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是历史文化名人，是隋代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人。这些在我们印象中似乎早有定论，所以在编纂《长治历代文存·沁县卷》时，其著名的《南征歌》也最早被辑录进来。然而在编辑其简介时我们陷入了困境。

颠覆认知

　　最先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沁州》载：“隋王通，龙门人，寓居铜鞮紫金山，有石室。”如果按照这个记载衡量，不仅其撰写的《南征歌》不符合辑录标准，就连一向被县人引以自豪的沁县历史文化名人觉得恐怕也要“缩水”。
　　再从相关资料和网上查询，结果更让我们失望。其弟子薛收撰写的《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称，“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焉。”《三晋古今历史名人大典》（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载，“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隋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市）人”。百度百科介绍：“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道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一说山西河津）人”。查来查去，其籍贯、作品与沁县一点关系也没有，于是我们便无奈地将其《南征歌》从辑录的文存初稿中删去。

山重水复

　　不久，编辑人员、原沁县县志办副主任王中庆同志从省图书馆查到了古版《中说》（亦称《文中子说》）。其《王道篇》中赫然写到：“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究竟是何意？尽管说法不一，但毕竟与沁县沾上了边，于是我们又饶有兴趣地探究起来。
　　古籍资料记载，铜川原指沁县故县镇铜鞮水（现称白玉河）沿岸的广大地区，随后便扩展到铜鞮县（今沁县）全境，再后来还常被一些人用作名、号。如沁县郭村镇开村出土的《宋故彭城刘公墓志铭》中写道：“铜川乡贡、进士赵激，文。”“刘氏，世铜川太安乡段庄人也。”清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沁县徐村人），号铜川。民国期间，沁县创办的一所中学，名铜川中学。由此我们猜想，如果“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指王家来到铜川已六世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认定王通是铜川人，即今沁县人。但随后看到的一篇资料很快又将我们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浇灭。
　　清光绪版《山西通志·第七册·山川考二·之三》载：“旧《通志》云：‘铜鞮山，在州（沁州）南四十里，一名紫金山，有文中子石室。’误。案：文中子父隆为隋铜川县令，故城在秀容郡，今为崞县地。此之石室盖出附会，又移山名以实之。”以此考论，此铜川非彼铜川矣。于是，我们再次放弃了辑录王通文存的念头。

峰回路转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编纂委员会上，当谈及此事时，原沁县县志办主任马留堂同志十分肯定地说;其实此考并不能令人信服，从历史上的秀容郡根本找不到铜川县，同时崞县在历史上也无铜川县之说。马主任的话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于是我们又顺着马主任的话题在网上进行了查阅。百度百科介绍：“北魏永兴二年（410年）于秀容县置秀容郡，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肆卢、敷城二郡并入该郡，领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故治在今忻县西。北齐郡废。”历史上的秀容郡果真找不到铜川县。再从崞县地看，百度百科介绍：其一，“崞县，西汉置，属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十五里麻庄。因崞山而得名。东汉末废。西晋初复置，永嘉后入魏，改名崞山县。”其二，“崞县，隋大业二年（606年）改平寇县置，属代州。治所在今山西原平市北三十五里崞阳镇。三年（607年）属雁门郡。”看来，崞县地在隋朝时并不属秀容郡，也没有设过什么铜川县。
　　说实在话，这个结果也正是我们想要的。但编纂文史资料毕竟不同于平时信口开河，于是我们再次找到马留堂主任，想听听他的看法。马主任谈了很多，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任县史志办主任期间曾就铜川一事作过实地考察。现在的陕西省有个铜川市，不过那是1954年才产生的行政区划名称，历史上的崞县地也从未设过铜川县，而且这两个地方根本没有王通之说。比较蹊跷的是沁县、河津、万荣、稷山、襄汾均有王通的故事，也均有遗迹遗存。这就意味着王通的故里确有可能与铜川（铜鞮，今沁县）有关。

