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继高（著名工笔花鸟画家、原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离开徐州到现在已经62年了。在离开老家之前，基本上就是生活在农村，小时候农村的小孩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放羊，抓蛐蛐等，同大自然的接触比较多。这对我以后进入南艺跟着老师学习工笔花鸟画，有很直接的关系。徐州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又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加之五省通衢和毗邻曲阜的独特地理位置，深受不同地域优秀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给养。清代以后至解放前后，战火不断，再加上天灾人祸，徐州生活很是艰苦，但是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依然十分重视。我在小时候经常读古诗，贯穿一个读书的思想。让孩子好好上学，懂文化，讲礼仪，有一个崇尚文化传统。
　　张立辰（著名花鸟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博导）：
　　徐州是出皇帝和文人的地方。这种文化和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为徐州感到自豪，是因为徐州出了这么多名人。许多乡下农民都不识字，但说出话都很斯文，过年的时候来往都很讲礼仪，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这种重视文化传统的习惯。这一点对李可染先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李可染在学习西画的时候，同中国画结合，山水画当中的这种黑，尤其是山的这种雄厚凝重，与西画的那种重视光影类似。中国画不像西画从自然科学的方式重视光影，而是将光影变成阴阳关系，阴阳黑白造成中国画笔墨观念同西方观念不一样。西方是光合色彩的反映，中国画以虚实关系来对待光的作用。李可染用这种中国式的重墨表现的景物尤其是山川，背光与受光，是有深度的关系。将中西结合起来，别人都看不到，很有格调，有比较高的欣赏价值，同时有现代性，和前人不同，融合的恰当，不失中国画的精神。在形式上比较巧妙，有西画的感觉，但艺术语言是中国画，这一点我认为李可染在所有中西结合的绘画中做的是最高明的。不失中国之体，又有艺术高度。
　　程大利（著名山水画家，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近百年来，从徐州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书画家。民国以来的张伯英、李可染、刘开渠、王子云、萧龙士、王肇民、朱德群、朱丹等书画家成为20世纪的一个现象，不同于江南的“松江派”“华亭派”等等，却是风格各异地竞相峥嵘，在现代美术史上闪现着光辉。李可染在中国山水画上的贡献已成定论，在历史上留下了充实的一页。文化，因传承而厚重，书画文脉传到今天似乎更加壮丽，一代书画家已经影响，有的人已成为当代领军人物。徐州的书画事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盛。许多理论家已注意到徐州出书画家的现象，这一地域现象必将被展开并深入探讨。在中华民族艺术的大花园里，徐州书画的奇葩必将更为绚烂，徐州的书画事业前程似锦。
　　李小可（著名山水画家、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要成功，首先是对艺术的态度，我也经常说态度决定命运。这种态度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敏感，专注，这是最初的条件。首先是被艺术所感动，李可染是徐州人，13岁拜师，当时他师傅钱先生之所以收他，就是看到当时他作为一个小孩那样专注的看。他有一种敏感，他看到许多老师绘画就很敏感，很惊讶，这种敏感其实是传统文化的表现的特殊性对他的感染。后来他也讲这种敏感其实是一种条件，成为一个艺术家要有多个条件，哪个条件不够，会遇到问题，会有艺术盲点。作为一个大艺术家来讲怎样拥有这些必备条件？首先必须继承传统。但怎样继承传统？他也讲过，大约在40年代，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个打进去不仅是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也是对东方文化形态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把握，这是他的精华内核。他还认为对于传统的学习不是一时的事情，对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感悟是一生的事情。水墨文化是自己的文化，但是也应包含着外来文化，当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他曾有一个比喻，说本土文化是血液，西方文化是营养。我们要能不断研究本土文化，又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才能使我们文化越走越远。他对外来文化那种视觉化的感受曾有一句话：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说我们有东方的个性，把外来文化变成咱们自己的，自己想要就要，不是全盘接受。
　　他50年代讲“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说这个胆与魂是东方文化精神，同时也要有一种时代精神，有一种创新冲动。就是说水墨传统的艺术形式，通过你这一代艺术家，通过你的艺术实践，在艺术表现当中寻求新的表现可能性。这个实际上是20世纪大师们所共同追求的东西。
　　朱虹子（《中国艺术报》副社长、美术评论家）：
　　李可染先生应该是整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换中的一面旗帜，特别对于中国画来说，贡献是非常大的，具备划时代的意义。
　　他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具有现代精神，不是那种从笔墨到笔墨，而是主张为祖国山水立传，主张写山水精神，这样一个美学观，和过去的山水观是不一样的，是从现代人的眼光观察山水，这样一种美学思想和过去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另一个是他完成了传统笔墨到现代表达的一个转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很多人抨击中西结合，实际上是风筝断了线，完全走向西方，这些东西和中国水墨脱节了，和传统实际上是不相关的，我觉得可染先生作为集大成者，守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有所发展，同时借鉴了西方。你能感觉到完全中国笔墨，但是也能感觉到那种秩序，节奏，在之前中国是没有的，而他这里有，还很丰富。
