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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地区是传统文化积淀相当深厚的地方，元、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就是从这一带发展起来的，面对这样的传统这里的艺术家批判的最为强烈，艺术手法最为激进。他们要么以嘲弄的姿态挪用传统的文化符号，要么强烈的对抗传统，突出本我的感受，完全放弃传统。
1986年2月，艺术家吴山专在老家舟山祖印寺成立了“红色幽默”艺术家群体，7位成员均是浙江美术学院师范系1983级的学生，“严肃的荒诞”是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年五六月份该群体的展览“红70%，黑25%，白5%”在浙江美术学院以内部交流的方式展出，整个展览中红黑白三色的比例大致和展览的名字相符。关于展览的构想，吴山专曾写下一些文字记录在未发表的文章《过程与任务、作品、数字》中，“文字、符号，我们适应它，我们利用它”、“我们不妨用文字作画，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文字是表达的符号”、“黑体是我们的表情，没有表情是最好的表情”……整个展览筹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7个人用绘制广告赚到的1000块钱分别购买红黑白三色油漆10桶、6桶、2桶，调以松节油和煤油来完成展出的76件作品。展览布置相当吸引观众，一进入展厅大面积鲜亮的红色映入眼帘，红色为主也是整个展览的基调，又以黑体字的形式对汉字进行了处理，观众对展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置身展厅似乎无法安静的欣赏展览，强烈的杂糅的情感从四面八方涌来，庄重、肃然、压抑、窒息、荒诞，除了单纯的色彩带来的视觉冲击，首次以汉字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入画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创作中被打破，吴山专在《关于中文》中写道，“文字的严格的单音节读法和它的构成外形的独特性，使它在文字的家族里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立’感。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灵魂之锁的钥匙，那么，丢掉了中文这个钥匙就等于把一个最有力的民族之魂永远锁在保险箱里”。
在创作中艺术家试图去纯化文字，在他们看来汉字的每一笔都有尤其独特的美，横具有平衡之力，竖具有重心之感，撇和捺是对左右的顾及，而点对一个美的完整体构成具有变化的和谐效用，所以他们试图去消解文字本身的含义，比如使用谐音词，引导观众从文字本身的美去观看和欣赏，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汉字。但是事实上收效甚微，观众从作品中所读到的更多的还是文字组合后产生的意义，甚至是某种观念。或许这和汉字本身具有极强的表意能力有关，抑或观众已经深深的陷入对于文字本身解读的习惯之中，试图突出新语义是人们更感兴趣的。
1987年5月，为了配合电视台制作片子，吴山专又召集了“红色幽默”群体成员张海舟和倪海峰重新做了一批形式与当年展览相同的作品，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凑齐所有成员，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之后的6月15日，“红色幽默”正式解散，此后吴山专依旧延续了群体时期的创作，并有所发展。
由张培力、耿建翌、宋陵、包剑斐、关颖和王强组成的“池社”于1986年5月27日成立，成员张培力还为团体写下了宣言，艺术被比作一个池，“池”的意思在于强调“侵入”的状态，这也是感悟“真谛”的唯一途径，艺术家们还试图以“池”表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的不可知性。
谈及“池社”的成立离不开它的前身“青年创作社”和1985年12月在浙江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的展览“’85新空间”。展览的组织者是张培力，用他的话说当年是被浙江省美协“借用”了一年，美协让他组织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展，由于同为浙江美院的毕业生，大家尝尝聚在一起，后来在省美协的支持下成立了“青年创作社”，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群体性的艺术组织是推动新艺术出现的最好方式，随着社团的成立，展览的筹备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展览宗旨，传达现代意味为展览的主要倾向，强化造型语言，抑制表现。10月份画展的组织者召开了非正式的审稿会，省美协的负责人观看了预展，正式的展览于12月2日揭幕。
