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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于历史原因，中印边界至今遗留着很大面积的划界争议，这一方面是源自英国在南亚地区殖民统治时的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是印度妄图实现领土扩张，实施边界“前进政策”的结果。随着新中国建立并独立走上世界舞台，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印度不断蚕食边界，妄图实现扩张的野心必然无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因为印度方面对整体态势和中国反应的错误判断，从而使其形成错误的战略决策，将两国间矛盾不断推向升级，最终造成两国交恶，在1962年爆发边界冲突。本文通过分析这段史料记载，对于了解双方战略决策的内容和过程形成对比认识。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边界冲突 战略决策
作者简介：李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52-02
着眼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根据对赵蔚文所著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里记录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印两国关系如何发生倒退，从关系恶化发展到边界战争的历史轨迹，而两国间不同战略决策对推动事态发展和矛盾升级起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通过对比书中记录的两国政策的区别，可以总结出两国最终是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战略决策的，同样不难看出不同战略决策的优劣、长短。
一、英帝国主义制造的“西藏问题”为印中关系恶化埋下祸根
在19世纪扩张海外势力范围的鸦片战争得手后，英帝国主义试图在陆上对中国进行势力侵入，地点就选择在与印度接壤的西藏。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英帝国主义认为“西藏独立”的时机大好，于是开始策动西藏上层叛乱。在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和抵制后，英国又炮制“缓冲国”论，声称在中印“两个大国间，应当有个缓冲国，应使西藏成为这个缓冲国，这样可以避免中印冲突……”这一政策思路一直继承和延续下来，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英国都没有停止过在西藏策动分裂活动。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印政府在西藏的一些特权”，也沿袭了在中印之间制造缓冲国的想法。在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失败后，和平解放西藏的形势变化迫使印度政府无法再直接影响西藏事务，转而开始于新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
但在两国接壤的西藏地区，从英帝国主义时期就遗留的策动分裂、建立缓冲国的历史问题为中印关系将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酿成战端
随着接壤的印中两国先后独立、建国，直接带来一个问题，即是两个接壤的主权国家间的边界线划分问题。中印之间的分歧实质是印度要保持它在1959年后对中国领土的新的侵占。
因为中印东、中、西三段边界，此前从未正式划定，一直以来以传统习惯线为准，而印度则认为边界线已“为国际条约确定”。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印度源自英联邦母国的成熟的国际事务理念——即借助国际法（或者说钻国际准则的空子）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理念和能力方面都较弱，一来尚未完全融入国际体系，二来领土主权的观念尚没有现在这么强烈。比如中缅1960年1月28日签署《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我国为赢得睦邻友好和树立大国形象，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上让步的大度之舉，虽达到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但也为随后处理和其他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留下了不利的范例。比如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就借此认为中国可能选择退让或至少反应不会那么激烈，从而有利于印度借助国际法中对于领土变更的“时效”原则，企图乘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不断推进边境，凭借持续蚕食中国领土，造成长期稳定占有的既定事实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学者斯蒂文·A·霍夫曼就认为“印度在1960-1962年的外交：（1）主要是对中国施加压力；（2）以制造历史合法性来支持印度的边界主张；（3）寻求外国支持实现孤立中国……”尼赫鲁1959年12月9日在联邦院谈到此问题时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我们坚定立场，世事变迁将进一步使边界问题确定下来……印度将以更强的地位面对将来可能的边界问题。”1961年11月10日，尼赫鲁访美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如果共产党中国坐在联合国里，它就会规规矩矩，或者至少是学着规规矩矩。”而产生这样的判断不仅是对当时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事实的反应，也是印度身为体系内成员的优越心态的体现。1960年初，印度政府制定了边界“前进政策”。目标是“封锁中国前进的潜在路线”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印度哨所。这一政策的基本形势判断其实就是“印度无论在边界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到1962年中期印方新建了43个哨所，且多位于中方哨所后方靠近中国内地的位置。此时印度不仅侵入中国新疆境内地区，并已经很有针对性地建立了西部军区，开始进行军事行动准备。尼赫鲁政府不仅对边界争议问题持有过高的政治预期，对中国行使自卫权的决心认识不够。同时对于形势判断的失误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寄希望于企图利用中国内部问题：一是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国力的消耗；二是印方期待国民党势力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配合，可这样的形式判断也是脱离事实的。抗美援朝一战使得中国国内力量空前凝聚，部队士气大增，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心空前的强大。印度右翼势力大肆鼓吹“开辟第二战线”，同“印度的老朋友蒋介石元帅协调一致”，“解放”西藏。印度《闪电》周刊发表社论“如果蒋介石能对中国大陆开辟一条第二战线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必要时必须支持蒋……”。蒋介石虽持有不同政见，梦想“反攻大陆”，但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更不屑于在祖国被攻之时与敌配合。
