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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交银博士后工作站主办的“2009交银博士后金融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八家单位博士后工作站的领导和博士后以及两家媒体的30位代表出席了论坛。
论坛围绕“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金融创新”主题展开讨论,博士后代表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肖翔、银监会研究局王清容、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罗开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总经理张春子、民生银行调研处处长宋飞、《金融时报》理论部主任刘文林、《上海证券报》首席编辑邹民生,以及工商银行黄旭、建设银行许秋起等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报告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主持了本次论坛。
会上,《新金融》副主编王辰博士宣读了“2009金融专题研究”博士后征文获奖博士后名单。本次博士后征文活动得到了各大银行、证券公司、社科院和高校博士后工作站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共收到了应征博士后论文70多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匿名评审和投票,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以及入围奖7名。《新金融》期刊向各博士后工作站和获奖博士后表示祝贺和感谢。
一、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风险、机遇与战略
张忠永(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起源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需求与国际分工的不匹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过度分离,而且危机治理措施只能缓和而不能根治危机的根源。
危机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外部需求冲击”,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并向金融和银行领域传导。但随着各国处理危机的政策起效,我国外围环境逐渐改善;2008年以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收效良好,中国经济在“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防风险”下正在实现次高速发展。
这一过程中,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短期风险主要是:在对政府刺激计划积极配合、进行巨额放贷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信贷风险,存量贷款因经济下滑而违约率上升等。从长期来看,每次危机的真正摆脱都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劳,而是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经济驱动力的出现的结果。因而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寻找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也面临着更大风险。这一风险对内可归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和方向问题,对外则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提升在国际银行业地位的问题。
而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机遇,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银行服务升级与客户质量改善,也在于中国银行业生存的国际和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确保经营稳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应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公司风险和金融生态环境风险。二要提升基础能力,构筑现代银行服务新平台。必须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客户服务、组织流程、科技运用及人才素质等基础能力方面减小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专业化服务能力。三要紧盯中国经济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战略。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表现出政府主导与市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而且伴随着金融深化和脱媒的进程,银行的主要客户和市场都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要求银行必须具有灵活的市场开发机制、业务创新机制、个性化服务机制等,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刻抓住经济发展的潜力部分。
二、构建提升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
李小平(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
与金融服务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国外先进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品种较少,缺乏特色和优势产品,产品研发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研发深度不够,无法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切实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是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盈利的必然选择。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也是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可以从三方面构建一个产品创新驱动力模型。
一是战略业务输入驱动。产品创新只有从属并服务于商业银行整体业务发展,才能使创新不会脱离银行业务发展而成为空中楼阁。因而商业银行必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趋势,进一步细化自身业务战略,形成全行可以统一理解的新产品开发规划,明确产品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实现战略业务驱动产品创新。
二是管理实现驱动。完善的管理机制是实现产品创新过程的有力保障,为此,商业银行应该从构建完善的产品创新组织架构、组建产品和客户双经理制的专家团队、建立明确的产品创新责任体系、建立产品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搭建产品与客户管理的信息平台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促进产品创新的管理机制,通过完善的组织管理驱动产品创新实现,提高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
三是技术方法支持驱动。任何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商业银行在做好产品创新规划,加强创新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要探索加速产品创新的技术方法和模式,从技术层面驱动产品创新。如完善流程化研发方式,寻找产品研发新模式和技术支持平台,构建产品标准体系,产品研发新模式,新技术和新理论支持等。中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建设,提高金融服务和竞争能力。
三、 抓住历史机遇 设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
李建军(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需求,加之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内在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速。虽然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发挥贸易结算功能,且通过货币互换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但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表明还存在以下问题:如跨境贸易结算制度还须进一步完善,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金融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等。
