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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学者曾在北京成立了“敦煌经籍辑存会”。80年后的今天，“辑存会”的成立时间仍然众说纷纭。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史料，证明了“辑存会”的成立时间，既非1921年11月1日，也非1924年夏，而是1925年9月1日。首次纠正了学术界数十年来的讹传。
关键词：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时间；叶恭绰；陈垣；俞泽箴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4-0106-04
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有识之士鉴于国宝敦煌经卷大批被外国人劫掠而去，流散于域外，还有一部分散佚在国内私人手中，京师图书馆所藏无多，国人已无从窥其全貌，心生愤慨。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致力于敦煌经典古籍的搜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团体——“敦煌经籍辑存会”(简称“辑存会”)，旨在引起世人对敦煌经典古籍的重视和关注，希望唤起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敦煌经典古籍的研究工作中来，承担起抢救现存国宝的任务。如今，80年过去了，有关“辑存会”的成立时间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一、目前存在的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近年来出版的工具书多采纳这种观点。如由史学家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就记载着：1921年11月1日“叶恭绰等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持此观点的，还有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的“敦煌经籍辑存会”词条。此外，在《敦煌学大辞典》的“罗振玉”词条内，也写道：“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而在《敦煌学大辞典。敦煌学纪年》中，则又记载着：1921年“夏，叶恭绰、李盛铎、罗振玉等在历史博物馆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
这两部工具书都认为“辑存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有的条目还写明了“11月1日”，言之凿凿。在我国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也多采纳这种说法。追根溯源，其实这种说法始见于俞诚之主编的、1946年印刷出版的《遐庵汇稿》第三册中的《叶遐庵先生年谱》(简称《叶谱》)。
《叶谱》在“民国十年”的记事中，有：“十一月组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先生自发起兹会，遂于十一月一日成立，因与李木斋盛铎、王晋卿树栢、罗叔言振玉等从事搜辑。先生设法搜得英、法、日、德诸国所存敦煌经典目录，而京师图书馆目所存者，经先生属陈援庵、李正刚等编订，遂有成书，厥后校补印行，其端实自先生发之也。”在这个谱条中，编者并没有说明史料的来源和依据。但是，我们知道，为了成立“辑存会”，叶恭绰曾作了《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简称《缘起》)一文，虽然文章末尾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是，如果按照“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的说法，《缘起》一文也应该编排在1921年内才对。因为编者曾经交代：《遐庵汇稿》是“以类相从悉以著作年月先后为次”编排的。有意思的是，在《遐庵汇稿》中，编者在“书启”类中，却把《缘起》一文编排在了作于“民国十四年”的《留别交通部同人启事》之后。据知，叶恭绰是1925年11月27日通电声明辞去交通总长职务，28日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批准的。那么，《留别交通部同人启事》一文就应该是此时之作。这样一来，按照“悉以著作年月先后为次”编排的说法，《缘起》一文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得是1925年11月了。这样的编排，显然与《叶谱》中所说的时间冲突了。一般说来，像《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这样的介绍该组织成立“缘由和宗旨”的文章。是不可能写于“辑存会”成立四年之后的。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从编者俞诚之1930年8月1日写讫的《遐庵汇稿·例言》中，我们知道《遐庵汇稿》“始由闽侯樊守执右善纂辑，初稿自民十四着手，迄今六载而成，凡三十五万余言，其搜讨之勤，取材之富，可睹一斑。”既然是从1925年着手搜集编选的，而且是由樊守执一人经手的，而《缘起》一文又恰好属于“近作”，按道理说，应该是编排不误的。于是，疑问产生了：莫非“辑存会”真的成立于1925年末或1926年吗?
