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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侨批业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就像一对南北对称的“姐妹花”，但在今日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凋零了的票号仍广为人知，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天天都在迎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时，位于福建省龙海市流传村的天一信局旧址依旧门可罗雀，难以摆脱持续衰败的命运。
“侨批”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辞海》里也查不着。
将时间拉回到100多年前，这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家喻户晓的字眼。如同晋商的票号一样，侨批业早在现代邮政网络形成之前，就搭建起了一个国际汇兑通邮网络。
这个行业在“下南洋”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得名于闽南、潮汕一带人们将信称为“批”。当时华侨的汇款凭证都是连带家书的，像信件一样通过“侨批局”发回国内。
在侨批业的鼎盛时期，国内的厦门等口岸城市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经济中心都林立着上百家侨批局。时称“钱业巨擘”的天一信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在1921至1926年间的收汇额达每年1000至1500万银元（一银元折合今日人民币50到60元），这占了当时全福建每年侨汇额的近2/3。
基于侨批业里的巨大资金流支持，侨资银行的设立条件也在此间成熟。从事纸币收藏的人都知道过去中国有家发行钞票的商业银行——中南银行，它是由鼓浪屿巨商黄奕住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其规模在当时的商业资本银行中首屈一指，并在开业后不久就以侨资银行的身份争取到钞票发行权。
晋商的票号侧重国内汇兑，侨批业侧重国际汇兑通邮。两者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就像一对南北对称的“姐妹花”，但在今日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凋零了的票号仍广为人知，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天天都在迎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时，位于福建省龙海市流传村的天一信局旧址依旧门可罗雀，难以摆脱持续衰败的命运。
从“水客”开始
从厦门出发，一小时后到龙海市角美镇，再走上15分钟的乡村公路即到流传村。城市繁华完全退去，民房之中掩映着一片破败的西式建筑，这里依旧挂着“天一总局”的牌子。
建筑内部已被白蚁腐蚀，浮雕已经模糊，一个鸡舍胡乱搭建在“天一总局”四个字的正对面。眼前的景象似乎不会让人联想到：百年前这是辐射整个东南亚和国内东南沿海的金融、邮政中心。
1897年2月，“大清邮政”正式营业。这一年，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邮政元年”，而在闽南，很多人更倾向于把“天一信局”的创办人郭有品视为中国邮政事业的“祖师爷”。
早在1892年，“天一信局”就搭建起了国际性邮路。“大清邮政”不但晚于天一信局创办，而且在邮政网络、经营手法等诸多方面都竞争不过后者。
以流传村为中心，“天一信局”的分号遍及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各地。但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后来所有的辉煌，都不过是起源于一个“个体户”。
郭有品出生于1853年，正是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一带掀起“下南洋”高潮的年代。1869年，年仅16岁的郭有品在这股浪潮中前往菲律宾。
或许这本非郭有品的本意，从他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其人眉清目秀，完全是个书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郭有品自幼入私塾读书，以聪慧著称乡里，也许以他家里的意愿，是要他考取功名以光耀门楣，但是郭有品自幼丧父，三个哥哥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先后去世，留下孤儿寡嫂，这让他不得不早早担负起一家生计的重担。
天一信局的老员工曾回忆说，郭有品作为“文人”，没有生产耕种的技术，到了南洋后他并不适应，因为他无法像其他乡亲那样靠出卖苦力谋生。在这种情况下，郭有品选择了做一名“水客”。