构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要有“一个核心”:使人民币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而非取代美元。“两个发展阶段”:先是在2020年前后,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周边化及进入准区域化,使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内最主要的结算和投资货币;再是到2030年前后,彻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之一。
为此可采取以下五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议价能力,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设计有效的人民币清算体系,疏通人民币回流渠道;建立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机制等。二是扩大在对外援助、贷款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人民币的使用。我国可用人民币向金融危机中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低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内企业参与相关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三是建立健全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扩大人民币在金融投资领域的使用。不仅可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打通人民币投资渠道,还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四是将互换协议从紧急救援模式转化为日常支援模式,更有效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如可促进把互换的额度作为种子基金用于贸易融资等。五是争取逐步提高我国在IMF中的地位。包括让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提升中国在IMF投票权比例等。
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项长期战略业务
吴博(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及时而重要的举措,但现状表明这一试点进展并不顺利。这既有试点企业不熟悉流程,出口退税、报关等相关政策不完善,对银行、企业、地域严格的限制政策等内部因素,也有美元汇率走稳,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完全开放、投资回流渠道缺失等外部因素。
商业银行通过“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短期内商业银行可能因此项业务而面临风险和损失,如减少了传统的外汇汇兑收入,面临信息系统升级、整合的压力,需对结算企业的贸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在新业务办理过程中可能产生操作风险,以及可能面临来自境外的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等。
但长期而言这对商业银行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业务,这首先有利于中资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而且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结算比例越来越大,这些新的盈利空间会被逐渐打开。其次,提供人民币结算是商业银行服务水平的丰富和完善,有助于商业银行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优质的国际业务客户。再次,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契机扩大进行国际化经营,发挥人民币业务的先天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建议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应放弃短期盈利预期,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作为一项战略性业务进行长期准备。具体而言,应通过挖掘现有试点企业扩大内部需求,通过在人民币流通程度较高的境外区域培养客户、增设境外重点区域分支机构、扩大境外参加行代理清算网络、提供贸易融资等培育外部需求,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五、改善风险监管,促进金融创新
王桤伦(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银行业遭受重创,银行倒闭风潮涌现,并购重组此起彼伏,金融创新受到抑制。国内银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利差收窄对银行盈利能力形成巨大压力,传统的“以量补价”的经营策略在信贷投放迅速扩张过程中积聚了新的风险隐患,表现为一是银行逆周期的信贷规模扩张会在一个经济周期后沉淀很多资产质量风险,二是流动性风险的隐患也不容忽视,三是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资本也同时被迅速消耗,对商业银行的后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尽管世界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为中国银行发展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商业银行依然面临全面风险管理、资本管理、盈利能力和金融创新与监管等方面的挑战。同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将给银行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一是经济企稳复苏并长期向好,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将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新兴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是居民理财意识提升,促使银行业及时调整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向;四是商业银行“走出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策略包括:第一,重新审视并制定转型战略,改变传统上依靠资本消耗的增长模式,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和实施明确的风险战略,强化政策制度和风险文化建设。第三,重视对经济资本的管理,自主地用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张,强化资本有限性和有偿使用的观念,更加注重效益、质量、规模的协调发展。第四,优化盈利结构,通过发展零售业务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优化客户结构,通过发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例、提高主动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第五,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创新能力,从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出发,完善创新的组织机制,强化创新支持保障体系。
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要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以适度有效为基本出发点,以有效的风险控制为前提,以审慎的风险监管为保障。有效金融风险监管下的金融创新有以下要点:要培育客户风险防范能力,银行要提升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能力,政府要加强金融创新保障作用,监管当局要发挥创新引导和监督作用,以及要推动国际监管体系改革与合作。
