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不是一个好字，意思是谄媚地迎合。“佞”施于人际交往，表现为无底线之逢迎，而施于某种文化，则是种极深的仰慕。清代版本学家黄丕烈一生痴迷宋版图书，至于“夺饮食男女之欲”，就自称“佞宋老人”。见北京贞元社所制钧瓷茶具，不觉笑叹，用心深微良苦，外苛其形美，内求其致用，庶几也可以称之“佞茶”了。
　　中国人生活之艺术化，於两宋臻于极致。表现於学术、文艺诸方面兹不赘，仅饮茶一事，宋人亦开风雅之轨范。唐人工艺尚粗放，固然有所不及；后世因饮茶方式的改变，亦多未承继弘传，倒是西来求法的日本僧人欢喜领受，至今在彼国的抹茶茶道中稍存遗韵。近年国家殷富，文教日兴，国人恸近半世纪中传统生活程式之涤荡，近世革命化生存形态之粗鄙，复古寻源之风渐炽。社会需求推动商品供应，此规律同样反映於日常生活中的长物。诸多失传已久的窑系在恢复中，不惜工本的精心作品亦时时出现，光彩超拔於此泥沙俱下的时风中，如贞元社造钧瓷茶具，承古开新，移步合矩，即其中脱俗的一支。笔者佞茶爱瓷，玩之有得，在此拈出数件，与读者同鉴，幸毋以“软文”视之。
　　月白釉壶承
　　钧瓷烧造盛於北宋，金元人继之，入明而绝。清代，世宗（雍正帝）喜钧釉，命景德镇追拟，得其仿佛。成品多为大件陈设器，因土质、釉料区别，作品细腻有余，但宋钧的凝重混成已不复见。其原产地河南禹州的复烧则迟至光绪中叶，一九四九年后当地开办国营工厂，集中各方面资源研究，技术日臻进步，几十年中数代艺人做尽尝试，器形釉色都渐去宋人不远了。但究其造型，则殊少宣政官瓷（宣和、政和，皆宋徽宗年号）雅洁静谧的神韵。盖晚清迄今，河南经济社会衰败已甚，早已不是北宋时京畿之地、文教渊薮，艺人虽有娴熟技艺，却不具高度审美判断和把握，亦不究心於日常生活之精微细腻，故所擅长，率为庞大粗放之陈设器，大型工坊则热衷设计切合政治与节令、吉祥寓意之“礼品瓷”，看似应景，实多鄙俗，以至一般陶瓷爱好者对新钧瓷久存成见，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俗艳的“大花瓶”。实用器皿一直是钧瓷软肋，茶具做为消费瓷的大宗，本地虽多有烧造，但因河南无饮茶习惯，陶人几无解茶者，致其所造，不堪一顾。
　　贞元社主人娴于茶。又鉴于传统遗产之丰厚，所制茶具在保持钧瓷窑变瑰奇之美同时，亦具有良好之功能性，如其所制壶承，器形取自传统高足盘，仅在盘心加置一台，洞三孔泄淋灌沸水，又一侧孔使水流入盘内，颇见匠心。使用传统月白釉，做细密开片，现娇丽玫瑰紫斑，信为外间所不见。
　　折沿洗及鼓钉洗
　　造型皆仿自青铜器，此亦宋代官窑之风尚。北宋之际，三代先秦古器物大量出土，推动考古学兴盛，成为一时显学，最著者如欧阳修之撰《集古录》，赵明诚之修《金石录》，迄今犹是学者重视的史料。宫廷亦莫能外，卷帙浩繁的《宣和博古录》即在此时编订。皇室进而敕制瓷工匠创烧了大量青铜器造型的陶瓷作品，传世宋器中体量繁多之尊、洗等悉是。“以泥模金”本非宋人创造，战国时代因铸铜昂贵，国力不殷的小诸侯国亦有为图节俭代之以陶，北京即出土有体量庞大之陶制礼器。但这与宋人仿古有本质不同——前者系不得已做为青铜器之代用品，故凡诸细节无不力求肖似；宋人则属创作借鉴，取其形做为适宜当时使用之生活瓷之样式。贞元社传此立意，创烧之用于茶席的折沿洗、鼓钉洗摈弃雕琢，形态古雅， 釉色尤精绝——所施为其独创之“星斑松石绿”，基色青绿，极似绿松石；其上闪耀银色金属斑点，确有古锈斑驳之状，倾入茶汤，光亮愈显，信为茶席佳器。
　　鲁山花釉碗
　　中国瓷器自诞生起，向为单色釉，而以青、白两色系为大宗。至唐代，河南鲁山为中心之区域出现花釉作品，遂开后世窑变器之先河。鲁山窑在黑、褐色釉面上泼以白、蓝色斑纹，利用烧造过程中釉之自然流动，形成斑斓之色、幻变之相，在吾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鲁山花釉作品传世不多，最著名为北京故宫收藏“黑釉蓝斑腰鼓”。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可证曾风行当世。宋以后，此类花釉器已不见烧造。
　　鲁山花釉的恢复，为近十余年间事，集中于河南；然绝少专事此种釉色器物制作的窑口，都属偶然烧制，且专门模仿出土器物，做旧后充古董流通。贞元社造“仿唐鲁山花釉茶碗”，为以此种窑系制作现代实用器物之孤例，坊间尚无类似尝试。纯以手拉胚完成，胎厚重沉着，黑、褐色基釉光亮，色斑在其上微凸起，触手有明显质感，高古朴拙。适宜唐宋团茶，因明亮黑釉映衬黄白色茶粉，极为鲜明美观。闽北福鼎、政和等地出产白茶，汤色清澈而微嫌单薄，倾入花釉碗中，则呈现名贵之金色。
　　白釉竹节杯
