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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到上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中的“经理”,再到90年代的“董事长、总裁”,一直到今天的“CEO”,对中国企业家的称呼,一变再变。而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则是企业制度的变革。
1950年年初,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开始忐忑不安,他对新生政权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听说工人们叫嚷着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作主的工人。尽管在上一年的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乐松生还是跑到了天津,观望北京的进一步动向。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营经济的举措,这让乐松生的心里踏实许多。但乐松生不会想到,他所经历的仅仅是个开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规模展开,他的同仁堂终将收归国有。他当然更加不会想到,共和国的企业政策在随后的60年里跌宕起伏,书写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家生态变迁史。
国营企业夹缝中的鲁冠球
随着土改工作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而北京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到了乐松生,提出要公私合营,乐松生的心情再一次紧张起来。
但乐松生很快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于是决定带头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乐松生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四个半月后的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
显然,远在上海的荣毅仁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消息。于是,他代表上海工商界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此后,乐松生和荣毅仁先后当选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而他们的企业家身份就此终结。事实上,随着1956年公私合营的完成,“企业家”在中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身兼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职能的“厂长”。
从此,国营企业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最主要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兼容并包”,向国人展现出“慈父般”的关爱。到1959年,全国工厂新招职工达2000万人之多。然而,60年代初,中央关于精简职工的一纸通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不幸被萧山县铁业社遣送回农村,结束了3年的锻工生涯。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精减,成就了鲁冠球这位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回到农村的鲁冠球,开了个铁匠铺,为村民打起了铁锹、镰刀。1969年,鲁冠球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家公社企业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只是中国数以万计的社队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从来没有被国家的正式文件所承认,却一直顽强地存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多年后,鲁冠球一再声称“办企业是被逼上梁山的”。“社队企业不是国家正式制度安排,它是用合理性代替合法性。”接受《决策》采访时,对我国阶层结构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这些企业在资产关系上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却由某些“能人”掌控。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乡镇企业的雏形,他们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股重要力量。1984年,邓小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讲话,为这一庞大群体做了最好的评价。
当时间推进到1978年,这年2月,在工商联机关扫了好几年厕所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筹办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重新走到前台,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年,鲁冠球的社队企业已经步入了第10个年头,俨然成为一家拥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的大厂。早在7年前,鲁冠球就开始在工厂实施计件工资等弹性收入分配制度。
但是,与鲁冠球的社队企业不同,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在“铁饭碗”中徘徊。
在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社队企业开始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时,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成了中央一种本能的政策反应。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争原料和动力,不得破坏国家资源。
已经将企业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明显感到了压力,一些原先签订的订货合同纷纷被中止,原因是“上级规定,不能进乡镇企业的产品”。比社队企业地位更卑微的私营企业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查处,温州的“八大王”甚至被举国通缉,原因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
“马承包”的喜与悲
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会沉入河底,过不了河。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步鑫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从1980年当上厂长后,他开始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由于这些举措,工厂效益出现好转。
步鑫生的及时出现,让尴尬的国营企业改革找到了一缕曙光。
在1983年全国学习步鑫生的热潮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等放权措施成为改革主旋律。然而到了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困境,身为厂长的步鑫生束手无策,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与此同时,迎来了被称为“现代公司元年”的1984年。这一年里,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这家国营工厂正是海尔的前身;柳传志在中关村成立了一家名为联想的企业;李经纬将三水县酒厂改名为健力宝饮料厂,并紧张有序地筹划把健力宝送到洛杉矶奥运会上;潘宁出任珠江冰箱厂厂长,这便是后来统治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集团的前身。
这批1984年诞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企业在光芒闪耀后便黯然褪色;有的则把驰骋一时转变成持久,它们的当家人日后更是成为企业家群体的泰山北斗。
造成差异的症结,在于产权归属是否得到解决,但在当时,国营企业改革还远没有意识到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仍在经营机制上寻求突破。“一放就活”被证明失效后,步履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太需要一剂新的药方。
马胜利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个需求,他开出的药方是“一包就灵”。
1984年3月28日,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保证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而此时造纸厂已连续3年亏损。
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140万的利润,“马承包”闻名全国。1987年,马胜利宣布将在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厂长经理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承包制而出名,马胜利无疑是最夺目的一位。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中央领导问他:“包字是不是那么灵?”马胜利的回答是:“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浙江就传来了他承包的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消息。随后的几个月,全国各地由马胜利承包的造纸厂陆续陷入困境,“一包就灵”开始不灵了。
在1983年就开始承包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显然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在1988年10月8日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说:“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而在当时,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企业家不可能拥有对企业的人事权和投资权。
