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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展现了走向新时代的风貌，一方面，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获得滋养;另一方面，又站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来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经验中的独特风景连接上现代世界的广阔空间，赋予生存以历史刻度，赋予时代以象征意涵，在重构风景中不断进行着精神地理的“再区域化”，使叙事获得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这是新时代作家超越自我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精神地理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0）10-0158-03
新时代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小说创作而言，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一方面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获得滋养;另一方面，又站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来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显现出独具特色的魅力，以其丰富的精神意蕴和地方性特征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亮丽风景。具体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自2017年以来，有壮族作家凡一平的《蝉声唱》、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和光盘的《失散》、侗族作家莫俊荣的《掌墨师》等。它们展现了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新时代的风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经验中的独特风景连接上现代世界的广阔空间，赋予生存以历史刻度，赋予时代以象征意涵，在重构风景中不断进行着精神地理的“再区域化”，从而使叙事获得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这是新时代作家超越自我的必由之路。对于凡一平、红日、光盘、莫俊荣等作家，他们有意确认的精神地理其实是少数民族栖居的乡土大地，传承文学新精神，寻找并建构自身的精神地理。
一、故乡：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凡一平对故乡的感情是深沉的，离开故乡后，他的肉身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精神却依然徘徊在上岭的大地上。作为在一个在红水河流域长大的作家，上岭的乡土情绪渗透到凡一平的每一个毛孔里。凡一平曾这样描述故乡上岭：“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1]这是他生命里最亲切的土地和摇篮。他的小说《蝉声唱》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是对家族男人的纪念，凡一平在个人立场上讲述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在凡一平的眼里，上岭满是故事。上岭是凡一平的一个文学王国，上岭不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理，更是凡一平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幻境和精神地理。在这里映见人性、命运和家乡往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身份互换的故事，它创造了种种情节突转和心理景深。蓝必旺原本是上岭村农民之子，在乡村世界无拘无束地野蛮生长，不务正业又喜欢赌博;罗光灯则是城里的“富二代”，父亲经营着公司资产丰厚，这使他得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既有学识又有教养，相对于蓝必旺的粗鄙，罗光灯是位多才多艺、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原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蓝必旺在赌桌上出老千被人捅刀子这一意外事件而相遇，从而揭开了二人出生时被抱错的真相。
凡一平将笔端集中于上岭，让生活在乡村的人物在这里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日常“传奇”。《蝉声唱》穿插着作家一贯的悬疑和荒诞写法，在精心构架的悬疑情节和荒诞叙述中，将城乡交错中复杂多变的众生相一展无余，将在场的生活常态与不在场的精神寄居交融在一起。小说通过城市与乡村场景的不断切换，借助罗光灯与蓝必旺从名字、家庭到身份的彻底互换，呈现一种时代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互换身份后的“罗光灯”来到上岭村成了“蓝必旺”，而此时的“蓝必旺”已非从前的“蓝必旺”，他在樊家宁的故事中感受到了壮族人民的儿子——七个上岭村的兄弟在战争岁月里的舍生忘死的精神，在朴实的樊贞秀身上看到了纯洁的爱情。《蝉声唱》写作的实质是在丰富的想象与荒诞中融入真实的现实和有效的象征，在地方性书写中提供超越性的反思，从而表现了一种时代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反思。这篇小说属于桂西北，上岭村是凡一平的出生地，这既是他地理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凡一平越是与城市相融，精神上却离故乡越近，这种与乡村的血缘联系，不仅因为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更因为上岭村已经成为精神和灵魂上永远难以抹去的胎记，它是凡一平文化地理版图上的根性之地。
在某种程度上，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对故乡的依恋。少数民族作家的区域性地理书写，源自于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眷恋。故乡是人的生命的起点，也是精神的皈依，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承载着一个人的原乡记忆，給人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故乡有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那是他们文学创作之路的源头，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名称。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唤醒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绵长记忆又是他们精神上的原乡之地。
二、基层：深扎大地书写时代强音