如果说《遐庵汇稿》的编排大体不误，那么，《叶谱》是否有出错的可能呢?从《叶谱·凡例》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凡例》第九条说：“此书经始于民国二十五年，中经十余人之纂辑，始勉强成书。其搜集资料、剪裁贯串以迄编次、校对，迭荷同人努力，复以各方资助，方克印行”。由此我们获知：此书的编纂工作始于1936年，印刷出版于1946年，在这十年间，“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中的十余人参与了《叶谱》的纂辑工作，“始勉强成书”。这样经过长时间、且多人经手完成的书稿，难免有疏忽之处，因此，出错的可能性也就稍大一些。以上均为推测。
另一种观点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4年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史学家陈垣先生。他在1930年春撰写的《<敦煌劫余录>序》(简称《序》)中，说：“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予被推为采访部长，佥拟征集公私所藏，汇为一目。”这里所说的“十三年夏”，是民国纪年，即指公元1924年夏。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他在1929年3月17日致叶恭绰信中，又曾说：“丙寅夏，公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这里所说的“丙寅夏”，实是1926年夏。陈垣这两次的说法，就相差了两年时间，这说明他对“辑存会”的成立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只因为《序》文随《敦煌劫余录》书稿，于1931年即公开出版，而私人之间的信件直至1990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所以，数十年来，学术界依据陈垣《序》文所言，确定“辑存会”成立于1924年夏。
采纳了陈垣“1924年夏”说法的，早年有王重民，近年有从事陈垣研究的教授、学者。王重民在1961年写讫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指出：“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陈援庵先生为首的一些爱国的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组成了敦煌经籍辑存会，对帝国主义分子盗窃我国敦煌遗书的悲愤痛恨之余，拟合群策群力，调查征集，作‘有系统之整理’，并编出一部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而从事陈垣研究的教授、学者，则在2000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中，严格遵循了陈垣的说法，并没有为异说的存在而加以辩解。
目前，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和1924年这两种观点，几乎是互不干扰、并行不悖地存在着。
二、新发现的相关史料
前不久，笔者受俞氏家族亲属的嘱托，阅读、整理了俞泽箴80年前的遗作《日记》手稿，从中发现了两则有关“辑存会”成立活动的记载，由此获知“辑存会”的正式成立时间，既不是1921年11月1日，也不是1924年夏，而是“1925年9月1日”。 那么，这里所说的俞泽箴又是何许人呢?俞泽箴(1875—1926)，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经学家俞樾的侄孙，是现代红学家、文学家俞平伯的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在无锡、厦门等地任教，也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他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任“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简称“写经室”)负责人，1926年8月6日病逝。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对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进行整理和编目工作的，所以，他也是应邀参加“辑存会”成立典礼的一分子。他在“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敦煌经典辑存会’小柬，约九月一日赴会，参预成立典礼。”三天后，他在“民国十四年九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二时许，赴午门‘敦煌经典辑存会’，参预成立典礼。会所在阙左门北，玉虎总长、仲骞、夷初、援庵、兼士、叔平、阆仙等均莅会。会散，偕诸君参观历史博物馆。”
据俞泽箴的记载，我们获悉1925年9月1日这一天，出席“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典礼的，有交通部总长叶恭绰(玉虎)、教育部次长兼京师图书馆馆长陈任中(仲骞)、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夷初)、陈垣(援庵)、沈兼士、马衡(叔平)以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阆仙)等。成立典礼结束后，俞泽箴还与诸君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因为那时的历史博物馆虽然正式成立已经近五年，但是，始终没有对外开放，直至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对外开馆，公开展览馆藏国宝，为期也仅仅四个星期，便因“双阙巍峻，殿宇高寒，冬令参观，殊多不便”为由，闭馆了。由此可知，1925年9月1日参加“辑存会”成立典礼的诸君能够一起参观历史博物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优待。
