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行动下统战工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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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立足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通过对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期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乡村建设行动中面临的思想认识分化、生产要素匮乏、协商民主不畅、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进行具体调查分析,并试图用统一战线思想凝聚、资源汇聚、利益合聚、人才集聚等方面优势补足乡村建设行动中的短板,以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乡村建设行动中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贡献统一战线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乡村建设行动;新型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3;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1原027原06
  基金项目:2020年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委托课题项目“基层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进路研究”(CQSYWTKT2007)。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乡村振兴与统一战线在学理和实践上相结合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从类别来看,有从学理上论证两者有机结合继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如程和平的《统一战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为和优势》;有从人治视角分析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作用,如李传喜的《治理型统战———新乡贤统战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发展》;有站位宏观视角从内在逻辑论证两者关系,如龚晨的《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多重动因与制度安排》。总体来看,从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体之“困”与统战工作独特之“势”相衔接,继而有针对性地发挥统战作用的微观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可能由于乡村建设行动提出的时间较短,以乡村建设内在要求为背景的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论证考究;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的成员构成日益纷繁复杂,用好统一战线整体优势,需要结合乡村发展实际,才能有效发挥统一战线功能作用。因此,在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从历史、理论、实践维度把握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应用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乡村建设行动下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一)历史维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
  从组成结构来看,统一战线是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中心目标任务下的政治联合,内在决定了统一战线追求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在我党历史上,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5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的发展。
  我党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开始注重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注重到农村启迪农民、团结农民,于1928年12月、1929年4月,分别在井冈山和赣南主持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的两部土地法,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在此期间,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党外人士在乡村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最为深远。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党倡导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三三制”政权影响下,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国统区一大批党外爱国人士从农村的具体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对解决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重要性,在广大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实现改造人心、团体生活、群众自治等目标,我党“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1],在工農联盟基础上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不断推进土地改革。梁漱溟等党外民主人士在政府的指引下,对我党的领导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对过去乡村建设进行反思,自身认知也发生了改变,放弃利用改良手段再造人心等方式,在投身乡村改造的进程中逐渐认识到“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2]。我党进行的土地改革赢得了广泛认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会、妇女协会、青年团等组织也随之获得了极大发展。此外,土地改革建立起的自然村一级党的领导彻底瓦解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打破了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推动形成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全国统一的农村政治结构”[3]。1952—1953年,我党在乡村治理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农业互助合作之路,进入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和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4]。逐步将农村经济形式由生产资料私有的小农经济转为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经济,以实现农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包括生产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逐步收回到集体,实现了我党对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的主导。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党在带领各阶层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5],部分在职的工商业者自愿下乡,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广大知识分子从城市走进农村,响应毛泽东同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6]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无论是党外人士“下乡”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引领乡村的精神风貌,还是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都使乡村朝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外延都被赋予新的历史意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而要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就必须要关注乡村建设行动这一内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国家战略,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中。