“水客”操南洋收汇、国内解汇之业，这个行当是伴随着“下南洋”应运而生的。与今天的出国不同，“下南洋”的贫苦农民大都秉承忠孝勤俭的信念，对于他们来说，“南洋”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们的“根”永远在故土，在异乡艰苦打拼，目的都是为了赡家。另外，因为这些农民大都不识字，无法自己写家书，所以他们要找的“水客”，不但要是忠厚可靠的本乡人，还要通文墨以代写家书。
今天我们可以说，郭有品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朝阳产业”，并且他深明在这种情况下做事先做人的道理，很快他就以尊老敬贤、乐于助人且忠厚老实赢得了同乡侨民的信赖。这时，在海外的侨民经过一两代人的打拼，有了立足之地，手头也多了银钱寄回家乡。
内外条件的双重成熟，为郭有品的事业打开了大门。1874年起，郭有品受一些富庶侨商的委托，专门替菲律宾的一批侨商及其雇佣的工人携带银信回国。在无数辗转于海内外的“水客”中，郭有品开始崭露头角了。
“脱裤围海”
正如大树的长成需要时日一样，每一个历史精彩瞬间的出现，都需要之前的长期酝酿。单枪匹马的“水客”们，以个体的角色担负了海内外通邮的需要，规模化的网络式经营条件也在此间慢慢形成。
1880年，郭有品开始筹备他的经营网络，从这一年起，他不再充当单枪匹马来往于海内外的“水客”，而是改为本人在菲律宾收取银信成批发回国内，再在国内雇佣乡民分发。
有时人看出，这时的郭有品已开始他的“脱裤围海”之路了——这四个字隐含着闽南式的戏谑，更是对郭有品气魄和眼光的赞赏，虽然这时他仍没有多少资本，但是他已经望见了接下来的宏大图景，那就是以一个机构为中心，在从东南亚到国内的广阔世界里，铺展开一张巨大又精密的、集邮政和金融为一体的网络。
此时世人对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又是怎样呢？鸦片战争后不久，英国即在香港开办邮局，1844年起又先后在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等城市开设邮政机构，此后日本、德国、法国等也竞相仿效，在中国各地开设邮政和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70年代，面对“客邮”林立的局面，清廷也开始筹备国家邮政，1878年，总理衙门同意由海关试办邮政，并在日后与民间的侨批局展开市场的争夺。
这一切都被郭有品看在眼里，不同于一般农人的经历，给予了郭有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相机出击的能力。在传统政治和社会走向解体的年代，郭有品从一介书生转向经商。
开通从菲律宾到国内的成批发送银信邮路后，虽然此时郭有品手下已有雇工，不再是单兵作战，但是每一批银信发出，他都是亲自押送。一次途中遇到台风，郭有品仅以身免，所押运的侨汇都随船沉入海中。获救回乡后，郭有品即变卖家产，凭衣袋中保存的单据一一赔偿侨汇。此一举动让郭有品誉满南洋，其业务亦随之大增。
1891年，郭有品在家乡流传村正式挂牌成立天一信局，这里是总局，又过一年，马尼拉以及国内厦门、安海的三个分号形成，郭有品又购置汽船两艘，沟通流传至厦门、厦门至安海两条邮路。至此，一个扎根于乡土社会基础之上，采用现代经营手法的跨国邮政、金融公司正式形成。
高峰
最早的侨批局并非是从天一信局开始。《晋江志》载：1871年，晋江安海人郑顺荣开设了福建最早的侨批局。在潮汕地区，侨批局则出现更早。在天一信局挂牌时，侨批局已多有设立，但是，正是从天一信局开始，侨批局一举完成了“跨国公司”式飞跃，在国内外各地广泛布点，成为国际性的联网通信汇兑机构，并以其庞大的规模傲视同行。
“天一”二字取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之意，又暗合《易经》的“天以一生水”，寓“天赐财源茂盛”于其中。天一信局的徽志设计也极为出色，以一个顶部开口的圆为“一”字，圆里面包着一个“天”字，寓意为“天下一家”，不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和平、天下一家，也表示同在一个天空下。
侨批业形成的基础是乡土社会在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展开，创办天一信局后的郭有品对乡里公益事业更是极为热心。1898年，他创办义塾于乡里，学童就学均免费，塾师的食宿、薪金全由天一信局提供；郭有品又创办“唤醒堂”，凡贫苦乡民均得到周济。每月逢十五，由“唤醒堂”组织讲堂，讲忠孝勤俭等立人之道。时鸦片盛行，郭有品就召集乡人共立村规，严禁族人抽鸦片、赌博，并清除村内的娼馆，对于不务正业又屡教不改者，则资助盘缠，将之送往南洋谋生。
“大清邮政”开办后，官方规定华侨邮件都必须通过“大清邮政”办理，但是，由于“大清邮政”实际上无力顾及广大的乡下地区，于是默认侨批局业务继续开展。根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档案记载，在1898至1901年间，进入厦门海关的邮件共计1018570件，其中近一半是寄到天一信局投递的。
1900年，“大清邮政”在邻近流传村的石码镇开设机构，但是其邮费动辄高达二十甚至二百个铜钱，除了少数华侨通过“大清邮政”邮寄外，绝大多数仍依赖天一信局，这一期间的天一信局继续完善规章提高信誉，并为邮寄者提供休息房等便利服务。
