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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9月14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抢跑”，到大陆进行了两岸分隔38年之后的第一次新闻采访，轰动一时。
《自立晚报》“一马当先”
1987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一年的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9年来，大体上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四个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可以实现。中国开始摆脱贫困状况，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这时的大陆，已经有了深圳、珠海等多个经济特区，但却还没有取消外汇券；已经有了诸多的个体户，但公职人员“下海”仍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还都生活在“体制内”单位里。
而这时的台湾，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年的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整个台湾岛都陷入一种兴奋之中，尤其是新闻界。当时台湾媒体纷纷猜测议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将开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旅游。台湾《自立晚报》的社长吴丰山，此时凭直觉感到两岸关系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决定在这个时刻要抢先一步：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据后来台湾媒体的报道和徐璐对本刊记者的回忆，《自立晚报》派李永得和徐璐进大陆，是从20多天前开始策划的。8 月19 日上午，吴丰山把刚接任两天总编辑的陈国祥找进他的办公室，吴丰山对陈国祥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派人去大陆采访。”
为了“一马当先”，他們煞费苦心。最初决定是让本报的驻外记者进入大陆。后来，计划几度变更。吴、陈觉得驻外记者进去并不为奇，决定改派台北的记者。本来是想以探亲的名义派去，并指派了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到9月9日，吴丰山还是觉得，以探亲的名义意义不够重大，决定从台北派两名记者直接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大陆。历史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岁，生于高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任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岁，祖籍上海，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吴丰山选他们两人的理由是：他们的“护照”都还在有效期间；李永得有政治头脑，徐璐外语能力不错，出去采访时可以和外国人周旋。“在决定行动前，社长吴丰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访行动对报社，及对参与采访的记者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多次要求我们要慎重考虑。”徐璐回忆说。
选择东京而不是香港作为进入大陆的中介站，吴丰山的考虑是：在香港办赴大陆签证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嫌太慢；去东京办签证，不但手续简便，而且，依据吴丰山的判断，中共驻日机构会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从台北出发。吴丰山亲自护送到机场，为的是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当场就能拍板处理。中午11点25分，吴丰山到达中正机场后给陈国祥打电话：“事情进行顺利，开始准备作业。”陈国祥即把编辑主任带到平日无人的发行人办公室里，开始编辑版面。当天下午2点半，《自立晚报》第三版登出由陈国祥亲自写的李徐二人将到大陆采访的新闻稿，而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台北——此前，整个计划只有吴丰山、陈国祥和两位记者知道。
据徐璐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走后不久，吴丰山就与国民党某高层碰面，经他将记者赴大陆的消息向蒋经国报告，发现蒋经国没有动怒，也没有要办人的意思，于是那位高层告诉吴丰山应该事无大碍，但必须妥善处理，意即报道要客观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当晚8时，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放下行李马上乘地铁直奔中国大使馆，表达想赴大陆的意愿。但由于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值班人员表示无法做主，希望他们明日再联络。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国大使馆表达意愿，并传递了吴丰山亲自制定的“民间对民间，记者在大陆时不接受官方招待、不与官方接触等原则”。然后，是等待消息。这一天，对他们两人度日如年。为避免过多在东京街头露面横生枝节，他们干脆钻进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有关“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电影。只过一天，9月13日，中国大使馆便通知二位记者：采访行动已获批准，他们马上可以得到签证。
“等你们38年了”
“能够这么快批下来，实际上是中央最高领导层拍了板。”陈佐洱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台办在主持这项工作，他们接到驻日使馆的信息，马上上报，而最高的决策者，就是邓小平。当时台办建议说，《自立晚报》是台湾的民间报纸，以民间对民间的形式，最好由也是民间性质的中国新闻社来出面接待。
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驻美国分社社长的诸有钧记得，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到达东京的那一两天，他接到了他在纽约的台湾记者朋友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徐希望进入大陆采访的信息。诸有钧当即明白事情重大，马上向北京的总社进行了汇报。