  (二)理论维度: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的必然要求
  乡村建设行动的提出,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层次需要得不到满足,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看,乡村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影响城乡总体协调推进;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系统规划,补足乡村振兴这一发展短板。鉴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有效实现了人的需要与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就是要从现有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对农业产业、生态环境、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城乡现代化差距较大的背景下,通过乡村建设行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由于缺少资本、技术等要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缓慢;由于对乡村振兴认识不够,党委政府的部分规划没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导致乡村环境改善不明显;由于尚未形成良好的民主协商氛围,文化建设存在短板;由于农村社会治理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统一战线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智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些独特优势不仅能够解决乡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帮助,促进乡村振兴,而且能够充分彰显统一战线的价值。因此,统一战线应围绕乡村振兴这一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凝聚共识、汇集要素、协调关系、建言献策等独特优势,为助推乡村振兴贡献统一战线的智慧和力量。
  (三)实践维度:新时代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即把重视“质”与注重“量”进行有效衔接,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自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到2018年年底,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电话、有线电视信号、宽带接通的比重分别为99.2%、88.1%、81.9%,较2012年分别提高5.9%、19.1%、43.6%;自然村中主干路路面硬化比重为82.6%,较2013年提高22.7%;自然村中通客车货运的比重为54.7%,比2013年提高15.9%。但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之间现代化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乡村优秀人才长期单一向城市流动,随之而来的乡村人口空心化、知识匮乏、缺少资本等一系列问题突出,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是一个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良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而统一战线历来重视各种有利因素的汇聚,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多层次、广范围的资源要素整合能力,弥补了尚未实现高效组织的农村基层力量不足,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补足短板。
  二、乡村建设行动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村建设行动对科学推进乡村规划建设、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全面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必须补足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解决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思想认识分化导致发展共识不足
  2019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在各地巡察村级组织时发现问题39万个,其中村级党组织宣传政策不及时、落实政策不到位等问题6.3万个,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乡村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7.22万个,对老百姓合理诉求推诿扯皮、冷硬横推等问题2.98万个。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各方认知不统一、联动协同不明显、发展合力不强劲等三个方面。
  1.党委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弱化。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但部分地方党委在如何運用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认识方面稍显薄弱,对于用统一战线来增进全社会对乡村振兴的责任意识、改革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的认同等方面缺乏主导作用。
  2.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缺失。受自身知识局限、思想认识偏差和长期以来处于政治“边缘化”等方面影响,村民对乡村振兴所要达到的目标缺乏必要的认知,对于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村民参与程度不够和参与质量不高现象较为明显。例如:贵州省某镇通过政府层面协调多个领域的企业共同规划农村产业项目,实现“一村一品”的现代化乡镇,但后来发现由于建设种类繁多且未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村民对当地政府的规划缺乏认知,村民参与缺失,导致村里建设价值主体缺位,出现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
  3.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不足。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由于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支持不够,最终使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未能有效发挥自身作用。例如:农村中社会力量未与当地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使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公益性产生怀疑,为防止社会资本过多渗透到农村,影响乡村的健康发展,部分基层党组织未能给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此外,部分基层党组织因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成效存在怀疑,不愿主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无论是惮于社会资本的过多渗透,还是信息不对称下的合作不畅,均反映出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尚未发挥,思想共识未能达成。
  (二)生产要素匮乏制约乡村产业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但在发展乡村产业过程中,因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下乡不足,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供应链融通均存在短板,导致乡村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1.产业发展资金短缺。资本逐利的本性,使部分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产出比率较低的农村,导致乡村产业发展资金存在缺口,而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现三产融合不仅使地方政府遭受较大财政压力,亦使产业发展缺少市场竞争,导致效率偏低。例如:重庆市F区规划发展中药材种植4万多亩,但种植基地缺少中药材鲜品储运、初加工等环节的市场主体,种植户自己做既不经济又难保证产品质量,因此配套产业缺失成为F区中药材产业发展的“中梗阻”。