六、金融危机、金融脱媒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孙兆斌(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资产负债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生命线。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金融脱媒趋势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相当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增大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资产安全性问题,并存在增加资本金和贷款损失拨备的要求,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则在中长期要求银行建立更高效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适应金融脱媒条件下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并存的模式,本质上仍未跳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框架。这一模式在推动银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业务实践的不断推进,其缺陷也日渐显现,一是难以有效处理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关系,二是本质上属于静态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三是这种模式脱胎于信贷资金管理,与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仍然主要是存贷款业务管理,对于中间业务、国际业务以及日益丰富的表外业务等虽有涉及,但重视程度仍嫌不够。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这是一种风险限额下的协调式管理和前瞻性的策略选择管理,以计量和管理各类市场风险、实现科学的预期获利以及优化经济资本配置为基本管理内容,依赖以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和情景模拟为代表的管理技术,借助于FTP与RAROC两个主要管理工具,分离业务经营中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引导产品合理定价、准确切分不同业务单位的利润贡献,战略性、前瞻性地引导各条业务线的收缩和扩张,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
借鉴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账户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必须立足于负债与资产账户的改善。具体而言,应在改善负债结构、扩大主动负债比重、着力提高资产多样性、强化资产配置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实行资金全额集中管理,逐步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控制风险,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七、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实践回顾与方向选择
叶菲(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私人银行商业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即它能够为客户提供哪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对2007年和2008年以来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创新的回顾发现,首先,国内私人银行产品借鉴了“核心-卫星”策略,核心资产由客户全权委托私人银行进行相对低风险、稳定和长期的投资;卫星资产的投资则是由私人银行对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建议,客户自行进行短期的、相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决策。其次,通过“私募基金阳光化”等进行积极管理的股票投资。再次,有选择地推出了一些投资海外证券市场的理财产品。另外,还推出本金保护类等结构性产品和另类投资产品。各家银行为满足私人银行客户需求进行大量的服务创新尝试,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推出产品和服务虽多,但比较分散,主线并不突出;第二,产品归根结底是为客户资产配置服务的,但如何配置仍然缺乏明晰的框架。
不同于按照职业或资产规模的普通分类方法,我们可以从需求差异角度把高净值客户分为两大类:财富创造型客户和财富增值型客户。财富创造型客户财富主要表现为企业价值,他们关注的是银行能否提供适当的投、融资解决方案以帮助企业发展,而不是银行理财产品给可投资金融资产带来的增值;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带有浓重的企业行为色彩,放置于银行的个人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流动资金的一部分。私人银行应当为他们提供整合化的公司金融解决方案,为此一是要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了解客户企业,二是要通过发挥银行的作用,替企业整合母集团内部资源、金融同业资源以及客户信息资源,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
财富增值型客户希望通过资产配置实现存量财富的保值、增值,对资产收益率比较敏感。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客户的资产配置并不合理,客户的投资决策并不完全依赖理性的判断,情绪和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私人银行可以突破传统的均值-方差模型,依据财富配置框架(WAF)为他们进行多目标的资产配置。
财富配置框架(WAF)认为私人客户面临三类风险,一是使个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个人风险(personal risk),二是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market risk),三是追求提升财富阶层引致的志向风险(aspiration risk)。相应地,在资产配置时,应当将资产分为保护性资产(protective assets)、市场资产(market assets)和志向资产(aspiration assets),通过三种资产之间的配置来实现私人客户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目标。
八、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杨继光(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起源于美国,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此项制度,并成为一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存款保险定价方法,一是期权定价法,将存款保险看成是保险人针对商业银行资产发行的一份看跌期权,它应用市场指标来评估银行资本与资产的价值,比较适合对上市银行存款保险定价的估算。二是期望损失定价法,首先估计银行破产时的资产损失率,然后通过“存款/资产比率”换算成单位存款的损失率,再乘以估计的银行破产概率,得到存款人遭受损失的概率意义下的期望平均值,并将其作为制定存款保险费率的依据,也可用于非上市银行存款保险的定价。以上两种方法均未能刻画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而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存款保险机构制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参考指标。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方法,并给出了这种方法参数估计方法与测算原理,以期(1)明确刻画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2)综合考虑银行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3)能够刻画银行的债务清偿结构、被保险存款的比例等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实证分析了我国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年～2007年度的保险费率,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总之,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不仅描述了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还能考察其债务清偿结构、参保存款占负债的比例等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机理。因而建议未来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在确定存款保险费率时,要综合考虑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且在确定承保存款的比例和类型时,要注意承保存款占负债的比例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由于相关参数的估计需要银行股权和负债价值的相关信息,本方法比较适合上市银行存款保险的定价。(吴 博 整理)