53件参展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大尺幅，分布在两个200平方米的展厅内，画面所传递的冷漠感弥漫整个展厅，他们不同于“北方艺术群体”具有多样的面貌，甚至有人指责整个展览过于单一和模式化，看不出艺术家的个性，或许这也是基于每个成员对“现代意味”的共同理解，无论是张培力的《请你欣赏爵士乐》，还是耿建翌的《1985年夏季的又一个光头》，宋陵的《人·管道》都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这些艺术家在校期间读了大量哲学书籍，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对现实、历史、艺术，乃至工业文明的冷静思考影响了他们创作时的心态。温情而矫饰的画风也为他们所厌恶，冷峻的样式成为不二选择，客观得丝毫不带入任何感情。由于参展艺术家均为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学生，所以创作中所体现的思考大多是源自书本，实验性是展览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现代艺术特征。
“青年创作社”的成立与“’85美术新潮”的举办有着密切关联，随着展览落幕，社团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展览结束后社团成员也进行了反思，建立一个新社团的想法开始形成，经历了若干次的深入讨论，“池社”成立。
“池社”成立后成员除了各自的绘画探索还组织了4次活动，前两次将艺术带入了公共空间，后两次则是在无观众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社团也有想过要把大家的个人创作拿出来做个展览，但是一直未能成行，再后来，“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整个形势变化，成员们的想法也有所改变，社团便不了了之，也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解散仪式。
江苏一直是80年代中期美术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一个地区，1985年10月15日至21日举办的“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当代艺术展”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展览从7月下旬正式开始征稿，不限题材画种，年龄35岁之下，如此宽容的条件跟现今各种青年艺术家平台有几分相似，正是因此展览征集到了不同面貌的艺术作品上千件，最终选出100多件展出。开展之前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就有预感该展览将会成为艺术周各项活动中最受争议的一个，果不其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展厅内人头攒动，反馈的声音具有了鲜明的反差。对这些青年人来说借鉴和模仿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他们对此也毫不讳言。 丰富性是这个展览给大家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它对美术界旧有的单一模式和固定的审美趣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些老先生甚至将这些年成人称作“造反者”，多元的局面似乎在顷刻之间打开。这个展览也是一个平台让那些有着共同志向的年轻人相遇，展览之后即有分流产生新联合的迹象，如几个月后举办的“南京人画展”。超现实主义社团“红色·旅”也是在展览之后成立的。
“红色·旅”的创作风貌犹如艺术周的展览，非常的多元化，他们只是设定了“严肃性”为最基本的标准，如成员徐累所言“每个星星的存在才能决定星座的意义”。1987年5月20日，该群体成员举办的展览“第一驿”在南京艺术学院展厅展出，意为生命之旅的第一站，8位成员展出了自己的作品，通过这次展览参展的许多艺术家成为当代艺术中重要的艺术家。
1985年6月，“江苏省现代文学艺术讨论会”在江苏省美术馆召开，会上宣读了《新野性主义宣言》，宣告“新野性画派”成立。该画派将个体生命的本能视为艺术的动因，也因此他们的艺术具有发泄、游戏、表现等特性。
画派成立当天便举办了观摩展，不过该组织更重要的展览是1986年6月份在南京鼓楼公园举办的“新野性主义绘画作品展”和“南京现代诗画联展”。画派的主要组织者傅泽南的作品极具代表性，半抽象的色彩表现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性。马晓星的作品则介于变形与半抽象之间，更多的保留了具象的成分。在完全摒弃了形象的抽象绘画领域，该群体的画家也有一定的探索，如乐小石、马宝康、夏福宁等人的作品。樊波是群体中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理论修养的一位，正是他将成员间的讨论写成一篇篇文章，鲜明且系统地记录了组织的核心精神，这些思想将各成员凝聚在一起。
与“新野性画派”的成立前后脚，“徐州现代艺术大展”举办，展览由“星期天画会”的成员发起，参展的还有“犀牛画会”、“红黄蓝艺术会”、“黑白创作社”等群体成员，可以说汇集了当时徐州地区活跃的青年艺术家群体。与其他严肃的艺术群体不同，这个展览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他们认为展览是“玩”着搞出来的，靠的是直觉与野性，这里的野性与“新野性”的野性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后者则是严肃的怀有某种殉道的精神。
