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追尾事件后，王勇平主持新闻发布会，做了他应该做的，或做得不妥的事，承担了他应该承担的，或承担不起来的责任。他的言语被演绎放大，铁道部因他，或他因铁道部，而蒙羞。只好走也。
　　
　　孩子走了，去美国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感受这种离别之愁。不同的是，有的是主动，有的是被动。
　　熊晶出生于中国武汉，198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后进入UPS速递公司，任计算机程序员。1998年，熊晶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先生的美国人凯利。2000年5月，熊晶生下儿子，小名毛毛。但孩子出世时，她和凯利的关系已失和，时有严重争吵，肢体接触。警察曾将两人扣押，纽约儿童局的人把孩子领走了，毛毛被安排在儿童局的寄养家庭。之后，孩子的临时监护权被判给了凯利的妹妹希勒。
　　2001年6月，熊晶利用一次探视机会，带着孩子飞回中国。不久，离婚申请获得通过。但是，法院在2001年9月将毛毛的惟一长期监护权判给了凯利，而凯利2002年10月患癌症去世。2003年1月，熊晶带着儿子从香港去加拿大温哥华，因她已被列入通缉名单，在通关时被加拿大警方拘捕，毛毛几天后被加拿大方面交给了凯利的妹妹希勒。
　　2004年1月27日，纽约上州威彻斯特郡陪审团裁定，熊晶犯二级违反监护权罪，鉴于熊晶被捕后被监禁已近一年，法庭下令释放熊晶。人是出来了，但孩子仍没回来。一个搞计算机的人，头脑应该是很清楚的，既然已经用私力自救了，为什么还往虎口里跳？
　　另一个故事是贺梅。贺梅的父母贺绍强、罗秦皆为中国公民，贺绍强1997年来美读书。1999年，贺绍强因被指控性侵害一名中国女学生而被学校开除，他们在经济、道德上处于谷底。经当地教会联络，他们将出生3周的贺梅寄养在美国一对基督徒贝克夫妇家中。
　　下面这段故事无从证实：贺梅在贝克夫妇家寄养3个月后，当教会出面把孩子归还贺家时，生身父母拒绝了。之后，当贺梅需要买医疗保险时，贺家再次放弃责任，将监护权转给贝克夫妇，由其支付保险费用。
　　能够证实的是：一年后贺家想要回孩子，这时贝克夫妇不同意了，有感情了，于是展开夺女大战。法庭因贺家的遗弃行为和无经济能力，中止其父母权利，贺家不服上诉。弱势群体，种族歧视，贺家团圆基金，中国驻美大使馆介入，等等。2007年1月23日，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将贺梅的监护权改判给贺家。因为打官司，贝克夫妇卖掉豪宅宣布破产。
　　2007年7月，贺梅回到阔别7年的贺氏夫妇身边。2008年2月，贺家回到中国。花好月圆了吧？且慢——2008年贺氏夫妇离婚，母亲带着包括贺梅在内的3个孩子回老家，生活困顿。
　　到今年，贺梅已经14岁，想回美国看看，贝克夫妇愿意接待。7月，贺梅姐弟三人回到美国，他们将在孟菲斯过暑假。他们的爹妈是不能陪孩子赴美了，在机场接机的是贝克夫妇，这是经过法官批准的。当初法官把贺梅判给贝克夫妇，更多地是考虑贺梅的利益。贺梅是个小孩子，对贝克夫妇有着很强的心理和感情依恋，一旦分开，贺梅会受到重大伤害。
　　第三个故事是王勇平，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是铁道部的孩子，他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在“7·23”动车追尾事件后，王勇平主持新闻发布会，做了他应该做的，或做得不妥的事，承担了他应该承担的，或承担不起来的责任。这些事无法证实，能证实的是，他的言语被演绎放大，铁道部因他，或他因铁道部，而蒙羞。只好走也。
　　去哪？要考虑孩子的利益。去铁路合作组织，那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松散组织，至今已没有实际作用。在那里既可躲风头，又无工作压力，王勇平应该感谢组织的父爱融融。只是，据说，王勇平再也不想和媒体打交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