在新时代文学格局中，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们努力将个体嵌入时代，彰显地方性写作信息。他们将地方生活和地方经验置于一种更大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来表现。红日的《驻村笔记》通过对桂西北贫困乡村生活的书写，时代的脉搏跃于纸上。小说以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工程作为题材，描写基层生活，书写乡间故事，是一部关于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的精神档案。为了写好这部小说，红日毅然选择深扎基层，深入扶贫攻坚最前线。作为河池市文联主席的红日主动向河池市委组织部报名，请求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担任扶贫工作队员。2015 年10月，红日被任命为寺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是市直单位部门的一把手下到贫困村去担任扶贫工作队员和驻村第一书记，这在河池从未有过。正如作家红日陈述了下基层的情况：“在那批几百名驻村第一书记中，我是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的一个。为了把工作做好，我放下架子，挑起担子，沉下身子，真正进入到第一书记的角色中去。”[2]以此为背景，某市文联主席毛志平担任第一书记，与省里下来的扶贫工作队员冰儿，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干部、博士研究生国令，乡政府干部阿扬、阿才组成的河城县天马乡扶贫攻坚小分队，于2015年进驻到红山村，他们千方百计找资金、跑项目，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小说真实生动地呈现了精准扶贫的攻坚场面，塑造了一群有厚度、有温度的扶贫干部形象，这一群人以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植根乡土的情怀，投入到扶贫攻坚的伟大工程中。 小说《驻村笔记》虽以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为原型，但它并不是个人的传记，而是新时代的传记。小说真实地刻画了河城县天马乡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情态的表现，显示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扬善良与正气，彰显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拼搏精神。《驻村笔记》的意义，并不止于提供了一部具有主旋律意味的作品，更在于广西少数民族小说家们有意识地将写作汇入一种作为文学资源的精神地理之中。“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他或她成为该地区的精神的声音。作品在形体上和情感上浸透某种风景或海景的气氛，而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生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3]小说中的“红山村”并不像凡一平笔下的上岭村那样曾是作家记忆中的故乡，但红日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现实与虚构交融的地标，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的地域与空间问题。
三、桂北：捡拾失散的历史
瑶族作家光盘选择一群故去的失散老红军，结读者讲述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失散》。小说包括三个既独立又有关联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桂北山乡，湘江战役之后，一些红军与部队失联，失散的红军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绣花布鞋》中，“我”、王国礼、陈厚泽、李润林、谌天寿因受伤等原因跟部队走散，虽然走散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但都被唐友苟抓住卖给地主刘炳生当长工。王国礼在回传情报的路上，与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相遇，在浓雾包裹的山林里失去了方向。装有情报的绣花鞋丢失，此后的半生时光里，王国礼都在为丢失的情报而自责，从未中断过寻找绣花鞋。这种寻找，是对信念的坚守，在散落的历史中捡拾记忆，重构新时代的理想信念。
光盘立足于桂北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历史资源，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写进小说中，“长征精神这一红色历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它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学遗产，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4]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所呈现的精神营养。在《失散》中，故事发生地主要在桂北二河镇，二河镇周边的山山岭岭都是战场，这是一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对桂北这片土地的描写，意味着作家个体的精神地理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光盘在历史的维度里，更侧重精神创造的文学地理。“地理上的解域化之后，地理环境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对应，有了内在的延异性。这已不是一个历时性问题，更是一个空间性问题，不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差别，更是作家个人或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域表现出的创作差异。”[5]光盘小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某个独特民族地域风景的再现，而是跨越文学与历史时空的地方性重构。这种重构，是精神意义上的地理表现和空间建构，甚至还有时间的跨度，是作家在缅怀过去的心情中，完成对故去者的致敬。
四、侗乡：生命之桥的眷恋
侗族作家莫俊荣在《掌墨师》中写了掌墨师吴心桥和石定成，通过修建巴寨桥一展自己的建桥绝技，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故事。虽然梦江河畔的巴寨和巴寨桥是小说虚构的地理，而这一虚构的地理来源于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巴团寨苗江上的巴团桥。小说中的巴寨桥既呈现了侗族木结构的建筑技艺和掌墨师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更是承载了侗家人古朴的生命哲学思想。在侗家人心中福桥就是连接生死的生命之桥，一座座木质结构的桥是侗民族内在精神的象征。“侗家人认为，桥连接着今生来世，修桥就是修阴功，积阴德，这也是侗家人为什么对修桥那么着迷的根本原因。在侗家，每生下个小孩，家里人就会择吉日为这个新生命架设一座象征性的桥，这座桥从此便与这个小孩的生命相伴终生。”[6]对生命之桥的眷恋也造就了侗民族独特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就是匠人对器物的执着以至于产生格物的精神追求，表现为匠人对器物的坚守、坚持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品格。”[7]作家在小说中介绍了侗族梓匠的主要工具及用途，详细描写了掌墨师的高超技艺。“我们侗家人造桥，从来不用图纸，我们的桥在我们心里，掌墨师的真正本事是心领神会，成竹在胸。”[8]小说在造桥技艺的展示中，呈现出了侗族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
