麦维红开始学琴，那是一种古怪的琴，叫卡龙琴，专门用来演奏木卡姆的。琴身用桑木制成，左曲右直，面板上有许多圆形小音孔，琴轴却是用兽骨做的，看得出这是一张出自民间工匠的手制作的琴，粗朴、笨重，但琴色很不错。麦维红每天坐在廊檐下，赤脚，披发，左手在揉弦器上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半年后，麦维红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双弹、多弹和快弹的手法。
麦维蓝还是老样子，放学的时候跳跃着扑进门，惊得院子里的母鸡纷纷逃窜。中秋节大妈妈抓了一只公鸡，准备宰杀了吃肉，麦维红担心割脖子的时候公鸡会疼，偷偷溜回家拿了麦妈存放了好多年的伊力特老窖给公鸡灌下去，结果公鸡踉踉跄跄，脸红脖子粗，周身羽毛乍起，趁着酒力一下子飞到了高高的核桃树上，接下来它蹲在那里，像一只传说中的鸾鸟一样一声接一声地啼鸣，直到夜晚月亮升上了浓密的树梢，圆盘一样衬托着酒醉的公鸡。
自从麦维红被麦妈带走之后，大妈妈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她想象得那么严重。麦维蓝白天依旧疯玩，只有到了听见麦维红弹琴的时候，她才安静下来。隔墙传来的琴声，下午的光线一样缠绕在葡萄架上，麦维蓝坐在葡萄架下的小饭桌旁，摆出弹琴的姿势，左手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仿佛琴声出自她的指下而不是隔壁。等墙那边的琴声戛然而止，她才会醒过来般站起身。到了晚上，麦维蓝抱着小枕头在各个房间里游荡，无论大妈妈怎样哄劝，都不能使她上床安睡。有一天希林深夜回来，见小女孩骑在一棵冰糖果子的树杈上，像鸟一样地缩着脖子睡觉。又有一天，小女孩顺着果树爬上屋顶，靠着烟囱睡着了。
大妈妈决定带麦维蓝去伊犁河那边，她的娘家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向萨满寻求解决的办法。麦维蓝像一只要被送到屠宰场的羊一样满院子奔跑，最后爬到一棵高高的树杈上不肯下来。大妈妈只能独自去察布查尔，回来后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按萨满的吩咐在大门外挂上红布条，将喜利妈妈从上屋西北墙角的纸袋子里取出，那是一根九股线绒绳，上面系着小弓箭、小摇篮、小靴子、铜钱、红布条和被称作“比式”的羊骨头。大妈妈将此物从房子的西北角一直挂到东北角，最后，她偷偷往麦维蓝口袋里塞进一样东西，那上面沾附着萨满的符咒和神谕。 这些东西对麦维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后来，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希林身上，像一只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一样缠上了他，一切才算恢复了正常。希林那时候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文化馆下属的电影院放电影。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有着白杨树般挺拔身材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外套敞开着，被风吹得鼓胀起来，如一只夜间飞行的大鸟，无声地滑过睡梦中的斯大林街，然后经过绿色拱顶的清真寺，拐进白杨树笔直的羊毛胡同。胡同又深又长，两旁整齐的平房是五十年代苏联人留下的，曾经居住着一些援建中国的苏联专家，因此建造得十分讲究，有苏式建筑的尖屋顶，宽敞的门窗和漂亮的廊檐，还有修剪整齐的花园。苏联专家撤走后，后来居住的人按自己民族的习惯对花园进行了改造，维吾尔人把花园改造成果园，种上苹果树、杏树、石榴树、核桃树，让高大的浓荫覆盖了房前屋后。蒙古人和哈萨克人把花园改造成牲畜棚，养一头奶牛，或几只大尾巴绵羊。汉人和回族人则把花园改造成菜园子，种着爬藤的黄瓜、洋柿子、豆角和一些不爬藤的草莓辣椒。锡伯族人的院子是最杂乱的，就像希林家，葡萄架下摆放着吃饭的小木桌，果树空余的地方种着韭菜和芫荽，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洋柿子和辣椒，为了分清楚每一畦菜地的界限，在其间又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后院还搭了个鸡棚，有一年还养过一头阿尔巴尼亚羊挤奶给孪生姐妹喝。麦妈戏称希林家的院子是一派新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美好景象。整个胡同只有麦妈家保留着花园原来的样子，除了冰雪覆盖的冬季，其余三个季节花园中开放着各种花朵，有时候一样开谢了，另一样紧接着开放，从来没有中断过。麦妈还保留了客厅里那面高大的壁炉，每到冬天，麦妈就捎信给远在果子沟林场的麦场长，提醒他别忘了带回烧壁炉的松木劈柴。
很多次，希林在羊毛胡同的尽头打开大门，看见麦维蓝坐在院子里的矮板凳上等他，怀里抱着小枕头，眼睛像猫眼一样在黑暗中放光。他不得不把她背在背上，在星光疏漏的葡萄架下来来回回地走，直到她发出小动物熟睡的鼾声。
后来希林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毛茸茸的小动物所依赖的感觉。麦维蓝每天上学出门前都会把脚伸到他面前，让他帮着系鞋带。有时候是让他帮她梳头，拉上连衣裙后面的拉链，或者让他弯下腰替她吹眼睛里的沙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希林意识到应该和她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尽量避免和她的身体接触，拒绝背她，不再允许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即便是刮大风的黑夜也不可以。“没有谁家的姑娘老大了还和哥哥睡在一起。”希林说。对希林的话麦维蓝不以为然，她依旧在让她感觉害怕的夜晚，抱着小枕头，赤脚穿过一个个房间，奔向呼啸动荡的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安全岛。希林无计可施，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掀开被子容留她避难，而是赶羊一样把她赶回自己的房间。有几回希林半夜醒来，发现小东西蜷缩在身边，在那里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柔软的毛发蹭着他的脖子和嘴唇，他无法控制地深吸她散发出的香甜气息，然而很快又会像遇见灾难似的远远推开她。小姑娘美丽的，没有危险的身体，差不多已经快有成年人那么高了，各部位却依旧不蔓不枝，仿佛幼嫩的小树林，充满了成长过程中各种青葱的标志，弄得他有些茫然和慌乱。有几次，小姑娘在黑暗中醒来，她由衷感到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希林难过地躲避在床角，身体的姿势因紧张而僵硬地弓着，就像一张拉开的弓，箭在绷紧的弦上，他得努力控制才不至于伤害到她。如果小姑娘是在清晨红尾鸟的鸣叫声中醒来，她看见自己乱蓬蓬的头发铺满枕头，半边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少女肌肤上裸露的微光让她突然从蒙昧的状态中醒过来，内心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女人的羞涩。她急忙把身体缩回到被子里，却在那里意外地触碰到希林异样的身体，仿佛有什么不明之物从他的身体上一夜之间长了出来，如他唇上一夜之间邪恶地生长出来的胡子。他向上伸展的手臂，也暴露出腋下黑草一样油亮茂盛的腋毛，那里弥漫着雄性的气味。麦维蓝像猫一样伸长懒腰，一点一点移动过去，好奇地紧盯着希林，最后她发出咯咯的可爱的笑声，她用头发梢拂动假装熟睡的希林，试探地用嘴唇触碰他的胡子，然后干了坏事般快速地缩回身去。她全然不知希林要靠怎样惊人的忍耐力，才能困窘地努力控制住想要发抖的身体，她也无法体会，他腹中的重负是怎样地让他绝望，让他深深地挫败，甚至是羞愧。他从此一心想要在工作中逃避，一本一本地阅读厚厚的俄语书，假装沉迷于枯燥艰苦的学习，之后他又随便找了个脸上有雀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过程无滋无味，时常无缘无故冷落对方，最终毫无道理地分手。
就在去木扎尔特放映电影的那个冬天，天气有史以来的恶劣，先是大风、暴雪、果子沟封山、公路封道，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经过伊犁河谷，天山以北开始了大幅度的降温，冬牧场的牛羊大批被冻死，伊犁河像一条冻僵的大蟒蛇趴在了那里，天气冷得滴水成冰，门几乎被冻住无法打开。麦维蓝上厕所的一小会儿工夫，就把手冻成了鸡爪，系不上裤带。她提着裤子跑到希林面前请求帮忙。麦妈当时在场，又惊又怒，当下决定这个女儿也到了必须跟自己回家进行严加管教的年龄。
这时候麦维蓝跟麦维红不再那么相像，麦维蓝微胖，头发乌黑，皮肤闪亮，像小牲口一样浑身充满活力且双腿擅长弹跳，吃黄瓜的时候牙齿洁白，发出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麦维红刚好相反，略瘦，脸色苍白，表情僵硬，那是因为在换牙的过程中麦维红的牙齿变得狗牙一样参差不齐，她得十分小心地抿着嘴才不至于暴露。
“你这人真奇怪，看上去有气无力，一副快要死的样子。”麦维蓝说。
麦维红则对麦维蓝皱起眉头。
“不要把脚放在门槛上。”
“不要靠在壁炉旁。”
“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麦维红替麦妈担当了纠正麦维蓝的工作。麦维蓝每一次听到这样的劝告，都会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吃惊得鼻子都不会呼吸了。
有一天，麦维红对麦维蓝说：“我真奇怪我会和你是孪生姐妹。”
麦维蓝说：“其实也没那么奇怪，大妈妈家那只母羊生的两只小羊就是这样，一只是白的，另一只其实也是白的。”
一整个冬天麦维蓝都无所适从，困兽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为了不让木地板发出声音，她不得不赤脚，学猫用柔软的脚掌着地行走。那种木地板也只在这种苏式的建筑物里才会有，木板又厚又陈旧，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也会让它发出带有回音的声响，仿佛那声音来自很深很黑的地底下，或者那里囚着一头远古而孤独难耐的野兽也未可知。 麦维蓝眼睛里开始有了不为人知的忧伤。那时候麦维蓝还没有来月经，但是麦维红已经在两年前就来了，她在麦维蓝面前极力表现出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穿毛料的方格子长裙，弹琴的时候还要特意裹上麦妈深灰色的羊毛大披肩。因为是冬天，麦维红改成在壁炉前弹奏卡龙琴，壁炉里燃烧的松木劈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房间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一股松木死去的淡淡的味道。跳动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麦维红的脸。麦妈对这样的情景很是满意，有时候她会忘记时间，长久注视着麦维红，仿佛坐在那里弹奏的是她自己。麦妈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从上海来支边，邂逅了同样从遥远莫斯科来支援中国建设的年轻医生，友谊医院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友谊医院旁边的绿洲广场，每天晚饭后成了苏联专家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拉手风琴，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那时候中国人会跳交谊舞的几乎没有，挤进去凑热闹的是些大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们天生酷爱跳舞，听见音乐就身不由己，哪管节拍和舞步是否协调，交谊舞的曲子，配上他们晃动脖子抖动肩膀的新疆舞蹈麦西来甫，那种滑稽的结合，引得围观的人大笑不止，一场舞会被搅得不伦不类。中方领导认为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严重到有可能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于是紧急派出医院的年轻姑娘学跳交谊舞，以便每个苏联专家都能有一个舞伴。那时候麦妈在兵团农四师医院当护士，因为来自洋气的大上海，自然也在医院派出的人之中。她的舞伴是年轻医生，两个人除了一曲接一曲忘情地跳舞，还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在杨树成排的深夜的斯大林街散步。后来风云突变，两国关系紧张，苏联专家们一夜之间撤走，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接下来的几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自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苏漫长的边界，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女知青在一片打倒苏修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暗自伤心了将近十年才缓过神来。她遇到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时候，他刚以一个排长的身份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天西林业局下面一个林场的场长，并分得了一套苏联专家留下的房子。女知青正是因为这座苏联风格的房子和麦场长结婚的。在想象里，她是和那个莫斯科的年轻医生，按苏联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无情的现实却是，她不得不忽略那个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麦场长，曾经的麦排长，是对苏战斗的英雄，著名的“塔斯提事件”发生时，正是这个排长带领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赶到并开火还击。当时在牧区放牧的支边女知青无端被苏军开枪打死，在附近巡逻的麦排长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拔枪还击，因此立功，也因此受到批评，提早转业。
教麦维红弹琴的是伊犁河边看苹果园的一个叫法拉比的老人。在女知青被思念和绝望苦苦煎熬的那些年的一个春天，苹果花开得铺天盖地，这个承受着爱情离别却又无处倾诉的女知青，独自跑到伊犁河边望着流向苏联的河水无限哀伤地坐了一下午，返回的时候，女知青路过一座苹果园，听见有人在繁花深处唱歌，歌声悲怆，像清亮的雪水冲下帕米尔高原，又像茫茫戈壁的烈日下孤独行走的人突破重压发出的呐喊。
女知青沿着苹果园的土围墙走了大半圈，找到一个用沙枣木阻挡的缺口，她小心地避开木头上长长的尖刺，钻了进去。接下来她在飘洒着冰凉花瓣的苹果园里跌跌撞撞地走了许久，时而迷路，时而驻足倾听，歌声始终清清楚楚地缠绕在大团的白色花朵间，似乎就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唱歌的人，她感觉到自己正被某种奇异的魔力所控制，忍不住想要放声痛哭一场，就在她想要找到缺口出去的时候，却一转身看见了一群衣衫灰暗的人，围坐在一棵树冠如云的苹果树下唱歌，他们用力地跺着地上的尘土和落花，歌声起伏，合声呼应。盘腿坐在中间弹奏卡龙琴的清瘦老人，正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木卡姆歌手法拉比。他指下碎裂般的琴声苹果花一样纷飞、坠落。
法拉比老人当时年岁已经很大，有人说他七十多岁，有人说解放前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给麦维红教琴的时候法拉比老人看上去依旧是七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清瘦，头戴黑色丝绒绣花小帽，旧靴子外面永远穿着一双黑色套鞋，进门的时候，他把套鞋脱在门边，显得极其礼貌。他来的时候也永远是乘坐马车而来，那是一辆铺着红毯子的马车，蓝色天鹅绒的顶棚边缘挂着黄色流苏，马笼头上悬着装饰物，但是没有铃铛。这样的马车那时候已经不多，因为不被允许在大街上出现，只能在小胡同里或城市的边缘行走，偶尔捎一两个搭车的人，马蹄哒哒，不慌不忙。
尽管麦维蓝和麦维红已经不再那么相像，法拉比老人还是不停地把她们混淆。他要求麦维蓝端正地坐在卡龙琴前，纠正她的指法、节拍、音阶和调式。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练习了很多年卡龙琴的演奏者，在每一首曲子的演奏中都错误百出、手忙脚乱。麦维蓝恨自己不是蜈蚣，有用不完的左手和右手。
“胡大诶，你一定是生病了。”老人有时候会怜悯地摇着他的头。
孪生姐妹又一次玩起了互换身份的游戏。这让她们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她们为毫不费力地骗过老人而偷乐。一段时间以后，麦维蓝已经能和麦维红弹得一样好，甚至在某些难度较高的地方，比麦维红领悟得更准确。在夏天接近尾声，苹果快要成熟的时候，法拉比老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果园，他要赶走跳进围墙偷果子的调皮巴郎，要捡拾被风吹落的果子，用小刀把它们削皮，切成片，晾晒成苹果干。孪生姐妹于是商量，两个人轮流去果园弹琴。
第一天，麦维蓝弹奏了《纳瓦木卡姆》第三达斯坦的第一乐段，她把V级音2升高了四分之一音，结束的时候以7为结音。第二天麦维红也弹奏了同样的乐段，法拉比老人指出她弹奏得和昨天不一样。昨天的弹奏法是民间的、野性的，也是挥霍的，接近南疆刀郎木卡姆的味道，今天则是华丽的哈密宫廷木卡姆风格。孪生姐妹觉得，老人并非弄不清谁才是他真正的学生，他极有可能是故意混淆她们的。木卡姆面临失传的危险，老一辈知晓整套十二木卡姆音乐的人，除了法拉比老人自己，别的已相继凋零，每年春天，再没有人围坐在开花的苹果树下大声地弹琴唱歌。那些宝贵的传统音乐，正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知道木卡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弹奏或唱。人们对木卡姆的遗忘让法拉比老人忧心忡忡，多一个人学唱，也是好的吧，更何况麦维蓝对木卡姆有着如此惊人的天赋。 等麦妈明白过来自己被一对孪生姐妹所愚弄的时候，这种游戏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她看着她们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是恼火，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人分开，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道以后她们还会弄出什么离奇的事情来。也许谈恋爱的时候她们会假扮成对方轮流去约会也说不定。麦维红已经矫正了牙齿，麦维蓝发育之后反而瘦下来，两个人留起了一样长的头发，穿着一样的裙子，再次变得十分相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麦妈去木扎尔特送麦维蓝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上学，这三年麦维蓝按麦妈的意愿在一所学校专门学习俄语。一整个学期，她都得待在学校里，虽然学校离家并不远，但麦妈不怎么允许她回家，更不允许孪生姐妹和希林有过多的来往。其实希林那时候已经调往木扎尔特海关当翻译，他除工作之外整天还要忙于各种各样的翻译，帮某个公司谈一批钢材的价格，给新开张的大酒店签一份旅游合同，有时候是帮浙江老板把服装批发给奇缺物品的乌克兰商人。那些年木扎尔特经常可以看见的一幅景象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国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体形大于他三倍不止的穿着暴露的俄罗斯女人，她一半裸露在外的乳房足有篮球那么大。希林穿着海关服，即便是在大街上行走，也随时会被这样的陌生女人拉去当翻译，买化妆品，买糖果，买丝袜，买吊带衫，买红茶，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他们都会毫不选择地买了带走。有时候大街几乎成了自由市场，堆满了山一样的货物，有人手里一边数着卢布，一边在五色杂陈的货物间奋力地挤来挤去。
