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从调查报告中不难发现,相当多的案例发生在寄宿制学校。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后,安徽相关机构进行了相关调查,也发现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更甚——一位现在就读于合肥某高校的段姓女生,回忆当年在寄宿制高中的往事时称:“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寝室八个人,一开始还有几个跟我玩,后来基本上都不跟我说话了。我也不是那种性格特别孤僻的人,但是一个寝室都不理你,而且我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我跟老师说没人理我吗?根本不可能,所有的委屈都无处诉说。”
当然,段同学遇到的还仅仅是校园冷暴力。而根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40起校园暴力事件中,32.5%是女生之间的暴力行为。换言之,少女之间的凌虐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远超乎想象。
该拿女生之间的欺凌怎么办?女子中学也许更有发言权。回顾1892年至1952年在上海开办的“中西女中”,我们或能找到治疗校园欺凌的良方!
不因贫富另眼相待
段同学在寄宿制高中遭遇冷暴力后,“所有的委屈都无处诉说”。她自己也认为,没人搭理自己这件“小事”,是无法向老师启齿的。无独有偶,某“贵族学校”的女生Y,在遭受欺凌后选择将事态告诉父母、老师,换来的却是父母和学校方面的置之不理态度。
而中西女中在办学初期,虽则管理机构简单,却坚持学生生活方面必须有人各司其职。校长手下配备有会计、医生、护士及事务员各一人。随着办学规模的发展,校方还向当时的政府备案,又增加了教务长和教务员、训育员、图书馆主任各一人。
当年的中西女中,确实是一所贵族学校,别的不说,宋氏三姐妹即曾求学于此。那么,学校方面是否会发生因学生家庭变故或者家道中落,而遭到同学欺凌的事呢?从心理层面,或许难以保证没有此类想法,然而,起码在表面的礼貌上,不大会出现如今所谓的校园欺凌事件。
据中西女中1947届校友邹思敏回忆:“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我一直在薛正担任校长的上海中西女中读书。当时的中西女中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学生的家长中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的大老板,有大纺织厂、大面粉厂的厂长,甚至有上海市市长等有权有势之辈。薛校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从不见她曲意奉承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家长们,也未见她低视一般普通的学生。因此养成风气,少有学生因家里有钱而表现‘娇骄’二气,也没有人因为家境一般而感到自卑。学生之间很融洽,大家快乐学习成长。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怎样想办法托人情也不能升班或毕业。”
在近日出版的《中西女中》一书中,有如此记叙:“学校对于学生伙食的营养十分重视,每周由护士为食堂搭配菜谱,营养全面均衡。……建校初期,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曾供应过肉松、黄油等。但学校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三餐饭菜均趋一般化,八人一桌,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有乳腐、花生米、咸菜之类小菜。虽允许学生自带花生酱、黄油、果酱等,但必须存放在餐厅内一个大柜子里,只可在早餐时食用。午晚两餐均为极普通的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此外学校允许学生从家里带食品来校,但禁止带入寝室,必须放在吃食间,有专人负责锁起来,只在每天上午10时半和下午4时开门,学生可以把自己的食品篮子拿到食堂吃一点饼干之类零食。”
从中可见,即便一位学生家庭条件极为优越,超出同学中大多数,仍必须和大家一起吃极为普通的四菜一汤等餐食,想吃点与众不同的,必须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而1938届校友黄量自称,由于家道败落,母亲带着她离家出走,使得自己“没有家,……小学时无知、朦胧、顽皮、学习成绩差,不听老师话,不守纪律,是老师见了头痛的学生”。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黄量才考入中西女中,在那里,“同学之间相互照顾帮助,团结友爱,也有批评,但是从不议论别人,对看不惯的事情,大家观点不同,也会激烈争论,但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校风良好。短暂的五年中学生活令人难忘”。