侗族自古以来，由于其生活地理主要在崇山峻岭之中，与森林树木的天然亲近，使他们发展了高超的木制技艺。侗族福桥展现了侗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追求。莫俊荣既写出了侗族人民精益求精的美好品格，也写了福桥文化传统的绵长记忆。“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9]三江侗族是作家莫俊荣依恋的地方，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因素形成了独特的侗族桥文化，从而也造就了掌墨师的匠人精神，掌墨师在岁月的条河中积累了精湛的技艺，也坚守着侗家人执着的情感和信念。莫俊荣小说的地方性表现为对三江侗族地区风景、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的认同，这种认同又给予作家本身对三江的怀恋感。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所生活的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很深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和地域性特征。
五、结语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区域化变得越来越具有去地方性的特征。换言之，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跟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作家，其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可能是趋同的，然而正是城市化带来的作家创作经验的趋同性，成为文学写作的危险所在。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的同质化使得作家开始对“精神地理”进行召唤，以此确认写作的独特性。“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很难获得辨识度的。”[10]要理解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的精神地理特征，需要从民族历史的回忆中回到现实的今天。地理环境的变换不仅是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开展的场所，更意味着作家的精神空间的延展。作家在故乡的风景或想象的地理中探寻其内部的审美与精神，营造一个属于自身的诗学空间。这也正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不懈追求。现居于南宁市的壮族作家凡一平，把自身的精神地理定位于出生地红水河流域的上岭村;居于河池市的瑶族作家红日，却钟情于乡村基层书写;侗族作家莫俊荣身居北部湾畔的防城港，却心系三江侗族的风雨桥。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地理与创作实践构成共生关系，他们在自觉的精神地理构建中形成一种审美的沉潜。
[ 参 考 文 献 ]
[1] 凡一平.上岭[J].广西文学，2007（7）.
[2] 潘红日.“深扎”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J].当代广西，2016（22）：59.
[3] 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選[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307.
[4] 韩颖琦.文学与历史穿越时空的对话：《失散》的虚构与真实[J].南方文坛，2020（3）：165-166.
[5] 唐诗人.冯娜诗歌的精神地理学考察[J].民族文学研究，2019，37（2）：147-156.
[6][8] 莫俊荣.掌墨师[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39、16.
[7] 王辉，李宝军.论匠人精神[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34（1）：5-9.
[9] 段义孚.恋地情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
[10] 陈培浩.寻找写作的精神地理学[N].文艺报，2018-09-03（003）.
[责任编辑：陈 明]
[关键词]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精神地理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0）10-0158-03
新时代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小说创作而言，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一方面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获得滋养;另一方面，又站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来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显现出独具特色的魅力，以其丰富的精神意蕴和地方性特征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亮丽风景。具体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自2017年以来，有壮族作家凡一平的《蝉声唱》、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和光盘的《失散》、侗族作家莫俊荣的《掌墨师》等。它们展现了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新时代的风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经验中的独特风景连接上现代世界的广阔空间，赋予生存以历史刻度，赋予时代以象征意涵，在重构风景中不断进行着精神地理的“再区域化”，从而使叙事获得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这是新时代作家超越自我的必由之路。对于凡一平、红日、光盘、莫俊荣等作家，他们有意确认的精神地理其实是少数民族栖居的乡土大地，传承文学新精神，寻找并建构自身的精神地理。
一、故乡：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凡一平对故乡的感情是深沉的，离开故乡后，他的肉身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精神却依然徘徊在上岭的大地上。作为在一个在红水河流域长大的作家，上岭的乡土情绪渗透到凡一平的每一个毛孔里。凡一平曾这样描述故乡上岭：“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1]这是他生命里最亲切的土地和摇篮。他的小说《蝉声唱》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是对家族男人的纪念，凡一平在个人立场上讲述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在凡一平的眼里，上岭满是故事。上岭是凡一平的一个文学王国，上岭不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理，更是凡一平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幻境和精神地理。在这里映见人性、命运和家乡往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身份互换的故事，它创造了种种情节突转和心理景深。蓝必旺原本是上岭村农民之子，在乡村世界无拘无束地野蛮生长，不务正业又喜欢赌博;罗光灯则是城里的“富二代”，父亲经营着公司资产丰厚，这使他得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既有学识又有教养，相对于蓝必旺的粗鄙，罗光灯是位多才多艺、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原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蓝必旺在赌桌上出老千被人捅刀子这一意外事件而相遇，从而揭开了二人出生时被抱错的真相。
