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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央行公布,截至3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5.4%,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同时,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5万亿元,直逼去年全年4.9万亿元的水准。
这些数字令人吃惊吗?没有。也许“大数目字疲劳症”全球流行,人们处变不惊。我自己的问题倒有一个:如此的货币供应增长,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讲过了,中国经济面临挥之不去的“货币困境”。现在看来,此困境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其一是相当传统的,政府要花钱,但税收基础薄弱,又发不出多少国债,只好靠发票子补财政窟窿。其二,政府无意主动超发票子,但由于汇率机制弹性不足,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被动”释出过量流动性。其三,政府顾虑经济增长低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失业压力骤增,大手松货币刺激经济。
为什么都是“困境”呢?因为虽然每种境界各有不同,迫使货币龙头开闸放水都会引来惊人相似的结果。其实,自从“法定货币”登堂入室以后,普天之下都有这个麻烦。高举重回金本位制大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思想和勇气对后人皆有启迪,可是,只要在事实上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制度,“货币困境”就挥之不去。
当下,中国步入的应该是第三种境界的困局吧。不敢说是最高境界,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大手救市发货币,不晓得还会带出何种新款的“变形金刚”来。眼下,中国的困难是:2008年10月后观之惊心动魄的价格跳水,跟着就是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农民工离岗失业人数巨大,据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高达2000万之多;工业、GDP、财政收入,个个指标都显示着“下行风险”。就算不是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样学样,急松货币也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选。
如果可以一味超发货币而毫无顾忌,就不会有“货币困境”这回事了。困境者,两难境地也;任何行为都有代价,过了某个临界点,负面效果盖过了正面收益,就得不偿失了。特别是法定货币供应这样经济中最锋利的利器,看似不过是“看得见之手”的掌中之物,要怎样摆布都可以。
可是,一部货币史也写得明白:从长期看——就是凯恩斯先生讲的“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那个长期——总是良币驱逐劣币。远的不提,2008年上半年肆虐多个国家的高通胀,若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危及实体经济带来的突然下行,还不知道要搭上多大的代价才能收场。
这是说,松货币也受制约。为什么财政政策可以“积极”,货币政策却只能“适度宽松”?我的理解,只要守得住1994年中国定下来的“财政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的铁则,财政政策再积极,也受到国家税收能力和发债能力的实际限制。比较起来,货币变量要“软”很多。倘若政府不自我设限,发货币“积极无度”,政策为祸的危险就增加了。
难就难在何谓“适度”?不论细节,货币为交易提供媒介,而可交易之物(和服务)来自一般经济活动。这样看,货币供应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度”,总无大错。
看一下经验数值,自1992年有了季度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总比GDP的增长要快,最少快出了3.5个百分点(2005年一季度和2007年二季度),最多则要快出24.7个百分点(1994年三季度)。
纯粹以现象分类,今年一季度M2快于GDP增长达19.3个百分点,在总共68个季度里位居第六名。交代一下,前五名是1993年三季度开始到1994年三季度连续的五个季度,那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三波高通胀的岁月。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体制转型摧枯拉朽,大量在计划体制里不入市的资源——譬如土地——进入了交易过程,“货币深化”本身需要更多的货币。
眼下到底特别在何处?固然有“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不过,对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货币供应,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它究竟可以帮上什么忙?即使把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13%)视为“潜在的、或应该有的中国增长之速”,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中国不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毒资产”——像有的行家建议的那样——需要泡入高通胀的药液才有望解毒(!)。中国央行也学不成美联储,因为这里大手松出来的货币尚不能漫游世界,累积的货币压力主要还将作用于国内。
还是不要把25%以上的货币增长当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吧。其实,它已属非常宽松了;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央行公布,截至3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5.4%,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同时,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5万亿元,直逼去年全年4.9万亿元的水准。
这些数字令人吃惊吗?没有。也许“大数目字疲劳症”全球流行,人们处变不惊。我自己的问题倒有一个:如此的货币供应增长,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讲过了,中国经济面临挥之不去的“货币困境”。现在看来,此困境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其一是相当传统的,政府要花钱,但税收基础薄弱,又发不出多少国债,只好靠发票子补财政窟窿。其二,政府无意主动超发票子,但由于汇率机制弹性不足,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被动”释出过量流动性。其三,政府顾虑经济增长低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失业压力骤增,大手松货币刺激经济。
为什么都是“困境”呢?因为虽然每种境界各有不同,迫使货币龙头开闸放水都会引来惊人相似的结果。其实,自从“法定货币”登堂入室以后,普天之下都有这个麻烦。高举重回金本位制大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思想和勇气对后人皆有启迪,可是,只要在事实上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制度,“货币困境”就挥之不去。
当下,中国步入的应该是第三种境界的困局吧。不敢说是最高境界,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大手救市发货币,不晓得还会带出何种新款的“变形金刚”来。眼下,中国的困难是:2008年10月后观之惊心动魄的价格跳水,跟着就是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农民工离岗失业人数巨大,据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高达2000万之多;工业、GDP、财政收入,个个指标都显示着“下行风险”。就算不是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样学样,急松货币也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选。
如果可以一味超发货币而毫无顾忌,就不会有“货币困境”这回事了。困境者,两难境地也;任何行为都有代价,过了某个临界点,负面效果盖过了正面收益,就得不偿失了。特别是法定货币供应这样经济中最锋利的利器,看似不过是“看得见之手”的掌中之物,要怎样摆布都可以。
可是,一部货币史也写得明白:从长期看——就是凯恩斯先生讲的“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那个长期——总是良币驱逐劣币。远的不提,2008年上半年肆虐多个国家的高通胀,若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危及实体经济带来的突然下行,还不知道要搭上多大的代价才能收场。
这是说,松货币也受制约。为什么财政政策可以“积极”,货币政策却只能“适度宽松”?我的理解,只要守得住1994年中国定下来的“财政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的铁则,财政政策再积极,也受到国家税收能力和发债能力的实际限制。比较起来,货币变量要“软”很多。倘若政府不自我设限,发货币“积极无度”,政策为祸的危险就增加了。
难就难在何谓“适度”?不论细节,货币为交易提供媒介,而可交易之物(和服务)来自一般经济活动。这样看,货币供应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度”,总无大错。
看一下经验数值,自1992年有了季度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总比GDP的增长要快,最少快出了3.5个百分点(2005年一季度和2007年二季度),最多则要快出24.7个百分点(1994年三季度)。
纯粹以现象分类,今年一季度M2快于GDP增长达19.3个百分点,在总共68个季度里位居第六名。交代一下,前五名是1993年三季度开始到1994年三季度连续的五个季度,那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三波高通胀的岁月。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体制转型摧枯拉朽,大量在计划体制里不入市的资源——譬如土地——进入了交易过程,“货币深化”本身需要更多的货币。
眼下到底特别在何处?固然有“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不过,对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货币供应,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它究竟可以帮上什么忙?即使把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13%)视为“潜在的、或应该有的中国增长之速”,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中国不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毒资产”——像有的行家建议的那样——需要泡入高通胀的药液才有望解毒(!)。中国央行也学不成美联储,因为这里大手松出来的货币尚不能漫游世界,累积的货币压力主要还将作用于国内。
还是不要把25%以上的货币增长当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吧。其实,它已属非常宽松了;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