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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新中国建立到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党关于加强党委制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什么是党委制。我党关于党委制建设开始于建国前夕的1948年和1949年间，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切实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和健全党委制。毛泽东于会后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党委制“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
其次，确定党委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毛泽东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是实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要求全党干部通过学习“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
邓小平也针对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集中过多所存在的危险，提出要深入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上下级关系上，提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和研究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正确地划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以免对地方和下级组织工作的过多干涉。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上，邓小平还提出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目的是为了“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做得更正确有效。”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要更注重民主的重要主张。
最后，党委制主要通过党委会议来组织各项工作。党委制的建设和发展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还对于党委会开会的方法做了一定的说明“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党委制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首先，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大力整顿党委领导机构。1975年邓小平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时强调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针对党委制领导机构继续进行大力的整顿和改革。他提出，“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为此，要“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他针对当时各级党委主要成员的年龄普遍老化的现实，强调了党委干部要年轻化。中央建立了退休制度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平稳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问题，从而保持了党委领导机关的稳定性和党的政策的连续性。
其次，邓小平指出必须在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上保证党委制的实施。他着重剖析了影响党委领导作用正常发挥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邓小平指出必须对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进行深入地改革：一是，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力。同时，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也将通过宪法和法律进行限制。二是，实行党政分开的制度。党政分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把原来不适当地收在党委中的原属于政府的职权交还给政府，以便使“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以达到对党委分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逐步对企事业单位中原有的党委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三是，加强对党委领导机构的监督，其中包括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并加强其权限，充分发挥纪检机构对党委领导的监督作用，还包括推广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以发动广大职工对党委领导进行监督。
邓小平关于党委制建设和改革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而开始了一个既能增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领导机构的活力，又能更好地实现党委对其进行指导、帮助、监督、制约而使其坚持正确方向和少犯错误的领导体制的新纪元。
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发展
首先是增强执政意识，要把党委制的建设与巩固执政地位联系起来。这是党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对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发展。早在1989年江泽民就说到：“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向各级党委明确提出要增强执政能力的要求。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增强党的五种执政能力上升为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其次，党已经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基本方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中，提出和坚持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得到肯定，从而促进了党委制建设的深入发展。
第三，在新时期里，加强和改进党委制的基本组织领导制度和基本工作制度即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变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和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十七大上更是进一步提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真正成为始终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最后，在党委内部建立和健全科学的工作机制与完善议事和决策程序上也有重大进展。江泽民提出和倡导了在党委内部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一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工作规则。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重要的方法和程序。要充分发挥党的常委会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在党委内部要认真贯彻重大问题必须提交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涉及全局和长远的问题还应提交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积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党委的决策水平和效率。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违反决策程序造成重大失误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在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四、回顾建国以来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所得到的启示
1.党委制作为党的组织领导体制不是凝固、封闭的体制，是不断在加强建设和改革当中发展变化着的组织领导体制，而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受到党的执政状况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和变化所影响的制约的。
2.党委制的基本组织制度和基本工作机制上呈现着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趋势。如在基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及其衍生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发展变化趋势是越来越注重发展民主；党委会与党代表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党委会内部的书记和委员之间都呈现着越来越明显的互动趋势；在党委制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决策机制上的则表现出越来越注重科学化的趋势；在党委制中引进和确立决策咨询制、会前酝酿制、集体和会议决策制、一人一票制、少数人意见重议制以及决策失误追究制等都有重要表现。
3.党委制的建设和改革呈现着日益加强制度和法规建设以保证其自身活力和纠错机制增强的趋势。在党委制建设过程中逐步确立干部退休制、新老领导成员交替合作制、党委生活会制，以及日益完善的对党委领导机构的广泛监督制等等从而使党能够达到依靠自身力量和制度建设，不断地增强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与自动修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状态，尤其是1996年4月5日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以及随后陆续发布的有关党委制内容的条例和法规，在增强党委制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长春税务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5008。