凡一平将笔端集中于上岭，让生活在乡村的人物在这里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日常“传奇”。《蝉声唱》穿插着作家一贯的悬疑和荒诞写法，在精心构架的悬疑情节和荒诞叙述中，将城乡交错中复杂多变的众生相一展无余，将在场的生活常态与不在场的精神寄居交融在一起。小说通过城市与乡村场景的不断切换，借助罗光灯与蓝必旺从名字、家庭到身份的彻底互换，呈现一种时代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互换身份后的“罗光灯”来到上岭村成了“蓝必旺”，而此时的“蓝必旺”已非从前的“蓝必旺”，他在樊家宁的故事中感受到了壮族人民的儿子——七个上岭村的兄弟在战争岁月里的舍生忘死的精神，在朴实的樊贞秀身上看到了纯洁的爱情。《蝉声唱》写作的实质是在丰富的想象与荒诞中融入真实的现实和有效的象征，在地方性书写中提供超越性的反思，从而表现了一种时代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反思。这篇小说属于桂西北，上岭村是凡一平的出生地，这既是他地理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凡一平越是与城市相融，精神上却离故乡越近，这种与乡村的血缘联系，不仅因为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更因为上岭村已经成为精神和灵魂上永远难以抹去的胎记，它是凡一平文化地理版图上的根性之地。
在某种程度上，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对故乡的依恋。少数民族作家的区域性地理书写，源自于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眷恋。故乡是人的生命的起点，也是精神的皈依，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承载着一个人的原乡记忆，給人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故乡有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那是他们文学创作之路的源头，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名称。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唤醒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绵长记忆又是他们精神上的原乡之地。
二、基层：深扎大地书写时代强音
在新时代文学格局中，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们努力将个体嵌入时代，彰显地方性写作信息。他们将地方生活和地方经验置于一种更大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来表现。红日的《驻村笔记》通过对桂西北贫困乡村生活的书写，时代的脉搏跃于纸上。小说以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工程作为题材，描写基层生活，书写乡间故事，是一部关于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的精神档案。为了写好这部小说，红日毅然选择深扎基层，深入扶贫攻坚最前线。作为河池市文联主席的红日主动向河池市委组织部报名，请求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担任扶贫工作队员。2015 年10月，红日被任命为寺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是市直单位部门的一把手下到贫困村去担任扶贫工作队员和驻村第一书记，这在河池从未有过。正如作家红日陈述了下基层的情况：“在那批几百名驻村第一书记中，我是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的一个。为了把工作做好，我放下架子，挑起担子，沉下身子，真正进入到第一书记的角色中去。”[2]以此为背景，某市文联主席毛志平担任第一书记，与省里下来的扶贫工作队员冰儿，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干部、博士研究生国令，乡政府干部阿扬、阿才组成的河城县天马乡扶贫攻坚小分队，于2015年进驻到红山村，他们千方百计找资金、跑项目，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小说真实生动地呈现了精准扶贫的攻坚场面，塑造了一群有厚度、有温度的扶贫干部形象，这一群人以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植根乡土的情怀，投入到扶贫攻坚的伟大工程中。 小说《驻村笔记》虽以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为原型，但它并不是个人的传记，而是新时代的传记。小说真实地刻画了河城县天马乡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情态的表现，显示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扬善良与正气，彰显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拼搏精神。《驻村笔记》的意义，并不止于提供了一部具有主旋律意味的作品，更在于广西少数民族小说家们有意识地将写作汇入一种作为文学资源的精神地理之中。“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他或她成为该地区的精神的声音。作品在形体上和情感上浸透某种风景或海景的气氛，而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生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3]小说中的“红山村”并不像凡一平笔下的上岭村那样曾是作家记忆中的故乡，但红日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现实与虚构交融的地标，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的地域与空间问题。
三、桂北：捡拾失散的历史
瑶族作家光盘选择一群故去的失散老红军，结读者讲述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失散》。小说包括三个既独立又有关联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桂北山乡，湘江战役之后，一些红军与部队失联，失散的红军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绣花布鞋》中，“我”、王国礼、陈厚泽、李润林、谌天寿因受伤等原因跟部队走散，虽然走散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但都被唐友苟抓住卖给地主刘炳生当长工。王国礼在回传情报的路上，与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相遇，在浓雾包裹的山林里失去了方向。装有情报的绣花鞋丢失，此后的半生时光里，王国礼都在为丢失的情报而自责，从未中断过寻找绣花鞋。这种寻找，是对信念的坚守，在散落的历史中捡拾记忆，重构新时代的理想信念。
