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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艺术特色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她着重于塑造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揭示人性的虚伪丑恶、道德失落后现代人的欲望情恋以及现代人在外部世界倾轧下的悲剧命运，本文将简要分析其人物形象的特质。
关键词：张爱玲 人物形象 人性 悲剧
纵观以往的创作，作家多把重心放在艺术技巧、形式创新等方面的探求上，而忽略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忽略了对人物主体性意识的描写。但张爱玲却以其独特的敏感力将笔触伸向了新旧社会并存的十里洋场中的男男女女，描写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思维并存的中国人的故事，深入挖掘了人性的本质，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无论是鲁迅打破铁屋子式的呐喊，郭沫若凤凰涅槃式的建构，还是郁达夫弱国子民的零余者心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压倒个人存在。作家们侧重于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角度思考人的存在，相比之下忽视对个体状况及心理的关注。
但是，文学到了张爱玲的手里，从政治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正如她在小说集《传奇》初版本的扉页上写道：“书名为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小说《封锁》里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坐在电车里，正“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1]，无意中邂逅英文助教吴翠远，开始了一场都市男女的白日梦。然而一番倾心交谈后，封锁解除，两人又回到各自枯燥乏味的生活里。整个上海像打了个盹，做了一场梦。不同于施蛰存《梅雨之夕》的旖旎典雅，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已没有精致高雅的情调，而是同庸碌大众一起挤电车，过着朝九晚五的乏味生活，而这场白日梦不经意显露出主人公内心潜藏的欲求。又如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记录了女仆丁阿小一整天的日常生活。作为女仆，她以勤快工作换取主人的满意，清洗衣物、买菜做饭、整理房间，甚至还练就了一付圆滑的接线员的本领；作为同乡，她给予好姊妹无私的帮助，介绍工作，关心小姊妹的婚事；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严厉管教儿子，温柔对待丈夫。阿小不断地穿行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忙碌而充实。可见，张爱玲的小说以个体的吃穿住行折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书写了世俗世界中普通人的真实人生。
“她的作品一反革命古典主义主潮的时代宏大叙事和革命英雄人物模式，而是引入现代主义的个体视角，探究乱世中的小人物。”[2]从《金锁记》里为生存被迫嫁给姜家的曹七巧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抵不住纸醉金迷诱惑的葛薇龙，从《倾城之恋》里精明狭隘的白流苏到《十八春》里温顺善良的顾曼桢，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渺小、卑微。她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金钱和物质中挣扎求生。这里“普通人”没有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张爱玲就是这样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将普通人置于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思考人的存在和人性的脆弱。就如葛薇龙迫于经济压力向姑母求助，却又无法抵抗花花世界的诱惑，最终走向堕落。又如《十八春》里的顾曼桢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辛苦工作，一边应付着各種琐事一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同样如此，离婚七八年的她积蓄被兄嫂盘剥殆尽，在白家遭受冷遇，后又被逼着为前夫戴孝守寡，继承遗产。无奈之下，白流苏将目标转向花花公子范柳原，希望在这场婚恋里取得“胜利”，以摆脱她在白公馆难堪的境地，并换取后半生的保障。透过这些平凡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从个人内心、人性的角度思考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关注着现代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启蒙现代性文学相比较，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更多的是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侧重于书写普通个体生理、心理和生活的现实欲求。
五四以来，作家的笔锋多指向人的心灵和人性。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竭力表现人性善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则着力揭示人性的虚伪丑恶，用犀利尖锐的笔触刺破被粉饰、掩盖着的潜藏的现代人的欲望，让读者触碰到“人性恶”的一面。
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没有高尚的情操和质朴无华的性格，甚至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虚伪、庸俗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他有事业心，家有贤妻，孝顺父母，提拔兄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3]振保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儿，振保爱她。然而这样的姑娘是不可能娶回家做妻子的，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他又恋上了朋友的妻子王娇蕊，但对方一旦要和丈夫离婚，他又怯懦起来，连他们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怕前程就此被毁。在世俗和功利的攻击下，他退缩了，与娇蕊断了联系，匆忙和烟鹂结婚，回到他“好人”的生活里。婚后，妻子成了他眼中“乏味的女人”，他开始宿娼，回到家里就砸东西、打妻子，尽情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揭开了这个“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灵魂深处的卑劣虚伪、怯懦自私。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其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人性的扭曲、畸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满足自己的利益以薇龙为诱饵来吸引富家子弟，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人性何其冰冷。《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是一个孱弱阴沉的青年。在家，父亲聂介臣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对他非打即骂，后母则处处鄙薄虐待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仇父恋母的情节在他心中滋长。在学校，“他对于丹朱的憎恨，正像他对于言子夜的畸形的倾慕，与日俱增。”[4]他一边厌憎着天真少女言丹朱给予的温情，一边无法摆脱她带来的亲近的诱惑。在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中，聂传庆陷入恍惚，精神失常，嫉恨的心理愈演愈烈，杀机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爆发。他毒打言丹朱，发泄着内心潜藏的疯狂，甚至想置她于死地。毫无疑问，张爱玲对人性恶的深刻透视以及其作品表现出的现代意识，确实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张爱玲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之丑恶，另一方面她的小说又处处渗透着一种荒凉的悲剧感，其笔下的人物也大多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体现出现代人与强大外界力量抗争时自身的渺小卑微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握。