唯一保持安静的是最初的木扎尔特存留下来的五座老房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没有把它们拆掉。也许人们根本犯不着费那力气，四周多得是空地，曾经麦穗起伏的大片麦田也早已荒芜，再没有人会撅着屁股在烈日下的田间辛苦地劳作。他们随便圈一块地就可以大张旗鼓地盖房子，开店铺，然后一夜之间把身份从农民转换成商人。这一切发生在邓小平南行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国进行着。因为信息的畅通，木扎尔特在这一次的变革中也不曾落下步伐，当地政府努力地让这片荒寂的地方充满时代的气息，邮电局、卫生所、餐馆、酒店、车站、银行先后出现，最显眼的是海关，那座崭新的海关大楼就建在老房子的前面，每天，巨大的玻璃幕墙闪耀着蓝色冰块一样的火焰，投射在五座已经不再有人进出的老房子上。麦维蓝想起十四岁的那个夜晚，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打麦场，五座老房子像是漂浮在水中，新麦草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香泽。
她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年木扎尔特就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年，中哈两国政府同意口岸向第三国开放，木扎尔特因此具有了国际联运的地位。有着狗鼻子一样灵敏嗅觉的南方商人，在伊犁州政府卖力地招商引资下，以淘金者的冒险心态争相涌入，他们带来沿海浓重的商业气息和难懂的方言，把木扎尔特这个地图上无人问津的小圆点变成了集商贸、购物、旅游为一体的繁华城镇，每天大批货物在这里中转，国际邮件在这里进行交换，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关进出，一切呈现出任何时代也无法企及的喧闹和繁荣。就算是在大汉或盛唐，这里也仅仅是商队的歇息地，过往的商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连绵的帐篷中，烧茶的炊烟一股一股升起，金色夕阳照着成堆的茶叶和布匹，然而第二天商队过后，除了一两家孤独的客栈和遍地的马粪骆驼粪留下来，一切重又恢复远古的荒寂。如果是在清朝，中俄两国不时发生战争，这里更多的是狼烟四起的景象，清政府在界河边立下的一块石头就是最好的说明，青灰色大石的一面刻着士兵们英勇杀敌的经历，另一面则刻着清朝历代皇帝多次对他们嘉奖的事迹。如今宽宽的界河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就已干枯，除了尸体一样遍布的石头，整条河床干燥得简直能冒出烟来。听说两国政府正计划在这个地方合作铺设一条铁路，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将木扎尔特这枚弹丸之地发展成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那时候，谁又能想象得出这里会是一副怎么样的景象呢？
遥远时空的再现，现在的日新月异，将来的不可预知，在麦维蓝的脑子里交替出现，她无法弄清一个地方几度兴起到衰败，是否每一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这个词，在木扎尔特是三维立体的，它包含过去的重现、现在的穿插、未来的颠倒，也包括自己此时短暂的停顿。这一刻，亚细亚的群山正笼罩在金黄的阳光下，麦维蓝看着将要去的远方，无法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到过去，还是为了去往未来。她觉得不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是在世界的原地打转。
当麦妈看着麦维蓝跨过国界线，穿过一片尘土弥漫的空地，走向邻国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她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苏联人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闪亮的手表朝这边使劲挥舞，许诺只要一过去，就可以领到一块手表。很多人涌到边境，徘徊、犹豫、叹息、流泪。最终有少数人迈出了脚步，他们脸上是赴死般悲壮的表情。当年那个被爱情燃烧的女知青也想跟着他们过去，她在国界线这边站了一个星期，最后哭着鼻子返回了伊宁。
这一次麦妈在边境停留了大半天，希林带她走遍了每一条街道，在俄罗斯人的商铺里麦妈买了许多小东西，城堡式样的牙签筒，镶着假珠宝的首饰盒，沉重的金属小圆镜，还有俄罗斯红肠、大马哈熏鱼。中午他们在一家维吾尔餐馆吃拉条子和烤肉的时候遇见了羊毛胡同马忠义的老婆，这个头戴纱巾的回族胖邻居在木扎尔特租了店铺，经营胡椒粉、咖喱粉、孜然粉等各种调料。麦妈和胖邻居热切地聊了一中午，请她喝了正宗的俄罗斯格瓦斯酒，最后麦妈听信了这个颇有商业头脑的胖邻居的建议，她们在饭后一起去看了那个计划中的火车站，并决定在火车站旁边买下一块地皮，将来盖起两层楼的店铺，光租金算一算就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虽然眼下所谓的火车站还是一块荒地，遍布石头和苦豆草，其间只有几头驴在那里悲苦地啃着草皮子。但据胖邻居说，勘测人员已经来过好几次，她亲眼看见过他们画出的草图，图纸上火车站出口的方位正是驴经常打滚而草皮裸露的那个地方，旁边是一个现代化的广场，有花圃，还有喷泉和大理石柱，广场旁边就是计划中的商铺。可想而知，那些商铺的生意该有多好，买了那里的地皮就等于买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麦妈对胖邻居的话深信不疑，回到羊毛胡同之后立刻打电话向上海的亲戚借钱，然后真的买下了一块地皮。刚开始的时候，一亩十几元，后来涨到五十，八十，一百多，三百多。等涨到四位数的时候，火车站还没有影子，麦妈在希林的提醒下幸运地以时价卖掉了地皮，小小地赚了一笔，不但还掉了上海那边的债，还在伊宁市的新城区买下了一套有电梯的套房。而胖邻居依旧固执地等待着火车站的动工，直到猴年马月，传来消息两国政府变了卦，最终决定将火车站建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属的阿拉山口，而不是建在伊犁州的地盘上。一条几千公里长的铁路将运行着长长的火车从那片高原上轰隆轰隆地通过，木扎尔特被晾在离铁路很远很远的地方，连边都沾不着。伊犁人大为失望，此后他们眼看着木扎尔特人气大减，一日比一日冷清。 麦维蓝去阿拉木图留学的那一年，从阿拉山口开往中亚的火车连影都还没有。但从木扎尔特去往阿拉木图的大巴客车却是一辆接一辆，车顶上高高捆绑着货物，车厢里也塞满箱包，几乎无处下脚。
“其实很近，比我从木扎尔特回一趟伊宁远不了多少。”希林这样安慰麦维蓝。
麦维蓝并不担心那边的陌生和无所适从，因为国土相连，她猜测那边的气候、水土、食物，甚至语言都与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中亚大部分地区的人讲波斯语系和斯拉夫语系，这两种语言麦维蓝说得几乎和汉语一样好。
“风吹到哪，我就走到哪。”麦维蓝故作轻松地说。
她心里却是一片怅然，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我还能再见到它们一切如旧的样子吗？她这样想着，登上即将开动的汽车，忘记向这边挥手。
很快，窗外的风景转移了麦维蓝的注意力，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平滑可爱的道路。汽车正贪吃蛇一样贪婪地吞掉那条长长的口香糖。苍翠的乡村风光，犹如玩具似的红色房屋点缀其间。一座谷仓，几头迟钝的牛，成群的白鹳。接下来一排互有间距的树木出现在凸起的地平线上，犹如大地弓起的脊椎骨。一片长满红花草的荒野像一把扇子一样展开在眼前。一整天，汽车都在迂回地穿过玉米产区和棉花产区，有时候是一大片水草茂盛的草原。直到傍晚，汽车拐入一座山中，这就是著名的阿拉套山，山上低矮的灌木丛开着暮色一样灰暗的小花。穿过此山，就看见了灯火辉煌的阿拉木图，麦维蓝感觉自己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街道上那些大屁股的年轻女郎，神情散漫，穿着暴露，大腿上的黑色丝袜透着黑夜般强悍的力量。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麦维蓝每天都要早早起来认识这个国家。它与想象中是多么不同，即便是败落帝国分裂的一部分，也不曾使它显现出丝毫的萧条和混乱。白天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播放着香港功夫片的店铺里热卖着中国服装，街上随处可以看见牵着名贵犬种、光腿穿着长皮靴的少女傲慢地昂头走过，市场上成捆的鲜花被人抱回家。晚上歌舞厅里人们通宵达旦，喝多了伏特加的醉鬼倒在路边大声呕吐。麦维蓝几乎不能相信，在中国以原始、质朴、野蛮著称的哈萨克民族，在这里却是时尚的，文明的，开放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有了部分欧洲气质。那些头发染得金黄的哈萨克女郎，能一杯接一杯喝下不管多少数量的随便哪种烈酒。她们操着流利的俄语，卷舌音说得比真正的俄罗斯人还漂亮，而那些哈萨克小伙子，在大街上把车开得横冲直撞，汽车里的摇滚乐震得整条街都在发抖。
麦维蓝想起木扎尔特那些从分散地骑着马，赶来打麦场看露天电影的哈萨克人。她强烈地怀念那边的一切。怀念希林身上的味道。在阿拉木图失眠的许多个夜晚，麦维蓝把头伏在被子上，想象成希林宽阔的后背，努力想让自己再次闻到那种味道。
麦妈是在多年后火车开通之时才踏上那片土地的。和麦维蓝时而低落时而惊喜的情绪不同，她像个梦游者般登上火车，一路上都沉默着，仿佛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她一连几天眼睛也不眨一下地看着窗外的风景。这个由许多个加盟共和国像碎布块一样拼凑而成的土地，这些年来人们习惯了称呼它为独联体。苏联这个词正被无情地遗忘。一列绿色的火车开足了马力，白天连着黑夜地穿行在广阔的土地、青黛的大山、墨绿的森林、蓝色的湖泊中。众多的车轮牙齿一样一起咔嚓咔嚓地磨着雪亮的铁轨，仿佛一路上都在倾诉。当这个女人花费漫长的时间，穿越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终于站在莫斯科鸽子飞落的广场上时，才知道自己的心苍老得那么快。她所经历的旅行，从来没有把她带到比莫斯科更远的地方。她出发的时候头发葱茏、满怀梦想，到达时已是暮气沉沉，没有了任何欲望。就算她在这里见到梦中的城市、街道，见到几十年之后才见到的那个人，她也没有觉得惊讶和留恋。匆匆地旅游观光之后，她带着平静的心情返回了那个边陲小城的羊毛胡同，继续在那里充满热情地生活，一日三遍地控诉着麦场长种种粗鲁的恶习。
麦维红在麦维蓝离开后，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报考的音乐学校，因为没有教师会卡龙琴而无法录取她。如果报考民族音乐学院，又因为她是汉人而显得不合理和滑稽。谁能想到一个汉人，莫名其妙地去学连维吾尔人都已经遗忘了的卡龙琴呢？无所事事的麦维红每天下午去苹果园呆坐。被光穿透的苹果园像一座明亮的圣殿，法拉比老人养的一只奶羊，有时像一个灵异在苹果园中悄然出现。奶羊白日迷幻的身影、朝圣者素洁的面孔，以及被光穿透的沉默的思想，时而让麦维红觉得诡异，时而又充满忧伤。这些年，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一座苹果园消失在时间深处。人们开始怀疑法拉比老人是否永远不会死去，他是否将永远坐在这座被光穿透的苹果园里，弹奏着卡龙琴。
“胡大把恩泽给我们，但要求我们努力奔跑。”法拉比老人这样安慰麦维红。在麦妈揭穿孪生姐妹互换身份的游戏后，法拉比老人仍固执地认为自己从不曾认错人，他教的一直都是麦维红而非别人。对于麦维蓝能够用卡龙琴弹奏复杂、快拍的《巴亚特》，法拉比老人的解释牛头不对马嘴，他说：“真主用黑泥造了阿丹，并将灵魂注入他体内，于是他有了生命的气息，成为真正的人。”这是《古兰经》里的一段。麦维红有时候觉得自己之所以时常莫名其妙地感觉痛苦，正是因为眼前这个生命永无穷尽地延长的老人，将灵魂注入了自己体内的缘故。在别人忙于恋爱，在伊犁河边散步的时候，麦维红埋头在一堆难解的古老曲谱里。那些羊毛线团一样纠缠不清的旋律，把她紧紧地捆绑着，让她动弹不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越挣扎越是乱糟糟找不到头绪。她看见最初维吾尔人中间出现的五个木卡姆，表现着太阳、月亮、星星、大地和水。那时候荒漠——森林音乐在南疆流行，主要由刀郎调式组成。而果园——绿洲音乐在和田的打麦场和伊犁果园流行。早已渗透到维吾尔族源成分中的古代塔里人，包括疏勒人，龟兹人的调式算得上维吾尔音乐的滥觞，后来维吾尔音乐同印度和波斯音乐相互影响，甚至也融入了大唐时期中原汉人的音乐成分。但是直到今天，再没有人想要弄清楚这些纠缠不清的曲调真正的来龙和去脉。
法拉比老人已经讲到了中亚木卡姆。麦维红对那片土地一片茫然，她站在亚欧大陆的地图前，仿佛看见麦维蓝正旅行其间。她应该穿过这座山脉，她应该在这座湖边停留，她应该到达这条边界，她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往西，然后，她应该出现在这座有一条河流经过的城市。 那一刻，麦维蓝的确按麦维红所想行进在毫无目的的旅途中，孤单的身影，缓慢地从地球的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她从阿拉木图出发，经过吉尔吉斯斯坦，看见许多阿富汗难民流落在这个国家的街头，穿长袍的男人，被地雷炸飞的断腿空悬着，他们像袋鼠一样快速跳跃着奔到麦维蓝面前，伸出手乞求着一点食物和卢布。而女人们戴着能罩住整个人的褐色面纱，一声不响地坐在路边，等待好心人随便扔一点什么给她们而不至于饿死。当时吉尔吉斯斯坦的局部也正面临着一些小小的种族骚乱，他们模仿颜色各不相同的蚁类，相互厮杀。沿途持枪的人，并没有穿着警察或士兵的服装，而是一些村民。在这样的地方，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过路人，生命都无足轻重。麦维蓝突发奇想，决定往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走，她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车，跟一个穿黑色袷袢的男人邻座，那男人一路上抱着他的假腿，像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在一个铁丝和木桩设立的临时检查点，麦维蓝看见路边架设着机枪，带武器的士兵上车挨个搜查乘客。在麦维蓝低头把一叠卢布藏到皮靴里的时候，她听见有乘客小声说“还好，是政府的军队，他们不会随便杀人。”但他们拿走了一些乘客的物品，也拿走了麦维蓝的照相机和男人怀里的假腿。男人无助地喊着：“我的腿，我的腿。”麦维蓝站起来和他们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照相机有可能拍摄了他们的军事机密，如果不同意把照相机留下，麦维蓝就得以间谍的罪名被留下。
“那么，那条腿呢？”麦维蓝不甘心地问。她看见邻座男人已经开始了小声地哭泣。
一把枪抵上麦维蓝的额头。
“砰！”
“砰砰砰！”
士兵嘴里发出射击的声音。
麦维蓝生平第一次深深地感到恐惧。她立刻下车，折返方向往回走，经过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最后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那时候各个共和国百废待兴，一片混乱。有的地方政权未稳，反对派，种族争斗，边界纷争不断发生。许多地方食物和日用品依旧短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相对来说比较安定，麦维蓝在一座叫浩罕的城市停留下来。在这里她意外发现了蒙古人留下的建筑。那应该是他们征服多瑙河时停留过的一座城市，苏联时期，这座城市被改名为卡钢，苏联解体后复改回浩罕。这就跟伊犁的友谊医院一样，在被人们习惯地称呼反修医院很多年后，再次改回了它最初的名称。世界上总是有许多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生。
在浩罕一座灰暗低矮的旧旅馆里，麦维蓝开始给家里写信。一封信要走一个月才可以到达。她借口时差的原因不给家里打电话。至今麦妈还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阿拉木图的学校。她深知自己的离开会让追求完美的麦妈丢尽面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学校她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俄罗斯文化尽被排斥，哈萨克斯坦本国文化漏洞百出，课本是临时的，教师水平也差强人意，那些资深的俄罗斯教授在国家解体时纷纷撤往欧洲部分，他们丢弃的房子，被低价出售。麦维蓝在动荡的异国不知所措，阿拉木图的物价已经不知道飞涨了多少回，原先一元人民币兑换二十卢布，后来是一百，再后来一元能换来厚厚一叠绿色的钱币，而吃一份夹黄油的黑列巴要上万卢布。麦维蓝常常在付款时数钱数到眼花。她为了挣点卢布，开始像希林一样去当翻译。这样，麦维蓝在集市上看见了那个头戴黑礼帽的白广君，当时他正在费劲地讨价还价买一条金巴狗。
“不，不要这样的。”他直着舌头用极其蹩脚的俄语说，“我，要——姑娘狗，不要——小伙子狗。”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卖狗的女人笑得浑身打战，“姑娘狗。”她说，同时笑得快要憋死过去，“你是要买处女狗吗？我可不敢保证她没有偷过情。”
“让他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有人起哄。
“他要买母狗，”麦维蓝挤过去，拍拍白广君的肩膀，那肩膀硬邦邦的，拍打在上面像拍打在石头上。而他又实在太高，麦维蓝须仰着头和他说话。麦维蓝提出如果付十万卢布，她可以给他充当翻译。
但是买好狗后，白广君并没有付给麦维蓝事先说好的十万卢布。他打听麦维蓝一天的翻译费是多少，麦维蓝告诉他需要三十万卢布。他脸上闪过一丝笑，类似一条狡猾的水蛇爬过。他说：“那我多划不来，十分钟就得付你十万。我宁愿花三十万雇你一天。”
“得管饭。”麦维蓝说。
