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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由《恐怖分子》中的犯罪场景,探讨台湾上世纪80年代蓬勃兴起的传播媒体和文化构成之间的问题。本文认为,科技媒体和消费主义所创造出的景观文化,正成为第三世界反抗运动的隐形陷阱,同时亦形成新的社会压力,犯罪场景则是这一压力下所出现的社会综合症,而如何从中重新反思传播媒体的社会效能,将成为＂文化＂这一概念被再度激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