同样是针对边界争议问题，中国领导人对于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形势判断则不同。1962年秋天，在听取林彪对于中印边界形势汇报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同老蒋打过仗，同日本人打过仗，同美国人打过仗，我们都没怕过，也都打赢了。印度要打，我们也不怕……稍微打一下也有好处使一些人开窍……”中央军委据此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如印军全面出击，则迅速反应……把印军赶出即可，不再扩大战果，要尽快与印军脱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可见，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利用军事行动来争取有利政治形势是认可的，但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原则是谨慎的、被动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对于实施军事行动的后续任务做了严格限定，即打退敌人后，不做任何边界推进和领土扩张。这样一来，有限的政治目标和有限的军事行动既利于达到目的，又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示诚意，获取支持。 三、印度为何要与中国交恶
（一）担心中国影响，利用中国困难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据印度学者表示“1954年尼赫鲁总理已感到中国偷偷走在印度前头的事实，他感到中国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出现。”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后，1962年夏印度报纸评论中国的困难“中国国内过于紧张，粮荒仍然严重，武装部队中存在着愤懑情绪……知识分子不安定……在西藏也有严重的麻烦……南面海岸受到蒋介石的威胁，因此不想在遥远的印度边境厮打……”。
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失当的过于乐观估计，尼赫鲁总理积极推动“前进政策”，贸然宣布要以武力“赶走”中国人。他最大的错误是认为中国不会还手。因为尼赫鲁“从美国、苏联获取的消息是：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助和顾问；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三年歉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领导层内有激烈斗争……”同时，尼赫鲁政府还期待趁着中国的困境，在利用边界争议获取领土利益的同时发展自身国力。1960年11月5日尼赫鲁就曾对记者说“任何国家的防御都意味着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化……”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后来也是这些与现实不符的形势判断造成了印度政府的战略决策失当。
（二）印度需要美援，美国扶印反华
自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美国就开始认识到印度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担心中国超过印度，便有意扶印抑华，使印度领先，成为亚洲“民主橱窗”，并通过借助印度的影响力来争取其他亚洲国家。直接的结果是到1961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之前一年，美国援大约占到印度所接受的外部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在获取外援和遏制中国问题上，印美之间达成了一定的默契。1962年印中交战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如果失去印度，就失去整个亚洲。”
（三）利用中苏分歧，一箭多雕
战后苏联国力强盛，1957年在美国之前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战后国际形势和东西方斗争的判断是，在核武器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只能造成双输的结果，因此再想靠战争已不能完全战胜帝国主义，苏联的实力已经超过西方，应当坚持靠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实现共产主义。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不同表述中不难看出，中苏两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是不同的，由此带来的两国对外政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样的对外政策差异使得印度觉得苏联是追求创造和平环境，是不会支持任何过激的军事行动的。1959年，前苏联塔斯社和赫鲁晓夫就中印边界冲突所发表的声明，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中苏分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化，自然使印度政府格外高兴。因为同中国也有漫长边界问题的苏联，和印度有着共同利益。尼赫鲁在此时发出“区别对待共产主义”的论调，声称主张国际合作的苏联在“完成革命后已经到了正常状态……中国还没有渡过它的革命精神的最初迸发阶段。”这既是对印度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的表达，也是当时中国不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对外政策的反应。
四、关于两国进行战略决策的总结
中印边界战争的最终爆发是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所做的战略决策的直接后果，而战略决策的形成首先源自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即国际形势、双方现实国情、实力、潜在选择等等方面。虽然像尼赫鲁判断的那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或多或少因为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仍未消散的胜利情绪和革命热情所影响，更看重意识形态差异，对国际形势判断存在着某种偏颇。但在对双方国情、实力和潜在战略选择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则表现出了超常的敏锐和冷静。虽然印度政府利用相对有利的国际地位，借助更加熟悉的国际规则，先期侵占了大面积中国领土，但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印中两国一个妄图扩张边境，一个努力维护领土的目的，其所分别对应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趋向无限而一个更加具体。因此，在印度接近盲目的战略决策引导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国政府的底线，也就一步步将局势推向升级，拖往战争的边缘，并且很难再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其脱离了实际需要的、过于庞大的政治目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一书中记叙的珍贵史料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对形势的错误认识会形成错误决策，错误的决策必将推动矛盾升级，趋向难以调和而引发战争，同时错误决策的一方必然因为其政治目标过大而脱离实际，造成在战争这一激烈对抗中的被动和最终对局势的失控。所以，在处理國家间关系和国与国矛盾的过程中，只有相对正确的战略决策指导才能在具体行动上做到张弛有度，保持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可控性，保证实现合理和有限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边界冲突 战略决策