在巴亚尔大街上一家高丽人餐厅里，麦维蓝要了泡菜、生菜烤肉和冷面。每天的黄油抹黑列巴吃得她苦不堪言。当地高丽人很多，说高丽语，也说俄语。麦维蓝从白广君递过来的名片上知道了他的姓名，职务是浙江温州某公司总经理。他操着鸟也听不懂的温州普通话告诉麦维蓝他们公司什么都做，倒卖钢琴、汽车、石油、棉花、金巴狗、妇科药。这次来是卖掉一车温州的皮夹克，然后拉一车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去那边酒吧唱歌跳舞。白广君请麦维蓝帮他做几天翻译。“大概十几天吧。”他说。
十几天之后，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麦维蓝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她觉得这跟国际倒卖人口没多大区别，那些年轻的姑娘们被翻来覆去地看，鼓胀的乳房，结实的臀部，有力的大腿，这三样达标的就有资格被录用。一位没能入选的白俄罗斯姑娘不甘心地恳求麦维蓝替她翻译，她说她曾经在莫斯科上过大学，她需要工作。她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麦维蓝把她带到白广君面前，白广君拍拍她发育不良的屁股。“一点生殖的气味都没有，”他说，“等你的胯长得跟小母马一样的时候再来吧。”
另一些眼中燃放出豹纹一样光彩的女郎，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名单。接下来白广君会为她们办好入境护照，带她们去海边的城市。她们将在那里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每个月轻松赚到的人民币足够她们在国内干上一年半载。谁都知道，这个国家许多人在失业，为黑列巴和黄油而发愁。他们的牛肉没有了，土豆也快没有了。五十年代跑到苏联的中国人正在想方设法地回中国去。
“最好能会点中国话，”白广君说，“不过，也没什么关系，不需要她们开口，她们的嘴是用来吃饭的，身体才是用来工作的，和你刚好相反。”
白广君邪恶的语言激怒了麦维蓝，最后一天她拿了工钱，发誓不再给这个到处买姑娘狗的恶心温州人当翻译。 几天后，白广君在学校找到麦维蓝，告诉她自己要回国一趟，希望麦维蓝也能一起跟他回去。
“为什么？”麦维蓝圆睁着眼睛，像发怒的猫。
“我需要翻译。”白广君说。
“我讨厌听见温州话。”麦维蓝回答。
“好吧。那么，最近几天一定不要出门，更不要去市场。”白广君说，“如果遇上什么事，你可以撒谎说自己是高丽人。”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几天之后，阿拉木图发生了抵制中国货的游行示威。有中国店铺被烧，中国人被打的事件发生。那些劣质的旅游鞋、皮夹克、黑色健美裤、丝袜、衬裙被挂在街头，垃圾一样飘荡。一时间，大街上的中国人消失殆尽。麦维蓝被几个人堵在教室门口要求赔偿，他们花了上百万卢布，买到的皮夹克却是一层刷了油漆的塑料布。混乱中，麦维蓝决定离开阿拉木图，离开这个繁华又衰败的国家。她没有像其他的中国人那样撤回国内，而是登上了一辆开往中亚腹地的车，离祖国越来越远。
以后的很多年麦维蓝都在想，如果不是遇见白广君这个给她带来无尽麻烦的家伙，她是不是会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一度她觉得白广君根本就是魔鬼的化身，只要他一出现，她原本好好的生活就会一团糟。当她在浩罕再次遇见他，他奔过来向她求助，诉说自己被抢劫的经过，如何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没有饭吃。她只能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在他面前摆满食物，而他吃饱之后却像那只阿拉伯人的骆驼一样得寸进尺，请求留宿。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既没有护照又身无分文，你不能看着我死在异国他乡。”白广君说。
麦维蓝铺了一块羊毛毯子在客厅的地板上作为白广君睡觉的地方，自己转身把卧室的门锁死。卧榻之侧，有他人安睡，麦维蓝自然不能安睡。然而一个晚上并没有听见客厅有什么响动，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只在天快亮时听见窗子发出细微的呻吟，麦维蓝拉开门，看见白广君正翻窗进入客厅。头发上湿润的夜气暴露了他一夜不在房中。白广君的解释是出去撒了泡尿，用女士的卫生间他撒不出来，卡得慌。
接下来白广君再不曾出去过，他找出种种理由，屁股生根似的赖在了麦维蓝家里，每天理所当然地等着麦维蓝带回面包黄油和高丽人的泡菜，麦维蓝要打开窗帘，他立刻制止，他的理由是如果房东看见，会对麦维蓝的名声不利，他们甚至会以为麦维蓝是以此谋生的女人。麦维蓝气急败坏，又毫无办法。到了晚上，白广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稍微有点响动他都会狗一样竖起耳朵警惕地倾听。麦维蓝再没见他翻窗出去撒尿，倒是听见他在女士卫生间撒得很欢的声音，活像伊瓜苏大瀑布，并非他说的撒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麦维蓝发现白广君在偷偷烧掉护照和一些东西，他才如实相告，因为欠了这边的债，不得不换一本护照，用另一个身份才能安全回国。
“另一个身份？”麦维蓝生气得眼睛发绿继而发蓝，“倒卖军火商？走私汽车的黑团伙？或者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她明白自己又一次无端惹上了麻烦，为了能够打发走白广君，她按他的吩咐去邮局帮他打出一个个电话。
“白老板交代，这批钢材有问题，不要付款给对方。”
“白老板让我转告，合同没有签成，不用过来了。”
“白老板说，三车棉花已经发往口岸，还有一车在半路上，可能是车坏了。”
白广君把这些电话号码用水笔写在麦维蓝的手心上，直到后来麦维蓝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在纸上。他早就留意到她经常洗手，那些号码将不留痕迹地被很快洗掉。
“如果被他们逮住，他们会扣押我。说不定还会搬走我的脑袋。”白广君一次次重复这些话希望能得到麦维蓝的继续收留。麦维蓝忍无可忍的时候曾拿出刀威胁白广君，如果再不走她会在他们之前先搬走他的脑袋，但在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刀已经到了对方手里，自己却像一只挣扎的鼬鼠在他手里扭来扭去。他好笑地看着她，后来简直要笑出声来，“再拿刀对我，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会像这一次一样放过你，弄不好我会扒光你的衣服。”他俯下身来警告她的声音充满愉快，重重的呼吸喷在她的脸上，像一只庞大的野兽。
别无他法，麦维蓝请了朋友来家里，想以此让白广君明白她这里并非秘密的安全地带。她可以借给他卢布，他可以住到随便哪家旅馆，但不能把她的家当躲债的地方无期限地住下去。弄不好哪天追债的人就会找上门，连自己也一起倒霉。她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同胞而牺牲自己，更不想被他野兽一样地撕碎衣服。让麦维蓝吃惊到下巴都掉下来的是，白广君摆出一副迷人的笑容，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和她的朋友们聊得很欢，他告诉他们他是她的未婚夫，远道来这里看她，虽然两个人因为久别而如胶似漆，但他一点不介意大家的打扰，他可以给大家做中国菜，请大家喝酒。最后，他亲热地搂着麦维蓝的腰，在她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算是警告。
“你到底是什么人？”趁着白广君上卫生间，麦维蓝不顾尴尬挤进去追问。
“温州商人。”白广君眼睛不眨地回答。
但这肯定不是他的真实身份。
多年后，麦维蓝的怀疑得到证实，在伊犁河谷的一个军马场，牧草野茫茫的一片，麦维蓝一抬头就看见了白广君，他肩膀上的两道杠三颗星在新疆时间下午五点半的阳光下分外刺眼，一匹红色乌孙马的缰绳牵在他手里，他站在那里，俨然一个将军，全然没有了温州商人的油头粉面。当白广君开口和他身旁的人说话，那播音员一样标准的普通话顺着风传到麦维蓝耳中，她找到了最终的答案般恍然大悟，她明白了为什么在国外他要说那些难懂的温州话，那其实是一些无法破译的密码。那一刻麦维蓝身上的紫色披肩正被风吹得动个不停，就好像一只小狗先于主人认出了仇人。想到白广君给自己带来的那些无尽的麻烦，麦维蓝迅速转过身去，一只手拼命按住飘动的披肩，生怕它真的发出小狗的狂吠。在异国那个叫浩罕的小城，白广君含混而意味深长地跟麦维蓝说过抱歉后，就在半夜翻窗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半年？抑或是一年？麦维蓝无时无刻不感觉有人跟踪。长长的街道，悬铃木低垂，蓬松的杜松灌木在春天也飘荡着危险的气息，一切都是隐蔽的，麦维蓝无法判断哪个是跟了自己几条街的人。平日和蔼的房东，以前常看见他从市场买回松软的面包，现在的行为也让人心怀疑虑，时常伸长了脖子鬼头鬼脑地朝这边张望。只有他养的那条花斑狗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看见麦维蓝会晃动大大的两片耳朵。浩罕的春天多云而且灰暗，一切都显得沉闷和不安。天还有些冷，恐惧这个幽灵还躲在炉旁的角落里瑟瑟发抖。麦维蓝终日怀疑，预感的事情总像要来，又总不到来，如那只空悬头顶的鞋子一直悬而未决。为了躲开那只鞋子，她白天去集市，去广场，晚上在酒吧把自己灌得晕晕乎乎，让一切事物都战抖在音乐和酒的边缘。有几次，她倒在路边大声呕吐，每一次都被莫名其妙出现的陌生人扶回家，他们帮她脱掉大衣，脱掉靴子，关好门，有时候甚至得帮她弄干净身上散发着酒气的呕吐物。她觉得好玩极了，他们好像不是来跟踪她的，而是保护她的，随时随地，保镖一样忠于职守。清醒时麦维蓝又感叹自己真够倒霉，虽然这些跟踪者不痛不痒，或者根本不存在，可是，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思前想后她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一走了之。可就在她出现在火车站，坐在车站餐厅打算吃掉这个国家最后一顿早餐的时候，一个长得像驼羊似的家伙坐到她对面的桌子边，不慌不忙地在面前铺开雪白的餐布。他张开嘴巴吃东西，亮出一副完全适合食草的牙齿，它们又黄又钝。他一边吃一边用禀性多疑的动物的眼睛看麦维蓝。有那么一霎，麦维蓝嗅到周围阴险的气味。她倚着桌子，大口地喝下滚烫的浓汤，以此来控制哆嗦个不停的身子。然后匆忙拿起行李，出门的时候撞在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身上，等她反应过来，钱夹和护照已经不知去向。 阴谋。她想。一切都是阴谋。不用说他们肯定是一伙的。麦维蓝惊慌失措地去找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参赞，从比什凯克到浩罕的路上他们曾经同车，交谈了一路，临别参赞交代有事可以去找他。参赞安慰了麦维蓝，他建议她留下来，像平常那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前身，克格勃无所不在，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解体后却无事可干，“他们总要做点什么，以此保证有饭吃。”至于白广君，“他告诉你他是温州商人那他就是温州商人。”参赞说，“因此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
后来的一切证明参赞没有骗她。
在麦维蓝感觉被跟踪的那一年，有一天大妈妈坐在院子里，看见每年结满苹果的果树左边半棵在春天竟然没有长出一个花苞，而右边半棵的花苞也稀稀拉拉。这棵苹果树多年前经由法拉比老人之手进行过嫁接，半棵是冰糖果子，半棵是柠檬果子。每年两种果子的花苞一样多，密密匝匝，半棵树开满白花，半棵树开满粉红的花。结出的果子也一样多，半棵树结青苹果，半棵树结红苹果，把树枝压得各向两边低垂，几乎弯到了地上。
晚上麦维红推开大门给大妈妈送西红柿面片汤的时候，看见大妈妈坐在苹果树下抹眼泪。这些年曾被孪生姐妹的嬉笑追逐充盈的院子，在孪生姐妹先后离开后，也像大妈妈一样不知不觉进入了暮年。院子里不再种满碧绿的蔬菜，菜地边的地雷花和金盏菊，秋天来不及收花籽就被始料不及的第一场大雪埋住，第二年花园里的地雷花便和金盏菊混杂在一起开放，第三年地雷花的颜色不再火红，掺杂了金盏菊的金黄，而金盏菊一朵花的花瓣甚至五色杂陈。植物学的理论在这里不可思议地乱作一团，一朵张开的金盏菊毫无保留地爱上了阳性的地雷花，后者在黄昏时收敛起的花朵，状如紧缩的包茎。到了第四年，这些杂交过的植物突然改变了原先优雅的性情，开始放荡地尝试着各种变异带来的乐趣，它们带着野性的蛮力疯狂迅猛地繁殖，变换出更多的花样，一个夏天就占据了它们能到达的所有地方，整个院子散发着它们肆意授粉的浓烈气息。独自在后院散发着臭气的洋金花长得足有一人高，白色喇叭状的花朵能施展巫术招来浑身疙瘩的癞蛤蟆，一到雨天，泛滥的叫声聒噪得让人无法入睡，而洋金花带刺的圆球形果实，像裸露空置的生殖器，在暗夜里无法控制地自动爆裂开来。面对自然界的力量，大妈妈无力对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不断侵占自己的地盘，她担心有一天这些发疯了的东西会长到她的炕上去，在那里交换花粉，暗结珠胎。而她已经没有了生殖能力，势单力孤，就连她自己本身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萎缩，不再散发活人的气息。
“我看见你大爸爸了，”大妈妈说，“他就站在那棵苹果树下，头上长着鹿角。”
“你真是莫名其妙。”麦维红说，但还是忍不住朝那里张望，没有长出叶子的树杈像分开的庞大的鹿角，黄昏的光线施施然投射在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树的影子落在地上。”
“是你大爸爸的影子。”大妈妈纠正说。
麦维红寻思着该找一把斧头把树砍掉。
大妈妈继续哭，边哭边掏出手帕，吹喇叭似的很响地擤鼻涕。
麦维红晚上一连呼了二十遍希林的呼机。那些呼唤就像发往太空的电波，失踪在茫茫宇宙的无底洞里。第二天麦维红不得不踏上通往木扎尔特的客车。公路已经笔直地修到了木扎尔特，中途无须再转乘马车。沿途，麦维红看见了麦维蓝十四岁那年去木扎尔特看见的冒着白色烟柱的石头山，天空中生有巨翅的大鸟，向西倾斜的裸露的灰色平原，梦幻一样横亘在眼前又永远无法到达的查旦山脉。她有了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景象麦维蓝从未对她说起过，而她竟是那么的熟悉，仿佛脑子里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图片在这时候一一打开。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来过。车离木扎尔特越近，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包括风中干燥的气息，她都觉得熟悉无比。当车终于在木扎尔特停下，麦维红立刻沿着公路奔向纵横交错的街道，然后在无数的新房子中准确地找到了那五座几乎被高墙阴影覆盖住的老房子。它们经年累月地被风吹刮着，面目越来越模糊，门窗几近散架，却出乎意料地悬挂在那里，像一幅遗照的相框。不用人说麦维红也知道，木扎尔特这些年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是三棵沙枣树，因为缺少阳光和水分，它们几乎没有怎么生长，这些年也没有人再在木扎尔特种过哪怕一棵树，大家忙于赚钱，根本无暇顾及美化生活。
麦维红找到希林的时候，希林正陪穿着海关服的未婚妻挑石榴。未婚妻挑得很仔细，希林不耐烦地看向别处，然后，他看见了麦维红。未婚妻顺着希林的眼睛，也看见了麦维红。她立刻脸色惨白，像看见了一个等待多年的鬼。后者没有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当街质问希林传呼的事，希林这才明白二十个传呼都被身旁这个女人悄无声息地掐灭了。这些年，她早就感觉到了她的爱情中包藏着来路不明的威胁，有几次，她向他提起结婚，他却突然沉默，情绪低落，表情忧伤，并且拒绝向她做任何解释。她于是挖地三尺，把他周围一切可疑的女性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她只能恨恨地挓挲着双手，却打不到那个可能存在的女人身上去。现在，她明白自己多年的敏感和疑心并非多余，那个女人出现了，而她只能眼睁睁地任由她从自己身旁带走他。
那一天，麦维红和希林准备坐车返回伊宁时，两人被一种怪异的氛围所震慑，不约而同抬头看向天空，他们看见西边一道巨大的黑色墙幕连天接地地移动过来，起初东边的天还是明亮的，散发出红色岩浆一样的光。空气中充盈着昆虫和鸟类细微的嘁喳，它们在半空一闪而过之后，大地一时沉静，仿佛声音不再传递，空气也不再流动，麦维红听不见希林的呼喊，她什么也听不见，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狂风夹杂着大量的沙子和石头迎面重重地击来。麦维红先是倒在地上，又呼地离开地面。
等希林把麦维红抢回房间的时候，这个姑娘已经接近裸体。衣裙在希林拽住她的一瞬脱身而出，慌忙中他只能抓住她四散飞扬的头发，才不至于让她飞走。
沙尘暴一连刮了三天三夜，白天也昏天黑地，让人有种世界末日的惶恐。麦维红和希林躲在海关大楼坚固的宿舍楼里，每天三顿吃着满嘴沙子的面条。他们即便是把钢化门窗的缝隙用宽宽的透明胶带封死，该死的沙子还是会出现在房间的每个地方，包括他们的鼻孔、耳朵、牙齿、头发，只要稍微抖动，就会听见它们在那些部位发出咯咯的声响。到了夜晚，四处停电，世界一直黑到黑洞里去，只有庞大的风声怪叫着，愤怒地掀墙揭瓦，推倒门窗，似乎想把大地也吹到天上去。就在那样瑟瑟发抖的黑暗里，麦维红和希林各自缩在床的一角，彼此看不见对方，孤立无援又惶然挣扎。在第二个黑夜，停水、饥饿和恐惧让麦维红几近崩溃，她睁着猫一样的眼睛，看见自己和无数碎片一起在宇宙中无边无际地旋转和漂浮。直到一只温暖干燥的手放在她的脚背上，拉住她，她才从僵硬的状态中柔软下来。慢慢地，麦维红开始感觉到黑暗的空灵通透，甚至连空气都已被大风吹走，而她自己的心跳，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一点一点小心地移过去，朝自己的心跳移过去，一直到达世界的尽头，她才终于和另一个人相拥在一起。那一刻，两人都明白自己已抵达孤独的彼岸。 大风停止后的清晨，房间笼罩在一片粉红的光里，天空则一半是低沉的暗红，一半是铅色的幽焰。大地虽然没有真的被吹到天上去，但被吹得一片错乱扭曲，各种东西仿佛有了自由移动的能力，汽车停在了河道里，电话亭从街道的左边移动到右边。广场上落满大石头，它们似乎是从天外来的，陨石一样把地面砸出一个个坑。所有的建筑物都矮了一大截，它们曾经被匆忙地建造起来，美观但不牢固，现在消失的部分被大风吹到了空茫的宇宙里，在那里进行着漫无边际的漂浮，不再有返回木扎尔特的可能。只有五座老房子，因为海关大楼的抵挡，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只是海关大楼的玻璃幕墙，毁灭性地粉碎了一地。
“木扎尔特会像楼兰一样消失吗？或者有一天像古代赤谷城一样被遗弃。”麦维红问希林。
“不知道，都有可能。”希林说。
两个人从几近废墟的木扎尔特走过，人们已经开始清理街道，修整房屋，清点货物。倒下的电线杆正被几个壮劳力重新拉起，不出多久，这里的一切又会恢复原来的面貌，人们照常生活，世界井然有序。
希林一边走一边向远处眺望，他发现木扎尔特正处在一条大风路过的风口上，远处邻国屏障一样的山脉，在前方开了一个缺口，这样四面八方的风到了这里，就像洪水汇聚到一条突然变窄的河道里，风力会可怕地增强十倍。此时大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平坦的地面上无端地冒起一股股邪恶的旋风，这些被边民们称之为鬼拔毛的风，像是大风遗留下来的小尾巴，不时卷起地上的碎屑，然后天女散花般满头满脸地洒下来。希林竖起衣领，鸵鸟一样把头藏在里面。麦维红则满头满身地裹着希林的床单，蒙面的阿拉伯女人一般。
“如果木扎尔特消失，我们现在留下的痕迹将成为古迹。”麦维红停下来，从碎砖石中捡起一块玻璃片，在一面巨大的墙壁上潦草地刻下一段木卡姆曲谱，那是库车民歌《你的天上没有月亮》的一个片段。