1901年，郭有品染疾去世，其子继承了天一信局并继续发展。先后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八地把海外分号扩充到23个，在国内香港、上海、金门、泉州、永春、浮宫等地将分号扩充到9家。
今天怎么理解天一信局这个邮路网络——当时华侨们每次汇款数额一般都是一两个银元，也就是说，当天一信局每年的收发汇超过千万大银时，它已把数以百万计的华侨华商纳入了服务范围，这些华侨们分布在东南亚的各个城市乃至无数的偏僻乡村，但是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到天一信局的服务。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是天一信局的鼎盛期，但是，“一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经济普遍不景气，华侨华商大批歇业回国，侨汇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侨批业则因为“面包”缩减，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利润锐减；与以上情况相伴的是国内局势的恶化，“树大招风”的天一信局常遭军政勒借。
在内外交困中，天一信局宣布停业了，并转卖分号房产以弥补亏空。《厦门大事记》记载：“钱业巨擘天一汇总局于1928年1月19日倒闭，金融界受到很大影响。”天一信局的原职工则在此后分别组织信局，继续经营侨批业。
天一信局的助学事业并未因此停止，停业后，天一信局仍为其倡办的流传小学每年提供 2400元银元作为办学经费，直到解放后公立流传小学建立才停止。
漫长的落幕
天一信局停业后，侨批业继续发展。并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一个短暂的兴旺期，之后便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开始了漫长的衰微。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海内外航路断绝，待到“二战”结束，国内外亲人在长达数年的音信隔绝后，压抑着的沟通热情一下子释放了。东南亚各地的码头，在1945年时总是挤满了操着各式口音的人们，他们急切地要把银信寄回家乡。
国内的侨眷们，也写来了雪花般的来信，诉说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窘境。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仅从新加坡一地，就有超过1.5亿元的国币汇款从一家家侨批局发往了福建、广东各侨乡。
在这种情况下提到侨批，凸显的就不仅仅是它作为一个行业的商业价值。作为一部移民史的细节综合，侨批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每一件侨批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有儿子向家乡的老母亲问安的；有父亲为刚出生却不曾谋面的儿子起名字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有因为无钱寄回家向家人解释自己“无能之罪”的……
今天通过看侨批原件上的文字，我们可以仔细体味当年华侨们的心情和境遇：
“刻下身边并无分文可存，就目下亦是不能厚寄，候待年边看存有多少，自当再厚寄些”；“儿自来叻之后，衣服一概破裂……破者暂且补，寄加多少前往唐山为要”；“家中贫苦，致害大人及胞嫂侄女等受尽苦楚，皆吾无能之罪耳，祈望大人及胞嫂安为就是，有利自当厚寄。”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天不断有文化学者开始关注侨批，注重保存侨批原件，因为曾经的家国记忆就在其中。天一信局则以一个民间机构长期占领从国内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邮政金融业务市场的历程，在中国邮政史、金融史和华侨史里的地位不断凸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停止，东南亚各国也相继独立，南洋华侨相继在当地建立家室融入当地。社会情况的变化使建立在移民社会与乡土观念基础上的侨批业逐渐式微。
与此同时，“三大改造”展开，但由于侨批行业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以及冲破封锁积极揽汇等现实需要，侨批业没有进行公私合营，仍维持原组织形式和所有制。
此间的侨批行业还发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即在海峡两岸尚未通邮之时，两地乡亲通过侨批，以东南亚为中转站来通邮。在福建东山岛的“寡妇村”，“活寡妇”们就是通过这种形式，与被拉壮丁到台湾的丈夫保持着联系，一直坚持到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允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决定取消私营侨汇业。1976年侨批主要服务区闽粤两省同步完成侨批业所有制的改变，并归入中国银行管理。至此，侨批作为华侨时代特定的历史产物，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依然在世的“批脚”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他们在中国银行的家属区安度晚年，并将一段历史和它的细节，隐藏在市井深处。