在徐州这个小城市，现代艺术的种子早在1978年就已经萌发，这里活动的数量毫不逊色于那些所谓的一线大城市，1978年创建的“犀牛画会”便于年底自费举办了首届“犀牛画展”，在1982年6月还举办了“七青年艺术展”。除了前边提到的参加了“徐州现代艺术大展”的群体外，徐州还有“默社”这样的团体，在美术的新潮还未形成之际，徐州的这些群体已经自费举办了多次展览。
在“’85美术新潮”期间最为知名的群体莫过于“厦门达达”，这和黄永砯个人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黄永砯早年的艺术实践也和“厦门达达”紧密相连。黄永砯一直相信“有多少艺术就有多少反艺术”，并将其贯穿于自己80年代的艺术创作。他的毕业创作《喷枪》系列是对矫揉造作的装饰风气的反叛，用喷枪替代画笔，消解艺术家手的痕迹。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厦门一所中学教书，到了福建不久他便和林嘉华、焦耀明、许成斗、俞晓刚组织了“五人画展”，这边是“厦门达达”的前生。1983年他们还举办了“守灵式的内部观摩”，展览上的作品突破了平面，并采用了实物拼贴的手法，以质疑“美”的法则和“艺术”的定义为目的。
后来黄永砯将《喷枪》系列中对手的痕迹的消解继续延伸到对艺术家自我的消解，他发明了一个替代自己作画工具，创作了《转盘系列》，不过单调乏味的过程让反对任何美学方法的黄永砯在实践了4张半作品后便收手。
1986年前后是黄永砯脑子里聚集了太多想法的阶段，许多东西交叉在一起，自己都很难理出明确的思绪，与几位艺术家经过几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于1986年9月28日起在厦门市新艺术观举办，共有13人参展。通过这个展览，“厦门达达”的反艺术的理念清晰的展现，他们认为艺术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全放弃艺术，而目的本身则是无意义，路从来都是没有目的的，一组互为悖论的论调蕴藏于每一个“厦门达达”成员的创作理念中。展览结束后，他们将参展作品焚烧，历时两个小时，近百名观众现场目睹这一行为，黄永砯在《关于焚烧厦门达达的声明》中写道，“破坏画面形象已经过渡到破坏作品本身，用非艺术的手段才能达到非艺术的目的……如果说展出作品是守灵，那么焚烧作品就是火化。守灵是压抑的，火化则令人兴奋。”12月中旬，他们继续实施了“厦门达达”的活动“发生在福建省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艺术家们在福建师大艺术系师生的帮助下，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布展，他们把一些本不该出现在展厅内的物件移进展厅，如木料、手推车、鼓风机、旧画框等，展厅里还播放着他们之前焚烧作品的实录，以示此次活动与之前展览的关联。只可惜展览开幕1小时候便被叫停。这次“事件展”之后他们又搞了一些小型活动，但是由于各成员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有的想要考研，有的投身商业，有的在当教师，虽然黄永砯还提倡坚持到底，但“厦门达达”还是就此止步。
1986年2月，艺术家吴山专在老家舟山祖印寺成立了“红色幽默”艺术家群体，7位成员均是浙江美术学院师范系1983级的学生，“严肃的荒诞”是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年五六月份该群体的展览“红70%，黑25%，白5%”在浙江美术学院以内部交流的方式展出，整个展览中红黑白三色的比例大致和展览的名字相符。关于展览的构想，吴山专曾写下一些文字记录在未发表的文章《过程与任务、作品、数字》中，“文字、符号，我们适应它，我们利用它”、“我们不妨用文字作画，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文字是表达的符号”、“黑体是我们的表情，没有表情是最好的表情”……整个展览筹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7个人用绘制广告赚到的1000块钱分别购买红黑白三色油漆10桶、6桶、2桶，调以松节油和煤油来完成展出的76件作品。展览布置相当吸引观众，一进入展厅大面积鲜亮的红色映入眼帘，红色为主也是整个展览的基调，又以黑体字的形式对汉字进行了处理，观众对展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置身展厅似乎无法安静的欣赏展览，强烈的杂糅的情感从四面八方涌来，庄重、肃然、压抑、窒息、荒诞，除了单纯的色彩带来的视觉冲击，首次以汉字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入画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创作中被打破，吴山专在《关于中文》中写道，“文字的严格的单音节读法和它的构成外形的独特性，使它在文字的家族里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立’感。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灵魂之锁的钥匙，那么，丢掉了中文这个钥匙就等于把一个最有力的民族之魂永远锁在保险箱里”。
在创作中艺术家试图去纯化文字，在他们看来汉字的每一笔都有尤其独特的美，横具有平衡之力，竖具有重心之感，撇和捺是对左右的顾及，而点对一个美的完整体构成具有变化的和谐效用，所以他们试图去消解文字本身的含义，比如使用谐音词，引导观众从文字本身的美去观看和欣赏，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汉字。但是事实上收效甚微，观众从作品中所读到的更多的还是文字组合后产生的意义，甚至是某种观念。或许这和汉字本身具有极强的表意能力有关，抑或观众已经深深的陷入对于文字本身解读的习惯之中，试图突出新语义是人们更感兴趣的。
