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因为我是哈尼族。我为历史做，为世界文化遗产做，为和我一样的族人做，同时也为摄影做，为自己做。
　　——罗涵
　　在异常多彩、立体多元的云南，哈尼族是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最具特色的民族之一。
　　在岁月的长河中，哈尼族发生过太多感人的故事：从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转变的故事;中国最早创造梯田的故事;历经千年以“稻魂崇拜”和“圣树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故事;用整个民族的心力挖筑梯田、创造农耕文明神话的梯田故事……特别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壮美哀牢山红河谷的稻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更是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无尽故事。

　　在云南土生土长的我，当初把哈尼族确定为未来重点学习关注和研究采访的对象时，觉得这个选题轻松惬意，后来随着采访拍摄的不断深入，“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博大精深的哈尼族文化，拿作家先燕云先生的话说，就是“让每一个想彻底破译它的人感到江郎才尽”。

棕扇舞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省元江县羊街乡的哈尼族把棕扇舞称为“打摸搓”，汉语意为给逝者献上庄重虔诚的祝福而舞蹈。最初是一种丧葬习俗，现在演变为既用于祭祀、也是娱乐的舞蹈样式。表现内容包括战争、迁徙、劳作、祭祀、娱乐、性爱等，既有行走、劳作、祈祷、欢歌等日常生活身影，也表现凝重、茫然、快乐、忧伤等情绪。哈尼族很多民间传统艺术已经消失或遗落，而古老的棕扇舞却能世代流传，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舞蹈紧紧依存于草根民俗之中。
　　对于摄影师来说，“开一个小口，打一眼深井”，通常是专题采访创作的不二法门。几十年哈尼族山寨的进进出出，哀牢山红河谷的纵深奔走，虽然孤寂，但我用摄影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了坐标。
　　故乡、摄影，这两种存在让我觉得自己有来处，有归途，很坦然，也十分安心。
　　长久以来，我一概将目光聚焦于平凡点滴之处：一个山寨、一户稻农、几个孩子、几位老人等。通过对这些平凡人和普通事的深入体察和全面观照，折射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稻农的气质、哀牢山的雄浑与苍茫、红河谷的美丽与多姿，这种以小见大的纪实摄影方式，能把故事讲得生动具象，颇有人性，使哈尼族的凡人小事，辐射四面八方，引起他人的共鸣和关注。表达的每个主题，都算不上宏大，却都有故事和人物的支撑，而故事及其人物的背后体现了人性的善和崇高的精神，体现了这个尊贵的山地农耕民族坚韧、厚重的历史。

　　在具体拍摄层面，我从视觉人类学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法入手。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它把人类学家从“摇椅上的学者”变为“参与当地人生活的学者”，“参与”与“观察”成为其最基本的属性。正因为如此，田野调查从一开始就对所有更具优势的观察与记录方法保持欢迎的态度，摄影作为最“直接”与“真实”的观看手段，其“在场性”与“机械复制性”正好应和了人类学家的这种期待，从而成为人类学家除文字之外的记录工具。现在，摄影已不再仅仅是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也是开掘人类学项目的工作方法。
　　今天，当我们身处的社会正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时，走向田野与社会，把摄影作为观察时代的方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義。首先，摄影的高度普及带来影像的大量生产，但影像的普及与影像的深刻之间并没有形成正比例关系，甚至泛滥的影像可能会成为人们深度描摹和认知社会的阻隔，这就迫使严肃的摄影者在另一个维度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实践。

　　走向田野与社会，以参与和观察作为基本前提的拍摄，可能会为这种实践提供切实的入口。同时，随着这种进入，深度体验与观察又会为创作者带来新的灵感，从而拓展其创作的视野与疆域。总之，摄影无论是作为一种直接观察的手段，抑或是个性化、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对这个时代严肃的观看与思考终将是每位影像创作者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让摄影回归本真，是我拍摄这个专题的宗旨。以影像的直观和犀利，真实记录族人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再配以有一定学术背景的文字，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故事，有质感、有思想、有深度，叙事方式直抵人心，一定会让人喜欢看、愿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