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03年5月22日，76岁的黄阿婆因嫌自己患有精神病的39岁儿子拖累自己，便到法院起诉要儿子和儿媳搬走，法院驳回了老人的诉请，并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一行富有人情味的文字：“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母亲，于情于理，都应对儿子多加关心、支持和理解。” 法院调查了解到，包括黄阿婆要儿子搬离的房子在内，她共有4套房子，属于市土地开发中心安置给她的回迁房。1998年，中心与黄阿婆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当中有一条约定，4套房中有1套是给其儿吴某居住。法院据此驳回了黄阿婆的诉请。
　　从医学角度看，精神病患者是脑疾病的受害者，他们对于来自外界的侵害常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因此，他们理应和糖尿病、高血压等各类疾病患者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接受同等的待遇，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上面消息中的黄阿婆容不下自己的儿子，理由只有一个——他是精神病患者。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位母亲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人。那么，社会偏见到底给精神病患者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又是什么在制约着他们接受正规治疗?我们其他的社会人群又该做些什么呢?
　　在精神病患者中，“讳疾忌医”是很常见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对于“精神病”有明显的羞耻感，医学社会学家用“病耻感”来解释这一现象。于是“家丑不可外扬”，明知有病却不愿送病人就诊。结果大量的病人没有到医院接受治疗，而是游离在社会上，甚至有的患者被家人长期反锁在家中，终年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据浙江省进行的地方统计，在首次发病的精神病人中，仅1／3的病人求助于精神科医生，1／3的病人求助于迷信活动，另1／3的病人仍在综合科徘徊。如此一来，没有“对症下药”的大部分精神病患者只能听任疾病的逐渐加重。
　　当患者和家属终于想通了，决定去就医时，“求医无门”又成了他们需要面对的第二道坎。相对于我国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来说，15000名专业医师实在是杯水车薪。再加上不少地方的医疗机构还存在着拒绝精神病患者的现象，这对于原本就备受打击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有幸接受了治疗，并且治好了，似乎就该是万事大吉了，但事实如何呢?曾有报道说，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人，经过医生精心医治，病愈出院后，家庭和社会却难以容纳她。痛苦中她悬梁自尽，未成后又卧轨身亡。还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出院后，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人的歧视让他们无法摆脱羞耻感，于是，医院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很多病人病好了却宁愿在医院里继续呆下去。
　　在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3．47‰，全国精神病人总数达到1600万。根据国际上评价多类疾病的总体负担指标，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远远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造成的负担；其治疗费用和丧失劳动力造成的负担约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0％。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为疾病总负担的1／4。因此，解决精神病患者的就医、生活困难，为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社会环境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令人鼓舞的是，我国第一部以关爱精神疾病患者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法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已在今年的世界卫生日4月7日开始施行。我国卫生部也正在会同有关部委进行“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和调研工作。杭州市政府1998年率先让精神病患者由各街道管理。北京宣武区也启动了“预康”工程……所有这些都将逐步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况，当然，彻底的改变还有赖于我们每个社会人都能对他们消除偏见!
　　“许多精神病患者仍然活着。社会的偏见和不理解在他们面前树起了一道令人绝望的高墙。只要还没有旺服对‘疯子’荒谬的恐惧感，只要社会各阶层还不了解精神卫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即使技术最先进的精神科医生努力使患者获得康复性治疗也很可能不会有成果。”这段话出现在40多年前庆祝1959年世界卫生日的《世界卫生》特刊中。时隔多年，它对我们依然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