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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来自国有企业对制度转轨的政治支持，政府安排了金融约束型的垄断性银行体系，并使后者以贷款配额等形式为前者提供制度补贴。政府对贷款的隐含担保，一方面使企业和银行之间债务融资的交易契约蜕变成特殊的保险契约，内生了企业对银行信用风险问题；另一方面，使银行通过政策性呆帐贷款来实现商业性呆帐的公共化，内生出国有银行对政府的信用风险。两者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求解这个问题在于通过制度转轨使二者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