光盘立足于桂北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历史资源，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写进小说中，“长征精神这一红色历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它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学遗产，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4]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所呈现的精神营养。在《失散》中，故事发生地主要在桂北二河镇，二河镇周边的山山岭岭都是战场，这是一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对桂北这片土地的描写，意味着作家个体的精神地理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光盘在历史的维度里，更侧重精神创造的文学地理。“地理上的解域化之后，地理环境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对应，有了内在的延异性。这已不是一个历时性问题，更是一个空间性问题，不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差别，更是作家个人或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域表现出的创作差异。”[5]光盘小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某个独特民族地域风景的再现，而是跨越文学与历史时空的地方性重构。这种重构，是精神意义上的地理表现和空间建构，甚至还有时间的跨度，是作家在缅怀过去的心情中，完成对故去者的致敬。
四、侗乡：生命之桥的眷恋
侗族作家莫俊荣在《掌墨师》中写了掌墨师吴心桥和石定成，通过修建巴寨桥一展自己的建桥绝技，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故事。虽然梦江河畔的巴寨和巴寨桥是小说虚构的地理，而这一虚构的地理来源于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巴团寨苗江上的巴团桥。小说中的巴寨桥既呈现了侗族木结构的建筑技艺和掌墨师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更是承载了侗家人古朴的生命哲学思想。在侗家人心中福桥就是连接生死的生命之桥，一座座木质结构的桥是侗民族内在精神的象征。“侗家人认为，桥连接着今生来世，修桥就是修阴功，积阴德，这也是侗家人为什么对修桥那么着迷的根本原因。在侗家，每生下个小孩，家里人就会择吉日为这个新生命架设一座象征性的桥，这座桥从此便与这个小孩的生命相伴终生。”[6]对生命之桥的眷恋也造就了侗民族独特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就是匠人对器物的执着以至于产生格物的精神追求，表现为匠人对器物的坚守、坚持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品格。”[7]作家在小说中介绍了侗族梓匠的主要工具及用途，详细描写了掌墨师的高超技艺。“我们侗家人造桥，从来不用图纸，我们的桥在我们心里，掌墨师的真正本事是心领神会，成竹在胸。”[8]小说在造桥技艺的展示中，呈现出了侗族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
侗族自古以来，由于其生活地理主要在崇山峻岭之中，与森林树木的天然亲近，使他们发展了高超的木制技艺。侗族福桥展现了侗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追求。莫俊荣既写出了侗族人民精益求精的美好品格，也写了福桥文化传统的绵长记忆。“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9]三江侗族是作家莫俊荣依恋的地方，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因素形成了独特的侗族桥文化，从而也造就了掌墨师的匠人精神，掌墨师在岁月的条河中积累了精湛的技艺，也坚守着侗家人执着的情感和信念。莫俊荣小说的地方性表现为对三江侗族地区风景、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的认同，这种认同又给予作家本身对三江的怀恋感。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所生活的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很深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和地域性特征。
五、结语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区域化变得越来越具有去地方性的特征。换言之，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跟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作家，其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可能是趋同的，然而正是城市化带来的作家创作经验的趋同性，成为文学写作的危险所在。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的同质化使得作家开始对“精神地理”进行召唤，以此确认写作的独特性。“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很难获得辨识度的。”[10]要理解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小说的精神地理特征，需要从民族历史的回忆中回到现实的今天。地理环境的变换不仅是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开展的场所，更意味着作家的精神空间的延展。作家在故乡的风景或想象的地理中探寻其内部的审美与精神，营造一个属于自身的诗学空间。这也正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不懈追求。现居于南宁市的壮族作家凡一平，把自身的精神地理定位于出生地红水河流域的上岭村;居于河池市的瑶族作家红日，却钟情于乡村基层书写;侗族作家莫俊荣身居北部湾畔的防城港，却心系三江侗族的风雨桥。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地理与创作实践构成共生关系，他们在自觉的精神地理构建中形成一种审美的沉潜。
[ 参 考 文 献 ]
[1] 凡一平.上岭[J].广西文学，2007（7）.
[2] 潘红日.“深扎”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J].当代广西，2016（22）：59.
[3] 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選[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307.
[4] 韩颖琦.文学与历史穿越时空的对话：《失散》的虚构与真实[J].南方文坛，2020（3）：165-166.
[5] 唐诗人.冯娜诗歌的精神地理学考察[J].民族文学研究，2019，37（2）：147-156.
[6][8] 莫俊荣.掌墨师[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39、16.
[7] 王辉，李宝军.论匠人精神[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34（1）：5-9.
[9] 段义孚.恋地情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
[10] 陈培浩.寻找写作的精神地理学[N].文艺报，2018-09-03（003）.
[责任编辑：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