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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0日至22日,联合国将在纽约召开全球领导人峰会,全面审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障碍。
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联合国组织内有了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国要尽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应更准确“反映其经济实力”。更有甚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个捐款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成为联合国最大的捐款国。
最终,经过中方的交涉,这个筹资方案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消失。
中国会费一增再增
联合国由192个会员国组成。缴费标准基本上遵循“支付能力”原则,具体操作上则综合考虑各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收入、市场汇率、债务调整以及一国会费上限维持在22%等5个要素。
但如果某个会员国为了某种原因,愿意多承担一部分会费,联合国则表示欢迎。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国承担了5%的会费比额。最高时曾达到5.5%。后来,由于国内发展的需要,会费逐渐下降,并回归到正常的比额。
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中国应增加会费的呼声在联合国组织内上升。2000年以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为0.995%;2007年增加到2.667%;根据联大2009年12月通过的决议,中国2010年至2012年度的会费比额再次增加至3.189%,比上一年度增长20%,已经超过西班牙,排名第8位。这还是中国据理力争后的结果。
2009年10月,负责审议联合国会费的第五委员会(下称“五委”)就联合国2010~2012年度的会费比额进行谈判。欧盟代表在会议伊始即明确提出,“新兴国家的经济成就应在联合国会费计算方法内得到更好的反映”。欧盟据此抛出所谓“多重梯度低人均收入宽减”方案,也就是说,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以上的国家如果其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以下,可以减免60%,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以下的国家人均收入宽减80%,最不发达国家宽减85%。这项方案也得到了美国、日本的支持。
本来,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减免80%。欧盟方案的阴险之处在于,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让少数比较富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多缴纳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少缴一些。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乐意见到自己少缴一些。
于是,中国的压力陡增。因为根据这个计算方法,中国所缴纳的会费将急剧上升到第3甚至第2位。但是,由于这项方案同样也得到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无法直接反对这项方案。
经过与印度、巴西、南非等“直接受害者”协商后,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内部,各国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联合国会费比额现行计算方法不应改变。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也要先改变比额上限,不再限制22%。“77国集团”将这一立场反映在其《部长声明》中。
美国本想坐山观虎斗
如果这一限制被突破的话,受影响最大的会是美国——根据相关标准,美国应承担至少25%。美国本来还想坐山观虎斗,但没有想到“77国集团”竟然会发表这样一个《部长声明》。
美国代表指出,“会费比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任何超过美国现在负担比额的方案都将超出奥巴马总统的授权,而且不会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如果不改变美国的会费,惟一的办法就是现行标准不能动。谁如果想改变这一标准,谁就是想动美国的奶酪,就是跟美国过不去。
欧盟原本还在坚持。“五委”的会期本来预定2009年12月11日结束,但由于各方相互不妥协,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期一拖再拖,直到24日凌晨。如果说美国沉不住气,欧盟则更沉不住气了。再拖下去,圣诞节都错过了。这是西方人所不能承受的。于是,欧盟不得不妥协,放弃了所谓的宽减方案,联合国会费比额标准暂时不变。
中国当时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会后表示,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增加是根据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会费计算方法应该缴纳的份额,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
他说,中国会费增长不是计算方法改变了,而是中国经济总量在增加。这是第四次增长。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会费还将增长,这是自然规律,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
但是,刘振民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名列世界前茅,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因此中国仍有权利享受低人均收入宽减。中国所反对的是,不能压迫中国承担超越自身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义务。
给中国“单独设立”一个标准
美国一位专家告诉笔者,我们知道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少,但一个国家发挥政治影响力是靠综合实力,而不是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9年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是卢森堡,你能指望它发挥什么作用?