根据当事人回忆,中西女中学生每日三餐必须听铃声进餐厅,吃饭要细嚼慢咽,用餐时尽量不出声,不允许浪费食物,鱼刺、骨头都放在自己的盘里,也不允许污染餐桌,餐厅里根本闻不到油腥味。对于学校里的花草树木,学生们也十分爱护,不随意采摘校园里的花朵,不随意践踏草地。校内绝没有人大声吵嚷,在走廊里讲话一定是让在一边;上下楼梯一律靠右行,谦让他人,从没有拥挤现象;在图书馆里如有必要,只可轻声说话,以免干扰别人,走路要踮起脚,做到不出声,离开时必须将坐椅轻轻放回原位。在大礼堂开会、听音乐、看演出时,没有人随便讲话,进出礼堂秩序井然;高中同学晚自修结束时间比初中生晚一个小时,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回宿舍时都轻手轻脚。
至于自己寝室的打扫——虽然学校有打扫卫生的工人,但是每间宿舍的整理和打扫都是学生清晨起床后自己做的。学生也要参与宿舍管理,每天都有学生轮流在晚上熄灯后协助老师查房,查房的值班名单公布在布告栏里。校友朱承敏在《学校生活素描》中提到一次夜间查房的故事——“‘怎样去查呢?’L比我们有经验,她说:‘你们要仔细地查,不要太快太急躁,如果听见房里有人在说话需要敲门警告的话,也不要太响,响了会影响别的房间,也不要太轻,轻了里面会听不见’。”
黄量还曾回忆一位给同学们起了绰号“猫头鹰”的老师——吴景昭,称:“吴老师很严厉,她那无止无休的查房,尤其是对床铺的吹毛求疵,曾使我既害怕又厌烦。但她的话‘别小看铺一张床,它每天在训练我们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根据校友相互印证回忆,吴景昭在中西女中工作多年。1951届校友姚永德回忆:“我记得那时在宿舍里,按规定晚自修结束熄灯钟打响后,学生一定要睡在床上。有一次,我熄灯后不在铺位。正逢吴景昭老师进门后打灯仔细查看。她发现我的铺位是空着的,就问道:‘姚永德上哪儿去了?’这时,大家都不敢出声。后来,雷璧芬回答说:‘大概是上厕所去了吧。’等吴老师关门离去,我才赶快爬出来,回到自己床上,总算混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对自己不守校规,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也非常感激学校师长对我们的严教和关爱。”
姚永德说,自己在校时,学校还有“姐妹班”制度——高二、高三的同学在校时间长,年龄也较大,理所当然就成为大姐——姐姐班,初一、初二的同学则是小妹妹——妹妹班。每逢新生入学,大姐姐们就会主动在各方面帮助初一入学的小妹妹们,让她们能在生活和学习上很快融入温暖的大家庭中,使她们不会感到孤单无助。
当时的女校,亦有一种“拉朋友”现象。据1948届校友郑静渊回忆:“这是中西的一个特殊游戏,一般是一个小班同学对高班的同学有好感。午餐后她的同学就会又拉又推让她和那个高班同学一起走路。在校内有条路名为‘情人小径’,英文称‘Lover's Lane’。两人一起走一段路表示‘拉朋友’成功,但也有半途而废、不欢而散的。这种游戏绝无今天所谓同性恋的含义,只是小同学对大姐姐的仰慕而己。今天回忆当初,中西这种风气很独特,很有趣。”
由于校规很严,平时不可随意出校门,也不允许学生参加校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有犯规的行为就要去训育处受训。这种受训被学生戏称为“吃大菜”,“吃大菜”的名单每天公布在布告栏内。还有记过处分,记过次数多了就会被退学。
当然,段同学遇到的还仅仅是校园冷暴力。而根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40起校园暴力事件中,32.5%是女生之间的暴力行为。换言之,少女之间的凌虐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远超乎想象。
该拿女生之间的欺凌怎么办?女子中学也许更有发言权。回顾1892年至1952年在上海开办的“中西女中”,我们或能找到治疗校园欺凌的良方!
不因贫富另眼相待
段同学在寄宿制高中遭遇冷暴力后,“所有的委屈都无处诉说”。她自己也认为,没人搭理自己这件“小事”,是无法向老师启齿的。无独有偶,某“贵族学校”的女生Y,在遭受欺凌后选择将事态告诉父母、老师,换来的却是父母和学校方面的置之不理态度。
而中西女中在办学初期,虽则管理机构简单,却坚持学生生活方面必须有人各司其职。校长手下配备有会计、医生、护士及事务员各一人。随着办学规模的发展,校方还向当时的政府备案,又增加了教务长和教务员、训育员、图书馆主任各一人。
当年的中西女中,确实是一所贵族学校,别的不说,宋氏三姐妹即曾求学于此。那么,学校方面是否会发生因学生家庭变故或者家道中落,而遭到同学欺凌的事呢?从心理层面,或许难以保证没有此类想法,然而,起码在表面的礼貌上,不大会出现如今所谓的校园欺凌事件。
据中西女中1947届校友邹思敏回忆:“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我一直在薛正担任校长的上海中西女中读书。当时的中西女中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学生的家长中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的大老板,有大纺织厂、大面粉厂的厂长,甚至有上海市市长等有权有势之辈。薛校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从不见她曲意奉承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家长们,也未见她低视一般普通的学生。因此养成风气,少有学生因家里有钱而表现‘娇骄’二气,也没有人因为家境一般而感到自卑。学生之间很融洽,大家快乐学习成长。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怎样想办法托人情也不能升班或毕业。”