“到时候他们会努力破译这些符号，像破译难解的密码。可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其实是维吾尔人失传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木卡姆音乐。”
麦维红在曲谱的末尾用力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她在那面巨大的墙壁前站了一小会，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心里升起一个怪异的念头：这面墙壁多像一面墓碑，而她刻下的也许正是自己的碑文。
等两人跟随汽车一路避开滚落的大石、连根拔起横倒路面的树木、突然出现的沙包，到达羊毛胡同时已是傍晚时分。推开家门，院子里一片幽暗，荒草四处匍匐，癞蛤蟆一蹦一跳，蜥蜴惊慌爬行，成群的蚊子发出轰炸机一样的声音。麦维红和希林同时惊恐地看见大妈妈在给苹果树喂草。
“看，一只鹿，前两天刮大风的时候跑到院子里来的。”她说，“我把它拴在了这里。”
麦妈过来看了看，告诉希林不必惊慌，这是早期老年痴呆症症状。她可以每天过来帮忙打针，以后也可以吃药控制病情。一生孤独，让这个锡伯族女人过早地患上了此症。
一周之后，大妈妈一切正常，除了偶尔认错东西，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林于是返回木扎尔特。麦维红则减少了去苹果园的次数，更多时间，她沉着地站在大妈妈家的花园，以这个院子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非理性的植物当中，她要让它们重新变得驯服、充盈，安于静止和善于接受。她系上围裙，戴上草帽，用镰刀、坎土曼、耙子、铁锨和斧头清除杂草，割断藤蔓，铲除根须，砍掉那些遮挡住光线的多余枝条。好几次，麦维红拿着斧头站在那棵苹果树下，犹豫再三，不忍下手。而那棵苹果树在春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鼓胀出了花苞，接着迅速地开花，并在一夜之间结出果实。它似乎懂得读心术，知道麦维红对它动过杀机，它也知道她的杀机并没有放下，接下来它必须努力和别的树木长得一样好。
等夏天来临的时候，整个花园已如世界新生伊始般美好，金盏菊和地雷花重新归位，海纳花透明的茎秆上爬着甲虫，乌斯曼草墨绿的叶子散发出鬼魅的气息，大门边一道蔷薇盛开的树篱，黄昏时分被金色小蠓虫围绕。
麦维红整理好花园后，着魔般的无法停止下来，不断地找出新的活来干。她爬上屋顶打扫烟囱，向院子喷洒杀虫剂，驱赶蚊子，用开水浇蚂蚁窝，把癞蛤蟆和蜥蜴的洞用石灰堵上。这个浑身流着汗的潮湿的女人，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手中的活想念木扎尔特，想念希林。她不能容忍他长年累月独自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吹着那里的风，每天孤零零地看见远山、平原，看见另一个国家的国土，深色的眼睛里是任谁都无法消除的忧郁。
希林再一次回来的时候，麦维红决定和他结婚。她是那么爱，爱得没有办法，仿佛大风过后整个新生的世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穿海关服的未婚妻一路悲悲戚戚，找到羊毛胡同尽头的大门使劲拍打，她坐在一把矮凳子上，哀哀地向大妈妈哭诉这么多年她的等待、付出、焦虑、伤心。而他从来记不住她的生日，忘记她说过的那些重要的话，甚至不知道她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她出差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去接她，对计划的婚期一拖再拖，从来没有一次实现过。
大妈妈一脸茫然，糊里糊涂地听了半天，听到最后她笑起来。
“别傻了，第一次没有结成婚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他和你是永远都不可能结婚的。”大妈妈说，“如果你坚持和他结婚，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那样，你就得一辈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焦虑、煎熬、伤心、飞快地衰老，变成我这样的老婆子。”
未婚妻看着在花园忙碌的麦维红，明白自己在这里除了哭诉一场毫无别的用处。她又悲悲戚戚地回到木扎尔特，一路上思量着用其他办法来挽回这场飘忽的爱情。谁都知道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单位同事都在侧目等待着她哭闹的结果，她其实已经执拗地把自己逼到死路上去了，那么，以死相逼或许会让心上人回心转意也说不定。上吊、服毒、投河都是女人常用的手法，但木扎尔特的界河里却是没有水的，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跳楼，就站在海关大楼的楼顶上，所有的人看着，希林也看着，不信他真的就无动于衷。她可以先让自己的丝巾飘落下去，引起一片惊呼。就算希林不来拉她，别的人也会冲上来拉住她的。她自然不会真的去死，她在痛苦的深渊里尚能冷静地明白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去死是不值得的，她也明白这么多年自己不肯放手，并非全部出于爱情，一部分则是出于面子。所以她必须计划周全，不能让希林看出破绽。但当她到达木扎尔特，看见一个人正站在她想象过的海关大楼楼顶的边缘准备跳下去的时候，她的腿一阵发软，脊背像有一条蛇爬过似的发凉。她确定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站在那么高那么边缘的地方的。接下来发生的惨烈事件更让她彻底打消了一路上荒唐可笑的念头，甚至让她一下子就从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马上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当时海关大楼周围聚集了木扎尔特所有的人，大家热烈地议论着那个想要去死的倒霉蛋，他在木扎尔特如何挣下大笔的积蓄又如何因投资不利而欠下一屁股债，而他在成为商人以前只是个地道的放羊人，有一大群羊和一大群娃娃，偶尔为了娃娃上学的钱在巴扎上卖掉几只羊，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经商的经验。现在他被债主逼得在地面上无路可走，只能爬上半空中的楼顶，站在死亡的边缘。希林试图说服他下来。希林用维吾尔语，用哈萨克语，用汉语、蒙古语，甚至俄语向他喊话，他均不应答，最后，他在跳下来的前一刻，用其中的一种语言回答了希林，他说：“你们看着我死球吧，看着木扎尔特死球吧，看着整个世界死球吧。” 随后地面上腾起一股烟尘，人们惊慌后退。但很快，死亡升腾起的恐怖就被喧闹的买卖声冲散，木扎尔特一切照旧，没有人因为一个人失败的经商命运而停下赚钱的步伐。
羊毛胡同这边，麦维红的爱情可想而知地遭到麦妈极力反对。早先麦妈一直庆幸自己英明果断，远远送走了麦维蓝，以致预测中要发生的终究没有机会发生。等得知麦维蓝在浩罕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翻译工作，麦妈心里更是暗喜，她确信漫长的国界线会阻断一切，就像当初阻断了她和莫斯科的年轻医生一样。在麦妈的先知先觉中，这个难以掌控的女儿实在让她感到隐隐的不安和焦虑，现在她担心的事情虽然没有机会发生在麦维蓝身上，却戏剧性地发生在了她认为极不可能的麦维红身上。这个上海女人于是情绪失控，不顾多年邻居的情谊，不再允许麦维红到一墙之隔的锡伯族女人家里去，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有锡伯族血统的人。虽然希林的父亲是汉人，实际上，他在这个家里只是短暂地存在过，自从养鹿场小林技术员被一头逃跑的雄鹿顶倒在地，口吐鲜血，他最后看见的世界，是雄鹿头顶庞大的鹿角刮擦过蓝色低垂的天空，紫色的尘土在逃奔的鹿蹄下打着旋。小林技术员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奋力赶上那只雄鹿的四只蹄子，去往了一个世界凹坑一样静谧的地方。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只剩下一个挂在墙上的影子，不走动，不吃，不喝，不发出声音，没有生活习惯，也没有口味、口音，甚至不会老去。他永远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希林帅气的兄弟。如果硬要把他跟过早衰老的大妈妈扯在一起，多少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很多时候，大妈妈用慈祥的眼光怜悯地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早逝的儿子，代沟已经让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这使大妈妈倍觉孤独。而这些年，大妈妈独自按锡伯族人的习俗安排着一切生活，她给遗腹子取锡伯族名，希林是精锐的意思，然后加上死去父亲的汉姓。她喜欢吃锡伯族人的发面饼、南瓜饺子，喜欢用伊犁河边的布尔哈雪克，那是一种汉族人叫作椒蒿的野草来炖伊犁河里的鱼。她把长茄子和青辣椒埋进刚煮过茶的柴灰里，烧熟后撕成条用盐和醋凉拌当早餐的配菜。秋末各种蔬菜成熟的时候，她用韭菜、芹菜、青椒、胡萝卜、白萝卜、豇豆、包菜腌制“花花菜”，从冬天一直吃到春天。每年的四月十八，是锡伯族人西迁的纪念日，几百年前十几万锡伯族人奉朝廷之命，从东北的沈阳出发，历尽艰辛，历时三年，到达伊犁时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为了纪念这一天，大妈妈会和所有的锡伯族人一样，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穿上传统的旗袍，带上希林回到伊犁河对岸的锡伯族领地，在那里，大家一起在“穆娜尔”的琴声中跳舞，准备各种丰盛的吃食。到了抹黑节，大妈妈按锡伯族人的传统搜刮出锅灰，往自己脸上抹，往希林脸上抹，也往孪生姐妹脸上抹，这种举动常常让麦妈大呼小叫，看见了鬼一样不舒服。
强硬的麦妈坚持了两年，在麦场长的干预下最终让步。麦场长一年三个季节在果子沟，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之前才会回到伊犁，等春天雪化，再次上山，年年如此，像那些转场的羊群一样。麦场长因此把羊毛胡同称作他的冬窝子。因为常年在山上，他的脸色跟哈萨克人一样黑红，声音洪亮，胡子拉碴，衣着也早就没有了麦排长时的精干，常年穿着皮靴、皮大衣。因此浑身散发着动物皮毛的味道，这让麦妈恨得咬牙切齿，扬言要把他赶到邻居斯德克老汉家的羊圈里过冬。麦场长的饮食习惯更是接近哈萨克人的口味，除了奶茶和馕，就是炖羊肉、纳仁、抓饭。他绝不肯吃蔬菜。他的肠胃因长年累月吃不到蔬菜而变得无法适应蔬菜，一旦吃了就会因消化不良而不停地放屁。麦场长又懒于在大冷的冬天仅仅是为了放个屁不停地往外跑。他觉得这样穷讲究实在不人道。响亮的声音于是在各个房间随时随地响起，这让麦妈绝望透顶，控诉麦场长的种种劣迹，成了麦妈打发漫长冬天必不可少的一样消遣。
“上面开着一个口，下面就必须得有一个眼。”麦场长说，“人不通气怎么行嘛，老婆子你说是不是。”
麦场长哈萨克人似的诙谐语调几乎让麦妈暴跳如雷，她声称自己是纯正的上海人，不是什么哈萨克老婆子。自己命运不济沦落至此也就罢了，但她绝不能让女儿也跟自己一样，甚至还不如自己，自己好歹嫁的是个甘肃人，那已经够西部、够落后、够不如人意了，女儿居然要跟蛮夷之地有混杂血统的人结婚，她纯正的上海人的后代，岂不要变成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要是我打人一拳，会把那人打到阿富汗去的。”麦场长说。麦场长以前说的是打到苏联去，后来苏联解体，他只能改成阿富汗。那里不怎么太平，随时随地响起的地雷比麦场长随时随地响起的气体可怕多了，麦妈不想去那样的地方，只能妥协。伟大的麦场长总是这样，无论在国际矛盾还是在家庭矛盾发生时，他都能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解决。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向好脾气的大妈妈却突然变得固执，她坚持要按锡伯族人的习俗办婚礼，这让所有人不知所措。婚期于是再一次被拖延了一年。
就在麦妈又一次做出让步，麦维红喜悦地准备婚服的时候，大妈妈的病症加重，她拿斧头砍下树杈插在自己头上，像一头母鹿一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麦维红把南瓜饺子端到她面前时，她把麦维红叫作麦维蓝。麦维红纠正一百遍，她依然一百遍地坚持，就像当初法拉比老人那般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错了人。
“没错，你就是麦维蓝，不是麦维红。”大妈妈说，“别人老把你们弄错，但我不会。”
有一天大妈妈对从木扎尔特赶回来看她的希林说：“你和麦维红结婚以后，不要再让她四处飘荡，她的小枕头我一直收在樟木箱子里，萨满说了，只要小枕头在，她走得再远都会回到羊毛胡同来。”希林于是明白，母亲其实和他有着一样的心思，他怀疑她的糊涂是装出来的，她不过找着各种理由在故意拖延。
但这样的怀疑对老人是不恭的，麦妈对着一张大妈妈的脑部磁共振胶片唉声叹气，那上面显示出右大脑在不断缩小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斑点。一切预示着这个锡伯族女人正在遗忘眼前的人和事，她脑子里灵光闪现的久远的事情，在最后的闪现之后也将被混淆，世界将回到原初，她将像个新生的婴儿不断认识新事物，然后转眼就和所有苍老如暮的老年人那样再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
扬子江诗学奖，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
时间在那一年尚是缓慢的，口岸没有开放，道路没有修通，连电线杆也还没有架设，外界的信息被路途遥远和偏僻所阻隔，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人们多数是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边境上的木扎尔特，那里五分之三的面积是石头，五分之一的面积是白色盐碱地，剩下的五分之一奇迹般生长着黄金一样闪亮的旱田麦子，每到收割季节，空气中飘荡着干燥的熟麦子的气味。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的那一年，文化馆破天荒地派人到木扎尔特放映电影，那是一部和爱情有关的外国片子，片名麦维蓝已经记不起来，她从没有留意过片名和电影内容。她是利用暑假最后几天的时间，跟随放电影的希林一起来到木扎尔特的。一路上他们乘坐几乎散架的马车在彼此孤立、各不相连的石头小山中穿行，有一座山酷似乳房，看上去既挺拔又饱满。另一座，石壁被刀斧砍削过一样，裂开的缝隙里持续冒出粗大的白色烟柱，如一股妖气，遮蔽了半边天空。一只生有巨翅的大鸟在头顶盘旋，占据了另外半边天空。麦维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是石灰窑。”希林告诉她，这地方遍地都如烧过的石灰一样干硬，车轮碾过，噼啪作响，马蹄下的石头也随即化作粉末。他们忍着干渴和灰尘，好不容易走出石山林立的地形，接下来是更加枯燥的风景，地势开始向西倾斜，道路孤独地伸向一片裸露的灰色戈壁，而和邻国共有的查旦山脉横亘在仿佛永远到达不了的前方。
麦维蓝提议应该停下马车稍微休息一会儿，她觉得自己的屁股有可能已经颠成了两半。希林征询地看向赶马车的人。那是一个阴沉的达斡尔族中年人，长着鹰钩鼻的刀形脸始终裹在一层愁云惨雾里，厚重的黑色粗呢外套又硬又挺，活像乌鸦拢合着翅膀。凭着常年在外行走的经验，他知道此刻停顿在野地里是没有意义的，天即将黑下来，一轮圆月，仿佛巨灵，正一声不吭地从茫茫中升起，而身后遍布的石头山，宛如中世纪被阴风撕破的城堡，在光和影中幻象丛生。
麦维蓝因为达翰尔人沉默的拒绝而暗自生气，自从他们下了汽车，把一箱一箱放映器材搬上他的马车，就像是上了贼船，一路上达斡尔人吝啬水壶里的水一样吝啬着自己的语言，就算不得已开口说话，也说得极其简短。听得出，他的汉话说得词不达意，维吾尔语又带着达斡尔族聚居地——塔城山区的口音，听上去怪怪的，这也许是他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原因。因此漫长的路上只有马蹄铁与小石子摩擦发出的沉闷刺耳的单调声。马也因疲惫走得非常缓慢。有一次他们迎面遇见了几个赶着羊群转场的人，希林用哈萨克语向他们打听木扎尔特，他们抬起手臂指向地平线外的星空，仿佛木扎尔特从来就不在地球上，而他们的羊群，也将去往另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这些白色魔幻的影子将漫游于天边，漫游于人类的思想之外。
羊群走远后，他们的马车再一次形单影只地走在无尽的路上，道路两边也显得更加空旷，暮色中看不见一样高出地面的东西，更不用说可供人类居住的房屋。有一阵子麦维蓝简直怀疑木扎尔特是否存在。
但是，马车最终还是把他们带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道路走到这里就算是到了尽头。明晃晃的月光下面，国界线的那一边，是另一个国家的村庄和道路，房屋整齐，树木影影绰绰。
他们在打麦场卸下沉重的箱子，借来坎土曼挖坑埋好木桩，然后在两根歪歪斜斜树皮粗糙的木桩上挂起了白色银幕。从分散地赶来看电影的人粗鲁、有力、肩膀宽阔。他们席地坐在麦草上，用多种混杂的语言和手势交谈，通过银幕的微光，可以看见他们脸上变换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爆发，因为观众不能容忍电影里没完没了的亲吻。“一泡大牛屎。”他们用骂牲口的语言骂着电影，纷纷起身，扬起呛人的尘土打马而去。一个体形庞大的哈萨克人，离开之后又打马回来，暴怒地用鞭子抽打放映机，结果放映机痛苦地倒了下去，发电机也跟着一块遭了殃，不再发出输送电流的嗡嗡声。跟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希林对此一点不奇怪，既不拦阻，也无法劝说。他告诉麦维蓝不必为眼前发生的情况把眼睛睁得那么大，五十年代初，这些人的祖辈第一次看见解放军进疆的大卡车，大为惊异。那些绿色卡车一辆接一辆，像排队整齐的新式动物在公路上跑得飞快，当它们满身尘土地停下来休息时，解放军只给它们喂水，却不给它们东西吃。于是有人抱来苜蓿草想要找到卡车的嘴巴喂它吃下去，以免它被活活饿死。