俞泽箴所记下的主要与会者，都是他所熟悉的政界、学界著名人士，也是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那天出席成立典礼的，究竟还有哪些知名人士?笔者查阅了那一时段的《大公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均未找到有关成立“辑存会”的消息，令人失望。因为当时的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文化活动虽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估计也未能引起媒体记者的重视，以致于事后找不到相关的报道消息。这也正是陈垣的《序》和《叶谱》先后出现“辑存会”成立时间被误记的原因之一。
其次，该学术团体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术组织，当年几乎没有留下有关“辑存会”工作进展情况的文字记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疏忽。
有学者会问，陈垣先生本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难道他也会出这样的误差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写《序》的时候，“辑存会”已经解体。在没有现成文字材料记载的情况下，根据记忆记载下来，这就存在着出错的可能。当然，在1936年，俞诚之等人开始编纂《叶遐庵先生年谱》时，同样也是事过境迁，在没有现成文字材料记载的情况下，仅靠记忆，难免不出错。或者他们过于相信记忆，没有为这件小事去做认真的求证，这也是出错的原因。
俞泽箴的记载，时间、地点、主要与会者以及参与的事项，全都交代得很清楚。他的家藏《日记》竟然纠正了我们数十年来的讹传，真是意外的收获。只是他把“敦煌经籍辑存会”写成了“敦煌经典辑存会”，出现了一字之误。据分析，这是因为他们平日从事“敦煌经典编目”工作，说与写均已习惯成自然所致。在他的《日记》中，就多次出现“敦煌经典”这个词汇。如1925年9月3日，“写经室”同人在完成了系统整理经卷的工作之后，开始“依大正《一切经》，编次馆中所藏敦煌经典”的目录，后成《敦煌经典目》一套。同年10月末，日本僧人还曾委托俞泽箴觅人，代“抄《敦煌经典目》”。从俞泽箴的角度，或许会认为改称“敦煌经典辑存会”更惬意一些。
三、为新史料查找到的旁证
从学术角度，笔者相信从俞樾一脉相传下来的俞氏家族的学术品位，因此，也相信俞泽箴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前辈学者有关“凡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的告诫，让我不敢稍有懈怠。本着严谨审慎的学术态度，笔者为俞泽箴的记载努力查找了旁证，藉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一，《遐庵汇稿》把叶恭绰的《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一文编排在1925年11月末的做法，虽然月份不甚准确，但是，大体上可以为俞泽箴的记载作一旁证。
其二，在1926年10月10日出版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上，刊登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在其《小引》中，除介绍该《分类目录》所包括的内容和编纂的经过外，也在篇末提及了：“客岁番禺叶玉虎氏，曾与国内学者，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将来所成，必光且大。本馆此辑，不过大辂之椎轮耳。”查阅《中文大辞典》，获知“客岁”即“去年也”。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但是，80年前的原始记载，又是当时“辑存会”“会所”所在地——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的《丛刊》创刊号所言，而且字里行间明确表示出对“敦煌经籍辑存会”寄予的厚望。这些文字应该是可信的，应该可以为俞泽箴的记载作一旁证了。
时间可以流逝，然而，史实的真相却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真走样。维护历史的真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宋 奇
关键词：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时间；叶恭绰；陈垣；俞泽箴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4-0106-04
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有识之士鉴于国宝敦煌经卷大批被外国人劫掠而去，流散于域外，还有一部分散佚在国内私人手中，京师图书馆所藏无多，国人已无从窥其全貌，心生愤慨。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致力于敦煌经典古籍的搜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团体——“敦煌经籍辑存会”(简称“辑存会”)，旨在引起世人对敦煌经典古籍的重视和关注，希望唤起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敦煌经典古籍的研究工作中来，承担起抢救现存国宝的任务。如今，80年过去了，有关“辑存会”的成立时间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一、目前存在的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近年来出版的工具书多采纳这种观点。如由史学家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就记载着：1921年11月1日“叶恭绰等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持此观点的，还有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的“敦煌经籍辑存会”词条。此外，在《敦煌学大辞典》的“罗振玉”词条内，也写道：“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而在《敦煌学大辞典。敦煌学纪年》中，则又记载着：1921年“夏，叶恭绰、李盛铎、罗振玉等在历史博物馆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
这两部工具书都认为“辑存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有的条目还写明了“11月1日”，言之凿凿。在我国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也多采纳这种说法。追根溯源，其实这种说法始见于俞诚之主编的、1946年印刷出版的《遐庵汇稿》第三册中的《叶遐庵先生年谱》(简称《叶谱》)。