柳暗花明

　　王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道家。其撰著的《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擎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使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治世良方。其聚徒讲学时，改进教法，因材施教，为隋唐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繁荣注入了新鲜理论，培育出了薛收、房玄龄、魏征、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一大批活跃在隋唐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其弟子姚义、薛收根据其教学活动编辑的仿《论语》教材《中说》（亦称《文中子说》），重视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三教可一”主张，强调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后世的教育教学影响颇深。唐太常博士皮日休评价他与孑L、孟比肩，清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五子（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庄子）之一。如果能够证实王通故里确与沁县有关，对于我们编纂《长治历代文存·沁县卷》甚至对于我们沁县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幸事。
　　好在我们的前人同样十分重视文化传承。不久，我们果真发现了“新大陆”。现存于县文物馆、形成于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八月朔日的碑刻《明前乡贤碑记》上明确记载：“隋大儒文中子王通，家于州南龙门庄，读书紫金山之石室。受业生徒，亦登将相，后人立祠祀焉。”明左迁沁州守俞汝为在其《重创先儒文中子庙碑》中明确写道：“隋大儒王先生通，字仲淹，沁之铜川人，汉征君霸之后也。世称龙门人。按《汉书》，霸居广武，七世而迁。《六子书》仲淹自谓曰：“吾家铜川六世矣。读书山中，遗址尚在，州人祀之乡贤。”“祠在铜川紫金山。余入境，以先儒道脉幸有存者，往州南四十里访之。见断碑剥蚀，不可句读，而栋宇荡废，鞠为茂草矣。惟石室宛然，僅可容膝。”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进一步感到王通确实应该是隋朝铜鞮龙门（今沁县南里乡龙门村）人。

考证落实

　　带着种种猜想，我们在南里乡党委副书记张小军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龙门村。刚说到此事，村边一位名叫王爱清的村民就十分自信地说，王通就是我们村的，他家原来就住在村顶那个圪垯上，并带我们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察看，还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与这个老住处有关的故事。时间已经过去1400多年，村里人的话能作为凭证吗？显然不能。但毕竟这个村确有相关说法。
　　从龙门村出来，我们又来到南里乡与故县镇接壤的紫金山（今名官窝山，意为像“官窝”一样，曾出过很多大官）。只见山势平缓，石室遗迹尚存。向南俯瞰便是广袤的白玉河流域（古称铜川），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鞮古城（今沁县新店镇下尧村）及羊舌所邑（今沁县新店镇北城村），分别坐落在东南方向约10公里和15公里處，隋唐时的铜鞮县城（今沁县故县镇故县村）坐落在正南不足2公里处。向东北方向回眸，龙门村则隐匿在山梁之下的沟壑中，但至此亦不过10公里左右，从龙门村再往东北方向走约10公里便是晋太傅李熹故里（今沁县段柳乡段柳村）。如果说王通少年时代在此读书、授徒（《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的话，无论从地理位置看，还是从滋养其成长的人文环境考量，都有一定道理。同时，从文献资料中也看到，历史上沁县曾出土过王通的墓铭碑，金元之际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的元好问也曾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太宗11年）夏专门绕道铜鞮（今沁县）探究过，并得出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其在著名的《铜鞮次村道中》写道：“武乡有便道，故绕铜鞮境。”为什么要故绕铜鞮境？就是为了探究王通的身世之谜。当他与弋唐佐、董彦宽二人看到沁州铜鞮县从王通衣冠冢中出土的《文中子碑志》刻石后，又在《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中写道：“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

据实推断

　　那么，为什么河津、万荣、稷山、襄汾也有同样的遗迹遗存呢？从古籍资料中了解到，王通的父亲王隆为隋朝开皇国博士，曾任昌乐令，迁猗川。由此推断，王通从出生到“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应该是在已历六世的铜川（即铜鞮县，今沁县）度过的，“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乃至“辞官归乡，续述《六经》、设帐授徒”时则已随父迁往猗川，并且在其英年早逝后（享年32岁）也葬在了当地。或如马留堂主任推断，辞官归乡后先在家乡讲学，后到河汾一带设帐授徒，并将家眷也迁到了当地。由此，则可以认定王通既是隋朝铜辊龙门（今山西省沁县南里乡龙门村）人，也可以说是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一说山西省河津）人。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推断。但是，若王通一生绝对与铜鞮（今沁县）无关的话，隋唐时的铜鞮人没有道理为其编造一套紫金山、龙门庄之说，并立祠祀之。若王通仅仅是流寓铜鞮（今沁县）紫金山“续述《六经》、设帐授徒”的话，又与其“辞官归乡”中的“归乡”二字不符。只有其原籍铜鞮（今沁县），后迁往猗川，并在两地都曾“续述《六经》、设帐授徒”才能与其辞官“归乡”的经历相符。
　　值得一提的是，据史料记载，唐朝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也曾任潞州铜鞮（今长治市沁县）尉，但在沁县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中并没有任何关于韩愈与沁县如何如何的说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关于王通是铜鞮（今沁县）人的说法并不是牵强附会、以讹传讹，更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