在近日出版的《中西女中》一书中,有如此记叙:“学校对于学生伙食的营养十分重视,每周由护士为食堂搭配菜谱,营养全面均衡。……建校初期,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曾供应过肉松、黄油等。但学校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三餐饭菜均趋一般化,八人一桌,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有乳腐、花生米、咸菜之类小菜。虽允许学生自带花生酱、黄油、果酱等,但必须存放在餐厅内一个大柜子里,只可在早餐时食用。午晚两餐均为极普通的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此外学校允许学生从家里带食品来校,但禁止带入寝室,必须放在吃食间,有专人负责锁起来,只在每天上午10时半和下午4时开门,学生可以把自己的食品篮子拿到食堂吃一点饼干之类零食。”
从中可见,即便一位学生家庭条件极为优越,超出同学中大多数,仍必须和大家一起吃极为普通的四菜一汤等餐食,想吃点与众不同的,必须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而1938届校友黄量自称,由于家道败落,母亲带着她离家出走,使得自己“没有家,……小学时无知、朦胧、顽皮、学习成绩差,不听老师话,不守纪律,是老师见了头痛的学生”。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黄量才考入中西女中,在那里,“同学之间相互照顾帮助,团结友爱,也有批评,但是从不议论别人,对看不惯的事情,大家观点不同,也会激烈争论,但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校风良好。短暂的五年中学生活令人难忘”。
根据当事人回忆,中西女中学生每日三餐必须听铃声进餐厅,吃饭要细嚼慢咽,用餐时尽量不出声,不允许浪费食物,鱼刺、骨头都放在自己的盘里,也不允许污染餐桌,餐厅里根本闻不到油腥味。对于学校里的花草树木,学生们也十分爱护,不随意采摘校园里的花朵,不随意践踏草地。校内绝没有人大声吵嚷,在走廊里讲话一定是让在一边;上下楼梯一律靠右行,谦让他人,从没有拥挤现象;在图书馆里如有必要,只可轻声说话,以免干扰别人,走路要踮起脚,做到不出声,离开时必须将坐椅轻轻放回原位。在大礼堂开会、听音乐、看演出时,没有人随便讲话,进出礼堂秩序井然;高中同学晚自修结束时间比初中生晚一个小时,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回宿舍时都轻手轻脚。
至于自己寝室的打扫——虽然学校有打扫卫生的工人,但是每间宿舍的整理和打扫都是学生清晨起床后自己做的。学生也要参与宿舍管理,每天都有学生轮流在晚上熄灯后协助老师查房,查房的值班名单公布在布告栏里。校友朱承敏在《学校生活素描》中提到一次夜间查房的故事——“‘怎样去查呢?’L比我们有经验,她说:‘你们要仔细地查,不要太快太急躁,如果听见房里有人在说话需要敲门警告的话,也不要太响,响了会影响别的房间,也不要太轻,轻了里面会听不见’。”
黄量还曾回忆一位给同学们起了绰号“猫头鹰”的老师——吴景昭,称:“吴老师很严厉,她那无止无休的查房,尤其是对床铺的吹毛求疵,曾使我既害怕又厌烦。但她的话‘别小看铺一张床,它每天在训练我们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根据校友相互印证回忆,吴景昭在中西女中工作多年。1951届校友姚永德回忆:“我记得那时在宿舍里,按规定晚自修结束熄灯钟打响后,学生一定要睡在床上。有一次,我熄灯后不在铺位。正逢吴景昭老师进门后打灯仔细查看。她发现我的铺位是空着的,就问道:‘姚永德上哪儿去了?’这时,大家都不敢出声。后来,雷璧芬回答说:‘大概是上厕所去了吧。’等吴老师关门离去,我才赶快爬出来,回到自己床上,总算混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对自己不守校规,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也非常感激学校师长对我们的严教和关爱。”
姚永德说,自己在校时,学校还有“姐妹班”制度——高二、高三的同学在校时间长,年龄也较大,理所当然就成为大姐——姐姐班,初一、初二的同学则是小妹妹——妹妹班。每逢新生入学,大姐姐们就会主动在各方面帮助初一入学的小妹妹们,让她们能在生活和学习上很快融入温暖的大家庭中,使她们不会感到孤单无助。
当时的女校,亦有一种“拉朋友”现象。据1948届校友郑静渊回忆:“这是中西的一个特殊游戏,一般是一个小班同学对高班的同学有好感。午餐后她的同学就会又拉又推让她和那个高班同学一起走路。在校内有条路名为‘情人小径’,英文称‘Lover's Lane’。两人一起走一段路表示‘拉朋友’成功,但也有半途而废、不欢而散的。这种游戏绝无今天所谓同性恋的含义,只是小同学对大姐姐的仰慕而己。今天回忆当初,中西这种风气很独特,很有趣。”
由于校规很严,平时不可随意出校门,也不允许学生参加校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有犯规的行为就要去训育处受训。这种受训被学生戏称为“吃大菜”,“吃大菜”的名单每天公布在布告栏内。还有记过处分,记过次数多了就会被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