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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讲实用的，艺术是讲风格的。”“风格”就是个性，这是艺术规律之一。不管是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诗词、陶艺、雕塑，等等，无一不讲究风格。
“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最初的含义是柱子或棍子，后来把写字的棍子叫“风格”，逐渐演变成另一个含义，就是“笔调”，再后来此词义越来越广，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进入了艺术领域，演绎为现在的含义——作品中所具有的精神和特色（包括音乐、舞蹈、文学等作品）。“风格”有个人风格、流派风格、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等，本文所谈的是陶艺家的个人风格，即陶艺家的个性。
艺术风格是一个陶艺家成熟的标志，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作品的总体精神和特色，也是作者艺术造诣的具体体现。一个陶艺家要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甚至有的人探索一辈子都未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画家黄永玉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西双版纳有一个传说，森林里有只金鹿，若是谁见着了，那个人就能获得幸福。画苑像无边的森林，多少人在里面探寻金鹿，辛苦地跋涉，甚至整整一辈子，可见到金鹿的人并不多。少数人进入森林没几步就遇见金鹿，是幸运的；而有的人大半辈子才遇到；还有人直到死在森林里，一生都未遇到金鹿，只看到大树和小树，以及脚边的小草。其中道出艺术之路不仅靠天分，还靠勤奋、机遇等。当今陶艺市场异常火爆，有些青年陶艺家不肯下功夫，急功近利，费尽心机，视猎奇为创新，对传统作品不是扬弃地吸收，而是嗤之以鼻。更有甚者，歪曲艺术风格，如作画泛用矾水、食盐、洗涤剂等。甚至有人用油与颜色混合放入水中偶然形成的图案花纹，再用油画纸从下托起，获取偶然的画面效果，等等。当然，有时利用一些绘画材质产生的特殊肌理补充画面，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长期“乐此不疲”，将会淡忘优秀的传统笔垦精华，丢失艺术创作的基本功和技法。现在陶瓷艺术领域还经常出现风格跟“风”现象。比如，陶瓷艺术大师戚培才先生的指画艺术已达到极高境界，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不菲。故而市场上指画跟风者便如“雨后春笋”，也不讲究什么功夫不功夫，素材来源是什么，什么感受，动手就画，以致各种劣制指画泛滥市场。殊不如，戚老先生当初悟出指画创作，源于偶然擦拭调色盘里的脏颜色时，手指与颜色、陶瓷接触后产生特殊的自然肌理，而这种肌理对于表现花卉尤为逼真。之后他又经过千百次压、擦、点等等艺术实践，才有今天成熟的艺术风格。艺术来源于生活，成就于千百次求索背后辛勤的汗水，岂是一朝一夕而能为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的作品《岩松无岁月》《东山行乐》《桃花源记》等，皆无矫揉之态，却笔调老辣、野趣横生，又不失古典之英，正是王老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这与其深厚的传统功底和文化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
纵观中国画坛，寻求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者大有人在。个人艺术风格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不断重复前人的方式，这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创作方式，也是艺术风格形成的共性。前人的优秀作品你去重复（亦可讲是继承），要比前人更进一步，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才能使其变成自己的风格。如唐宋时的绘画就强调重复题材、技法、构图等。其中成就杰出者如张择端、王希孟等，其作品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当然，重复前人的弊端在于容易扼杀个性，束缚创新的活力。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是重复他人，而是在重复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符合自己的视觉冲击力模式，形成“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独上高楼”的艺术境界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不断重复自己可以做到，创造与众不同也容易，但要形成独特风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至于西方的杜尚能把小便池搬到展览会上，或给蒙娜丽莎加上小胡子，这类所谓“新”对于我们现代陶艺家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其实，每个艺术家在追求艺术风格的同时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自古以来，许多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往往比较超前，故其艺术风格当时并无人理解、欣赏，更不能被艺术市场所接受。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扬州八怪”、长安画派领袖人物石鲁等，在他们去世前，其作品很少有人接受、理解、欣赏。可这一部分人的艺术风格鲜明，无人能及。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艺术风格沿袭传统，食古而不化，只会一味迎合世俗的审美口味；有的人则是对传统画技稍作改变，不去作突破性的创新，故其技术难度不高。然而，这类风格的作品偏偏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理解甚至追捧。因为其风格模式在人们的脑海已早有审美定势。但这些艺术家并无独特风格可言，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艺术作品慢慢会被人们淡忘，会被时光的潮水所淹没。优秀艺术家的性格大多有独特个性，古人如八大山人，洋人如毕加索，今人如黄永玉，不胜枚举。这些人或狂，或傲，或孤，可谓面目各异。“人无癖不可交”，“癖”就是艺术家的性格，也即其艺术风格。当下，陶瓷艺术市场充斥着太多似曾相识的作品，人们或是把国画搬上陶瓷，或模仿大师的韵味。然而，大师们一辈子的辛勤劳动成果岂是短期可以“克隆”的呢？即使你模仿得外貌酷似，但与大师们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韵味却大相径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艺术创作讲究的是感受，有感而发，有生活经历才能有好的作品。