张爱玲以其女性作家独特的心理视角、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塑造了许多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凄惨悲凉的女性形象，从《金锁记》里为生存被迫嫁给姜家的曹七巧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抵不住纸醉金迷诱惑的葛薇龙，从《倾城之恋》里精明狭隘的白流苏到《十八春》里温顺善良的顾曼桢，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渺小、卑微。她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金钱和物质中挣扎求生。《色戒》里的王佳芝为了刺杀特务头目易默成假戏真做，失身于此前有过嫖娼经验的同学梁闰生发生关系，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救国锄奸”，然而她不仅并未因此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关爱，反而却遭到同学们的窃笑。王佳芝被同学们推向了易默成，她成了引诱易默成的工具，成了男性达到革命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和易默成接触交往中，王佳芝体会到男女间的温存与对彼此情欲的满足，她陷入情感的泥沼中，痛苦迷惘。在刺杀行动的关键时刻，她选择救下易默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易默成有惊无险后毫不眨眼就枪决了她，并且没有丝毫的内疚。她的一生被人操控、利用，自身的价值被人忽视，命运的无常、爱情的悲剧在张爱玲的笔下被写得凄恻入骨。
张爱玲的成功在于她没有做纯粹旧派小说的追随者，迎合大众而创作大团圆的结局，亦不同于当时冰心、凌叔华、卢隐等闺秀派女作家，文风清秀，专注于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张爱玲则冷冷地撕毁了蒙在故事上的温情面纱，暴露出人物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生，令读者满心悲酸。这具有在当时看来已极其先锋的现代内涵。透过她塑造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在物质和时代的倾轧下的悲凉处境以及面对命运的无力感。
夏志清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极高的评价，称她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5]。自小受到中西方文化滋养的张爱玲，她的写作既有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她关注于日常生活中有血肉的平凡人物，将敏锐的目光投射在痛苦中挣扎的平凡人物身上，用嘲讽的笔调直刺人性的丑恶，用娴熟的技巧勾勒出人物苍凉的一生，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感。她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独特而绮丽的风景线，让我们不断驻足流连。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倾城之恋[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49
[2]梁冬华.现代性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1928——1949.9）[M].版次1.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228
[3]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1
[4]张爱玲.倾城之恋[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04
[5]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M].版次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57
（作者介绍：尹黛琳，湖北大學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张爱玲 人物形象 人性 悲剧
纵观以往的创作，作家多把重心放在艺术技巧、形式创新等方面的探求上，而忽略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忽略了对人物主体性意识的描写。但张爱玲却以其独特的敏感力将笔触伸向了新旧社会并存的十里洋场中的男男女女，描写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思维并存的中国人的故事，深入挖掘了人性的本质，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一.对平凡人物的关注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无论是鲁迅打破铁屋子式的呐喊，郭沫若凤凰涅槃式的建构，还是郁达夫弱国子民的零余者心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压倒个人存在。作家们侧重于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角度思考人的存在，相比之下忽视对个体状况及心理的关注。
但是，文学到了张爱玲的手里，从政治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正如她在小说集《传奇》初版本的扉页上写道：“书名为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小说《封锁》里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坐在电车里，正“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1]，无意中邂逅英文助教吴翠远，开始了一场都市男女的白日梦。然而一番倾心交谈后，封锁解除，两人又回到各自枯燥乏味的生活里。整个上海像打了个盹，做了一场梦。不同于施蛰存《梅雨之夕》的旖旎典雅，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已没有精致高雅的情调，而是同庸碌大众一起挤电车，过着朝九晚五的乏味生活，而这场白日梦不经意显露出主人公内心潜藏的欲求。又如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记录了女仆丁阿小一整天的日常生活。作为女仆，她以勤快工作换取主人的满意，清洗衣物、买菜做饭、整理房间，甚至还练就了一付圆滑的接线员的本领；作为同乡，她给予好姊妹无私的帮助，介绍工作，关心小姊妹的婚事；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严厉管教儿子，温柔对待丈夫。阿小不断地穿行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忙碌而充实。可见，张爱玲的小说以个体的吃穿住行折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书写了世俗世界中普通人的真实人生。
“她的作品一反革命古典主义主潮的时代宏大叙事和革命英雄人物模式，而是引入现代主义的个体视角，探究乱世中的小人物。”[2]从《金锁记》里为生存被迫嫁给姜家的曹七巧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抵不住纸醉金迷诱惑的葛薇龙，从《倾城之恋》里精明狭隘的白流苏到《十八春》里温顺善良的顾曼桢，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渺小、卑微。她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金钱和物质中挣扎求生。这里“普通人”没有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张爱玲就是这样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将普通人置于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思考人的存在和人性的脆弱。就如葛薇龙迫于经济压力向姑母求助，却又无法抵抗花花世界的诱惑，最终走向堕落。又如《十八春》里的顾曼桢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辛苦工作，一边应付着各種琐事一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同样如此，离婚七八年的她积蓄被兄嫂盘剥殆尽，在白家遭受冷遇，后又被逼着为前夫戴孝守寡，继承遗产。无奈之下，白流苏将目标转向花花公子范柳原，希望在这场婚恋里取得“胜利”，以摆脱她在白公馆难堪的境地，并换取后半生的保障。透过这些平凡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从个人内心、人性的角度思考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关注着现代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启蒙现代性文学相比较，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更多的是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侧重于书写普通个体生理、心理和生活的现实欲求。
