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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是我国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旨在梳理对该问题的已有观点，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梳理，将已有文献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两大类，并根据当下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作出分析。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发展
一、相关概念
生产性服务（也称为生产者服务）指那些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1]。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为生产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合体[2]。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的生产系统中起到“生产力”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生产系统中起到“推进器”的效果[3]。2019年15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同时，随着二者融合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多学者展开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进程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将生产性服務业与制造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关系分为四种。一是“需求遵从论”，Cohen&Zysman（1987）重点强调制造业在协同发展中的主导功能，即服务业①（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附属于制造业的发展。二是“供给主导论”，即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该观点由Eswaran&Kotwal（2001）提出，与“需求遵循论”形成对立。三是“互动论”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该观点由Park&Chan（1989）和Bathla（2003）基于两部门产业供给与需求协同的视角提出，此外，Bathla、Pilat和Wolfl等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这一观点[4]。四是“融合论”，从未来科技与新产业、新业态协同视角分析，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度越来越高，因此Lundvall&Borras（1998）提出了该观点。
通过研究发现，以上四种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需求遵从论”和“供给主导论”均为单向作用机制，“互动论”尽管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双向作用机制，但是并未阐明两者的主次顺序，“融合论”仅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服务业制造化趋势，理论研究还较为缺乏。
三、研究现状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备受学者们关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融合水平相对滞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耦合水平偏低[5][6]，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略滞后于制造业[8]，但是，但两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向良好状态发展[8]，二者融合不仅能提升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还能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9]。现阶段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存量资源优势是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提升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积极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做优存量、培育高质增量的相关产业政策，将有助于两产业耦合协调的良性发展[8]。
（一）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目前，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孟凡峰（2015）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的升级[10];王思文（2019）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制造业转移有一定作用[11];上官绪明（2020）利用平衡面板数据检验得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超过门槛值时，能显著地促进制造业升级[12];丁博（2019）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辐射范围扩大，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本地区的制造业效率的同时也提升了其邻近地区的制造业效率[13]。此外，有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促进作用，而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平衡点，高康等（2020）[14]、周小亮等（2019）[15]、郭然等（2020）[16]等学者基于不同视角，通过实证检验均得出这一结论。
随着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地域经济呈现出越来越不平衡的局面，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也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性。王如忠（2018）认为北京、天津、上海三个较发达直辖市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显著增强[18];周小亮（2019）经分析得出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15];上官绪明（2020）通过对Feder模型进行拓展得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12];丁博（2019）发现各个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小，并且中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13]。
以上的研究都基于不同实证方法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以生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更多是站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单向推动作用上，更倾向于支持“供给主导论”。但也有学者站在“互动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刘奕（2017）[16]、曲邵卫（2019）[17]等的研究结论均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发挥相互促进作用这一观点。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从多方面来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多位学者已经佐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伍先福（2018）认为随着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度的升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倾向由负转正[20];栾申洲（2019）[21]、夏斐（2020）[7]基于系统GMM分析得出产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黄繁华（2020）认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一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0];崔日明（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占比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参与度，而且能够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延伸[23];于明远（2018）提出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中间投入的增加使制造业产业结构软化度上升，能够通过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制造业服务能力、形成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和提升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五种途径增加中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25]。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能较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目前，已有文献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呈现地域不平衡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与制造业融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使得新科技、新技术、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发达国家意识到产业空心化对国内经济的威胁，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必须提速前行。因此，本文更倾向于支持“融合论”的观点，但是目前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不匹配，使得两者不能很好的融合。本文研究基于“融合论”的目标，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找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差距、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建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四、文献述评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下行，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我国针对动荡的国际局势迅速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打通内循环。目前，我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产业链有卡点，价值链低端锁定。尽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但是制造业发展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題存在已久，在全球产业链视角下，我国始终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因此，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提升高端制造业占比，促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胡晶在2016年便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是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难以突破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6]。且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不同技术层级的高端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同时抑制低端技术制造业占比[27]，社会创新体系、综合交易成本、需求规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升级[16]。因此，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度、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存量优势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提升，是推动我国建立高端制造业体系的关键，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从现状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并不等于制造业的发展不是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都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快于制造业的速度，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匹配上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二者融合，并加速两者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和影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李霞，盛晴，卞靖.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J].宏观经济管理， 2016（05）：34-36+54.
[3]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服务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 （11）
[4]国家，李橙.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9（04）：112-118.
[5]金泽虎，钱燕.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重庆社会科学，2019（06）：96-107.
[6]彭徽，匡贤明.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到何程度——基于2010—2014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与国别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19（10）： 100-116.
[7]夏斐，肖宇.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融合效应研究——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20（04）：27-37.
[8]唐晓华，张欣珏，李阳.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03）：79-93.
[9]贾玉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如何融合发展[J].人民论坛，2017（31）： 126-127.
[10]孟凡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省际面板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5（01）：57-59.
[11]王思文，曹海鹏，刘雪强.规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转移：来自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19（19）：179-181.
[12]上官绪明，吴慧.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门槛效应[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39（05）：8-12.
[13]丁博，曹希广，邓敏，奚君羊.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02）：116-127.
[14]高康，原毅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如何推动制造业升级？[J].经济评论，2020（04）：20-36.
[15]周小亮，宋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4）：53-64.
[16]刘奕，夏杰长，李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7（07）：24-42.
[17]郭然，原毅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吗？——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2）：120-132.
[18]王如忠，郭澄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研究——基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的比较分析[J].上海经济，2018（06）：16-29.
[19]曲绍卫，夏远，姚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产业互动视域的分析[J].预测，2019，38（05）：82-89.
[20]伍先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J].财经论丛，2018（12）：13-20.