《叶谱》在“民国十年”的记事中，有：“十一月组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先生自发起兹会，遂于十一月一日成立，因与李木斋盛铎、王晋卿树栢、罗叔言振玉等从事搜辑。先生设法搜得英、法、日、德诸国所存敦煌经典目录，而京师图书馆目所存者，经先生属陈援庵、李正刚等编订，遂有成书，厥后校补印行，其端实自先生发之也。”在这个谱条中，编者并没有说明史料的来源和依据。但是，我们知道，为了成立“辑存会”，叶恭绰曾作了《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简称《缘起》)一文，虽然文章末尾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是，如果按照“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的说法，《缘起》一文也应该编排在1921年内才对。因为编者曾经交代：《遐庵汇稿》是“以类相从悉以著作年月先后为次”编排的。有意思的是，在《遐庵汇稿》中，编者在“书启”类中，却把《缘起》一文编排在了作于“民国十四年”的《留别交通部同人启事》之后。据知，叶恭绰是1925年11月27日通电声明辞去交通总长职务，28日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批准的。那么，《留别交通部同人启事》一文就应该是此时之作。这样一来，按照“悉以著作年月先后为次”编排的说法，《缘起》一文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得是1925年11月了。这样的编排，显然与《叶谱》中所说的时间冲突了。一般说来，像《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这样的介绍该组织成立“缘由和宗旨”的文章。是不可能写于“辑存会”成立四年之后的。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从编者俞诚之1930年8月1日写讫的《遐庵汇稿·例言》中，我们知道《遐庵汇稿》“始由闽侯樊守执右善纂辑，初稿自民十四着手，迄今六载而成，凡三十五万余言，其搜讨之勤，取材之富，可睹一斑。”既然是从1925年着手搜集编选的，而且是由樊守执一人经手的，而《缘起》一文又恰好属于“近作”，按道理说，应该是编排不误的。于是，疑问产生了：莫非“辑存会”真的成立于1925年末或1926年吗?
如果说《遐庵汇稿》的编排大体不误，那么，《叶谱》是否有出错的可能呢?从《叶谱·凡例》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凡例》第九条说：“此书经始于民国二十五年，中经十余人之纂辑，始勉强成书。其搜集资料、剪裁贯串以迄编次、校对，迭荷同人努力，复以各方资助，方克印行”。由此我们获知：此书的编纂工作始于1936年，印刷出版于1946年，在这十年间，“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中的十余人参与了《叶谱》的纂辑工作，“始勉强成书”。这样经过长时间、且多人经手完成的书稿，难免有疏忽之处，因此，出错的可能性也就稍大一些。以上均为推测。
另一种观点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4年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史学家陈垣先生。他在1930年春撰写的《<敦煌劫余录>序》(简称《序》)中，说：“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予被推为采访部长，佥拟征集公私所藏，汇为一目。”这里所说的“十三年夏”，是民国纪年，即指公元1924年夏。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他在1929年3月17日致叶恭绰信中，又曾说：“丙寅夏，公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这里所说的“丙寅夏”，实是1926年夏。陈垣这两次的说法，就相差了两年时间，这说明他对“辑存会”的成立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只因为《序》文随《敦煌劫余录》书稿，于1931年即公开出版，而私人之间的信件直至1990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所以，数十年来，学术界依据陈垣《序》文所言，确定“辑存会”成立于1924年夏。
采纳了陈垣“1924年夏”说法的，早年有王重民，近年有从事陈垣研究的教授、学者。王重民在1961年写讫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指出：“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陈援庵先生为首的一些爱国的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组成了敦煌经籍辑存会，对帝国主义分子盗窃我国敦煌遗书的悲愤痛恨之余，拟合群策群力，调查征集，作‘有系统之整理’，并编出一部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而从事陈垣研究的教授、学者，则在2000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中，严格遵循了陈垣的说法，并没有为异说的存在而加以辩解。
目前，认为“辑存会”成立于1921年和1924年这两种观点，几乎是互不干扰、并行不悖地存在着。
二、新发现的相关史料