1950年年初,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开始忐忑不安,他对新生政权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听说工人们叫嚷着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作主的工人。尽管在上一年的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乐松生还是跑到了天津,观望北京的进一步动向。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营经济的举措,这让乐松生的心里踏实许多。但乐松生不会想到,他所经历的仅仅是个开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规模展开,他的同仁堂终将收归国有。他当然更加不会想到,共和国的企业政策在随后的60年里跌宕起伏,书写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家生态变迁史。
国营企业夹缝中的鲁冠球
随着土改工作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而北京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到了乐松生,提出要公私合营,乐松生的心情再一次紧张起来。
但乐松生很快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于是决定带头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乐松生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四个半月后的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
显然,远在上海的荣毅仁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消息。于是,他代表上海工商界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此后,乐松生和荣毅仁先后当选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而他们的企业家身份就此终结。事实上,随着1956年公私合营的完成,“企业家”在中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身兼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职能的“厂长”。
从此,国营企业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最主要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兼容并包”,向国人展现出“慈父般”的关爱。到1959年,全国工厂新招职工达2000万人之多。然而,60年代初,中央关于精简职工的一纸通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不幸被萧山县铁业社遣送回农村,结束了3年的锻工生涯。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精减,成就了鲁冠球这位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回到农村的鲁冠球,开了个铁匠铺,为村民打起了铁锹、镰刀。1969年,鲁冠球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家公社企业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只是中国数以万计的社队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从来没有被国家的正式文件所承认,却一直顽强地存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多年后,鲁冠球一再声称“办企业是被逼上梁山的”。“社队企业不是国家正式制度安排,它是用合理性代替合法性。”接受《决策》采访时,对我国阶层结构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这些企业在资产关系上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却由某些“能人”掌控。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乡镇企业的雏形,他们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股重要力量。1984年,邓小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讲话,为这一庞大群体做了最好的评价。
当时间推进到1978年,这年2月,在工商联机关扫了好几年厕所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筹办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重新走到前台,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年,鲁冠球的社队企业已经步入了第10个年头,俨然成为一家拥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的大厂。早在7年前,鲁冠球就开始在工厂实施计件工资等弹性收入分配制度。
但是,与鲁冠球的社队企业不同,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在“铁饭碗”中徘徊。
在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社队企业开始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时,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成了中央一种本能的政策反应。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争原料和动力,不得破坏国家资源。
已经将企业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明显感到了压力,一些原先签订的订货合同纷纷被中止,原因是“上级规定,不能进乡镇企业的产品”。比社队企业地位更卑微的私营企业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查处,温州的“八大王”甚至被举国通缉,原因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
“马承包”的喜与悲
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会沉入河底,过不了河。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步鑫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从1980年当上厂长后,他开始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由于这些举措,工厂效益出现好转。
步鑫生的及时出现,让尴尬的国营企业改革找到了一缕曙光。
在1983年全国学习步鑫生的热潮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等放权措施成为改革主旋律。然而到了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困境,身为厂长的步鑫生束手无策,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与此同时,迎来了被称为“现代公司元年”的1984年。这一年里,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这家国营工厂正是海尔的前身;柳传志在中关村成立了一家名为联想的企业;李经纬将三水县酒厂改名为健力宝饮料厂,并紧张有序地筹划把健力宝送到洛杉矶奥运会上;潘宁出任珠江冰箱厂厂长,这便是后来统治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集团的前身。
这批1984年诞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企业在光芒闪耀后便黯然褪色;有的则把驰骋一时转变成持久,它们的当家人日后更是成为企业家群体的泰山北斗。
造成差异的症结,在于产权归属是否得到解决,但在当时,国营企业改革还远没有意识到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仍在经营机制上寻求突破。“一放就活”被证明失效后,步履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太需要一剂新的药方。
马胜利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个需求,他开出的药方是“一包就灵”。
1984年3月28日,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保证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而此时造纸厂已连续3年亏损。
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140万的利润,“马承包”闻名全国。1987年,马胜利宣布将在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厂长经理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承包制而出名,马胜利无疑是最夺目的一位。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中央领导问他:“包字是不是那么灵?”马胜利的回答是:“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浙江就传来了他承包的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消息。随后的几个月,全国各地由马胜利承包的造纸厂陆续陷入困境,“一包就灵”开始不灵了。
在1983年就开始承包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显然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在1988年10月8日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说:“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而在当时,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企业家不可能拥有对企业的人事权和投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