打麦场眨眼变得空荡荡，麦维蓝来不及弄明白那些人的去向，他们肯定不是来自木扎尔特的，木扎尔特那么小，只有五座屋顶倾斜的土房子，根本容纳不下他们和他们庞大的马匹。而那些零星分散在旷野的看不见的房子，又着实令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在这里就是这样，两户人家间的距离，像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那么远。”希林说。站在半米远的麦维蓝听不清希林说话，牛奶白的月光又浓又厚，阻碍着声音的正常传递。而遍地凌乱的麦草在脚下闪闪发光，一切像是不真实的幻觉。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片静谧的月光下，国界线的那一边，正涌动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大解体，一个庞大的国家稀里哗啦就破碎了，分裂出许多小国家来。国界线那边的口岸一夜之间更换了国旗，军队也更换了军服，新面目的边防军向这边吹口哨，扔香烟，以示对自己崭新国家的庆祝。而这边也稍有回应，先是开通了两国互换牲口的协议，边界上的牲口常常无视国界线的存在，吃草吃着吃着就吃到了另一个国家。以前双方均以侵略者的罪名对待这些牲口，在关系紧张的六七十年代，这些牲口甚至被怀疑成派遣到对方的特务。现在每星期两次，由边防军负责进行交换，让它们平安回到各自的国家。双方也借此开始了交往。早在三十多年前这里就曾是中苏两国友好时期临时的过货点，更早的时候是清政府以便中俄两国通关而设立的简易都护府，如果时间早到大唐或汉，这里是丝绸之路西域北道上的一个驿站。现在小规模的边民集市又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两国先是开通了贸易，在木扎尔特尘土飞扬的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俄罗斯银首饰，紧身掐腰呢子大衣，花色鲜艳的布拉吉，银色狐皮围领，宽大的羊毛披肩，还有一桶桶的格瓦斯酒。紧接着中国的蔬菜、水果、布匹，甚至南方沿海地区新潮的服装，浙江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也远道运来。直到有一天两国正式颁布口岸通商，双方开始突击修建公路，让装满金属边角料和中亚棉纱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摇摇晃晃地从那边往这边开来。少数车上是解体工厂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型机器。大炮管道、废弃的坦克履带也夹杂其中。听说有人甚至在做乌克兰核武器的生意。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早已如火如荼的商业大潮一路磨磨蹭蹭，像一列极慢的火车，在晚点了许多年后终于到达了最边远的西部地带。口岸的开通让伊犁州政府眼睛发亮，他们决定让这个死去多年的驿站再度活过来，并让它尽可能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按照他们的蓝图，要在半年之内架设电线，一年之内输送自来水，两年之内修建成一条从伊宁市通往木扎尔特的二级公路，还要在木扎尔特设立管理委员会，盖起仓库、货场、边民互贸市场以及上百间店铺。各种检查检验机构也要一应俱全。在政府的大肆鼓励下，木扎尔特一下子大出了好几百倍，新盖的房子一排一排，红色屋顶一律向西倾斜，在阳光下生气勃勃地向广阔的荒野铺展开去。五座旧房子成了遗址，屋主先后离开，不知何人栽下的三棵沙枣树每年五月依旧开着香气迷醉的沙枣花。 麦维蓝觉得木扎尔特就是一个梦幻一样的地方，一座干旱陆地上突然出现的海市蜃楼。在以后的很多年，它有时候在她体内漂浮，有时候在她身外存在。偶尔她会奇怪地想，它是否会像月光下打麦场上的人群一样，呼啦啦涌来，又呼啦啦隐退到什么地方，甚至有一天它会从地表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也说不定。
邻国解体的大震荡，余波无可避免地延伸到麦维蓝生活的城市，五十年代曾在伊宁市斯大林街卷着舌头说话的俄罗斯人再一次成群地出现，经济崩溃的诸多中亚小国家，开始了近乎疯狂地抢购中国物品。俄语一时成为最紧要的语言，各种俄语培训班雨后的狗尿苔般冒出来。希林因为一口流利的俄语，被文化馆领导安排去当俄语培训班的老师。
麦维蓝跟着希林学会的第一句俄语是“我爱你”。
那一年麦维蓝十四岁，和麦维红不再彼此酷似。但两人之间无法分辨的共同点依旧是麦妈遗传的猫一样的大眼睛。在她们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几乎无法分清谁是谁。麦妈给大的取名麦维蓝，小的取名麦维红，然后没有多久就把她们交给了邻居寡妇照顾。这样，一对孪生姐妹在别人家一天天长大，她们叫邻居家好脾气的锡伯族女人大妈妈。大妈妈为了分清楚她们，费尽脑筋。孪生姐妹在刚会说话的时候如此相似，又极其顽皮，大妈妈喊麦维蓝，两个一起答应，大妈妈喊麦维红，两个也一起答应。她们咯咯咯地可爱地笑成一团，像发明了一样好玩的游戏。更大一点的时候，她们偷偷互换皮筋和鞋子。那是大妈妈为了区分她们特意制作的，麦维蓝扎蓝皮筋，穿蓝色扣子的布鞋，麦维红扎红皮筋，穿红色扣子的布鞋。上学后游戏开始升级，她们互相叫对方自己的名字，作业本和考卷上也写对方的名字，趁着下课的时间她们还迅速地调换座位，以此作弄同学和老师。不仅大妈妈为此大为头疼，麦妈也十分光火，她这个母亲实在无法准确无误地分清楚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两个小人，她忙于小儿子的出生和许多自己未能实现的宏图大志，根本无暇顾及此类琐碎的小事情。时常发愁的人是大妈妈，她想起越剧《鲤鱼精》，里面两个一模一样美丽的鱼精令人真假难辨。她苦于自己没有一双包公的眼睛来区分。
“两个疯丫头子。”大妈妈的儿子希林说。很多时候只有比她们大八岁的他才能分清楚她们。从孪生姐妹开口说话的时候开始，麦维蓝从来只叫他哥哥，而麦维红叫他希林。
直到有一天，孪生姐妹中的一个爬到清真寺门前的杏树上摘青杏子，踩断了一根树丫，伊玛目很生气，拄着拐杖上门告状，当他看见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克丝一左一右躲在锡伯族女人的背后，年老的伊玛目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嘴里发出惊叹：“胡大诶！胡大诶！”然后摇晃着身子走出了核桃树和苹果树浓荫覆盖的院子。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有一次是翻墙的时候摔坏了回族邻居马忠义老汉的花盆，没人分得清是两个中的哪一个干的。更严重的一次是追得几只路过的羊惊慌失措地奔逃，结果一只山羊跳上围墙，然后重重摔下来，断了一条腿，无法和其他的羊一起跟随转场的畜群去天山深处的春牧场，只能被一根绳子拴在苹果树下哀哀地惨叫了一个夏天。
麦妈不得不做出决定，领回一个，以便更好地区分开来严格管教。那时候她们的弟弟已经被送回上海，他将在那里成长，最终成为麦妈所希望的上海人。
被领回去的是麦维红。麦妈认为麦维红既然晚出生了几分钟，就理应得到自己更多的照顾。大妈妈看着剩下的麦维蓝暗暗叹气，她无法确定她们是否早已互换了身份。她们换来换去的叫对方的名字，除了她们自己，谁还能真正弄得清楚她们到底是谁呢？
一对孪生姐妹的差异在分开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麦维红在麦妈的教导下越来越安静，留长了头发，穿起了长裙，每天下午拿一把喷壶在廊檐下浇花，那些夜来香、玫瑰、天竺葵、玻璃海棠、鼠尾草摆满了窗台和长长的廊檐。后来麦维红开始学琴，那是一种古怪的琴，叫卡龙琴，专门用来演奏木卡姆的。琴身用桑木制成，左曲右直，面板上有许多圆形小音孔，琴轴却是用兽骨做的，看得出这是一张出自民间工匠的手制作的琴，粗朴、笨重，但琴色很不错。麦维红每天坐在廊檐下，赤脚，披发，左手在揉弦器上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半年后，麦维红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双弹、多弹和快弹的手法。
麦维蓝还是老样子，放学的时候跳跃着扑进门，惊得院子里的母鸡纷纷逃窜。中秋节大妈妈抓了一只公鸡，准备宰杀了吃肉，麦维红担心割脖子的时候公鸡会疼，偷偷溜回家拿了麦妈存放了好多年的伊力特老窖给公鸡灌下去，结果公鸡踉踉跄跄，脸红脖子粗，周身羽毛乍起，趁着酒力一下子飞到了高高的核桃树上，接下来它蹲在那里，像一只传说中的鸾鸟一样一声接一声地啼鸣，直到夜晚月亮升上了浓密的树梢，圆盘一样衬托着酒醉的公鸡。
自从麦维红被麦妈带走之后，大妈妈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她想象得那么严重。麦维蓝白天依旧疯玩，只有到了听见麦维红弹琴的时候，她才安静下来。隔墙传来的琴声，下午的光线一样缠绕在葡萄架上，麦维蓝坐在葡萄架下的小饭桌旁，摆出弹琴的姿势，左手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仿佛琴声出自她的指下而不是隔壁。等墙那边的琴声戛然而止，她才会醒过来般站起身。到了晚上，麦维蓝抱着小枕头在各个房间里游荡，无论大妈妈怎样哄劝，都不能使她上床安睡。有一天希林深夜回来，见小女孩骑在一棵冰糖果子的树杈上，像鸟一样地缩着脖子睡觉。又有一天，小女孩顺着果树爬上屋顶，靠着烟囱睡着了。
大妈妈决定带麦维蓝去伊犁河那边，她的娘家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向萨满寻求解决的办法。麦维蓝像一只要被送到屠宰场的羊一样满院子奔跑，最后爬到一棵高高的树杈上不肯下来。大妈妈只能独自去察布查尔，回来后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按萨满的吩咐在大门外挂上红布条，将喜利妈妈从上屋西北墙角的纸袋子里取出，那是一根九股线绒绳，上面系着小弓箭、小摇篮、小靴子、铜钱、红布条和被称作“比式”的羊骨头。大妈妈将此物从房子的西北角一直挂到东北角，最后，她偷偷往麦维蓝口袋里塞进一样东西，那上面沾附着萨满的符咒和神谕。 这些东西对麦维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后来，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希林身上，像一只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一样缠上了他，一切才算恢复了正常。希林那时候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文化馆下属的电影院放电影。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有着白杨树般挺拔身材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外套敞开着，被风吹得鼓胀起来，如一只夜间飞行的大鸟，无声地滑过睡梦中的斯大林街，然后经过绿色拱顶的清真寺，拐进白杨树笔直的羊毛胡同。胡同又深又长，两旁整齐的平房是五十年代苏联人留下的，曾经居住着一些援建中国的苏联专家，因此建造得十分讲究，有苏式建筑的尖屋顶，宽敞的门窗和漂亮的廊檐，还有修剪整齐的花园。苏联专家撤走后，后来居住的人按自己民族的习惯对花园进行了改造，维吾尔人把花园改造成果园，种上苹果树、杏树、石榴树、核桃树，让高大的浓荫覆盖了房前屋后。蒙古人和哈萨克人把花园改造成牲畜棚，养一头奶牛，或几只大尾巴绵羊。汉人和回族人则把花园改造成菜园子，种着爬藤的黄瓜、洋柿子、豆角和一些不爬藤的草莓辣椒。锡伯族人的院子是最杂乱的，就像希林家，葡萄架下摆放着吃饭的小木桌，果树空余的地方种着韭菜和芫荽，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洋柿子和辣椒，为了分清楚每一畦菜地的界限，在其间又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后院还搭了个鸡棚，有一年还养过一头阿尔巴尼亚羊挤奶给孪生姐妹喝。麦妈戏称希林家的院子是一派新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美好景象。整个胡同只有麦妈家保留着花园原来的样子，除了冰雪覆盖的冬季，其余三个季节花园中开放着各种花朵，有时候一样开谢了，另一样紧接着开放，从来没有中断过。麦妈还保留了客厅里那面高大的壁炉，每到冬天，麦妈就捎信给远在果子沟林场的麦场长，提醒他别忘了带回烧壁炉的松木劈柴。
很多次，希林在羊毛胡同的尽头打开大门，看见麦维蓝坐在院子里的矮板凳上等他，怀里抱着小枕头，眼睛像猫眼一样在黑暗中放光。他不得不把她背在背上，在星光疏漏的葡萄架下来来回回地走，直到她发出小动物熟睡的鼾声。
后来希林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毛茸茸的小动物所依赖的感觉。麦维蓝每天上学出门前都会把脚伸到他面前，让他帮着系鞋带。有时候是让他帮她梳头，拉上连衣裙后面的拉链，或者让他弯下腰替她吹眼睛里的沙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希林意识到应该和她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尽量避免和她的身体接触，拒绝背她，不再允许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即便是刮大风的黑夜也不可以。“没有谁家的姑娘老大了还和哥哥睡在一起。”希林说。对希林的话麦维蓝不以为然，她依旧在让她感觉害怕的夜晚，抱着小枕头，赤脚穿过一个个房间，奔向呼啸动荡的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安全岛。希林无计可施，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掀开被子容留她避难，而是赶羊一样把她赶回自己的房间。有几回希林半夜醒来，发现小东西蜷缩在身边，在那里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柔软的毛发蹭着他的脖子和嘴唇，他无法控制地深吸她散发出的香甜气息，然而很快又会像遇见灾难似的远远推开她。小姑娘美丽的，没有危险的身体，差不多已经快有成年人那么高了，各部位却依旧不蔓不枝，仿佛幼嫩的小树林，充满了成长过程中各种青葱的标志，弄得他有些茫然和慌乱。有几次，小姑娘在黑暗中醒来，她由衷感到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希林难过地躲避在床角，身体的姿势因紧张而僵硬地弓着，就像一张拉开的弓，箭在绷紧的弦上，他得努力控制才不至于伤害到她。如果小姑娘是在清晨红尾鸟的鸣叫声中醒来，她看见自己乱蓬蓬的头发铺满枕头，半边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少女肌肤上裸露的微光让她突然从蒙昧的状态中醒过来，内心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女人的羞涩。她急忙把身体缩回到被子里，却在那里意外地触碰到希林异样的身体，仿佛有什么不明之物从他的身体上一夜之间长了出来，如他唇上一夜之间邪恶地生长出来的胡子。他向上伸展的手臂，也暴露出腋下黑草一样油亮茂盛的腋毛，那里弥漫着雄性的气味。麦维蓝像猫一样伸长懒腰，一点一点移动过去，好奇地紧盯着希林，最后她发出咯咯的可爱的笑声，她用头发梢拂动假装熟睡的希林，试探地用嘴唇触碰他的胡子，然后干了坏事般快速地缩回身去。她全然不知希林要靠怎样惊人的忍耐力，才能困窘地努力控制住想要发抖的身体，她也无法体会，他腹中的重负是怎样地让他绝望，让他深深地挫败，甚至是羞愧。他从此一心想要在工作中逃避，一本一本地阅读厚厚的俄语书，假装沉迷于枯燥艰苦的学习，之后他又随便找了个脸上有雀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过程无滋无味，时常无缘无故冷落对方，最终毫无道理地分手。
就在去木扎尔特放映电影的那个冬天，天气有史以来的恶劣，先是大风、暴雪、果子沟封山、公路封道，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经过伊犁河谷，天山以北开始了大幅度的降温，冬牧场的牛羊大批被冻死，伊犁河像一条冻僵的大蟒蛇趴在了那里，天气冷得滴水成冰，门几乎被冻住无法打开。麦维蓝上厕所的一小会儿工夫，就把手冻成了鸡爪，系不上裤带。她提着裤子跑到希林面前请求帮忙。麦妈当时在场，又惊又怒，当下决定这个女儿也到了必须跟自己回家进行严加管教的年龄。
这时候麦维蓝跟麦维红不再那么相像，麦维蓝微胖，头发乌黑，皮肤闪亮，像小牲口一样浑身充满活力且双腿擅长弹跳，吃黄瓜的时候牙齿洁白，发出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麦维红刚好相反，略瘦，脸色苍白，表情僵硬，那是因为在换牙的过程中麦维红的牙齿变得狗牙一样参差不齐，她得十分小心地抿着嘴才不至于暴露。
“你这人真奇怪，看上去有气无力，一副快要死的样子。”麦维蓝说。
麦维红则对麦维蓝皱起眉头。
“不要把脚放在门槛上。”
“不要靠在壁炉旁。”
“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麦维红替麦妈担当了纠正麦维蓝的工作。麦维蓝每一次听到这样的劝告，都会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吃惊得鼻子都不会呼吸了。
有一天，麦维红对麦维蓝说：“我真奇怪我会和你是孪生姐妹。”
麦维蓝说：“其实也没那么奇怪，大妈妈家那只母羊生的两只小羊就是这样，一只是白的，另一只其实也是白的。”
一整个冬天麦维蓝都无所适从，困兽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为了不让木地板发出声音，她不得不赤脚，学猫用柔软的脚掌着地行走。那种木地板也只在这种苏式的建筑物里才会有，木板又厚又陈旧，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也会让它发出带有回音的声响，仿佛那声音来自很深很黑的地底下，或者那里囚着一头远古而孤独难耐的野兽也未可知。 麦维蓝眼睛里开始有了不为人知的忧伤。那时候麦维蓝还没有来月经，但是麦维红已经在两年前就来了，她在麦维蓝面前极力表现出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穿毛料的方格子长裙，弹琴的时候还要特意裹上麦妈深灰色的羊毛大披肩。因为是冬天，麦维红改成在壁炉前弹奏卡龙琴，壁炉里燃烧的松木劈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房间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一股松木死去的淡淡的味道。跳动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麦维红的脸。麦妈对这样的情景很是满意，有时候她会忘记时间，长久注视着麦维红，仿佛坐在那里弹奏的是她自己。麦妈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从上海来支边，邂逅了同样从遥远莫斯科来支援中国建设的年轻医生，友谊医院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友谊医院旁边的绿洲广场，每天晚饭后成了苏联专家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拉手风琴，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那时候中国人会跳交谊舞的几乎没有，挤进去凑热闹的是些大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们天生酷爱跳舞，听见音乐就身不由己，哪管节拍和舞步是否协调，交谊舞的曲子，配上他们晃动脖子抖动肩膀的新疆舞蹈麦西来甫，那种滑稽的结合，引得围观的人大笑不止，一场舞会被搅得不伦不类。中方领导认为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严重到有可能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于是紧急派出医院的年轻姑娘学跳交谊舞，以便每个苏联专家都能有一个舞伴。那时候麦妈在兵团农四师医院当护士，因为来自洋气的大上海，自然也在医院派出的人之中。她的舞伴是年轻医生，两个人除了一曲接一曲忘情地跳舞，还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在杨树成排的深夜的斯大林街散步。后来风云突变，两国关系紧张，苏联专家们一夜之间撤走，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接下来的几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自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苏漫长的边界，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女知青在一片打倒苏修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暗自伤心了将近十年才缓过神来。她遇到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时候，他刚以一个排长的身份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天西林业局下面一个林场的场长，并分得了一套苏联专家留下的房子。女知青正是因为这座苏联风格的房子和麦场长结婚的。在想象里，她是和那个莫斯科的年轻医生，按苏联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无情的现实却是，她不得不忽略那个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麦场长，曾经的麦排长，是对苏战斗的英雄，著名的“塔斯提事件”发生时，正是这个排长带领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赶到并开火还击。当时在牧区放牧的支边女知青无端被苏军开枪打死，在附近巡逻的麦排长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拔枪还击，因此立功，也因此受到批评，提早转业。