　　赵绪成（著名人物画家、原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我对艺术的看法，叫“我的宗教”。“我的宗教”是什么，艺术是对真理的追问。“我的宗教”就是通过艺术来追求真理。
　　要把真正代表徐州精神的文化突出出来。徐州是什么？徐州是帝王之乡，是《大风歌》的故乡。那种气魄，那种胆量，那种灵魂，我们应该追求更高。
　　我们举办汉风墨韵·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的目的，实际上是推徐州精神，大汉精神。要把它在我们的艺术创作里，艺术活动里突出出来，体现出来。那就是要突出我们的特点，要有更高的灵魂，要有更大的气魄，要有更大的胆量，创作出真正能够留存的作品。甚至不惜生命！我认为这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最重要的意义。 　　贺成（著名人物画家、江苏国画院一级美术师）：
　　画作展现的关键是思想，是大脑在左右着手，最有画的是心，写我心声嘛。那么你的眼界，你的提高，是依靠你的认识，认识提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了。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那么现在，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时代要求不一样了，按照原来的标准，审美意识，就不一定符合现代的要求，道理都是一样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思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明清时代江南画派很多，那时候的徐州还显示不出来，像江南的扬州画派，常熟的昆山画派等。那时候徐州还没有完全的形成，直到民国以后的大师和大家们撑起了这个大好局面，所以这个雄厚的基础，再加上后继不乏人才，更多的继承老一辈的传统，因此比较立体。我想起码能给外地其他城市展现出徐州美术力量的雄厚。
　　徐州是一个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枢纽，现在来说不光是南北，还包括东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艺术家善于引进和输出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
　　翁剑青（北京大学教授、博导、美术史评论家）：
　　从徐州走出去的这些艺术大家，把艺术作为人生寄托，拥有对艺术强烈的热爱和执着，他们所处的环境与态度和现代很多青年人从事艺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要寻求一种生命的意义价值，以此来达成内心的充实和平和，对于艺术追求上超越了功利的思想。
　　那一带代人给我们的启迪和教育，就是他们对生活艺术的真爱，一方面是他们锲而不舍的精神；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吸收本土与西方的，从古典的到近现代的艺术营养，他们的文化姿态是比较开放和多元的。
　　在各种政治和物质条件的动乱中，他们始终有着自己的文化追求，在这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对我们后来者的艺术人生和情感体验上，都有一种启迪。
　　高天民（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术评论家）：
　　从历史上看，徐州的美术确实非常发达。汉代美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除此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出现的一大批徐州画家，特别是以当时的徐州艺专，形成的一大批画家群，以李可染为代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徐州美术现象。实际上还包括在当今美术界，有非常多的徐州优秀艺术家、学者活跃在全国各地。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提出彭城画派，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从长远来说，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必须要在文化上找到一个定位，所以说彭城画派的概念跟徐州的身份特色就吻合起来了。
　　今天从本土画家的作品就可以看到，比以前是有很大的发展，风格已经非常多样，整体创作能力有很大提高，观念视野都非常开放，各种手法各种表现方法，都能够尝试。特别是一些年轻画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表现方法来画。所以总的来说，整个美术界的情况比以前更活跃了视野也更开阔了，思路也打开了，我觉得是很好的。
　　周新京（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南艺教授、博导）：
　　以前我对徐州中国画创作有一种印象，就是比较大气的气象，这个同我们徐州很深厚的汉文化有关联，像写意性的比较多，追求那种浑朴的比较多。
　　徐州为什么会产生李可染等大师级的人物？我觉得还是和徐州这种深厚的汉文化有关联。实际上还不是仅仅汉文化的影响，整个是一个文化风气的影响，徐州的文化风气包含对历史经典的认真态度，同时也包含着徐州风土人情所有的豪放性格，这两点结合起来，既有对传统的钻研精神，又能释放自己的性情，表现自己的特殊感受，我觉得这两点是徐州产生艺术家的重要之处。
　　徐州出了很多人，走出去的成果更大，但不是说在徐州成不了大家。现在情况和过去不一样和李可染那时候不一样，现在资讯发达，信息交流没有问题，国内外的交流也很多。实际上是一个视野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把眼界打开想看到的都能看到，把胸怀打开，想包容的都能包容，还是一个心界的问题。也不要过多的计较必须要走出去徐州才有希望。实际上现在不一样，我们要让徐州这片土壤产生好的艺术人才。
　　张正民（著名人物画家、《画刊》副主编）：
　　作为从徐州走出来的画家，我觉得每个人都离不开他的生发地，因为生发地对很多人的成长对价值观的形成都很重要，在创作中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没有后来的勃发。一个地区文化的影响是深层的，是广泛和多方面的，正是这些使得我们在以后的创作中变得厚重，更加广泛。