　　唐代瓷器，虽有鲁山花釉别开新局，然终以单色釉为主流，且形成“南青北白”之两大体系，青，越窑青瓷，其极品称为“秘色瓷”；白，则以邢窑白瓷为最。邢窑中心在今河北内丘县，唐时近邢州，今称邢台，故名。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瓷瓯”，即白瓷茶盏，足见邢窑茶具声名之盛、产量之大。陆羽《茶 经》评定各地茶碗，记当时人“或以邢州处越州上”——即“人们认为邢窑犹胜越窑一筹”，亦是邢窑白瓷为唐人公认茶具上品之例证。国家博物馆展出有唐邢窑白瓷茶具一组，包括茶碗、汤瓶、茶臼、渣斗等数件及茶神陆羽造像，足兹实证。
　　但邢窑至五代已衰落，宋以后完全绝灭，后世推测，邢窑瓷器仅醉心于釉色之匀净，不重器形的发展变化，单调因循，为其没落原因之一。贞元社造“仿邢窑白釉竹节杯”，釉色遵循出土唐代邢窑器物实例，然器型有所改进，舍弃习见小碗式，做简洁敞口竹节形，以求符合当下审美趣味，距自订之“移步而不换形，出新而不逾矩”之标准，或谓庶几近之——釉色纯净沉厚如凝乳，倾入呈色较深之各类紧压茶，最能映衬汤色之美。
　　红釉鸡心盏
　　钧窑渊源于唐花釉，创用铜的氧化物做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铜红釉，为中国陶瓷美学和工艺开辟了全新境界。因铜红釉之呈色、着色剂用量，基础釉的化学组合和温度、气氛诸方面皆极敏感，北宋中叶即为工匠掌握且运用至成熟，至为难能。钧瓷始于北宋，为宫廷烧制造型源于青铜器的御用器皿，金、元时续有发展，影响则远及明清，如霁红、郎窑红、桃花片、釉里红，莫不受其启发。贞元社专攻钧釉，虽以独创之“星斑松石绿”独树一帜，然若非对宋金钧瓷有相当之了解与掌握，创新则为无根之水——烧造传统宋官钧，贞元社固耻居人后。体现对传统釉色与器形把握之实例，集中于其仿烧自北宋的红釉鸡心盏中。
　　汉扬雄《方言》：“盏，杯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曰椷，或曰盏”——可见此种饮器出现之早。晋唐之际，盏皆敞口深腹圈足，茶酒通用；至北宋，始有专供饮茶的斗笠盏出现，以斜直壁、尖底、小圈足造型，形成瘦俏、峻利之美，深合宋人含蓄清雅之审美趣味。贞元社造鸡心盏，器形规整，口沿、底足尤其削薄犀利，釉面斑斓艳异，釉汁流滴、集聚的控制娴熟精准，识者不难鉴之。
　　天青釉压手杯
　　北宋官窑最初见于史籍已在南宋，如顾文荐撰《负暄杂录》：“宣（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宣和、政和都是北宋徽宗年号，而南宋人所称“京师”，皆指汴梁，即今开封。金元已降，黄河数度泛滥，宋汴京城久已沉埋底下，故其遗址已不可考。后世或谓汝窑即北宋官窑，或谓官窑系由汝窑工匠主持，莫衷一是，但两窑器形、釉色多相近，则为定论，其区别在官窑釉质乳浊感逊于汝窑，且开片纹理较汝窑为长。明曹昭《格古要论》对两窑胎质有所比较：“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即汝瓷胎呈现灰色，官窑则微带红——贞元社仿烧北宋官窑，于此两点极为注意，取天青釉压手杯与汝窑青釉器对照，即能见其同中之异；至于口、足修治之细腻不苟，尤不待言。
　　鹧鸪斑茶盏
　　宋代饮茶方式与今人区别甚大，所以使用器皿亦不同。宋人将茶树鲜叶先蒸后压，制成半发酵的膏饼，饮时碾为细末，不用壶，直接置于茶碗注入沸水，故碗需体大胎厚，又因宋人斗茶以汤色黄白为上，所以推崇能与之相生发映衬的深色釉茶碗，闽北建阳县水吉镇烧造的窑变茶碗对这些要求皆能满足，故为时人推重。北宋初陶毂撰《清异录》，已称“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黄庭坚亦有“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满庭芳·茶》）的描写。“研膏”，即研磨茶饼；“溅乳”，指用沸水冲起白色的茶汤；而“金缕鹧鸪斑”，形容的就是建窑茶碗釉面的两大特点：金属光泽和白色的瑰丽斑点。两宋建窑器物，釉中含铁极高，烧成的金属斑色黑而亮，系铁的氧化物，近年台湾仿制颇为成功；贞元社则使用氧化铜，令器物金属斑呈现名贵的金色，由富于流动感的绿松石色基釉衬托，尤为斑斓华丽。配合其自制鹰喙、曲流公道杯，尽得风流矣。
　　贞元社制瓷，使用耐火度在1580度以上高可塑性之二次黏土，皆产于宋元以来之传统料场。泥料经四个月以上时间自然风化，古法淘澄而后取用。因悉出手工制作，故成器胎体坚实，修治痕迹清晰。由拉胚成型至出窑后修足打磨，概出人工，不敢稍涉疏简，同一品种，形体皆有微小差别，釉色尤变化百端，无一尽同，极见人力之繁、造化之奇。釉料皆出精心配伍，反复试烧，臻于纯熟始敢施用。使用传统矿物原料，绝不因求节省工时、物力而采用成品化工釉剂，出窑后不仅呈色绝艳且绝无重金属残留超标，尽可安全使用——此点原属一切行业所提供产品之基本标准，但在今日中国竟成难以企及、足兹标榜之卖点，亦令人叹惋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