作者简介：李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52-02
着眼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根据对赵蔚文所著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里记录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印两国关系如何发生倒退，从关系恶化发展到边界战争的历史轨迹，而两国间不同战略决策对推动事态发展和矛盾升级起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通过对比书中记录的两国政策的区别，可以总结出两国最终是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战略决策的，同样不难看出不同战略决策的优劣、长短。
一、英帝国主义制造的“西藏问题”为印中关系恶化埋下祸根
在19世纪扩张海外势力范围的鸦片战争得手后，英帝国主义试图在陆上对中国进行势力侵入，地点就选择在与印度接壤的西藏。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英帝国主义认为“西藏独立”的时机大好，于是开始策动西藏上层叛乱。在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和抵制后，英国又炮制“缓冲国”论，声称在中印“两个大国间，应当有个缓冲国，应使西藏成为这个缓冲国，这样可以避免中印冲突……”这一政策思路一直继承和延续下来，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英国都没有停止过在西藏策动分裂活动。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印政府在西藏的一些特权”，也沿袭了在中印之间制造缓冲国的想法。在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失败后，和平解放西藏的形势变化迫使印度政府无法再直接影响西藏事务，转而开始于新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
但在两国接壤的西藏地区，从英帝国主义时期就遗留的策动分裂、建立缓冲国的历史问题为中印关系将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酿成战端
随着接壤的印中两国先后独立、建国，直接带来一个问题，即是两个接壤的主权国家间的边界线划分问题。中印之间的分歧实质是印度要保持它在1959年后对中国领土的新的侵占。
因为中印东、中、西三段边界，此前从未正式划定，一直以来以传统习惯线为准，而印度则认为边界线已“为国际条约确定”。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印度源自英联邦母国的成熟的国际事务理念——即借助国际法（或者说钻国际准则的空子）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理念和能力方面都较弱，一来尚未完全融入国际体系，二来领土主权的观念尚没有现在这么强烈。比如中缅1960年1月28日签署《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我国为赢得睦邻友好和树立大国形象，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上让步的大度之舉，虽达到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但也为随后处理和其他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留下了不利的范例。比如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就借此认为中国可能选择退让或至少反应不会那么激烈，从而有利于印度借助国际法中对于领土变更的“时效”原则，企图乘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不断推进边境，凭借持续蚕食中国领土，造成长期稳定占有的既定事实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学者斯蒂文·A·霍夫曼就认为“印度在1960-1962年的外交：（1）主要是对中国施加压力；（2）以制造历史合法性来支持印度的边界主张；（3）寻求外国支持实现孤立中国……”尼赫鲁1959年12月9日在联邦院谈到此问题时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我们坚定立场，世事变迁将进一步使边界问题确定下来……印度将以更强的地位面对将来可能的边界问题。”1961年11月10日，尼赫鲁访美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如果共产党中国坐在联合国里，它就会规规矩矩，或者至少是学着规规矩矩。”而产生这样的判断不仅是对当时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事实的反应，也是印度身为体系内成员的优越心态的体现。1960年初，印度政府制定了边界“前进政策”。目标是“封锁中国前进的潜在路线”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印度哨所。这一政策的基本形势判断其实就是“印度无论在边界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到1962年中期印方新建了43个哨所，且多位于中方哨所后方靠近中国内地的位置。此时印度不仅侵入中国新疆境内地区，并已经很有针对性地建立了西部军区，开始进行军事行动准备。尼赫鲁政府不仅对边界争议问题持有过高的政治预期，对中国行使自卫权的决心认识不够。同时对于形势判断的失误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寄希望于企图利用中国内部问题：一是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国力的消耗；二是印方期待国民党势力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配合，可这样的形式判断也是脱离事实的。抗美援朝一战使得中国国内力量空前凝聚，部队士气大增，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心空前的强大。印度右翼势力大肆鼓吹“开辟第二战线”，同“印度的老朋友蒋介石元帅协调一致”，“解放”西藏。印度《闪电》周刊发表社论“如果蒋介石能对中国大陆开辟一条第二战线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必要时必须支持蒋……”。蒋介石虽持有不同政见，梦想“反攻大陆”，但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更不屑于在祖国被攻之时与敌配合。