“侨批”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辞海》里也查不着。
将时间拉回到100多年前，这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家喻户晓的字眼。如同晋商的票号一样，侨批业早在现代邮政网络形成之前，就搭建起了一个国际汇兑通邮网络。
这个行业在“下南洋”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得名于闽南、潮汕一带人们将信称为“批”。当时华侨的汇款凭证都是连带家书的，像信件一样通过“侨批局”发回国内。
在侨批业的鼎盛时期，国内的厦门等口岸城市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经济中心都林立着上百家侨批局。时称“钱业巨擘”的天一信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在1921至1926年间的收汇额达每年1000至1500万银元（一银元折合今日人民币50到60元），这占了当时全福建每年侨汇额的近2/3。
基于侨批业里的巨大资金流支持，侨资银行的设立条件也在此间成熟。从事纸币收藏的人都知道过去中国有家发行钞票的商业银行——中南银行，它是由鼓浪屿巨商黄奕住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其规模在当时的商业资本银行中首屈一指，并在开业后不久就以侨资银行的身份争取到钞票发行权。
晋商的票号侧重国内汇兑，侨批业侧重国际汇兑通邮。两者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就像一对南北对称的“姐妹花”，但在今日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凋零了的票号仍广为人知，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天天都在迎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时，位于福建省龙海市流传村的天一信局旧址依旧门可罗雀，难以摆脱持续衰败的命运。
从“水客”开始
从厦门出发，一小时后到龙海市角美镇，再走上15分钟的乡村公路即到流传村。城市繁华完全退去，民房之中掩映着一片破败的西式建筑，这里依旧挂着“天一总局”的牌子。
建筑内部已被白蚁腐蚀，浮雕已经模糊，一个鸡舍胡乱搭建在“天一总局”四个字的正对面。眼前的景象似乎不会让人联想到：百年前这是辐射整个东南亚和国内东南沿海的金融、邮政中心。
1897年2月，“大清邮政”正式营业。这一年，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邮政元年”，而在闽南，很多人更倾向于把“天一信局”的创办人郭有品视为中国邮政事业的“祖师爷”。
早在1892年，“天一信局”就搭建起了国际性邮路。“大清邮政”不但晚于天一信局创办，而且在邮政网络、经营手法等诸多方面都竞争不过后者。
以流传村为中心，“天一信局”的分号遍及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各地。但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后来所有的辉煌，都不过是起源于一个“个体户”。
郭有品出生于1853年，正是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一带掀起“下南洋”高潮的年代。1869年，年仅16岁的郭有品在这股浪潮中前往菲律宾。
或许这本非郭有品的本意，从他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其人眉清目秀，完全是个书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郭有品自幼入私塾读书，以聪慧著称乡里，也许以他家里的意愿，是要他考取功名以光耀门楣，但是郭有品自幼丧父，三个哥哥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先后去世，留下孤儿寡嫂，这让他不得不早早担负起一家生计的重担。
天一信局的老员工曾回忆说，郭有品作为“文人”，没有生产耕种的技术，到了南洋后他并不适应，因为他无法像其他乡亲那样靠出卖苦力谋生。在这种情况下，郭有品选择了做一名“水客”。
“水客”操南洋收汇、国内解汇之业，这个行当是伴随着“下南洋”应运而生的。与今天的出国不同，“下南洋”的贫苦农民大都秉承忠孝勤俭的信念，对于他们来说，“南洋”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们的“根”永远在故土，在异乡艰苦打拼，目的都是为了赡家。另外，因为这些农民大都不识字，无法自己写家书，所以他们要找的“水客”，不但要是忠厚可靠的本乡人，还要通文墨以代写家书。