1987年5月，为了配合电视台制作片子，吴山专又召集了“红色幽默”群体成员张海舟和倪海峰重新做了一批形式与当年展览相同的作品，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凑齐所有成员，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之后的6月15日，“红色幽默”正式解散，此后吴山专依旧延续了群体时期的创作，并有所发展。
由张培力、耿建翌、宋陵、包剑斐、关颖和王强组成的“池社”于1986年5月27日成立，成员张培力还为团体写下了宣言，艺术被比作一个池，“池”的意思在于强调“侵入”的状态，这也是感悟“真谛”的唯一途径，艺术家们还试图以“池”表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的不可知性。
谈及“池社”的成立离不开它的前身“青年创作社”和1985年12月在浙江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的展览“’85新空间”。展览的组织者是张培力，用他的话说当年是被浙江省美协“借用”了一年，美协让他组织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展，由于同为浙江美院的毕业生，大家尝尝聚在一起，后来在省美协的支持下成立了“青年创作社”，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群体性的艺术组织是推动新艺术出现的最好方式，随着社团的成立，展览的筹备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展览宗旨，传达现代意味为展览的主要倾向，强化造型语言，抑制表现。10月份画展的组织者召开了非正式的审稿会，省美协的负责人观看了预展，正式的展览于12月2日揭幕。
53件参展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大尺幅，分布在两个200平方米的展厅内，画面所传递的冷漠感弥漫整个展厅，他们不同于“北方艺术群体”具有多样的面貌，甚至有人指责整个展览过于单一和模式化，看不出艺术家的个性，或许这也是基于每个成员对“现代意味”的共同理解，无论是张培力的《请你欣赏爵士乐》，还是耿建翌的《1985年夏季的又一个光头》，宋陵的《人·管道》都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这些艺术家在校期间读了大量哲学书籍，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对现实、历史、艺术，乃至工业文明的冷静思考影响了他们创作时的心态。温情而矫饰的画风也为他们所厌恶，冷峻的样式成为不二选择，客观得丝毫不带入任何感情。由于参展艺术家均为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学生，所以创作中所体现的思考大多是源自书本，实验性是展览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现代艺术特征。
“青年创作社”的成立与“’85美术新潮”的举办有着密切关联，随着展览落幕，社团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展览结束后社团成员也进行了反思，建立一个新社团的想法开始形成，经历了若干次的深入讨论，“池社”成立。
“池社”成立后成员除了各自的绘画探索还组织了4次活动，前两次将艺术带入了公共空间，后两次则是在无观众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社团也有想过要把大家的个人创作拿出来做个展览，但是一直未能成行，再后来，“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整个形势变化，成员们的想法也有所改变，社团便不了了之，也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解散仪式。
江苏一直是80年代中期美术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一个地区，1985年10月15日至21日举办的“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当代艺术展”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展览从7月下旬正式开始征稿，不限题材画种，年龄35岁之下，如此宽容的条件跟现今各种青年艺术家平台有几分相似，正是因此展览征集到了不同面貌的艺术作品上千件，最终选出100多件展出。开展之前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就有预感该展览将会成为艺术周各项活动中最受争议的一个，果不其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展厅内人头攒动，反馈的声音具有了鲜明的反差。对这些青年人来说借鉴和模仿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他们对此也毫不讳言。 丰富性是这个展览给大家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它对美术界旧有的单一模式和固定的审美趣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些老先生甚至将这些年成人称作“造反者”，多元的局面似乎在顷刻之间打开。这个展览也是一个平台让那些有着共同志向的年轻人相遇，展览之后即有分流产生新联合的迹象，如几个月后举办的“南京人画展”。超现实主义社团“红色·旅”也是在展览之后成立的。