（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
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什么是党委制。我党关于党委制建设开始于建国前夕的1948年和1949年间，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切实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和健全党委制。毛泽东于会后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党委制“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
其次，确定党委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毛泽东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是实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要求全党干部通过学习“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
邓小平也针对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集中过多所存在的危险，提出要深入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上下级关系上，提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和研究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正确地划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以免对地方和下级组织工作的过多干涉。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上，邓小平还提出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目的是为了“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做得更正确有效。”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要更注重民主的重要主张。
最后，党委制主要通过党委会议来组织各项工作。党委制的建设和发展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还对于党委会开会的方法做了一定的说明“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党委制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首先，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大力整顿党委领导机构。1975年邓小平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时强调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针对党委制领导机构继续进行大力的整顿和改革。他提出，“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为此，要“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他针对当时各级党委主要成员的年龄普遍老化的现实，强调了党委干部要年轻化。中央建立了退休制度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平稳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问题，从而保持了党委领导机关的稳定性和党的政策的连续性。
其次，邓小平指出必须在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上保证党委制的实施。他着重剖析了影响党委领导作用正常发挥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邓小平指出必须对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进行深入地改革：一是，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力。同时，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也将通过宪法和法律进行限制。二是，实行党政分开的制度。党政分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把原来不适当地收在党委中的原属于政府的职权交还给政府，以便使“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以达到对党委分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逐步对企事业单位中原有的党委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三是，加强对党委领导机构的监督，其中包括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并加强其权限，充分发挥纪检机构对党委领导的监督作用，还包括推广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以发动广大职工对党委领导进行监督。
邓小平关于党委制建设和改革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而开始了一个既能增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领导机构的活力，又能更好地实现党委对其进行指导、帮助、监督、制约而使其坚持正确方向和少犯错误的领导体制的新纪元。
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发展
首先是增强执政意识，要把党委制的建设与巩固执政地位联系起来。这是党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对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发展。早在1989年江泽民就说到：“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向各级党委明确提出要增强执政能力的要求。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增强党的五种执政能力上升为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其次，党已经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基本方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中，提出和坚持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得到肯定，从而促进了党委制建设的深入发展。
第三，在新时期里，加强和改进党委制的基本组织领导制度和基本工作制度即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变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和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十七大上更是进一步提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真正成为始终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最后，在党委内部建立和健全科学的工作机制与完善议事和决策程序上也有重大进展。江泽民提出和倡导了在党委内部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一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工作规则。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重要的方法和程序。要充分发挥党的常委会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在党委内部要认真贯彻重大问题必须提交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涉及全局和长远的问题还应提交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积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党委的决策水平和效率。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违反决策程序造成重大失误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在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四、回顾建国以来党委制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所得到的启示
1.党委制作为党的组织领导体制不是凝固、封闭的体制，是不断在加强建设和改革当中发展变化着的组织领导体制，而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受到党的执政状况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和变化所影响的制约的。
2.党委制的基本组织制度和基本工作机制上呈现着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趋势。如在基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及其衍生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发展变化趋势是越来越注重发展民主；党委会与党代表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党委会内部的书记和委员之间都呈现着越来越明显的互动趋势；在党委制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决策机制上的则表现出越来越注重科学化的趋势；在党委制中引进和确立决策咨询制、会前酝酿制、集体和会议决策制、一人一票制、少数人意见重议制以及决策失误追究制等都有重要表现。
3.党委制的建设和改革呈现着日益加强制度和法规建设以保证其自身活力和纠错机制增强的趋势。在党委制建设过程中逐步确立干部退休制、新老领导成员交替合作制、党委生活会制，以及日益完善的对党委领导机构的广泛监督制等等从而使党能够达到依靠自身力量和制度建设，不断地增强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与自动修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状态，尤其是1996年4月5日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以及随后陆续发布的有关党委制内容的条例和法规，在增强党委制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长春税务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5008。
（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