教麦维红弹琴的是伊犁河边看苹果园的一个叫法拉比的老人。在女知青被思念和绝望苦苦煎熬的那些年的一个春天，苹果花开得铺天盖地，这个承受着爱情离别却又无处倾诉的女知青，独自跑到伊犁河边望着流向苏联的河水无限哀伤地坐了一下午，返回的时候，女知青路过一座苹果园，听见有人在繁花深处唱歌，歌声悲怆，像清亮的雪水冲下帕米尔高原，又像茫茫戈壁的烈日下孤独行走的人突破重压发出的呐喊。
女知青沿着苹果园的土围墙走了大半圈，找到一个用沙枣木阻挡的缺口，她小心地避开木头上长长的尖刺，钻了进去。接下来她在飘洒着冰凉花瓣的苹果园里跌跌撞撞地走了许久，时而迷路，时而驻足倾听，歌声始终清清楚楚地缠绕在大团的白色花朵间，似乎就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唱歌的人，她感觉到自己正被某种奇异的魔力所控制，忍不住想要放声痛哭一场，就在她想要找到缺口出去的时候，却一转身看见了一群衣衫灰暗的人，围坐在一棵树冠如云的苹果树下唱歌，他们用力地跺着地上的尘土和落花，歌声起伏，合声呼应。盘腿坐在中间弹奏卡龙琴的清瘦老人，正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木卡姆歌手法拉比。他指下碎裂般的琴声苹果花一样纷飞、坠落。
法拉比老人当时年岁已经很大，有人说他七十多岁，有人说解放前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给麦维红教琴的时候法拉比老人看上去依旧是七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清瘦，头戴黑色丝绒绣花小帽，旧靴子外面永远穿着一双黑色套鞋，进门的时候，他把套鞋脱在门边，显得极其礼貌。他来的时候也永远是乘坐马车而来，那是一辆铺着红毯子的马车，蓝色天鹅绒的顶棚边缘挂着黄色流苏，马笼头上悬着装饰物，但是没有铃铛。这样的马车那时候已经不多，因为不被允许在大街上出现，只能在小胡同里或城市的边缘行走，偶尔捎一两个搭车的人，马蹄哒哒，不慌不忙。
尽管麦维蓝和麦维红已经不再那么相像，法拉比老人还是不停地把她们混淆。他要求麦维蓝端正地坐在卡龙琴前，纠正她的指法、节拍、音阶和调式。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练习了很多年卡龙琴的演奏者，在每一首曲子的演奏中都错误百出、手忙脚乱。麦维蓝恨自己不是蜈蚣，有用不完的左手和右手。
“胡大诶，你一定是生病了。”老人有时候会怜悯地摇着他的头。
孪生姐妹又一次玩起了互换身份的游戏。这让她们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她们为毫不费力地骗过老人而偷乐。一段时间以后，麦维蓝已经能和麦维红弹得一样好，甚至在某些难度较高的地方，比麦维红领悟得更准确。在夏天接近尾声，苹果快要成熟的时候，法拉比老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果园，他要赶走跳进围墙偷果子的调皮巴郎，要捡拾被风吹落的果子，用小刀把它们削皮，切成片，晾晒成苹果干。孪生姐妹于是商量，两个人轮流去果园弹琴。
第一天，麦维蓝弹奏了《纳瓦木卡姆》第三达斯坦的第一乐段，她把V级音2升高了四分之一音，结束的时候以7为结音。第二天麦维红也弹奏了同样的乐段，法拉比老人指出她弹奏得和昨天不一样。昨天的弹奏法是民间的、野性的，也是挥霍的，接近南疆刀郎木卡姆的味道，今天则是华丽的哈密宫廷木卡姆风格。孪生姐妹觉得，老人并非弄不清谁才是他真正的学生，他极有可能是故意混淆她们的。木卡姆面临失传的危险，老一辈知晓整套十二木卡姆音乐的人，除了法拉比老人自己，别的已相继凋零，每年春天，再没有人围坐在开花的苹果树下大声地弹琴唱歌。那些宝贵的传统音乐，正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知道木卡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弹奏或唱。人们对木卡姆的遗忘让法拉比老人忧心忡忡，多一个人学唱，也是好的吧，更何况麦维蓝对木卡姆有着如此惊人的天赋。 等麦妈明白过来自己被一对孪生姐妹所愚弄的时候，这种游戏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她看着她们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是恼火，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人分开，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道以后她们还会弄出什么离奇的事情来。也许谈恋爱的时候她们会假扮成对方轮流去约会也说不定。麦维红已经矫正了牙齿，麦维蓝发育之后反而瘦下来，两个人留起了一样长的头发，穿着一样的裙子，再次变得十分相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麦妈去木扎尔特送麦维蓝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上学，这三年麦维蓝按麦妈的意愿在一所学校专门学习俄语。一整个学期，她都得待在学校里，虽然学校离家并不远，但麦妈不怎么允许她回家，更不允许孪生姐妹和希林有过多的来往。其实希林那时候已经调往木扎尔特海关当翻译，他除工作之外整天还要忙于各种各样的翻译，帮某个公司谈一批钢材的价格，给新开张的大酒店签一份旅游合同，有时候是帮浙江老板把服装批发给奇缺物品的乌克兰商人。那些年木扎尔特经常可以看见的一幅景象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国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体形大于他三倍不止的穿着暴露的俄罗斯女人，她一半裸露在外的乳房足有篮球那么大。希林穿着海关服，即便是在大街上行走，也随时会被这样的陌生女人拉去当翻译，买化妆品，买糖果，买丝袜，买吊带衫，买红茶，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他们都会毫不选择地买了带走。有时候大街几乎成了自由市场，堆满了山一样的货物，有人手里一边数着卢布，一边在五色杂陈的货物间奋力地挤来挤去。
唯一保持安静的是最初的木扎尔特存留下来的五座老房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没有把它们拆掉。也许人们根本犯不着费那力气，四周多得是空地，曾经麦穗起伏的大片麦田也早已荒芜，再没有人会撅着屁股在烈日下的田间辛苦地劳作。他们随便圈一块地就可以大张旗鼓地盖房子，开店铺，然后一夜之间把身份从农民转换成商人。这一切发生在邓小平南行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国进行着。因为信息的畅通，木扎尔特在这一次的变革中也不曾落下步伐，当地政府努力地让这片荒寂的地方充满时代的气息，邮电局、卫生所、餐馆、酒店、车站、银行先后出现，最显眼的是海关，那座崭新的海关大楼就建在老房子的前面，每天，巨大的玻璃幕墙闪耀着蓝色冰块一样的火焰，投射在五座已经不再有人进出的老房子上。麦维蓝想起十四岁的那个夜晚，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打麦场，五座老房子像是漂浮在水中，新麦草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香泽。
她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年木扎尔特就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年，中哈两国政府同意口岸向第三国开放，木扎尔特因此具有了国际联运的地位。有着狗鼻子一样灵敏嗅觉的南方商人，在伊犁州政府卖力地招商引资下，以淘金者的冒险心态争相涌入，他们带来沿海浓重的商业气息和难懂的方言，把木扎尔特这个地图上无人问津的小圆点变成了集商贸、购物、旅游为一体的繁华城镇，每天大批货物在这里中转，国际邮件在这里进行交换，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关进出，一切呈现出任何时代也无法企及的喧闹和繁荣。就算是在大汉或盛唐，这里也仅仅是商队的歇息地，过往的商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连绵的帐篷中，烧茶的炊烟一股一股升起，金色夕阳照着成堆的茶叶和布匹，然而第二天商队过后，除了一两家孤独的客栈和遍地的马粪骆驼粪留下来，一切重又恢复远古的荒寂。如果是在清朝，中俄两国不时发生战争，这里更多的是狼烟四起的景象，清政府在界河边立下的一块石头就是最好的说明，青灰色大石的一面刻着士兵们英勇杀敌的经历，另一面则刻着清朝历代皇帝多次对他们嘉奖的事迹。如今宽宽的界河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就已干枯，除了尸体一样遍布的石头，整条河床干燥得简直能冒出烟来。听说两国政府正计划在这个地方合作铺设一条铁路，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将木扎尔特这枚弹丸之地发展成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那时候，谁又能想象得出这里会是一副怎么样的景象呢？
遥远时空的再现，现在的日新月异，将来的不可预知，在麦维蓝的脑子里交替出现，她无法弄清一个地方几度兴起到衰败，是否每一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这个词，在木扎尔特是三维立体的，它包含过去的重现、现在的穿插、未来的颠倒，也包括自己此时短暂的停顿。这一刻，亚细亚的群山正笼罩在金黄的阳光下，麦维蓝看着将要去的远方，无法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到过去，还是为了去往未来。她觉得不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是在世界的原地打转。
当麦妈看着麦维蓝跨过国界线，穿过一片尘土弥漫的空地，走向邻国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她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苏联人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闪亮的手表朝这边使劲挥舞，许诺只要一过去，就可以领到一块手表。很多人涌到边境，徘徊、犹豫、叹息、流泪。最终有少数人迈出了脚步，他们脸上是赴死般悲壮的表情。当年那个被爱情燃烧的女知青也想跟着他们过去，她在国界线这边站了一个星期，最后哭着鼻子返回了伊宁。
这一次麦妈在边境停留了大半天，希林带她走遍了每一条街道，在俄罗斯人的商铺里麦妈买了许多小东西，城堡式样的牙签筒，镶着假珠宝的首饰盒，沉重的金属小圆镜，还有俄罗斯红肠、大马哈熏鱼。中午他们在一家维吾尔餐馆吃拉条子和烤肉的时候遇见了羊毛胡同马忠义的老婆，这个头戴纱巾的回族胖邻居在木扎尔特租了店铺，经营胡椒粉、咖喱粉、孜然粉等各种调料。麦妈和胖邻居热切地聊了一中午，请她喝了正宗的俄罗斯格瓦斯酒，最后麦妈听信了这个颇有商业头脑的胖邻居的建议，她们在饭后一起去看了那个计划中的火车站，并决定在火车站旁边买下一块地皮，将来盖起两层楼的店铺，光租金算一算就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虽然眼下所谓的火车站还是一块荒地，遍布石头和苦豆草，其间只有几头驴在那里悲苦地啃着草皮子。但据胖邻居说，勘测人员已经来过好几次，她亲眼看见过他们画出的草图，图纸上火车站出口的方位正是驴经常打滚而草皮裸露的那个地方，旁边是一个现代化的广场，有花圃，还有喷泉和大理石柱，广场旁边就是计划中的商铺。可想而知，那些商铺的生意该有多好，买了那里的地皮就等于买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麦妈对胖邻居的话深信不疑，回到羊毛胡同之后立刻打电话向上海的亲戚借钱，然后真的买下了一块地皮。刚开始的时候，一亩十几元，后来涨到五十，八十，一百多，三百多。等涨到四位数的时候，火车站还没有影子，麦妈在希林的提醒下幸运地以时价卖掉了地皮，小小地赚了一笔，不但还掉了上海那边的债，还在伊宁市的新城区买下了一套有电梯的套房。而胖邻居依旧固执地等待着火车站的动工，直到猴年马月，传来消息两国政府变了卦，最终决定将火车站建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属的阿拉山口，而不是建在伊犁州的地盘上。一条几千公里长的铁路将运行着长长的火车从那片高原上轰隆轰隆地通过，木扎尔特被晾在离铁路很远很远的地方，连边都沾不着。伊犁人大为失望，此后他们眼看着木扎尔特人气大减，一日比一日冷清。 麦维蓝去阿拉木图留学的那一年，从阿拉山口开往中亚的火车连影都还没有。但从木扎尔特去往阿拉木图的大巴客车却是一辆接一辆，车顶上高高捆绑着货物，车厢里也塞满箱包，几乎无处下脚。
“其实很近，比我从木扎尔特回一趟伊宁远不了多少。”希林这样安慰麦维蓝。
麦维蓝并不担心那边的陌生和无所适从，因为国土相连，她猜测那边的气候、水土、食物，甚至语言都与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中亚大部分地区的人讲波斯语系和斯拉夫语系，这两种语言麦维蓝说得几乎和汉语一样好。
“风吹到哪，我就走到哪。”麦维蓝故作轻松地说。
她心里却是一片怅然，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我还能再见到它们一切如旧的样子吗？她这样想着，登上即将开动的汽车，忘记向这边挥手。
很快，窗外的风景转移了麦维蓝的注意力，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平滑可爱的道路。汽车正贪吃蛇一样贪婪地吞掉那条长长的口香糖。苍翠的乡村风光，犹如玩具似的红色房屋点缀其间。一座谷仓，几头迟钝的牛，成群的白鹳。接下来一排互有间距的树木出现在凸起的地平线上，犹如大地弓起的脊椎骨。一片长满红花草的荒野像一把扇子一样展开在眼前。一整天，汽车都在迂回地穿过玉米产区和棉花产区，有时候是一大片水草茂盛的草原。直到傍晚，汽车拐入一座山中，这就是著名的阿拉套山，山上低矮的灌木丛开着暮色一样灰暗的小花。穿过此山，就看见了灯火辉煌的阿拉木图，麦维蓝感觉自己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街道上那些大屁股的年轻女郎，神情散漫，穿着暴露，大腿上的黑色丝袜透着黑夜般强悍的力量。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麦维蓝每天都要早早起来认识这个国家。它与想象中是多么不同，即便是败落帝国分裂的一部分，也不曾使它显现出丝毫的萧条和混乱。白天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播放着香港功夫片的店铺里热卖着中国服装，街上随处可以看见牵着名贵犬种、光腿穿着长皮靴的少女傲慢地昂头走过，市场上成捆的鲜花被人抱回家。晚上歌舞厅里人们通宵达旦，喝多了伏特加的醉鬼倒在路边大声呕吐。麦维蓝几乎不能相信，在中国以原始、质朴、野蛮著称的哈萨克民族，在这里却是时尚的，文明的，开放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有了部分欧洲气质。那些头发染得金黄的哈萨克女郎，能一杯接一杯喝下不管多少数量的随便哪种烈酒。她们操着流利的俄语，卷舌音说得比真正的俄罗斯人还漂亮，而那些哈萨克小伙子，在大街上把车开得横冲直撞，汽车里的摇滚乐震得整条街都在发抖。
麦维蓝想起木扎尔特那些从分散地骑着马，赶来打麦场看露天电影的哈萨克人。她强烈地怀念那边的一切。怀念希林身上的味道。在阿拉木图失眠的许多个夜晚，麦维蓝把头伏在被子上，想象成希林宽阔的后背，努力想让自己再次闻到那种味道。
麦妈是在多年后火车开通之时才踏上那片土地的。和麦维蓝时而低落时而惊喜的情绪不同，她像个梦游者般登上火车，一路上都沉默着，仿佛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她一连几天眼睛也不眨一下地看着窗外的风景。这个由许多个加盟共和国像碎布块一样拼凑而成的土地，这些年来人们习惯了称呼它为独联体。苏联这个词正被无情地遗忘。一列绿色的火车开足了马力，白天连着黑夜地穿行在广阔的土地、青黛的大山、墨绿的森林、蓝色的湖泊中。众多的车轮牙齿一样一起咔嚓咔嚓地磨着雪亮的铁轨，仿佛一路上都在倾诉。当这个女人花费漫长的时间，穿越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终于站在莫斯科鸽子飞落的广场上时，才知道自己的心苍老得那么快。她所经历的旅行，从来没有把她带到比莫斯科更远的地方。她出发的时候头发葱茏、满怀梦想，到达时已是暮气沉沉，没有了任何欲望。就算她在这里见到梦中的城市、街道，见到几十年之后才见到的那个人，她也没有觉得惊讶和留恋。匆匆地旅游观光之后，她带着平静的心情返回了那个边陲小城的羊毛胡同，继续在那里充满热情地生活，一日三遍地控诉着麦场长种种粗鲁的恶习。
麦维红在麦维蓝离开后，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报考的音乐学校，因为没有教师会卡龙琴而无法录取她。如果报考民族音乐学院，又因为她是汉人而显得不合理和滑稽。谁能想到一个汉人，莫名其妙地去学连维吾尔人都已经遗忘了的卡龙琴呢？无所事事的麦维红每天下午去苹果园呆坐。被光穿透的苹果园像一座明亮的圣殿，法拉比老人养的一只奶羊，有时像一个灵异在苹果园中悄然出现。奶羊白日迷幻的身影、朝圣者素洁的面孔，以及被光穿透的沉默的思想，时而让麦维红觉得诡异，时而又充满忧伤。这些年，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一座苹果园消失在时间深处。人们开始怀疑法拉比老人是否永远不会死去，他是否将永远坐在这座被光穿透的苹果园里，弹奏着卡龙琴。
“胡大把恩泽给我们，但要求我们努力奔跑。”法拉比老人这样安慰麦维红。在麦妈揭穿孪生姐妹互换身份的游戏后，法拉比老人仍固执地认为自己从不曾认错人，他教的一直都是麦维红而非别人。对于麦维蓝能够用卡龙琴弹奏复杂、快拍的《巴亚特》，法拉比老人的解释牛头不对马嘴，他说：“真主用黑泥造了阿丹，并将灵魂注入他体内，于是他有了生命的气息，成为真正的人。”这是《古兰经》里的一段。麦维红有时候觉得自己之所以时常莫名其妙地感觉痛苦，正是因为眼前这个生命永无穷尽地延长的老人，将灵魂注入了自己体内的缘故。在别人忙于恋爱，在伊犁河边散步的时候，麦维红埋头在一堆难解的古老曲谱里。那些羊毛线团一样纠缠不清的旋律，把她紧紧地捆绑着，让她动弹不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越挣扎越是乱糟糟找不到头绪。她看见最初维吾尔人中间出现的五个木卡姆，表现着太阳、月亮、星星、大地和水。那时候荒漠——森林音乐在南疆流行，主要由刀郎调式组成。而果园——绿洲音乐在和田的打麦场和伊犁果园流行。早已渗透到维吾尔族源成分中的古代塔里人，包括疏勒人，龟兹人的调式算得上维吾尔音乐的滥觞，后来维吾尔音乐同印度和波斯音乐相互影响，甚至也融入了大唐时期中原汉人的音乐成分。但是直到今天，再没有人想要弄清楚这些纠缠不清的曲调真正的来龙和去脉。