与此同时，当时任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的王瑾希也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社长杨国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报告台湾《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想来大陆采访的信息。她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她马上和当时的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商量，认为当时两岸尚无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从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个突破。因此，中新社将此事向上面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作了汇报，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9月13日，时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王士谷叫到了办公室。王士谷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中央对此次台湾记者要来大陆采访很重视，此项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负责。他要陈佐洱作为中新社的代表，带几名助手来接待李永得和徐璐。而具体指导他的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办的主任杨斯德和乐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张姓处长与他配合，一起负责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
陈佐洱记得，杨斯德和乐美真向他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面授机宜。他牢牢记下了两条接待方针：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要防止台湾特务制造事端嫁祸于人。”陈佐洱解释说。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在日本东京登上了中国民航的CA930航班，途经上海，飞往北京。航空公司专门给他们升坐头等舱，两位记者基于避免困扰的考虑接受了。这时，两位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在头等舱里，就有两位“老外”专门和他们握手。
陈佐洱和张处长于当日下午赶往首都机场迎接。但飞机晚点了。晚点的原因，是为确保机上旅客安全，飞机在上海机场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结果在15日凌晨的0点56分飞机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李永得和徐璐下了飞机，对迎接的人们说道：“让你们久等了。”陈佐洱此时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两位台湾记者在他们的第一篇报道中称这句话是“统战语言”，它被世界上多家通讯社援引，登在许多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其实，陈佐洱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说的时候并未深思熟虑，但确实是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渴望与台湾同行相见，在机场苦等了好几个小时，那种焦虑和期待可以想见。”陈佐洱说。
其实，当时李永得和徐璐在机场说的话也很“统战”——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说的是：“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对于久居福建的陈佐洱，台湾人并不陌生。平日里他见过许多台湾人，并不觉得眼前两位台湾记者有什么不同。而对于李永得和徐璐，这却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到达“匪区”。徐璐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由于受台湾当局教育的背景，她当时在未出海关前，看到穿制服的公安(武警)吓一跳，心说“哦，共匪”。
(本刊实习生胡苏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自立晚报》“一马当先”
1987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一年的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9年来，大体上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四个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可以实现。中国开始摆脱贫困状况，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这时的大陆，已经有了深圳、珠海等多个经济特区，但却还没有取消外汇券；已经有了诸多的个体户，但公职人员“下海”仍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还都生活在“体制内”单位里。
而这时的台湾，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年的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整个台湾岛都陷入一种兴奋之中，尤其是新闻界。当时台湾媒体纷纷猜测议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将开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旅游。台湾《自立晚报》的社长吴丰山，此时凭直觉感到两岸关系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决定在这个时刻要抢先一步：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据后来台湾媒体的报道和徐璐对本刊记者的回忆，《自立晚报》派李永得和徐璐进大陆，是从20多天前开始策划的。8 月19 日上午，吴丰山把刚接任两天总编辑的陈国祥找进他的办公室，吴丰山对陈国祥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派人去大陆采访。”
为了“一马当先”，他們煞费苦心。最初决定是让本报的驻外记者进入大陆。后来，计划几度变更。吴、陈觉得驻外记者进去并不为奇，决定改派台北的记者。本来是想以探亲的名义派去，并指派了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到9月9日，吴丰山还是觉得，以探亲的名义意义不够重大，决定从台北派两名记者直接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大陆。历史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岁，生于高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任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岁，祖籍上海，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吴丰山选他们两人的理由是：他们的“护照”都还在有效期间；李永得有政治头脑，徐璐外语能力不错，出去采访时可以和外国人周旋。“在决定行动前，社长吴丰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访行动对报社，及对参与采访的记者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多次要求我们要慎重考虑。”徐璐回忆说。