“红色·旅”的创作风貌犹如艺术周的展览，非常的多元化，他们只是设定了“严肃性”为最基本的标准，如成员徐累所言“每个星星的存在才能决定星座的意义”。1987年5月20日，该群体成员举办的展览“第一驿”在南京艺术学院展厅展出，意为生命之旅的第一站，8位成员展出了自己的作品，通过这次展览参展的许多艺术家成为当代艺术中重要的艺术家。
1985年6月，“江苏省现代文学艺术讨论会”在江苏省美术馆召开，会上宣读了《新野性主义宣言》，宣告“新野性画派”成立。该画派将个体生命的本能视为艺术的动因，也因此他们的艺术具有发泄、游戏、表现等特性。
画派成立当天便举办了观摩展，不过该组织更重要的展览是1986年6月份在南京鼓楼公园举办的“新野性主义绘画作品展”和“南京现代诗画联展”。画派的主要组织者傅泽南的作品极具代表性，半抽象的色彩表现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性。马晓星的作品则介于变形与半抽象之间，更多的保留了具象的成分。在完全摒弃了形象的抽象绘画领域，该群体的画家也有一定的探索，如乐小石、马宝康、夏福宁等人的作品。樊波是群体中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理论修养的一位，正是他将成员间的讨论写成一篇篇文章，鲜明且系统地记录了组织的核心精神，这些思想将各成员凝聚在一起。
与“新野性画派”的成立前后脚，“徐州现代艺术大展”举办，展览由“星期天画会”的成员发起，参展的还有“犀牛画会”、“红黄蓝艺术会”、“黑白创作社”等群体成员，可以说汇集了当时徐州地区活跃的青年艺术家群体。与其他严肃的艺术群体不同，这个展览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他们认为展览是“玩”着搞出来的，靠的是直觉与野性，这里的野性与“新野性”的野性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后者则是严肃的怀有某种殉道的精神。
在徐州这个小城市，现代艺术的种子早在1978年就已经萌发，这里活动的数量毫不逊色于那些所谓的一线大城市，1978年创建的“犀牛画会”便于年底自费举办了首届“犀牛画展”，在1982年6月还举办了“七青年艺术展”。除了前边提到的参加了“徐州现代艺术大展”的群体外，徐州还有“默社”这样的团体，在美术的新潮还未形成之际，徐州的这些群体已经自费举办了多次展览。
在“’85美术新潮”期间最为知名的群体莫过于“厦门达达”，这和黄永砯个人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黄永砯早年的艺术实践也和“厦门达达”紧密相连。黄永砯一直相信“有多少艺术就有多少反艺术”，并将其贯穿于自己80年代的艺术创作。他的毕业创作《喷枪》系列是对矫揉造作的装饰风气的反叛，用喷枪替代画笔，消解艺术家手的痕迹。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厦门一所中学教书，到了福建不久他便和林嘉华、焦耀明、许成斗、俞晓刚组织了“五人画展”，这边是“厦门达达”的前生。1983年他们还举办了“守灵式的内部观摩”，展览上的作品突破了平面，并采用了实物拼贴的手法，以质疑“美”的法则和“艺术”的定义为目的。
后来黄永砯将《喷枪》系列中对手的痕迹的消解继续延伸到对艺术家自我的消解，他发明了一个替代自己作画工具，创作了《转盘系列》，不过单调乏味的过程让反对任何美学方法的黄永砯在实践了4张半作品后便收手。
1986年前后是黄永砯脑子里聚集了太多想法的阶段，许多东西交叉在一起，自己都很难理出明确的思绪，与几位艺术家经过几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于1986年9月28日起在厦门市新艺术观举办，共有13人参展。通过这个展览，“厦门达达”的反艺术的理念清晰的展现，他们认为艺术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全放弃艺术，而目的本身则是无意义，路从来都是没有目的的，一组互为悖论的论调蕴藏于每一个“厦门达达”成员的创作理念中。展览结束后，他们将参展作品焚烧，历时两个小时，近百名观众现场目睹这一行为，黄永砯在《关于焚烧厦门达达的声明》中写道，“破坏画面形象已经过渡到破坏作品本身，用非艺术的手段才能达到非艺术的目的……如果说展出作品是守灵，那么焚烧作品就是火化。守灵是压抑的，火化则令人兴奋。”12月中旬，他们继续实施了“厦门达达”的活动“发生在福建省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艺术家们在福建师大艺术系师生的帮助下，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布展，他们把一些本不该出现在展厅内的物件移进展厅，如木料、手推车、鼓风机、旧画框等，展厅里还播放着他们之前焚烧作品的实录，以示此次活动与之前展览的关联。只可惜展览开幕1小时候便被叫停。这次“事件展”之后他们又搞了一些小型活动，但是由于各成员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有的想要考研，有的投身商业，有的在当教师，虽然黄永砯还提倡坚持到底，但“厦门达达”还是就此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