　　首先，汉文化就是在徐州起源的，说汉文化起源就离不开咱们那里。第二，个就是徐州的地理位置，传统的观念说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会把不同方向的人聚到这里来。战争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的东西，这种人文的东西伴随着血腥，使人们得到在某些方面的交流。我觉得徐州既能包容又有文化底蕴，能通过厚重的文化影响使艺术创作迸发出火花，生发出激情，能生出很多的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东西。
　　徐州画家不仅有狂放的一面，同时还有细腻的一面。细腻的一面就是来自于不断的交流，不断的接纳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文化，再加上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徐州艺术生态还是很健康的。
　　在我的创作中，不论是对笔墨直接的传承，还是观念的传承都很在乎，这些东西不能丢了，就像徐州老家对我的影响一样，那是我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一旦丢了，可能连站都站不稳。
　　尉天池（著名书法家、江苏书法家协会主席、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08年4月，徐州被中国书协评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是名符其实的江苏书法重镇，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名城，是从古至今的崇文基地。仅就书法而言，古代近代的书法名家对书法孜孜以求风格独具成为当代书法作者承接的精神财富。城乡人民对书法艺术的热爱，欣赏追求成为书法作者执意的不竭动力。
　　从徐州的书法作品来看，尽管水平有别，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作者对如何继承经典或推陈出新有个明确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从继承书法的脉络出发，将书法承载的哲理法则，与自己主观精神的释放、创意的发挥、个性的展现融为一体。从而使自己的书法与自然界之理相通，最终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与自然亲和的人文精神。 　　王冰石（著名书法家、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张伯英是我们徐州近代的书法大家。他在书法史上是很有位置的。他的成就，与其说书法比较突出，不如说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碑帖的鉴定。一提到张伯英，都知道他是书法家。他的史学方面，对碑帖的建树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书法确实是很好的，单从书法艺术这一块，他是很有造诣的。我想现在纠正一个过去错误的看法，过去讲“彭城书派”，好像是张伯英创立的。实际上不是的，张伯英是这个书派的一个代表。这个“彭城书派”时间跨度非常长，从南北朝北齐年间到民国。所谓“彭城书派”，就是徐州籍的一些书家，或者一些善于写字的人，历史上有记载的，这样的把他排列起来，一路沿袭下来，这个叫“彭城书派”。那么“彭城书派”在艺术上，在书风上是不是应该有个共性。我看了一下，是有的，就是写的字都是以方笔为主，比较雄强。这个与徐州人的性格有关系。笔划以方笔为主，不像南方那样以圆笔为主。“彭城书派”以这个为总体特征延续下来，张伯英也是学习这个，所以把他划归为“彭城书派”。应该说“彭城书派”发展到张伯英手里，他是“彭城书派”的一个杰出代表。
　　我们应该在“彭城书派”的基础上提出向“新彭城书派”迈进，这是我提出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马亚（徐州书法家协会主席、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徐州书法的底蕴是很丰厚的，有一批优秀书法创作者，成因与徐州这块热土有关系。徐州的历史、人文、环境都对徐州书法有潜在的影响和推动。因为徐州处于南北交接地，交通也是战略要地，所以信息量很大，来来往往的书法名家，书法展览很多，还有一批老一辈的书法家，他们关心着支持着，引领着徐州书法的发展。
　　徐州的书风应该说是大气磅礴，但是又不乏南方的细腻，徐州的书风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清雄。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书法热，徐州书法可以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书风多元化，不是单一的彭城体，或者是北魏的单一书风。具体特点是继承了北方的雄强骨力的特征，又掺进吸收了南方带有韵味的文气，包容性很强。现在的“新彭城书派”已经出具面目了，因为90年代开始徐州书坛有一批中青年的创作力量，他们被誉为徐州书坛军，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大。
　　朱天杰（徐州美协主席、《中华儿女·书画名家》执行主编）：
　　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将于10月22日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这是徐州艺术界的一件盛事。就展览内容而言，我认为这个展览和以往的一些画展有所不同，是因为这个展览把“李可染艺术节”放到南京举办，在展出可染大师的50幅作品的同时增加了“徐州籍大师序列文献展”，介绍的八位艺术家，都担负起中国美术民族化的历史使命，并以民族文化的独立姿态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的艺术作品，与中国美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通过对徐州百年的文化轨迹梳理，寻找人文精神传承关系，增强了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力，自觉的构建起徐州地域文化核心价值。
　　再就是从当下出发，通过聚集的100多位徐州籍在外地的艺术家和本土艺术家的140幅书画作品，进行展示交流，也是为让外部世界对徐州文化、艺术的发展状态和探索方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