法拉比老人已经讲到了中亚木卡姆。麦维红对那片土地一片茫然，她站在亚欧大陆的地图前，仿佛看见麦维蓝正旅行其间。她应该穿过这座山脉，她应该在这座湖边停留，她应该到达这条边界，她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往西，然后，她应该出现在这座有一条河流经过的城市。 那一刻，麦维蓝的确按麦维红所想行进在毫无目的的旅途中，孤单的身影，缓慢地从地球的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她从阿拉木图出发，经过吉尔吉斯斯坦，看见许多阿富汗难民流落在这个国家的街头，穿长袍的男人，被地雷炸飞的断腿空悬着，他们像袋鼠一样快速跳跃着奔到麦维蓝面前，伸出手乞求着一点食物和卢布。而女人们戴着能罩住整个人的褐色面纱，一声不响地坐在路边，等待好心人随便扔一点什么给她们而不至于饿死。当时吉尔吉斯斯坦的局部也正面临着一些小小的种族骚乱，他们模仿颜色各不相同的蚁类，相互厮杀。沿途持枪的人，并没有穿着警察或士兵的服装，而是一些村民。在这样的地方，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过路人，生命都无足轻重。麦维蓝突发奇想，决定往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走，她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车，跟一个穿黑色袷袢的男人邻座，那男人一路上抱着他的假腿，像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在一个铁丝和木桩设立的临时检查点，麦维蓝看见路边架设着机枪，带武器的士兵上车挨个搜查乘客。在麦维蓝低头把一叠卢布藏到皮靴里的时候，她听见有乘客小声说“还好，是政府的军队，他们不会随便杀人。”但他们拿走了一些乘客的物品，也拿走了麦维蓝的照相机和男人怀里的假腿。男人无助地喊着：“我的腿，我的腿。”麦维蓝站起来和他们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照相机有可能拍摄了他们的军事机密，如果不同意把照相机留下，麦维蓝就得以间谍的罪名被留下。
“那么，那条腿呢？”麦维蓝不甘心地问。她看见邻座男人已经开始了小声地哭泣。
一把枪抵上麦维蓝的额头。
“砰！”
“砰砰砰！”
士兵嘴里发出射击的声音。
麦维蓝生平第一次深深地感到恐惧。她立刻下车，折返方向往回走，经过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最后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那时候各个共和国百废待兴，一片混乱。有的地方政权未稳，反对派，种族争斗，边界纷争不断发生。许多地方食物和日用品依旧短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相对来说比较安定，麦维蓝在一座叫浩罕的城市停留下来。在这里她意外发现了蒙古人留下的建筑。那应该是他们征服多瑙河时停留过的一座城市，苏联时期，这座城市被改名为卡钢，苏联解体后复改回浩罕。这就跟伊犁的友谊医院一样，在被人们习惯地称呼反修医院很多年后，再次改回了它最初的名称。世界上总是有许多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生。
在浩罕一座灰暗低矮的旧旅馆里，麦维蓝开始给家里写信。一封信要走一个月才可以到达。她借口时差的原因不给家里打电话。至今麦妈还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阿拉木图的学校。她深知自己的离开会让追求完美的麦妈丢尽面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学校她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俄罗斯文化尽被排斥，哈萨克斯坦本国文化漏洞百出，课本是临时的，教师水平也差强人意，那些资深的俄罗斯教授在国家解体时纷纷撤往欧洲部分，他们丢弃的房子，被低价出售。麦维蓝在动荡的异国不知所措，阿拉木图的物价已经不知道飞涨了多少回，原先一元人民币兑换二十卢布，后来是一百，再后来一元能换来厚厚一叠绿色的钱币，而吃一份夹黄油的黑列巴要上万卢布。麦维蓝常常在付款时数钱数到眼花。她为了挣点卢布，开始像希林一样去当翻译。这样，麦维蓝在集市上看见了那个头戴黑礼帽的白广君，当时他正在费劲地讨价还价买一条金巴狗。
“不，不要这样的。”他直着舌头用极其蹩脚的俄语说，“我，要——姑娘狗，不要——小伙子狗。”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卖狗的女人笑得浑身打战，“姑娘狗。”她说，同时笑得快要憋死过去，“你是要买处女狗吗？我可不敢保证她没有偷过情。”
“让他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有人起哄。
“他要买母狗，”麦维蓝挤过去，拍拍白广君的肩膀，那肩膀硬邦邦的，拍打在上面像拍打在石头上。而他又实在太高，麦维蓝须仰着头和他说话。麦维蓝提出如果付十万卢布，她可以给他充当翻译。
但是买好狗后，白广君并没有付给麦维蓝事先说好的十万卢布。他打听麦维蓝一天的翻译费是多少，麦维蓝告诉他需要三十万卢布。他脸上闪过一丝笑，类似一条狡猾的水蛇爬过。他说：“那我多划不来，十分钟就得付你十万。我宁愿花三十万雇你一天。”
“得管饭。”麦维蓝说。
在巴亚尔大街上一家高丽人餐厅里，麦维蓝要了泡菜、生菜烤肉和冷面。每天的黄油抹黑列巴吃得她苦不堪言。当地高丽人很多，说高丽语，也说俄语。麦维蓝从白广君递过来的名片上知道了他的姓名，职务是浙江温州某公司总经理。他操着鸟也听不懂的温州普通话告诉麦维蓝他们公司什么都做，倒卖钢琴、汽车、石油、棉花、金巴狗、妇科药。这次来是卖掉一车温州的皮夹克，然后拉一车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去那边酒吧唱歌跳舞。白广君请麦维蓝帮他做几天翻译。“大概十几天吧。”他说。
十几天之后，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麦维蓝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她觉得这跟国际倒卖人口没多大区别，那些年轻的姑娘们被翻来覆去地看，鼓胀的乳房，结实的臀部，有力的大腿，这三样达标的就有资格被录用。一位没能入选的白俄罗斯姑娘不甘心地恳求麦维蓝替她翻译，她说她曾经在莫斯科上过大学，她需要工作。她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麦维蓝把她带到白广君面前，白广君拍拍她发育不良的屁股。“一点生殖的气味都没有，”他说，“等你的胯长得跟小母马一样的时候再来吧。”
另一些眼中燃放出豹纹一样光彩的女郎，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名单。接下来白广君会为她们办好入境护照，带她们去海边的城市。她们将在那里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每个月轻松赚到的人民币足够她们在国内干上一年半载。谁都知道，这个国家许多人在失业，为黑列巴和黄油而发愁。他们的牛肉没有了，土豆也快没有了。五十年代跑到苏联的中国人正在想方设法地回中国去。
“最好能会点中国话，”白广君说，“不过，也没什么关系，不需要她们开口，她们的嘴是用来吃饭的，身体才是用来工作的，和你刚好相反。”
白广君邪恶的语言激怒了麦维蓝，最后一天她拿了工钱，发誓不再给这个到处买姑娘狗的恶心温州人当翻译。 几天后，白广君在学校找到麦维蓝，告诉她自己要回国一趟，希望麦维蓝也能一起跟他回去。
“为什么？”麦维蓝圆睁着眼睛，像发怒的猫。
“我需要翻译。”白广君说。
“我讨厌听见温州话。”麦维蓝回答。
“好吧。那么，最近几天一定不要出门，更不要去市场。”白广君说，“如果遇上什么事，你可以撒谎说自己是高丽人。”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几天之后，阿拉木图发生了抵制中国货的游行示威。有中国店铺被烧，中国人被打的事件发生。那些劣质的旅游鞋、皮夹克、黑色健美裤、丝袜、衬裙被挂在街头，垃圾一样飘荡。一时间，大街上的中国人消失殆尽。麦维蓝被几个人堵在教室门口要求赔偿，他们花了上百万卢布，买到的皮夹克却是一层刷了油漆的塑料布。混乱中，麦维蓝决定离开阿拉木图，离开这个繁华又衰败的国家。她没有像其他的中国人那样撤回国内，而是登上了一辆开往中亚腹地的车，离祖国越来越远。
以后的很多年麦维蓝都在想，如果不是遇见白广君这个给她带来无尽麻烦的家伙，她是不是会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一度她觉得白广君根本就是魔鬼的化身，只要他一出现，她原本好好的生活就会一团糟。当她在浩罕再次遇见他，他奔过来向她求助，诉说自己被抢劫的经过，如何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没有饭吃。她只能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在他面前摆满食物，而他吃饱之后却像那只阿拉伯人的骆驼一样得寸进尺，请求留宿。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既没有护照又身无分文，你不能看着我死在异国他乡。”白广君说。
麦维蓝铺了一块羊毛毯子在客厅的地板上作为白广君睡觉的地方，自己转身把卧室的门锁死。卧榻之侧，有他人安睡，麦维蓝自然不能安睡。然而一个晚上并没有听见客厅有什么响动，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只在天快亮时听见窗子发出细微的呻吟，麦维蓝拉开门，看见白广君正翻窗进入客厅。头发上湿润的夜气暴露了他一夜不在房中。白广君的解释是出去撒了泡尿，用女士的卫生间他撒不出来，卡得慌。
接下来白广君再不曾出去过，他找出种种理由，屁股生根似的赖在了麦维蓝家里，每天理所当然地等着麦维蓝带回面包黄油和高丽人的泡菜，麦维蓝要打开窗帘，他立刻制止，他的理由是如果房东看见，会对麦维蓝的名声不利，他们甚至会以为麦维蓝是以此谋生的女人。麦维蓝气急败坏，又毫无办法。到了晚上，白广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稍微有点响动他都会狗一样竖起耳朵警惕地倾听。麦维蓝再没见他翻窗出去撒尿，倒是听见他在女士卫生间撒得很欢的声音，活像伊瓜苏大瀑布，并非他说的撒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麦维蓝发现白广君在偷偷烧掉护照和一些东西，他才如实相告，因为欠了这边的债，不得不换一本护照，用另一个身份才能安全回国。
“另一个身份？”麦维蓝生气得眼睛发绿继而发蓝，“倒卖军火商？走私汽车的黑团伙？或者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她明白自己又一次无端惹上了麻烦，为了能够打发走白广君，她按他的吩咐去邮局帮他打出一个个电话。
“白老板交代，这批钢材有问题，不要付款给对方。”
“白老板让我转告，合同没有签成，不用过来了。”
“白老板说，三车棉花已经发往口岸，还有一车在半路上，可能是车坏了。”
白广君把这些电话号码用水笔写在麦维蓝的手心上，直到后来麦维蓝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在纸上。他早就留意到她经常洗手，那些号码将不留痕迹地被很快洗掉。
“如果被他们逮住，他们会扣押我。说不定还会搬走我的脑袋。”白广君一次次重复这些话希望能得到麦维蓝的继续收留。麦维蓝忍无可忍的时候曾拿出刀威胁白广君，如果再不走她会在他们之前先搬走他的脑袋，但在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刀已经到了对方手里，自己却像一只挣扎的鼬鼠在他手里扭来扭去。他好笑地看着她，后来简直要笑出声来，“再拿刀对我，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会像这一次一样放过你，弄不好我会扒光你的衣服。”他俯下身来警告她的声音充满愉快，重重的呼吸喷在她的脸上，像一只庞大的野兽。
别无他法，麦维蓝请了朋友来家里，想以此让白广君明白她这里并非秘密的安全地带。她可以借给他卢布，他可以住到随便哪家旅馆，但不能把她的家当躲债的地方无期限地住下去。弄不好哪天追债的人就会找上门，连自己也一起倒霉。她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同胞而牺牲自己，更不想被他野兽一样地撕碎衣服。让麦维蓝吃惊到下巴都掉下来的是，白广君摆出一副迷人的笑容，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和她的朋友们聊得很欢，他告诉他们他是她的未婚夫，远道来这里看她，虽然两个人因为久别而如胶似漆，但他一点不介意大家的打扰，他可以给大家做中国菜，请大家喝酒。最后，他亲热地搂着麦维蓝的腰，在她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算是警告。
“你到底是什么人？”趁着白广君上卫生间，麦维蓝不顾尴尬挤进去追问。
“温州商人。”白广君眼睛不眨地回答。
但这肯定不是他的真实身份。
多年后，麦维蓝的怀疑得到证实，在伊犁河谷的一个军马场，牧草野茫茫的一片，麦维蓝一抬头就看见了白广君，他肩膀上的两道杠三颗星在新疆时间下午五点半的阳光下分外刺眼，一匹红色乌孙马的缰绳牵在他手里，他站在那里，俨然一个将军，全然没有了温州商人的油头粉面。当白广君开口和他身旁的人说话，那播音员一样标准的普通话顺着风传到麦维蓝耳中，她找到了最终的答案般恍然大悟，她明白了为什么在国外他要说那些难懂的温州话，那其实是一些无法破译的密码。那一刻麦维蓝身上的紫色披肩正被风吹得动个不停，就好像一只小狗先于主人认出了仇人。想到白广君给自己带来的那些无尽的麻烦，麦维蓝迅速转过身去，一只手拼命按住飘动的披肩，生怕它真的发出小狗的狂吠。在异国那个叫浩罕的小城，白广君含混而意味深长地跟麦维蓝说过抱歉后，就在半夜翻窗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半年？抑或是一年？麦维蓝无时无刻不感觉有人跟踪。长长的街道，悬铃木低垂，蓬松的杜松灌木在春天也飘荡着危险的气息，一切都是隐蔽的，麦维蓝无法判断哪个是跟了自己几条街的人。平日和蔼的房东，以前常看见他从市场买回松软的面包，现在的行为也让人心怀疑虑，时常伸长了脖子鬼头鬼脑地朝这边张望。只有他养的那条花斑狗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看见麦维蓝会晃动大大的两片耳朵。浩罕的春天多云而且灰暗，一切都显得沉闷和不安。天还有些冷，恐惧这个幽灵还躲在炉旁的角落里瑟瑟发抖。麦维蓝终日怀疑，预感的事情总像要来，又总不到来，如那只空悬头顶的鞋子一直悬而未决。为了躲开那只鞋子，她白天去集市，去广场，晚上在酒吧把自己灌得晕晕乎乎，让一切事物都战抖在音乐和酒的边缘。有几次，她倒在路边大声呕吐，每一次都被莫名其妙出现的陌生人扶回家，他们帮她脱掉大衣，脱掉靴子，关好门，有时候甚至得帮她弄干净身上散发着酒气的呕吐物。她觉得好玩极了，他们好像不是来跟踪她的，而是保护她的，随时随地，保镖一样忠于职守。清醒时麦维蓝又感叹自己真够倒霉，虽然这些跟踪者不痛不痒，或者根本不存在，可是，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思前想后她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一走了之。可就在她出现在火车站，坐在车站餐厅打算吃掉这个国家最后一顿早餐的时候，一个长得像驼羊似的家伙坐到她对面的桌子边，不慌不忙地在面前铺开雪白的餐布。他张开嘴巴吃东西，亮出一副完全适合食草的牙齿，它们又黄又钝。他一边吃一边用禀性多疑的动物的眼睛看麦维蓝。有那么一霎，麦维蓝嗅到周围阴险的气味。她倚着桌子，大口地喝下滚烫的浓汤，以此来控制哆嗦个不停的身子。然后匆忙拿起行李，出门的时候撞在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身上，等她反应过来，钱夹和护照已经不知去向。 阴谋。她想。一切都是阴谋。不用说他们肯定是一伙的。麦维蓝惊慌失措地去找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参赞，从比什凯克到浩罕的路上他们曾经同车，交谈了一路，临别参赞交代有事可以去找他。参赞安慰了麦维蓝，他建议她留下来，像平常那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前身，克格勃无所不在，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解体后却无事可干，“他们总要做点什么，以此保证有饭吃。”至于白广君，“他告诉你他是温州商人那他就是温州商人。”参赞说，“因此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
后来的一切证明参赞没有骗她。
在麦维蓝感觉被跟踪的那一年，有一天大妈妈坐在院子里，看见每年结满苹果的果树左边半棵在春天竟然没有长出一个花苞，而右边半棵的花苞也稀稀拉拉。这棵苹果树多年前经由法拉比老人之手进行过嫁接，半棵是冰糖果子，半棵是柠檬果子。每年两种果子的花苞一样多，密密匝匝，半棵树开满白花，半棵树开满粉红的花。结出的果子也一样多，半棵树结青苹果，半棵树结红苹果，把树枝压得各向两边低垂，几乎弯到了地上。
晚上麦维红推开大门给大妈妈送西红柿面片汤的时候，看见大妈妈坐在苹果树下抹眼泪。这些年曾被孪生姐妹的嬉笑追逐充盈的院子，在孪生姐妹先后离开后，也像大妈妈一样不知不觉进入了暮年。院子里不再种满碧绿的蔬菜，菜地边的地雷花和金盏菊，秋天来不及收花籽就被始料不及的第一场大雪埋住，第二年花园里的地雷花便和金盏菊混杂在一起开放，第三年地雷花的颜色不再火红，掺杂了金盏菊的金黄，而金盏菊一朵花的花瓣甚至五色杂陈。植物学的理论在这里不可思议地乱作一团，一朵张开的金盏菊毫无保留地爱上了阳性的地雷花，后者在黄昏时收敛起的花朵，状如紧缩的包茎。到了第四年，这些杂交过的植物突然改变了原先优雅的性情，开始放荡地尝试着各种变异带来的乐趣，它们带着野性的蛮力疯狂迅猛地繁殖，变换出更多的花样，一个夏天就占据了它们能到达的所有地方，整个院子散发着它们肆意授粉的浓烈气息。独自在后院散发着臭气的洋金花长得足有一人高，白色喇叭状的花朵能施展巫术招来浑身疙瘩的癞蛤蟆，一到雨天，泛滥的叫声聒噪得让人无法入睡，而洋金花带刺的圆球形果实，像裸露空置的生殖器，在暗夜里无法控制地自动爆裂开来。面对自然界的力量，大妈妈无力对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不断侵占自己的地盘，她担心有一天这些发疯了的东西会长到她的炕上去，在那里交换花粉，暗结珠胎。而她已经没有了生殖能力，势单力孤，就连她自己本身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萎缩，不再散发活人的气息。
“我看见你大爸爸了，”大妈妈说，“他就站在那棵苹果树下，头上长着鹿角。”
“你真是莫名其妙。”麦维红说，但还是忍不住朝那里张望，没有长出叶子的树杈像分开的庞大的鹿角，黄昏的光线施施然投射在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树的影子落在地上。”
“是你大爸爸的影子。”大妈妈纠正说。
麦维红寻思着该找一把斧头把树砍掉。
大妈妈继续哭，边哭边掏出手帕，吹喇叭似的很响地擤鼻涕。