前不久，笔者受俞氏家族亲属的嘱托，阅读、整理了俞泽箴80年前的遗作《日记》手稿，从中发现了两则有关“辑存会”成立活动的记载，由此获知“辑存会”的正式成立时间，既不是1921年11月1日，也不是1924年夏，而是“1925年9月1日”。 那么，这里所说的俞泽箴又是何许人呢?俞泽箴(1875—1926)，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经学家俞樾的侄孙，是现代红学家、文学家俞平伯的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在无锡、厦门等地任教，也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他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任“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简称“写经室”)负责人，1926年8月6日病逝。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对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进行整理和编目工作的，所以，他也是应邀参加“辑存会”成立典礼的一分子。他在“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敦煌经典辑存会’小柬，约九月一日赴会，参预成立典礼。”三天后，他在“民国十四年九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二时许，赴午门‘敦煌经典辑存会’，参预成立典礼。会所在阙左门北，玉虎总长、仲骞、夷初、援庵、兼士、叔平、阆仙等均莅会。会散，偕诸君参观历史博物馆。”
据俞泽箴的记载，我们获悉1925年9月1日这一天，出席“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典礼的，有交通部总长叶恭绰(玉虎)、教育部次长兼京师图书馆馆长陈任中(仲骞)、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夷初)、陈垣(援庵)、沈兼士、马衡(叔平)以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阆仙)等。成立典礼结束后，俞泽箴还与诸君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因为那时的历史博物馆虽然正式成立已经近五年，但是，始终没有对外开放，直至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对外开馆，公开展览馆藏国宝，为期也仅仅四个星期，便因“双阙巍峻，殿宇高寒，冬令参观，殊多不便”为由，闭馆了。由此可知，1925年9月1日参加“辑存会”成立典礼的诸君能够一起参观历史博物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优待。
俞泽箴所记下的主要与会者，都是他所熟悉的政界、学界著名人士，也是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那天出席成立典礼的，究竟还有哪些知名人士?笔者查阅了那一时段的《大公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均未找到有关成立“辑存会”的消息，令人失望。因为当时的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文化活动虽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估计也未能引起媒体记者的重视，以致于事后找不到相关的报道消息。这也正是陈垣的《序》和《叶谱》先后出现“辑存会”成立时间被误记的原因之一。
其次，该学术团体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术组织，当年几乎没有留下有关“辑存会”工作进展情况的文字记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疏忽。
有学者会问，陈垣先生本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难道他也会出这样的误差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写《序》的时候，“辑存会”已经解体。在没有现成文字材料记载的情况下，根据记忆记载下来，这就存在着出错的可能。当然，在1936年，俞诚之等人开始编纂《叶遐庵先生年谱》时，同样也是事过境迁，在没有现成文字材料记载的情况下，仅靠记忆，难免不出错。或者他们过于相信记忆，没有为这件小事去做认真的求证，这也是出错的原因。
俞泽箴的记载，时间、地点、主要与会者以及参与的事项，全都交代得很清楚。他的家藏《日记》竟然纠正了我们数十年来的讹传，真是意外的收获。只是他把“敦煌经籍辑存会”写成了“敦煌经典辑存会”，出现了一字之误。据分析，这是因为他们平日从事“敦煌经典编目”工作，说与写均已习惯成自然所致。在他的《日记》中，就多次出现“敦煌经典”这个词汇。如1925年9月3日，“写经室”同人在完成了系统整理经卷的工作之后，开始“依大正《一切经》，编次馆中所藏敦煌经典”的目录，后成《敦煌经典目》一套。同年10月末，日本僧人还曾委托俞泽箴觅人，代“抄《敦煌经典目》”。从俞泽箴的角度，或许会认为改称“敦煌经典辑存会”更惬意一些。
三、为新史料查找到的旁证
从学术角度，笔者相信从俞樾一脉相传下来的俞氏家族的学术品位，因此，也相信俞泽箴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前辈学者有关“凡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的告诫，让我不敢稍有懈怠。本着严谨审慎的学术态度，笔者为俞泽箴的记载努力查找了旁证，藉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一，《遐庵汇稿》把叶恭绰的《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一文编排在1925年11月末的做法，虽然月份不甚准确，但是，大体上可以为俞泽箴的记载作一旁证。
其二，在1926年10月10日出版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上，刊登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在其《小引》中，除介绍该《分类目录》所包括的内容和编纂的经过外，也在篇末提及了：“客岁番禺叶玉虎氏，曾与国内学者，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将来所成，必光且大。本馆此辑，不过大辂之椎轮耳。”查阅《中文大辞典》，获知“客岁”即“去年也”。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但是，80年前的原始记载，又是当时“辑存会”“会所”所在地——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的《丛刊》创刊号所言，而且字里行间明确表示出对“敦煌经籍辑存会”寄予的厚望。这些文字应该是可信的，应该可以为俞泽箴的记载作一旁证了。
时间可以流逝，然而，史实的真相却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真走样。维护历史的真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