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其生活环境、师承关系等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画大师李苦禅喜欢画鱼鹰、鹫、八哥等，这与其少年时代在家乡马颊河畔常见渔民放鱼鹰捕鱼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鱼鹰的生活习性、捕鱼的动态，在李苦禅的脑海里已刻下了深深的印象，再加上其恩师齐白石的鼓励，他才坚定了以鱼鹰、老鸦、苍鹰等为题材，广泛汲取八大山人的传统笔墨精华，而且长期实践探索，终于形成了“大黑鸟们立于巨石”的富于时代感的大写意画风。八大山人朱耷的绘画风格狂怪冷峭，宋徽宗赵佶的艺术风格则富丽、典雅，这明显与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九世孙，生于明天启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自幼受家世的艺术熏陶，8岁能诗，11岁能画青山绿水，能悬腕写米家小楷，19岁时清兵入关，他遭受国破家亡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装哑子，后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十三年的僧侣生活。正是由于八大山人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才造就了其沉郁、孤独、怪癖之个性，他在绘画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滿，以不能再少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构图，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故其风格才有“简、奇、意”之特点。而宋徽宗赵佶、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宽厚备件，则决定了其富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风格的形成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应该没有固定的公式化，要永远随着时代气息的变化而变化。陶艺家们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步形成自己习惯的语言表现特征、个性符号程式及独具的笔墨结构形式，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最初的含义是柱子或棍子，后来把写字的棍子叫“风格”，逐渐演变成另一个含义，就是“笔调”，再后来此词义越来越广，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进入了艺术领域，演绎为现在的含义——作品中所具有的精神和特色（包括音乐、舞蹈、文学等作品）。“风格”有个人风格、流派风格、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等，本文所谈的是陶艺家的个人风格，即陶艺家的个性。
艺术风格是一个陶艺家成熟的标志，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作品的总体精神和特色，也是作者艺术造诣的具体体现。一个陶艺家要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甚至有的人探索一辈子都未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画家黄永玉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西双版纳有一个传说，森林里有只金鹿，若是谁见着了，那个人就能获得幸福。画苑像无边的森林，多少人在里面探寻金鹿，辛苦地跋涉，甚至整整一辈子，可见到金鹿的人并不多。少数人进入森林没几步就遇见金鹿，是幸运的；而有的人大半辈子才遇到；还有人直到死在森林里，一生都未遇到金鹿，只看到大树和小树，以及脚边的小草。其中道出艺术之路不仅靠天分，还靠勤奋、机遇等。当今陶艺市场异常火爆，有些青年陶艺家不肯下功夫，急功近利，费尽心机，视猎奇为创新，对传统作品不是扬弃地吸收，而是嗤之以鼻。更有甚者，歪曲艺术风格，如作画泛用矾水、食盐、洗涤剂等。甚至有人用油与颜色混合放入水中偶然形成的图案花纹，再用油画纸从下托起，获取偶然的画面效果，等等。当然，有时利用一些绘画材质产生的特殊肌理补充画面，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长期“乐此不疲”，将会淡忘优秀的传统笔垦精华，丢失艺术创作的基本功和技法。现在陶瓷艺术领域还经常出现风格跟“风”现象。比如，陶瓷艺术大师戚培才先生的指画艺术已达到极高境界，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不菲。故而市场上指画跟风者便如“雨后春笋”，也不讲究什么功夫不功夫，素材来源是什么，什么感受，动手就画，以致各种劣制指画泛滥市场。殊不如，戚老先生当初悟出指画创作，源于偶然擦拭调色盘里的脏颜色时，手指与颜色、陶瓷接触后产生特殊的自然肌理，而这种肌理对于表现花卉尤为逼真。之后他又经过千百次压、擦、点等等艺术实践，才有今天成熟的艺术风格。艺术来源于生活，成就于千百次求索背后辛勤的汗水，岂是一朝一夕而能为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的作品《岩松无岁月》《东山行乐》《桃花源记》等，皆无矫揉之态，却笔调老辣、野趣横生，又不失古典之英，正是王老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这与其深厚的传统功底和文化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