欧盟常驻联合国的一名代表也称,我们都认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应该是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为中国单独设立一个标准。在这种论调影响下,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提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2010年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提出这样一种筹资模式,就是现任“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中,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应按人均1美元的比例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经合组织”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根据联合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要求,只有发达国家才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援助。按照潘基文的方式,“20国集团”中符合这个条件的,中国首当其冲,且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要提供13亿美元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八国集团在加拿大峰会提出,今后5年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50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提供23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后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平均每家提供6.25亿美元,则中国却需要提供13亿美元。
在与联合国秘书处交涉时,中国代表准备了几个单子。一个是各国的人口数,一个是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数。中方指出,1美元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是一个家庭一天的全部收入,少了这1美元,一家人就没有饭吃。联合国的做法于理不符,于情不合,严重混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议程中的界限,明显是推卸发达国家责任,而把国际援助的责任归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身上。对此,中国坚决反对。
据秘书处透露,这是北欧某些国家提出来的,与潘基文无关。接下来,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大国也纷纷意识到,这是绝对不可以承受的。
最终,在巨大政治、道义和外交压力下,提出这一方案的北欧国家也明知理亏。这个筹资方案最后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消失。
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联合国组织内有了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国要尽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应更准确“反映其经济实力”。更有甚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个捐款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成为联合国最大的捐款国。
最终,经过中方的交涉,这个筹资方案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消失。
中国会费一增再增
联合国由192个会员国组成。缴费标准基本上遵循“支付能力”原则,具体操作上则综合考虑各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收入、市场汇率、债务调整以及一国会费上限维持在22%等5个要素。
但如果某个会员国为了某种原因,愿意多承担一部分会费,联合国则表示欢迎。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国承担了5%的会费比额。最高时曾达到5.5%。后来,由于国内发展的需要,会费逐渐下降,并回归到正常的比额。
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中国应增加会费的呼声在联合国组织内上升。2000年以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为0.995%;2007年增加到2.667%;根据联大2009年12月通过的决议,中国2010年至2012年度的会费比额再次增加至3.189%,比上一年度增长20%,已经超过西班牙,排名第8位。这还是中国据理力争后的结果。
2009年10月,负责审议联合国会费的第五委员会(下称“五委”)就联合国2010~2012年度的会费比额进行谈判。欧盟代表在会议伊始即明确提出,“新兴国家的经济成就应在联合国会费计算方法内得到更好的反映”。欧盟据此抛出所谓“多重梯度低人均收入宽减”方案,也就是说,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以上的国家如果其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以下,可以减免60%,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以下的国家人均收入宽减80%,最不发达国家宽减85%。这项方案也得到了美国、日本的支持。
本来,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减免80%。欧盟方案的阴险之处在于,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让少数比较富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多缴纳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少缴一些。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乐意见到自己少缴一些。
于是,中国的压力陡增。因为根据这个计算方法,中国所缴纳的会费将急剧上升到第3甚至第2位。但是,由于这项方案同样也得到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无法直接反对这项方案。
经过与印度、巴西、南非等“直接受害者”协商后,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内部,各国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联合国会费比额现行计算方法不应改变。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也要先改变比额上限,不再限制22%。“77国集团”将这一立场反映在其《部长声明》中。
美国本想坐山观虎斗
如果这一限制被突破的话,受影响最大的会是美国——根据相关标准,美国应承担至少25%。美国本来还想坐山观虎斗,但没有想到“77国集团”竟然会发表这样一个《部长声明》。
美国代表指出,“会费比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任何超过美国现在负担比额的方案都将超出奥巴马总统的授权,而且不会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如果不改变美国的会费,惟一的办法就是现行标准不能动。谁如果想改变这一标准,谁就是想动美国的奶酪,就是跟美国过不去。
欧盟原本还在坚持。“五委”的会期本来预定2009年12月11日结束,但由于各方相互不妥协,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期一拖再拖,直到24日凌晨。如果说美国沉不住气,欧盟则更沉不住气了。再拖下去,圣诞节都错过了。这是西方人所不能承受的。于是,欧盟不得不妥协,放弃了所谓的宽减方案,联合国会费比额标准暂时不变。
中国当时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会后表示,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增加是根据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会费计算方法应该缴纳的份额,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
他说,中国会费增长不是计算方法改变了,而是中国经济总量在增加。这是第四次增长。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会费还将增长,这是自然规律,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
但是,刘振民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名列世界前茅,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因此中国仍有权利享受低人均收入宽减。中国所反对的是,不能压迫中国承担超越自身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义务。
给中国“单独设立”一个标准
美国一位专家告诉笔者,我们知道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少,但一个国家发挥政治影响力是靠综合实力,而不是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9年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是卢森堡,你能指望它发挥什么作用?
欧盟常驻联合国的一名代表也称,我们都认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应该是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为中国单独设立一个标准。在这种论调影响下,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提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2010年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提出这样一种筹资模式,就是现任“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中,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应按人均1美元的比例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经合组织”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根据联合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要求,只有发达国家才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援助。按照潘基文的方式,“20国集团”中符合这个条件的,中国首当其冲,且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要提供13亿美元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八国集团在加拿大峰会提出,今后5年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50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提供23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后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平均每家提供6.25亿美元,则中国却需要提供13亿美元。
在与联合国秘书处交涉时,中国代表准备了几个单子。一个是各国的人口数,一个是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数。中方指出,1美元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是一个家庭一天的全部收入,少了这1美元,一家人就没有饭吃。联合国的做法于理不符,于情不合,严重混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议程中的界限,明显是推卸发达国家责任,而把国际援助的责任归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身上。对此,中国坚决反对。
据秘书处透露,这是北欧某些国家提出来的,与潘基文无关。接下来,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大国也纷纷意识到,这是绝对不可以承受的。
最终,在巨大政治、道义和外交压力下,提出这一方案的北欧国家也明知理亏。这个筹资方案最后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