  2.配套技术服务滞后。由于技术公益性农技服务水平有限,技术型民营企业对农村发展缺乏战略规划,导致技术指导人员大量紧缺,与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存在矛盾。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有丰富经验且能够为农业经营者提供技术指导的农技人员较少,例如:重庆市F区缺少油茶专业技术人员,部分油茶经营者的油茶园遇到病虫侵害问题时得不到及时地帮扶。因此,引导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本发展乡村产业仍然是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难题。   (三)协商民主不畅影响乡村有效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中,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和发展,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农村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大逐渐开始组织分化,维持农村社会秩序以及承担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农村社会的协调愈加纷繁复杂。“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基层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甚至农村宗族和宗教组织,都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角色,使农村社会初步显露出‘多中心治理’的局面。”[7]农村各基层组织在多元治理结构下发挥着不同功能,产生了由治理主体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不同所带来的矛盾冲突,而基层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基层治理重要内容的协商民主,旨在寻求利益诉求主体各方利益最大化,从而找出各方均可接受的调解方案,画出最大同心圆。但在协商过程中,由于各利益诉求主体政治素质参差不齐,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较为突出,导致基层民主协商运行不畅,乡村有效治理难以达成。因此,如何有效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序开展,在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中助推乡村组织振兴是优化乡村发展环境的首要问题。
  (四)人才流失严重阻碍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乡村振兴各项战略在探索实施过程中都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建言献策、具体落实。从全国数据来看,根据最新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约有31422万人,比2006年减少8.7%。部分地区人才流失更为严重,例如2015—2020年,重庆市F区每年流失各类人才230多人,且以45岁以下高学历中青年人才为主,主要流向国内一线城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成都、重庆主城区及高等院校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减少使培养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人才队伍难度加大。一方面,农村自身产业链的不完善导致人才留不住。例如:农村产业链不够完善,导致缺少人才施展自身技能的平台,部分专业人才难以在农村找到发挥专业特长的岗位。另一方面,统筹城市高端人才服务乡村建设的激励措施缺失。长期以来,城市在人才待遇、制度管理、人岗匹配等方面具有优势,乡村缺少完善的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等相關制度,城市对乡村产生的虹吸效应严重制约乡村人才振兴。
  三、乡村建设行动下统战工作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举措
  针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困境,统战部门应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统一战线工作各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8]。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应系统规划,全局把握乡村发展,探索扶贫长效机制。因此,作为乡村振兴助推力量,统一战线必须多渠道发挥自身优势。
  (一)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为乡村振兴凝聚共识
  凝聚乡村发展合力,首先,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党委政府、村民、社会力量三者在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通过“同心”教育,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其次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引导力量积极同各种错误意识作斗争,营造乡村振兴良好氛围。
  1.加大“同心”教育,凝聚乡村振兴共识。乡村振兴涉及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展,因此,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未知数多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作为内推动力。培育乡村振兴的舆论环境,不仅能够抵制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不良思潮,而且能够激励更多人民群众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内化为自身行动,在推动个体发展的同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同心”思想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思想支撑作用。统一战线应通过利用自身联系广泛、宣传渠道多样的独特优势,采取不同的方式扩大宣传范围和受众群体,让全社会了解、关心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实现理论宣传进群众脑、入百姓心,为乡村振兴凝聚广泛共识。
  2.整合社会力量,凝聚乡村发展合力。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社会价值取向在多元化发展背景下日趋活跃,社会思潮亦在利益争夺的相互作用下变得纷纭激荡。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凝聚更多共识显得尤为紧要和急迫,纷繁复杂的环境也让这项任务的完成面临着更多挑战。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不仅需要恒心和毅力,更需要营造同心同力的共建氛围。凝聚广泛共识是统一战线的显著优势,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应充分利用“同心”思想这一引导优势的外化形式,使社会各方力量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增进思想、理论认同,号召社会力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融入乡村振兴的长远规划中,达成道路方向的一致,协调各利益群体,形成共同发展合力。
  (二)发挥统一战线汇聚要素的经济优势,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
  解决乡村振兴中资金、技术等要素下乡不足的难题,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发挥统一战线汇聚要素的经济优势。
  1.汇聚经济资源要素,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改革开放43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税收、技术创新成果、吸纳城镇就业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中国经济在2018年年初开始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展现出强大韧劲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部分企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为力保民生所需,不顾经济效益受损的责任担当,无疑证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统一战线要在联系广泛的基础上搭建平台,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建设相衔接,通过政府层面的战略合作扩大产业扶贫车间的规模,吸纳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此外,要引导民营企业家将个人发展融入乡村建设中来,将自身成功的致富门路和发展模式传递给其他农民,最终形成可推广的经验,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在拓宽资金渠道方面,要发挥统一战线成员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商将资金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将物质资源转化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在科教兴农方面,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中长期从事农业专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技术下乡、科普咨询等活动,使更多农民在职业培训过程中提高自身劳动技能,真正把科技兴农落到实处。   