麦维红晚上一连呼了二十遍希林的呼机。那些呼唤就像发往太空的电波，失踪在茫茫宇宙的无底洞里。第二天麦维红不得不踏上通往木扎尔特的客车。公路已经笔直地修到了木扎尔特，中途无须再转乘马车。沿途，麦维红看见了麦维蓝十四岁那年去木扎尔特看见的冒着白色烟柱的石头山，天空中生有巨翅的大鸟，向西倾斜的裸露的灰色平原，梦幻一样横亘在眼前又永远无法到达的查旦山脉。她有了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景象麦维蓝从未对她说起过，而她竟是那么的熟悉，仿佛脑子里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图片在这时候一一打开。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来过。车离木扎尔特越近，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包括风中干燥的气息，她都觉得熟悉无比。当车终于在木扎尔特停下，麦维红立刻沿着公路奔向纵横交错的街道，然后在无数的新房子中准确地找到了那五座几乎被高墙阴影覆盖住的老房子。它们经年累月地被风吹刮着，面目越来越模糊，门窗几近散架，却出乎意料地悬挂在那里，像一幅遗照的相框。不用人说麦维红也知道，木扎尔特这些年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是三棵沙枣树，因为缺少阳光和水分，它们几乎没有怎么生长，这些年也没有人再在木扎尔特种过哪怕一棵树，大家忙于赚钱，根本无暇顾及美化生活。
麦维红找到希林的时候，希林正陪穿着海关服的未婚妻挑石榴。未婚妻挑得很仔细，希林不耐烦地看向别处，然后，他看见了麦维红。未婚妻顺着希林的眼睛，也看见了麦维红。她立刻脸色惨白，像看见了一个等待多年的鬼。后者没有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当街质问希林传呼的事，希林这才明白二十个传呼都被身旁这个女人悄无声息地掐灭了。这些年，她早就感觉到了她的爱情中包藏着来路不明的威胁，有几次，她向他提起结婚，他却突然沉默，情绪低落，表情忧伤，并且拒绝向她做任何解释。她于是挖地三尺，把他周围一切可疑的女性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她只能恨恨地挓挲着双手，却打不到那个可能存在的女人身上去。现在，她明白自己多年的敏感和疑心并非多余，那个女人出现了，而她只能眼睁睁地任由她从自己身旁带走他。
那一天，麦维红和希林准备坐车返回伊宁时，两人被一种怪异的氛围所震慑，不约而同抬头看向天空，他们看见西边一道巨大的黑色墙幕连天接地地移动过来，起初东边的天还是明亮的，散发出红色岩浆一样的光。空气中充盈着昆虫和鸟类细微的嘁喳，它们在半空一闪而过之后，大地一时沉静，仿佛声音不再传递，空气也不再流动，麦维红听不见希林的呼喊，她什么也听不见，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狂风夹杂着大量的沙子和石头迎面重重地击来。麦维红先是倒在地上，又呼地离开地面。
等希林把麦维红抢回房间的时候，这个姑娘已经接近裸体。衣裙在希林拽住她的一瞬脱身而出，慌忙中他只能抓住她四散飞扬的头发，才不至于让她飞走。
沙尘暴一连刮了三天三夜，白天也昏天黑地，让人有种世界末日的惶恐。麦维红和希林躲在海关大楼坚固的宿舍楼里，每天三顿吃着满嘴沙子的面条。他们即便是把钢化门窗的缝隙用宽宽的透明胶带封死，该死的沙子还是会出现在房间的每个地方，包括他们的鼻孔、耳朵、牙齿、头发，只要稍微抖动，就会听见它们在那些部位发出咯咯的声响。到了夜晚，四处停电，世界一直黑到黑洞里去，只有庞大的风声怪叫着，愤怒地掀墙揭瓦，推倒门窗，似乎想把大地也吹到天上去。就在那样瑟瑟发抖的黑暗里，麦维红和希林各自缩在床的一角，彼此看不见对方，孤立无援又惶然挣扎。在第二个黑夜，停水、饥饿和恐惧让麦维红几近崩溃，她睁着猫一样的眼睛，看见自己和无数碎片一起在宇宙中无边无际地旋转和漂浮。直到一只温暖干燥的手放在她的脚背上，拉住她，她才从僵硬的状态中柔软下来。慢慢地，麦维红开始感觉到黑暗的空灵通透，甚至连空气都已被大风吹走，而她自己的心跳，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一点一点小心地移过去，朝自己的心跳移过去，一直到达世界的尽头，她才终于和另一个人相拥在一起。那一刻，两人都明白自己已抵达孤独的彼岸。 大风停止后的清晨，房间笼罩在一片粉红的光里，天空则一半是低沉的暗红，一半是铅色的幽焰。大地虽然没有真的被吹到天上去，但被吹得一片错乱扭曲，各种东西仿佛有了自由移动的能力，汽车停在了河道里，电话亭从街道的左边移动到右边。广场上落满大石头，它们似乎是从天外来的，陨石一样把地面砸出一个个坑。所有的建筑物都矮了一大截，它们曾经被匆忙地建造起来，美观但不牢固，现在消失的部分被大风吹到了空茫的宇宙里，在那里进行着漫无边际的漂浮，不再有返回木扎尔特的可能。只有五座老房子，因为海关大楼的抵挡，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只是海关大楼的玻璃幕墙，毁灭性地粉碎了一地。
“木扎尔特会像楼兰一样消失吗？或者有一天像古代赤谷城一样被遗弃。”麦维红问希林。
“不知道，都有可能。”希林说。
两个人从几近废墟的木扎尔特走过，人们已经开始清理街道，修整房屋，清点货物。倒下的电线杆正被几个壮劳力重新拉起，不出多久，这里的一切又会恢复原来的面貌，人们照常生活，世界井然有序。
希林一边走一边向远处眺望，他发现木扎尔特正处在一条大风路过的风口上，远处邻国屏障一样的山脉，在前方开了一个缺口，这样四面八方的风到了这里，就像洪水汇聚到一条突然变窄的河道里，风力会可怕地增强十倍。此时大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平坦的地面上无端地冒起一股股邪恶的旋风，这些被边民们称之为鬼拔毛的风，像是大风遗留下来的小尾巴，不时卷起地上的碎屑，然后天女散花般满头满脸地洒下来。希林竖起衣领，鸵鸟一样把头藏在里面。麦维红则满头满身地裹着希林的床单，蒙面的阿拉伯女人一般。
“如果木扎尔特消失，我们现在留下的痕迹将成为古迹。”麦维红停下来，从碎砖石中捡起一块玻璃片，在一面巨大的墙壁上潦草地刻下一段木卡姆曲谱，那是库车民歌《你的天上没有月亮》的一个片段。
“到时候他们会努力破译这些符号，像破译难解的密码。可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其实是维吾尔人失传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木卡姆音乐。”
麦维红在曲谱的末尾用力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她在那面巨大的墙壁前站了一小会，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心里升起一个怪异的念头：这面墙壁多像一面墓碑，而她刻下的也许正是自己的碑文。
等两人跟随汽车一路避开滚落的大石、连根拔起横倒路面的树木、突然出现的沙包，到达羊毛胡同时已是傍晚时分。推开家门，院子里一片幽暗，荒草四处匍匐，癞蛤蟆一蹦一跳，蜥蜴惊慌爬行，成群的蚊子发出轰炸机一样的声音。麦维红和希林同时惊恐地看见大妈妈在给苹果树喂草。
“看，一只鹿，前两天刮大风的时候跑到院子里来的。”她说，“我把它拴在了这里。”
麦妈过来看了看，告诉希林不必惊慌，这是早期老年痴呆症症状。她可以每天过来帮忙打针，以后也可以吃药控制病情。一生孤独，让这个锡伯族女人过早地患上了此症。
一周之后，大妈妈一切正常，除了偶尔认错东西，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林于是返回木扎尔特。麦维红则减少了去苹果园的次数，更多时间，她沉着地站在大妈妈家的花园，以这个院子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非理性的植物当中，她要让它们重新变得驯服、充盈，安于静止和善于接受。她系上围裙，戴上草帽，用镰刀、坎土曼、耙子、铁锨和斧头清除杂草，割断藤蔓，铲除根须，砍掉那些遮挡住光线的多余枝条。好几次，麦维红拿着斧头站在那棵苹果树下，犹豫再三，不忍下手。而那棵苹果树在春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鼓胀出了花苞，接着迅速地开花，并在一夜之间结出果实。它似乎懂得读心术，知道麦维红对它动过杀机，它也知道她的杀机并没有放下，接下来它必须努力和别的树木长得一样好。
等夏天来临的时候，整个花园已如世界新生伊始般美好，金盏菊和地雷花重新归位，海纳花透明的茎秆上爬着甲虫，乌斯曼草墨绿的叶子散发出鬼魅的气息，大门边一道蔷薇盛开的树篱，黄昏时分被金色小蠓虫围绕。
麦维红整理好花园后，着魔般的无法停止下来，不断地找出新的活来干。她爬上屋顶打扫烟囱，向院子喷洒杀虫剂，驱赶蚊子，用开水浇蚂蚁窝，把癞蛤蟆和蜥蜴的洞用石灰堵上。这个浑身流着汗的潮湿的女人，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手中的活想念木扎尔特，想念希林。她不能容忍他长年累月独自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吹着那里的风，每天孤零零地看见远山、平原，看见另一个国家的国土，深色的眼睛里是任谁都无法消除的忧郁。
希林再一次回来的时候，麦维红决定和他结婚。她是那么爱，爱得没有办法，仿佛大风过后整个新生的世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穿海关服的未婚妻一路悲悲戚戚，找到羊毛胡同尽头的大门使劲拍打，她坐在一把矮凳子上，哀哀地向大妈妈哭诉这么多年她的等待、付出、焦虑、伤心。而他从来记不住她的生日，忘记她说过的那些重要的话，甚至不知道她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她出差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去接她，对计划的婚期一拖再拖，从来没有一次实现过。
大妈妈一脸茫然，糊里糊涂地听了半天，听到最后她笑起来。
“别傻了，第一次没有结成婚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他和你是永远都不可能结婚的。”大妈妈说，“如果你坚持和他结婚，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那样，你就得一辈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焦虑、煎熬、伤心、飞快地衰老，变成我这样的老婆子。”
未婚妻看着在花园忙碌的麦维红，明白自己在这里除了哭诉一场毫无别的用处。她又悲悲戚戚地回到木扎尔特，一路上思量着用其他办法来挽回这场飘忽的爱情。谁都知道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单位同事都在侧目等待着她哭闹的结果，她其实已经执拗地把自己逼到死路上去了，那么，以死相逼或许会让心上人回心转意也说不定。上吊、服毒、投河都是女人常用的手法，但木扎尔特的界河里却是没有水的，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跳楼，就站在海关大楼的楼顶上，所有的人看着，希林也看着，不信他真的就无动于衷。她可以先让自己的丝巾飘落下去，引起一片惊呼。就算希林不来拉她，别的人也会冲上来拉住她的。她自然不会真的去死，她在痛苦的深渊里尚能冷静地明白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去死是不值得的，她也明白这么多年自己不肯放手，并非全部出于爱情，一部分则是出于面子。所以她必须计划周全，不能让希林看出破绽。但当她到达木扎尔特，看见一个人正站在她想象过的海关大楼楼顶的边缘准备跳下去的时候，她的腿一阵发软，脊背像有一条蛇爬过似的发凉。她确定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站在那么高那么边缘的地方的。接下来发生的惨烈事件更让她彻底打消了一路上荒唐可笑的念头，甚至让她一下子就从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马上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当时海关大楼周围聚集了木扎尔特所有的人，大家热烈地议论着那个想要去死的倒霉蛋，他在木扎尔特如何挣下大笔的积蓄又如何因投资不利而欠下一屁股债，而他在成为商人以前只是个地道的放羊人，有一大群羊和一大群娃娃，偶尔为了娃娃上学的钱在巴扎上卖掉几只羊，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经商的经验。现在他被债主逼得在地面上无路可走，只能爬上半空中的楼顶，站在死亡的边缘。希林试图说服他下来。希林用维吾尔语，用哈萨克语，用汉语、蒙古语，甚至俄语向他喊话，他均不应答，最后，他在跳下来的前一刻，用其中的一种语言回答了希林，他说：“你们看着我死球吧，看着木扎尔特死球吧，看着整个世界死球吧。” 随后地面上腾起一股烟尘，人们惊慌后退。但很快，死亡升腾起的恐怖就被喧闹的买卖声冲散，木扎尔特一切照旧，没有人因为一个人失败的经商命运而停下赚钱的步伐。
羊毛胡同这边，麦维红的爱情可想而知地遭到麦妈极力反对。早先麦妈一直庆幸自己英明果断，远远送走了麦维蓝，以致预测中要发生的终究没有机会发生。等得知麦维蓝在浩罕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翻译工作，麦妈心里更是暗喜，她确信漫长的国界线会阻断一切，就像当初阻断了她和莫斯科的年轻医生一样。在麦妈的先知先觉中，这个难以掌控的女儿实在让她感到隐隐的不安和焦虑，现在她担心的事情虽然没有机会发生在麦维蓝身上，却戏剧性地发生在了她认为极不可能的麦维红身上。这个上海女人于是情绪失控，不顾多年邻居的情谊，不再允许麦维红到一墙之隔的锡伯族女人家里去，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有锡伯族血统的人。虽然希林的父亲是汉人，实际上，他在这个家里只是短暂地存在过，自从养鹿场小林技术员被一头逃跑的雄鹿顶倒在地，口吐鲜血，他最后看见的世界，是雄鹿头顶庞大的鹿角刮擦过蓝色低垂的天空，紫色的尘土在逃奔的鹿蹄下打着旋。小林技术员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奋力赶上那只雄鹿的四只蹄子，去往了一个世界凹坑一样静谧的地方。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只剩下一个挂在墙上的影子，不走动，不吃，不喝，不发出声音，没有生活习惯，也没有口味、口音，甚至不会老去。他永远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希林帅气的兄弟。如果硬要把他跟过早衰老的大妈妈扯在一起，多少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很多时候，大妈妈用慈祥的眼光怜悯地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早逝的儿子，代沟已经让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这使大妈妈倍觉孤独。而这些年，大妈妈独自按锡伯族人的习俗安排着一切生活，她给遗腹子取锡伯族名，希林是精锐的意思，然后加上死去父亲的汉姓。她喜欢吃锡伯族人的发面饼、南瓜饺子，喜欢用伊犁河边的布尔哈雪克，那是一种汉族人叫作椒蒿的野草来炖伊犁河里的鱼。她把长茄子和青辣椒埋进刚煮过茶的柴灰里，烧熟后撕成条用盐和醋凉拌当早餐的配菜。秋末各种蔬菜成熟的时候，她用韭菜、芹菜、青椒、胡萝卜、白萝卜、豇豆、包菜腌制“花花菜”，从冬天一直吃到春天。每年的四月十八，是锡伯族人西迁的纪念日，几百年前十几万锡伯族人奉朝廷之命，从东北的沈阳出发，历尽艰辛，历时三年，到达伊犁时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为了纪念这一天，大妈妈会和所有的锡伯族人一样，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穿上传统的旗袍，带上希林回到伊犁河对岸的锡伯族领地，在那里，大家一起在“穆娜尔”的琴声中跳舞，准备各种丰盛的吃食。到了抹黑节，大妈妈按锡伯族人的传统搜刮出锅灰，往自己脸上抹，往希林脸上抹，也往孪生姐妹脸上抹，这种举动常常让麦妈大呼小叫，看见了鬼一样不舒服。
强硬的麦妈坚持了两年，在麦场长的干预下最终让步。麦场长一年三个季节在果子沟，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之前才会回到伊犁，等春天雪化，再次上山，年年如此，像那些转场的羊群一样。麦场长因此把羊毛胡同称作他的冬窝子。因为常年在山上，他的脸色跟哈萨克人一样黑红，声音洪亮，胡子拉碴，衣着也早就没有了麦排长时的精干，常年穿着皮靴、皮大衣。因此浑身散发着动物皮毛的味道，这让麦妈恨得咬牙切齿，扬言要把他赶到邻居斯德克老汉家的羊圈里过冬。麦场长的饮食习惯更是接近哈萨克人的口味，除了奶茶和馕，就是炖羊肉、纳仁、抓饭。他绝不肯吃蔬菜。他的肠胃因长年累月吃不到蔬菜而变得无法适应蔬菜，一旦吃了就会因消化不良而不停地放屁。麦场长又懒于在大冷的冬天仅仅是为了放个屁不停地往外跑。他觉得这样穷讲究实在不人道。响亮的声音于是在各个房间随时随地响起，这让麦妈绝望透顶，控诉麦场长的种种劣迹，成了麦妈打发漫长冬天必不可少的一样消遣。
“上面开着一个口，下面就必须得有一个眼。”麦场长说，“人不通气怎么行嘛，老婆子你说是不是。”
麦场长哈萨克人似的诙谐语调几乎让麦妈暴跳如雷，她声称自己是纯正的上海人，不是什么哈萨克老婆子。自己命运不济沦落至此也就罢了，但她绝不能让女儿也跟自己一样，甚至还不如自己，自己好歹嫁的是个甘肃人，那已经够西部、够落后、够不如人意了，女儿居然要跟蛮夷之地有混杂血统的人结婚，她纯正的上海人的后代，岂不要变成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要是我打人一拳，会把那人打到阿富汗去的。”麦场长说。麦场长以前说的是打到苏联去，后来苏联解体，他只能改成阿富汗。那里不怎么太平，随时随地响起的地雷比麦场长随时随地响起的气体可怕多了，麦妈不想去那样的地方，只能妥协。伟大的麦场长总是这样，无论在国际矛盾还是在家庭矛盾发生时，他都能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解决。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向好脾气的大妈妈却突然变得固执，她坚持要按锡伯族人的习俗办婚礼，这让所有人不知所措。婚期于是再一次被拖延了一年。
就在麦妈又一次做出让步，麦维红喜悦地准备婚服的时候，大妈妈的病症加重，她拿斧头砍下树杈插在自己头上，像一头母鹿一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麦维红把南瓜饺子端到她面前时，她把麦维红叫作麦维蓝。麦维红纠正一百遍，她依然一百遍地坚持，就像当初法拉比老人那般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错了人。
“没错，你就是麦维蓝，不是麦维红。”大妈妈说，“别人老把你们弄错，但我不会。”
有一天大妈妈对从木扎尔特赶回来看她的希林说：“你和麦维红结婚以后，不要再让她四处飘荡，她的小枕头我一直收在樟木箱子里，萨满说了，只要小枕头在，她走得再远都会回到羊毛胡同来。”希林于是明白，母亲其实和他有着一样的心思，他怀疑她的糊涂是装出来的，她不过找着各种理由在故意拖延。
但这样的怀疑对老人是不恭的，麦妈对着一张大妈妈的脑部磁共振胶片唉声叹气，那上面显示出右大脑在不断缩小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斑点。一切预示着这个锡伯族女人正在遗忘眼前的人和事，她脑子里灵光闪现的久远的事情，在最后的闪现之后也将被混淆，世界将回到原初，她将像个新生的婴儿不断认识新事物，然后转眼就和所有苍老如暮的老年人那样再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