选择东京而不是香港作为进入大陆的中介站，吴丰山的考虑是：在香港办赴大陆签证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嫌太慢；去东京办签证，不但手续简便，而且，依据吴丰山的判断，中共驻日机构会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从台北出发。吴丰山亲自护送到机场，为的是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当场就能拍板处理。中午11点25分，吴丰山到达中正机场后给陈国祥打电话：“事情进行顺利，开始准备作业。”陈国祥即把编辑主任带到平日无人的发行人办公室里，开始编辑版面。当天下午2点半，《自立晚报》第三版登出由陈国祥亲自写的李徐二人将到大陆采访的新闻稿，而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台北——此前，整个计划只有吴丰山、陈国祥和两位记者知道。
据徐璐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走后不久，吴丰山就与国民党某高层碰面，经他将记者赴大陆的消息向蒋经国报告，发现蒋经国没有动怒，也没有要办人的意思，于是那位高层告诉吴丰山应该事无大碍，但必须妥善处理，意即报道要客观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当晚8时，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放下行李马上乘地铁直奔中国大使馆，表达想赴大陆的意愿。但由于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值班人员表示无法做主，希望他们明日再联络。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国大使馆表达意愿，并传递了吴丰山亲自制定的“民间对民间，记者在大陆时不接受官方招待、不与官方接触等原则”。然后，是等待消息。这一天，对他们两人度日如年。为避免过多在东京街头露面横生枝节，他们干脆钻进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有关“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电影。只过一天，9月13日，中国大使馆便通知二位记者：采访行动已获批准，他们马上可以得到签证。
“等你们38年了”
“能够这么快批下来，实际上是中央最高领导层拍了板。”陈佐洱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台办在主持这项工作，他们接到驻日使馆的信息，马上上报，而最高的决策者，就是邓小平。当时台办建议说，《自立晚报》是台湾的民间报纸，以民间对民间的形式，最好由也是民间性质的中国新闻社来出面接待。
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驻美国分社社长的诸有钧记得，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到达东京的那一两天，他接到了他在纽约的台湾记者朋友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徐希望进入大陆采访的信息。诸有钧当即明白事情重大，马上向北京的总社进行了汇报。
与此同时，当时任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的王瑾希也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社长杨国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报告台湾《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想来大陆采访的信息。她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她马上和当时的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商量，认为当时两岸尚无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从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个突破。因此，中新社将此事向上面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作了汇报，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9月13日，时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王士谷叫到了办公室。王士谷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中央对此次台湾记者要来大陆采访很重视，此项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负责。他要陈佐洱作为中新社的代表，带几名助手来接待李永得和徐璐。而具体指导他的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办的主任杨斯德和乐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张姓处长与他配合，一起负责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
陈佐洱记得，杨斯德和乐美真向他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面授机宜。他牢牢记下了两条接待方针：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要防止台湾特务制造事端嫁祸于人。”陈佐洱解释说。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在日本东京登上了中国民航的CA930航班，途经上海，飞往北京。航空公司专门给他们升坐头等舱，两位记者基于避免困扰的考虑接受了。这时，两位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在头等舱里，就有两位“老外”专门和他们握手。
陈佐洱和张处长于当日下午赶往首都机场迎接。但飞机晚点了。晚点的原因，是为确保机上旅客安全，飞机在上海机场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结果在15日凌晨的0点56分飞机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李永得和徐璐下了飞机，对迎接的人们说道：“让你们久等了。”陈佐洱此时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两位台湾记者在他们的第一篇报道中称这句话是“统战语言”，它被世界上多家通讯社援引，登在许多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其实，陈佐洱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说的时候并未深思熟虑，但确实是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渴望与台湾同行相见，在机场苦等了好几个小时，那种焦虑和期待可以想见。”陈佐洱说。
其实，当时李永得和徐璐在机场说的话也很“统战”——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说的是：“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对于久居福建的陈佐洱，台湾人并不陌生。平日里他见过许多台湾人，并不觉得眼前两位台湾记者有什么不同。而对于李永得和徐璐，这却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到达“匪区”。徐璐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由于受台湾当局教育的背景，她当时在未出海关前，看到穿制服的公安(武警)吓一跳，心说“哦，共匪”。
(本刊实习生胡苏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