同样是针对边界争议问题，中国领导人对于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形势判断则不同。1962年秋天，在听取林彪对于中印边界形势汇报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同老蒋打过仗，同日本人打过仗，同美国人打过仗，我们都没怕过，也都打赢了。印度要打，我们也不怕……稍微打一下也有好处使一些人开窍……”中央军委据此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如印军全面出击，则迅速反应……把印军赶出即可，不再扩大战果，要尽快与印军脱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可见，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利用军事行动来争取有利政治形势是认可的，但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原则是谨慎的、被动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对于实施军事行动的后续任务做了严格限定，即打退敌人后，不做任何边界推进和领土扩张。这样一来，有限的政治目标和有限的军事行动既利于达到目的，又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示诚意，获取支持。 三、印度为何要与中国交恶
（一）担心中国影响，利用中国困难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据印度学者表示“1954年尼赫鲁总理已感到中国偷偷走在印度前头的事实，他感到中国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出现。”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后，1962年夏印度报纸评论中国的困难“中国国内过于紧张，粮荒仍然严重，武装部队中存在着愤懑情绪……知识分子不安定……在西藏也有严重的麻烦……南面海岸受到蒋介石的威胁，因此不想在遥远的印度边境厮打……”。
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失当的过于乐观估计，尼赫鲁总理积极推动“前进政策”，贸然宣布要以武力“赶走”中国人。他最大的错误是认为中国不会还手。因为尼赫鲁“从美国、苏联获取的消息是：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助和顾问；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三年歉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领导层内有激烈斗争……”同时，尼赫鲁政府还期待趁着中国的困境，在利用边界争议获取领土利益的同时发展自身国力。1960年11月5日尼赫鲁就曾对记者说“任何国家的防御都意味着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化……”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后来也是这些与现实不符的形势判断造成了印度政府的战略决策失当。
（二）印度需要美援，美国扶印反华
自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美国就开始认识到印度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担心中国超过印度，便有意扶印抑华，使印度领先，成为亚洲“民主橱窗”，并通过借助印度的影响力来争取其他亚洲国家。直接的结果是到1961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之前一年，美国援大约占到印度所接受的外部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在获取外援和遏制中国问题上，印美之间达成了一定的默契。1962年印中交战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如果失去印度，就失去整个亚洲。”
（三）利用中苏分歧，一箭多雕
战后苏联国力强盛，1957年在美国之前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战后国际形势和东西方斗争的判断是，在核武器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只能造成双输的结果，因此再想靠战争已不能完全战胜帝国主义，苏联的实力已经超过西方，应当坚持靠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实现共产主义。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不同表述中不难看出，中苏两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是不同的，由此带来的两国对外政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样的对外政策差异使得印度觉得苏联是追求创造和平环境，是不会支持任何过激的军事行动的。1959年，前苏联塔斯社和赫鲁晓夫就中印边界冲突所发表的声明，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中苏分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化，自然使印度政府格外高兴。因为同中国也有漫长边界问题的苏联，和印度有着共同利益。尼赫鲁在此时发出“区别对待共产主义”的论调，声称主张国际合作的苏联在“完成革命后已经到了正常状态……中国还没有渡过它的革命精神的最初迸发阶段。”这既是对印度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的表达，也是当时中国不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对外政策的反应。
四、关于两国进行战略决策的总结
中印边界战争的最终爆发是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所做的战略决策的直接后果，而战略决策的形成首先源自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即国际形势、双方现实国情、实力、潜在选择等等方面。虽然像尼赫鲁判断的那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或多或少因为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仍未消散的胜利情绪和革命热情所影响，更看重意识形态差异，对国际形势判断存在着某种偏颇。但在对双方国情、实力和潜在战略选择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则表现出了超常的敏锐和冷静。虽然印度政府利用相对有利的国际地位，借助更加熟悉的国际规则，先期侵占了大面积中国领土，但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印中两国一个妄图扩张边境，一个努力维护领土的目的，其所分别对应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趋向无限而一个更加具体。因此，在印度接近盲目的战略决策引导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国政府的底线，也就一步步将局势推向升级，拖往战争的边缘，并且很难再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其脱离了实际需要的、过于庞大的政治目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一书中记叙的珍贵史料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对形势的错误认识会形成错误决策，错误的决策必将推动矛盾升级，趋向难以调和而引发战争，同时错误决策的一方必然因为其政治目标过大而脱离实际，造成在战争这一激烈对抗中的被动和最终对局势的失控。所以，在处理國家间关系和国与国矛盾的过程中，只有相对正确的战略决策指导才能在具体行动上做到张弛有度，保持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可控性，保证实现合理和有限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