[21]栾申洲.产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9，39（05）：28-31.
[22]黄繁华，洪银兴.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20（12）：15-27.
[23]崔日明，邹康乾.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研究[J].经济经纬，2020，37（04）：56-63.
[24]喻胜华，李丹，祝树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277个城市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0（05）：57- 71.
[25]于明远，范爱军.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区域模式差异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8（05）：52-62.
[26]胡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探讨[J].新疆社会科学，2016（01）：27-30+165.
[27]张建华，曾依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9（13）：171-174.
注释
①服务业按照产品最终使用主要可分为消费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商品服务业和精神服务业等。
作者简介
周桐桐（1996.10—），女，汉，山东济南，硕士在读，聊城大学，产业经济学。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发展
一、相关概念
生产性服务（也称为生产者服务）指那些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1]。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为生产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合体[2]。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的生产系统中起到“生产力”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生产系统中起到“推进器”的效果[3]。2019年15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同时，随着二者融合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多学者展开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进程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将生产性服務业与制造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关系分为四种。一是“需求遵从论”，Cohen&Zysman（1987）重点强调制造业在协同发展中的主导功能，即服务业①（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附属于制造业的发展。二是“供给主导论”，即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该观点由Eswaran&Kotwal（2001）提出，与“需求遵循论”形成对立。三是“互动论”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该观点由Park&Chan（1989）和Bathla（2003）基于两部门产业供给与需求协同的视角提出，此外，Bathla、Pilat和Wolfl等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这一观点[4]。四是“融合论”，从未来科技与新产业、新业态协同视角分析，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度越来越高，因此Lundvall&Borras（1998）提出了该观点。
通过研究发现，以上四种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需求遵从论”和“供给主导论”均为单向作用机制，“互动论”尽管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双向作用机制，但是并未阐明两者的主次顺序，“融合论”仅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服务业制造化趋势，理论研究还较为缺乏。
三、研究现状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备受学者们关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融合水平相对滞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耦合水平偏低[5][6]，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略滞后于制造业[8]，但是，但两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向良好状态发展[8]，二者融合不仅能提升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还能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9]。现阶段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存量资源优势是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提升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积极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做优存量、培育高质增量的相关产业政策，将有助于两产业耦合协调的良性发展[8]。
（一）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目前，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孟凡峰（2015）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的升级[10];王思文（2019）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制造业转移有一定作用[11];上官绪明（2020）利用平衡面板数据检验得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超过门槛值时，能显著地促进制造业升级[12];丁博（2019）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辐射范围扩大，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本地区的制造业效率的同时也提升了其邻近地区的制造业效率[13]。此外，有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促进作用，而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平衡点，高康等（2020）[14]、周小亮等（2019）[15]、郭然等（2020）[16]等学者基于不同视角，通过实证检验均得出这一结论。
随着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地域经济呈现出越来越不平衡的局面，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也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性。王如忠（2018）认为北京、天津、上海三个较发达直辖市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显著增强[18];周小亮（2019）经分析得出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15];上官绪明（2020）通过对Feder模型进行拓展得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12];丁博（2019）发现各个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小，并且中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13]。
以上的研究都基于不同实证方法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以生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更多是站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单向推动作用上，更倾向于支持“供给主导论”。但也有学者站在“互动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刘奕（2017）[16]、曲邵卫（2019）[17]等的研究结论均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发挥相互促进作用这一观点。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从多方面来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多位学者已经佐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伍先福（2018）认为随着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度的升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倾向由负转正[20];栾申洲（2019）[21]、夏斐（2020）[7]基于系统GMM分析得出产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黄繁华（2020）认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一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0];崔日明（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占比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参与度，而且能够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延伸[23];于明远（2018）提出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中间投入的增加使制造业产业结构软化度上升，能够通过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制造业服务能力、形成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和提升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五种途径增加中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25]。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能较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目前，已有文献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呈现地域不平衡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与制造业融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使得新科技、新技术、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发达国家意识到产业空心化对国内经济的威胁，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必须提速前行。因此，本文更倾向于支持“融合论”的观点，但是目前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不匹配，使得两者不能很好的融合。本文研究基于“融合论”的目标，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找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差距、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建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四、文献述评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下行，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我国针对动荡的国际局势迅速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打通内循环。目前，我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产业链有卡点，价值链低端锁定。尽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但是制造业发展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題存在已久，在全球产业链视角下，我国始终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因此，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提升高端制造业占比，促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胡晶在2016年便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是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难以突破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6]。且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不同技术层级的高端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同时抑制低端技术制造业占比[27]，社会创新体系、综合交易成本、需求规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升级[16]。因此，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度、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存量优势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提升，是推动我国建立高端制造业体系的关键，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从现状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并不等于制造业的发展不是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都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快于制造业的速度，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匹配上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二者融合，并加速两者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和影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李霞，盛晴，卞靖.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J].宏观经济管理， 2016（05）：34-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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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郭然，原毅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吗？——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2）：1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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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伍先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J].财经论丛，2018（12）：13-20.
[21]栾申洲.产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9，39（05）：28-31.
[22]黄繁华，洪银兴.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20（12）：15-27.
[23]崔日明，邹康乾.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研究[J].经济经纬，2020，37（04）：56-63.
[24]喻胜华，李丹，祝树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277个城市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0（05）：57- 71.
[25]于明远，范爱军.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区域模式差异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8（05）：52-62.
[26]胡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探讨[J].新疆社会科学，2016（01）：27-30+165.
[27]张建华，曾依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9（13）：171-174.
注释
①服务业按照产品最终使用主要可分为消费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商品服务业和精神服务业等。
作者简介
周桐桐（1996.10—），女，汉，山东济南，硕士在读，聊城大学，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