论坛围绕“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金融创新”主题展开讨论,博士后代表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肖翔、银监会研究局王清容、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罗开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总经理张春子、民生银行调研处处长宋飞、《金融时报》理论部主任刘文林、《上海证券报》首席编辑邹民生,以及工商银行黄旭、建设银行许秋起等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报告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主持了本次论坛。
会上,《新金融》副主编王辰博士宣读了“2009金融专题研究”博士后征文获奖博士后名单。本次博士后征文活动得到了各大银行、证券公司、社科院和高校博士后工作站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共收到了应征博士后论文70多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匿名评审和投票,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以及入围奖7名。《新金融》期刊向各博士后工作站和获奖博士后表示祝贺和感谢。
一、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风险、机遇与战略
张忠永(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起源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需求与国际分工的不匹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过度分离,而且危机治理措施只能缓和而不能根治危机的根源。
危机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外部需求冲击”,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并向金融和银行领域传导。但随着各国处理危机的政策起效,我国外围环境逐渐改善;2008年以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收效良好,中国经济在“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防风险”下正在实现次高速发展。
这一过程中,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短期风险主要是:在对政府刺激计划积极配合、进行巨额放贷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信贷风险,存量贷款因经济下滑而违约率上升等。从长期来看,每次危机的真正摆脱都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劳,而是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经济驱动力的出现的结果。因而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寻找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也面临着更大风险。这一风险对内可归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和方向问题,对外则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提升在国际银行业地位的问题。
而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机遇,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银行服务升级与客户质量改善,也在于中国银行业生存的国际和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确保经营稳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应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公司风险和金融生态环境风险。二要提升基础能力,构筑现代银行服务新平台。必须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客户服务、组织流程、科技运用及人才素质等基础能力方面减小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专业化服务能力。三要紧盯中国经济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战略。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表现出政府主导与市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而且伴随着金融深化和脱媒的进程,银行的主要客户和市场都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要求银行必须具有灵活的市场开发机制、业务创新机制、个性化服务机制等,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刻抓住经济发展的潜力部分。
二、构建提升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
李小平(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
与金融服务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国外先进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品种较少,缺乏特色和优势产品,产品研发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研发深度不够,无法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切实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是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盈利的必然选择。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也是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可以从三方面构建一个产品创新驱动力模型。
一是战略业务输入驱动。产品创新只有从属并服务于商业银行整体业务发展,才能使创新不会脱离银行业务发展而成为空中楼阁。因而商业银行必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趋势,进一步细化自身业务战略,形成全行可以统一理解的新产品开发规划,明确产品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实现战略业务驱动产品创新。
二是管理实现驱动。完善的管理机制是实现产品创新过程的有力保障,为此,商业银行应该从构建完善的产品创新组织架构、组建产品和客户双经理制的专家团队、建立明确的产品创新责任体系、建立产品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搭建产品与客户管理的信息平台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促进产品创新的管理机制,通过完善的组织管理驱动产品创新实现,提高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
三是技术方法支持驱动。任何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商业银行在做好产品创新规划,加强创新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要探索加速产品创新的技术方法和模式,从技术层面驱动产品创新。如完善流程化研发方式,寻找产品研发新模式和技术支持平台,构建产品标准体系,产品研发新模式,新技术和新理论支持等。中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建设,提高金融服务和竞争能力。
三、 抓住历史机遇 设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
李建军(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需求,加之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内在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速。虽然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发挥贸易结算功能,且通过货币互换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但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表明还存在以下问题:如跨境贸易结算制度还须进一步完善,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金融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等。