二.对人性的揭示
五四以来，作家的笔锋多指向人的心灵和人性。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竭力表现人性善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则着力揭示人性的虚伪丑恶，用犀利尖锐的笔触刺破被粉饰、掩盖着的潜藏的现代人的欲望，让读者触碰到“人性恶”的一面。
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没有高尚的情操和质朴无华的性格，甚至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虚伪、庸俗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他有事业心，家有贤妻，孝顺父母，提拔兄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3]振保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儿，振保爱她。然而这样的姑娘是不可能娶回家做妻子的，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他又恋上了朋友的妻子王娇蕊，但对方一旦要和丈夫离婚，他又怯懦起来，连他们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怕前程就此被毁。在世俗和功利的攻击下，他退缩了，与娇蕊断了联系，匆忙和烟鹂结婚，回到他“好人”的生活里。婚后，妻子成了他眼中“乏味的女人”，他开始宿娼，回到家里就砸东西、打妻子，尽情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揭开了这个“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灵魂深处的卑劣虚伪、怯懦自私。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其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人性的扭曲、畸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满足自己的利益以薇龙为诱饵来吸引富家子弟，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人性何其冰冷。《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是一个孱弱阴沉的青年。在家，父亲聂介臣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对他非打即骂，后母则处处鄙薄虐待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仇父恋母的情节在他心中滋长。在学校，“他对于丹朱的憎恨，正像他对于言子夜的畸形的倾慕，与日俱增。”[4]他一边厌憎着天真少女言丹朱给予的温情，一边无法摆脱她带来的亲近的诱惑。在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中，聂传庆陷入恍惚，精神失常，嫉恨的心理愈演愈烈，杀机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爆发。他毒打言丹朱，发泄着内心潜藏的疯狂，甚至想置她于死地。毫无疑问，张爱玲对人性恶的深刻透视以及其作品表现出的现代意识，确实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三.悲剧感
张爱玲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之丑恶，另一方面她的小说又处处渗透着一种荒凉的悲剧感，其笔下的人物也大多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体现出现代人与强大外界力量抗争时自身的渺小卑微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握。
张爱玲以其女性作家独特的心理视角、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塑造了许多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凄惨悲凉的女性形象，从《金锁记》里为生存被迫嫁给姜家的曹七巧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抵不住纸醉金迷诱惑的葛薇龙，从《倾城之恋》里精明狭隘的白流苏到《十八春》里温顺善良的顾曼桢，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渺小、卑微。她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金钱和物质中挣扎求生。《色戒》里的王佳芝为了刺杀特务头目易默成假戏真做，失身于此前有过嫖娼经验的同学梁闰生发生关系，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救国锄奸”，然而她不仅并未因此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关爱，反而却遭到同学们的窃笑。王佳芝被同学们推向了易默成，她成了引诱易默成的工具，成了男性达到革命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和易默成接触交往中，王佳芝体会到男女间的温存与对彼此情欲的满足，她陷入情感的泥沼中，痛苦迷惘。在刺杀行动的关键时刻，她选择救下易默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易默成有惊无险后毫不眨眼就枪决了她，并且没有丝毫的内疚。她的一生被人操控、利用，自身的价值被人忽视，命运的无常、爱情的悲剧在张爱玲的笔下被写得凄恻入骨。
张爱玲的成功在于她没有做纯粹旧派小说的追随者，迎合大众而创作大团圆的结局，亦不同于当时冰心、凌叔华、卢隐等闺秀派女作家，文风清秀，专注于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张爱玲则冷冷地撕毁了蒙在故事上的温情面纱，暴露出人物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生，令读者满心悲酸。这具有在当时看来已极其先锋的现代内涵。透过她塑造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在物质和时代的倾轧下的悲凉处境以及面对命运的无力感。
夏志清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极高的评价，称她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5]。自小受到中西方文化滋养的张爱玲，她的写作既有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她关注于日常生活中有血肉的平凡人物，将敏锐的目光投射在痛苦中挣扎的平凡人物身上，用嘲讽的笔调直刺人性的丑恶，用娴熟的技巧勾勒出人物苍凉的一生，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感。她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独特而绮丽的风景线，让我们不断驻足流连。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倾城之恋[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49
[2]梁冬华.现代性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1928——1949.9）[M].版次1.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228
[3]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1
[4]张爱玲.倾城之恋[M].版次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04
[5]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M].版次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57
（作者介绍：尹黛琳，湖北大學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