今天我们可以说，郭有品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朝阳产业”，并且他深明在这种情况下做事先做人的道理，很快他就以尊老敬贤、乐于助人且忠厚老实赢得了同乡侨民的信赖。这时，在海外的侨民经过一两代人的打拼，有了立足之地，手头也多了银钱寄回家乡。
内外条件的双重成熟，为郭有品的事业打开了大门。1874年起，郭有品受一些富庶侨商的委托，专门替菲律宾的一批侨商及其雇佣的工人携带银信回国。在无数辗转于海内外的“水客”中，郭有品开始崭露头角了。
“脱裤围海”
正如大树的长成需要时日一样，每一个历史精彩瞬间的出现，都需要之前的长期酝酿。单枪匹马的“水客”们，以个体的角色担负了海内外通邮的需要，规模化的网络式经营条件也在此间慢慢形成。
1880年，郭有品开始筹备他的经营网络，从这一年起，他不再充当单枪匹马来往于海内外的“水客”，而是改为本人在菲律宾收取银信成批发回国内，再在国内雇佣乡民分发。
有时人看出，这时的郭有品已开始他的“脱裤围海”之路了——这四个字隐含着闽南式的戏谑，更是对郭有品气魄和眼光的赞赏，虽然这时他仍没有多少资本，但是他已经望见了接下来的宏大图景，那就是以一个机构为中心，在从东南亚到国内的广阔世界里，铺展开一张巨大又精密的、集邮政和金融为一体的网络。
此时世人对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又是怎样呢？鸦片战争后不久，英国即在香港开办邮局，1844年起又先后在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等城市开设邮政机构，此后日本、德国、法国等也竞相仿效，在中国各地开设邮政和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70年代，面对“客邮”林立的局面，清廷也开始筹备国家邮政，1878年，总理衙门同意由海关试办邮政，并在日后与民间的侨批局展开市场的争夺。
这一切都被郭有品看在眼里，不同于一般农人的经历，给予了郭有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相机出击的能力。在传统政治和社会走向解体的年代，郭有品从一介书生转向经商。
开通从菲律宾到国内的成批发送银信邮路后，虽然此时郭有品手下已有雇工，不再是单兵作战，但是每一批银信发出，他都是亲自押送。一次途中遇到台风，郭有品仅以身免，所押运的侨汇都随船沉入海中。获救回乡后，郭有品即变卖家产，凭衣袋中保存的单据一一赔偿侨汇。此一举动让郭有品誉满南洋，其业务亦随之大增。
1891年，郭有品在家乡流传村正式挂牌成立天一信局，这里是总局，又过一年，马尼拉以及国内厦门、安海的三个分号形成，郭有品又购置汽船两艘，沟通流传至厦门、厦门至安海两条邮路。至此，一个扎根于乡土社会基础之上，采用现代经营手法的跨国邮政、金融公司正式形成。
高峰
最早的侨批局并非是从天一信局开始。《晋江志》载：1871年，晋江安海人郑顺荣开设了福建最早的侨批局。在潮汕地区，侨批局则出现更早。在天一信局挂牌时，侨批局已多有设立，但是，正是从天一信局开始，侨批局一举完成了“跨国公司”式飞跃，在国内外各地广泛布点，成为国际性的联网通信汇兑机构，并以其庞大的规模傲视同行。
“天一”二字取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之意，又暗合《易经》的“天以一生水”，寓“天赐财源茂盛”于其中。天一信局的徽志设计也极为出色，以一个顶部开口的圆为“一”字，圆里面包着一个“天”字，寓意为“天下一家”，不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和平、天下一家，也表示同在一个天空下。
侨批业形成的基础是乡土社会在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展开，创办天一信局后的郭有品对乡里公益事业更是极为热心。1898年，他创办义塾于乡里，学童就学均免费，塾师的食宿、薪金全由天一信局提供；郭有品又创办“唤醒堂”，凡贫苦乡民均得到周济。每月逢十五，由“唤醒堂”组织讲堂，讲忠孝勤俭等立人之道。时鸦片盛行，郭有品就召集乡人共立村规，严禁族人抽鸦片、赌博，并清除村内的娼馆，对于不务正业又屡教不改者，则资助盘缠，将之送往南洋谋生。
“大清邮政”开办后，官方规定华侨邮件都必须通过“大清邮政”办理，但是，由于“大清邮政”实际上无力顾及广大的乡下地区，于是默认侨批局业务继续开展。根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档案记载，在1898至1901年间，进入厦门海关的邮件共计1018570件，其中近一半是寄到天一信局投递的。
1900年，“大清邮政”在邻近流传村的石码镇开设机构，但是其邮费动辄高达二十甚至二百个铜钱，除了少数华侨通过“大清邮政”邮寄外，绝大多数仍依赖天一信局，这一期间的天一信局继续完善规章提高信誉，并为邮寄者提供休息房等便利服务。
1901年，郭有品染疾去世，其子继承了天一信局并继续发展。先后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八地把海外分号扩充到23个，在国内香港、上海、金门、泉州、永春、浮宫等地将分号扩充到9家。