构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要有“一个核心”:使人民币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而非取代美元。“两个发展阶段”:先是在2020年前后,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周边化及进入准区域化,使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内最主要的结算和投资货币;再是到2030年前后,彻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之一。
为此可采取以下五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议价能力,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设计有效的人民币清算体系,疏通人民币回流渠道;建立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机制等。二是扩大在对外援助、贷款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人民币的使用。我国可用人民币向金融危机中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低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内企业参与相关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三是建立健全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扩大人民币在金融投资领域的使用。不仅可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打通人民币投资渠道,还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四是将互换协议从紧急救援模式转化为日常支援模式,更有效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如可促进把互换的额度作为种子基金用于贸易融资等。五是争取逐步提高我国在IMF中的地位。包括让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提升中国在IMF投票权比例等。
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项长期战略业务
吴博(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及时而重要的举措,但现状表明这一试点进展并不顺利。这既有试点企业不熟悉流程,出口退税、报关等相关政策不完善,对银行、企业、地域严格的限制政策等内部因素,也有美元汇率走稳,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完全开放、投资回流渠道缺失等外部因素。
商业银行通过“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短期内商业银行可能因此项业务而面临风险和损失,如减少了传统的外汇汇兑收入,面临信息系统升级、整合的压力,需对结算企业的贸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在新业务办理过程中可能产生操作风险,以及可能面临来自境外的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等。
但长期而言这对商业银行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业务,这首先有利于中资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而且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结算比例越来越大,这些新的盈利空间会被逐渐打开。其次,提供人民币结算是商业银行服务水平的丰富和完善,有助于商业银行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优质的国际业务客户。再次,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契机扩大进行国际化经营,发挥人民币业务的先天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建议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应放弃短期盈利预期,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作为一项战略性业务进行长期准备。具体而言,应通过挖掘现有试点企业扩大内部需求,通过在人民币流通程度较高的境外区域培养客户、增设境外重点区域分支机构、扩大境外参加行代理清算网络、提供贸易融资等培育外部需求,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五、改善风险监管,促进金融创新
王桤伦(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银行业遭受重创,银行倒闭风潮涌现,并购重组此起彼伏,金融创新受到抑制。国内银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利差收窄对银行盈利能力形成巨大压力,传统的“以量补价”的经营策略在信贷投放迅速扩张过程中积聚了新的风险隐患,表现为一是银行逆周期的信贷规模扩张会在一个经济周期后沉淀很多资产质量风险,二是流动性风险的隐患也不容忽视,三是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资本也同时被迅速消耗,对商业银行的后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尽管世界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为中国银行发展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商业银行依然面临全面风险管理、资本管理、盈利能力和金融创新与监管等方面的挑战。同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将给银行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一是经济企稳复苏并长期向好,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将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新兴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是居民理财意识提升,促使银行业及时调整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向;四是商业银行“走出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策略包括:第一,重新审视并制定转型战略,改变传统上依靠资本消耗的增长模式,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和实施明确的风险战略,强化政策制度和风险文化建设。第三,重视对经济资本的管理,自主地用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张,强化资本有限性和有偿使用的观念,更加注重效益、质量、规模的协调发展。第四,优化盈利结构,通过发展零售业务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优化客户结构,通过发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例、提高主动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第五,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创新能力,从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出发,完善创新的组织机制,强化创新支持保障体系。
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要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以适度有效为基本出发点,以有效的风险控制为前提,以审慎的风险监管为保障。有效金融风险监管下的金融创新有以下要点:要培育客户风险防范能力,银行要提升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能力,政府要加强金融创新保障作用,监管当局要发挥创新引导和监督作用,以及要推动国际监管体系改革与合作。