纵观中国画坛，寻求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者大有人在。个人艺术风格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不断重复前人的方式，这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创作方式，也是艺术风格形成的共性。前人的优秀作品你去重复（亦可讲是继承），要比前人更进一步，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才能使其变成自己的风格。如唐宋时的绘画就强调重复题材、技法、构图等。其中成就杰出者如张择端、王希孟等，其作品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当然，重复前人的弊端在于容易扼杀个性，束缚创新的活力。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是重复他人，而是在重复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符合自己的视觉冲击力模式，形成“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独上高楼”的艺术境界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不断重复自己可以做到，创造与众不同也容易，但要形成独特风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至于西方的杜尚能把小便池搬到展览会上，或给蒙娜丽莎加上小胡子，这类所谓“新”对于我们现代陶艺家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其实，每个艺术家在追求艺术风格的同时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自古以来，许多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往往比较超前，故其艺术风格当时并无人理解、欣赏，更不能被艺术市场所接受。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扬州八怪”、长安画派领袖人物石鲁等，在他们去世前，其作品很少有人接受、理解、欣赏。可这一部分人的艺术风格鲜明，无人能及。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艺术风格沿袭传统，食古而不化，只会一味迎合世俗的审美口味；有的人则是对传统画技稍作改变，不去作突破性的创新，故其技术难度不高。然而，这类风格的作品偏偏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理解甚至追捧。因为其风格模式在人们的脑海已早有审美定势。但这些艺术家并无独特风格可言，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艺术作品慢慢会被人们淡忘，会被时光的潮水所淹没。优秀艺术家的性格大多有独特个性，古人如八大山人，洋人如毕加索，今人如黄永玉，不胜枚举。这些人或狂，或傲，或孤，可谓面目各异。“人无癖不可交”，“癖”就是艺术家的性格，也即其艺术风格。当下，陶瓷艺术市场充斥着太多似曾相识的作品，人们或是把国画搬上陶瓷，或模仿大师的韵味。然而，大师们一辈子的辛勤劳动成果岂是短期可以“克隆”的呢？即使你模仿得外貌酷似，但与大师们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韵味却大相径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艺术创作讲究的是感受，有感而发，有生活经历才能有好的作品。
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其生活环境、师承关系等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画大师李苦禅喜欢画鱼鹰、鹫、八哥等，这与其少年时代在家乡马颊河畔常见渔民放鱼鹰捕鱼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鱼鹰的生活习性、捕鱼的动态，在李苦禅的脑海里已刻下了深深的印象，再加上其恩师齐白石的鼓励，他才坚定了以鱼鹰、老鸦、苍鹰等为题材，广泛汲取八大山人的传统笔墨精华，而且长期实践探索，终于形成了“大黑鸟们立于巨石”的富于时代感的大写意画风。八大山人朱耷的绘画风格狂怪冷峭，宋徽宗赵佶的艺术风格则富丽、典雅，这明显与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九世孙，生于明天启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自幼受家世的艺术熏陶，8岁能诗，11岁能画青山绿水，能悬腕写米家小楷，19岁时清兵入关，他遭受国破家亡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装哑子，后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十三年的僧侣生活。正是由于八大山人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才造就了其沉郁、孤独、怪癖之个性，他在绘画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滿，以不能再少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构图，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故其风格才有“简、奇、意”之特点。而宋徽宗赵佶、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宽厚备件，则决定了其富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风格的形成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应该没有固定的公式化，要永远随着时代气息的变化而变化。陶艺家们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步形成自己习惯的语言表现特征、个性符号程式及独具的笔墨结构形式，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