今天怎么理解天一信局这个邮路网络——当时华侨们每次汇款数额一般都是一两个银元，也就是说，当天一信局每年的收发汇超过千万大银时，它已把数以百万计的华侨华商纳入了服务范围，这些华侨们分布在东南亚的各个城市乃至无数的偏僻乡村，但是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到天一信局的服务。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是天一信局的鼎盛期，但是，“一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经济普遍不景气，华侨华商大批歇业回国，侨汇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侨批业则因为“面包”缩减，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利润锐减；与以上情况相伴的是国内局势的恶化，“树大招风”的天一信局常遭军政勒借。
在内外交困中，天一信局宣布停业了，并转卖分号房产以弥补亏空。《厦门大事记》记载：“钱业巨擘天一汇总局于1928年1月19日倒闭，金融界受到很大影响。”天一信局的原职工则在此后分别组织信局，继续经营侨批业。
天一信局的助学事业并未因此停止，停业后，天一信局仍为其倡办的流传小学每年提供 2400元银元作为办学经费，直到解放后公立流传小学建立才停止。
漫长的落幕
天一信局停业后，侨批业继续发展。并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一个短暂的兴旺期，之后便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开始了漫长的衰微。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海内外航路断绝，待到“二战”结束，国内外亲人在长达数年的音信隔绝后，压抑着的沟通热情一下子释放了。东南亚各地的码头，在1945年时总是挤满了操着各式口音的人们，他们急切地要把银信寄回家乡。
国内的侨眷们，也写来了雪花般的来信，诉说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窘境。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仅从新加坡一地，就有超过1.5亿元的国币汇款从一家家侨批局发往了福建、广东各侨乡。
在这种情况下提到侨批，凸显的就不仅仅是它作为一个行业的商业价值。作为一部移民史的细节综合，侨批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每一件侨批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有儿子向家乡的老母亲问安的；有父亲为刚出生却不曾谋面的儿子起名字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有因为无钱寄回家向家人解释自己“无能之罪”的……
今天通过看侨批原件上的文字，我们可以仔细体味当年华侨们的心情和境遇：
“刻下身边并无分文可存，就目下亦是不能厚寄，候待年边看存有多少，自当再厚寄些”；“儿自来叻之后，衣服一概破裂……破者暂且补，寄加多少前往唐山为要”；“家中贫苦，致害大人及胞嫂侄女等受尽苦楚，皆吾无能之罪耳，祈望大人及胞嫂安为就是，有利自当厚寄。”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天不断有文化学者开始关注侨批，注重保存侨批原件，因为曾经的家国记忆就在其中。天一信局则以一个民间机构长期占领从国内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邮政金融业务市场的历程，在中国邮政史、金融史和华侨史里的地位不断凸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停止，东南亚各国也相继独立，南洋华侨相继在当地建立家室融入当地。社会情况的变化使建立在移民社会与乡土观念基础上的侨批业逐渐式微。
与此同时，“三大改造”展开，但由于侨批行业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以及冲破封锁积极揽汇等现实需要，侨批业没有进行公私合营，仍维持原组织形式和所有制。
此间的侨批行业还发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即在海峡两岸尚未通邮之时，两地乡亲通过侨批，以东南亚为中转站来通邮。在福建东山岛的“寡妇村”，“活寡妇”们就是通过这种形式，与被拉壮丁到台湾的丈夫保持着联系，一直坚持到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允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决定取消私营侨汇业。1976年侨批主要服务区闽粤两省同步完成侨批业所有制的改变，并归入中国银行管理。至此，侨批作为华侨时代特定的历史产物，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依然在世的“批脚”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他们在中国银行的家属区安度晚年，并将一段历史和它的细节，隐藏在市井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