六、金融危机、金融脱媒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孙兆斌(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资产负债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生命线。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金融脱媒趋势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相当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增大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资产安全性问题,并存在增加资本金和贷款损失拨备的要求,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则在中长期要求银行建立更高效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适应金融脱媒条件下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并存的模式,本质上仍未跳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框架。这一模式在推动银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业务实践的不断推进,其缺陷也日渐显现,一是难以有效处理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关系,二是本质上属于静态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三是这种模式脱胎于信贷资金管理,与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仍然主要是存贷款业务管理,对于中间业务、国际业务以及日益丰富的表外业务等虽有涉及,但重视程度仍嫌不够。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这是一种风险限额下的协调式管理和前瞻性的策略选择管理,以计量和管理各类市场风险、实现科学的预期获利以及优化经济资本配置为基本管理内容,依赖以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和情景模拟为代表的管理技术,借助于FTP与RAROC两个主要管理工具,分离业务经营中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引导产品合理定价、准确切分不同业务单位的利润贡献,战略性、前瞻性地引导各条业务线的收缩和扩张,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
借鉴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账户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必须立足于负债与资产账户的改善。具体而言,应在改善负债结构、扩大主动负债比重、着力提高资产多样性、强化资产配置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实行资金全额集中管理,逐步建立现代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控制风险,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七、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实践回顾与方向选择
叶菲(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私人银行商业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私人银行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即它能够为客户提供哪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对2007年和2008年以来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创新的回顾发现,首先,国内私人银行产品借鉴了“核心-卫星”策略,核心资产由客户全权委托私人银行进行相对低风险、稳定和长期的投资;卫星资产的投资则是由私人银行对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建议,客户自行进行短期的、相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决策。其次,通过“私募基金阳光化”等进行积极管理的股票投资。再次,有选择地推出了一些投资海外证券市场的理财产品。另外,还推出本金保护类等结构性产品和另类投资产品。各家银行为满足私人银行客户需求进行大量的服务创新尝试,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推出产品和服务虽多,但比较分散,主线并不突出;第二,产品归根结底是为客户资产配置服务的,但如何配置仍然缺乏明晰的框架。
不同于按照职业或资产规模的普通分类方法,我们可以从需求差异角度把高净值客户分为两大类:财富创造型客户和财富增值型客户。财富创造型客户财富主要表现为企业价值,他们关注的是银行能否提供适当的投、融资解决方案以帮助企业发展,而不是银行理财产品给可投资金融资产带来的增值;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带有浓重的企业行为色彩,放置于银行的个人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流动资金的一部分。私人银行应当为他们提供整合化的公司金融解决方案,为此一是要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了解客户企业,二是要通过发挥银行的作用,替企业整合母集团内部资源、金融同业资源以及客户信息资源,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
财富增值型客户希望通过资产配置实现存量财富的保值、增值,对资产收益率比较敏感。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客户的资产配置并不合理,客户的投资决策并不完全依赖理性的判断,情绪和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私人银行可以突破传统的均值-方差模型,依据财富配置框架(WAF)为他们进行多目标的资产配置。
财富配置框架(WAF)认为私人客户面临三类风险,一是使个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个人风险(personal risk),二是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market risk),三是追求提升财富阶层引致的志向风险(aspiration risk)。相应地,在资产配置时,应当将资产分为保护性资产(protective assets)、市场资产(market assets)和志向资产(aspiration assets),通过三种资产之间的配置来实现私人客户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目标。
八、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杨继光(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起源于美国,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此项制度,并成为一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存款保险定价方法,一是期权定价法,将存款保险看成是保险人针对商业银行资产发行的一份看跌期权,它应用市场指标来评估银行资本与资产的价值,比较适合对上市银行存款保险定价的估算。二是期望损失定价法,首先估计银行破产时的资产损失率,然后通过“存款/资产比率”换算成单位存款的损失率,再乘以估计的银行破产概率,得到存款人遭受损失的概率意义下的期望平均值,并将其作为制定存款保险费率的依据,也可用于非上市银行存款保险的定价。以上两种方法均未能刻画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而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存款保险机构制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参考指标。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方法,并给出了这种方法参数估计方法与测算原理,以期(1)明确刻画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2)综合考虑银行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3)能够刻画银行的债务清偿结构、被保险存款的比例等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实证分析了我国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年～2007年度的保险费率,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总之,考虑银行监管资本的存款保险定价不仅描述了银行资本持有状况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还能考察其债务清偿结构、参保存款占负债的比例等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机理。因而建议未来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在确定存款保险费率时,要综合考虑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且在确定承保存款的比例和类型时,要注意承保存款占负债的比例对存款保险费率的影响。由于相关参数的估计需要银行股权和负债价值的相关信息,本方法比较适合上市银行存款保险的定价。(吴 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