2.搭建融合发展平台,开创乡村产业多元发展格局。融合发展平台,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方参与热情。因此,统一战线要协调搭建各种平台,引导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在共享机制的助推下与农户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探索新型经营模式,打通公司、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壁垒,采取统一选种、统一指导、统一培训、统一包销等形式解决产业参差不齐、农户收入不稳等问题。此外,在打造自身产业标准的同时,要依托平台企业,将各地独具特色的农村资源与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相契合,根据市场需求将农业进行升级改造,深度融合农、旅、文协同发展,把旅游业发展成为乡村经济的增收着力点,让农民吃上旅游饭,最终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三)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的社会优势,为乡村振兴创造和谐
  农村改革随着深度、广度的持续拓展,诸如利益不平衡、不协调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对农村的发展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社会的“润滑剂”和“减压器”,统一战线要注意发现和解决问题,消除不稳定因素,化解社会分歧和矛盾,实现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
  1.理顺五大关系,营造乡村振兴和谐环境。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之间关系的和谐平衡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部分知名的党外代表人士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平衡关系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以理顺五大关系为主线,发挥好党外代表人士的正面引领作用,引导党外人士自觉致力于共同利益,同时也照顾特殊利益,有效地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促进社会利益关系平衡,为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和谐环境创造良好条件。
  2.依靠群众力量,有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经济、政治的振兴,还是乡村社会、法律、文化、技术及生态的全方位、全角度振兴。这种全面振兴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需要依靠群众力量,有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形成群众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确保社会各方面协调有序发展。统一战线要在回应村民所盼的基础上找准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结合中央、市委、區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统一思想认识,创新发展参政议政活动形式,从“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四个方面提升统战成员的“大统战”能力,共同营造基层民主协商的氛围,引导村民形成遇事协商的习惯,积极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四)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为解决人才献智不足问题,统一战线应从“引”专业人才、“育”本土人才两方面入手。既要建立人才智库,为人才振兴提供支撑;也要提供平台畅通调查研究渠道,为乡村振兴积极建言献策,提升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
  1.建立人才智库,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建立人才智库,首先,就要广泛吸纳党外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跳出干部任用中唯资历、唯学历的思想误区,对于德才兼备、堪当大任的人员要做到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其次,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优秀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以及有志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能为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要畅通这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为其搭建平台,使他们能够将自身经验应用于乡村建设中。
  2.开展调查研究,为乡村振兴积极建言献策。统一战线的性质决定了统战成员分布的广泛性,在不同行业以及各个行业的不同层面,统一战线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部分长期从事农业农村研究或者工作在农村的统战成员对农村的发展现状具有充分的了解,通过科学系统的调查研究能够将统战成员掌握的一手资料转化为科学决策资源。因此,要从战略层面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例如:在对乡村建设做系统规划前,科教文卫各界统战成员要在党委、政府组织下积极开展实地调查,并通过不同平台将调查研究进行成果转化,贡献统一战线的智慧和力量,帮助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把服务乡村的工作做实做深,推动乡村振兴在更为广阔的发展思路、更加稳妥的行动方案中行稳致远。
  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宏伟蓝图。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充分利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立足农村发展实际,在“巩固拓展”上下苦功,在扶贫长效机制中深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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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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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第33条是监察证据制度的基础性条款,为对接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制度安排。在同一监察案件中,监察机关同步初查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言词证据取证规则的原则化规范,加之调查程序边界的模糊性致使言词证据的转化机制和严格审查陷入实践困境。尽管《监察法》第33条赋予了言词证据进入诉讼程序的独立资格,但在实践中,监察案件言词证据的取证规则和审查规则既要尊重监察调查一体化思维,也应合理设置证据转化和程序衔接机制,切实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同时,为避免出现“监察中心主义”和防范复潮“口供中心主义”,基于法权平衡原理
摘要:依据辽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及2019年至2020年辽宁省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对辽宁小微工业企业发展概况进行统计描述,深刻剖析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资金紧张、市场需求不足、招工难、原材料成本高等问题,以及当前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和新情况,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能为小微工业企业未来发展指出方向和思路。  关键词:小微企业;工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
随着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不断深入,着眼未来警务发展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求,强化扁平化管理、警令畅通、多警种合成作战的“大指挥”工作格局,构建科学、完整、有效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仅是当前社会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