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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是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无疑是人类发展理论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为我们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参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第二，发展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第三，发展必须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可行能力。
关 键 词：可行能力；自由；民主；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4-0065-04
收稿日期：2013-09-13
作者简介：邓卫文（1971—），男，江西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府与政治、基层民主理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有关发展的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阿马蒂亚·森认为，不能只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角度来考察发展问题，而应从扩展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的过程）的维度来讨论发展问题。阿马蒂亚·森以扩展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人类发展理论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一发展观所蕴含的许多思想已被联合国和世界发展银行融入其各自的政策实践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科学地看待发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必须慎思的重大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对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及其借鉴意义进行粗浅的阐述。
一、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与自由
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新颖性体现在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上。他把自由与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结合起来，他认为，自由是“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1]（p48）这里的“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功能性活动”则可定义为“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2]（p62）这种功能性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从获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食物、饮用水）到免受各种可以防范的疾病的伤害再到参加选举、政策辩论等非常复杂的政治活动，我们可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因此，更具体地说，可行能力也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3]（p63）
从可行能力角度定义的自由概念是阿马蒂亚·森用来阐述自己发展观的核心概论。那么，阿马蒂亚·森为何如此看重自由对发展的意义，他从“评价性”和“实效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个中原因。
第一，从“评价性”角度看，他认为，能否增进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是评价这个社会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这一评价性立场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与以往只注重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以及程序正义的做法不同，它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其他各种要素的合理作用，拓展了评价标准的信息基础。
第二，从“实效性”角度看，自由是激发个人首创精神、增强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4]（p13）阿马蒂亚·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与个人的“主体地位”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个人应被看作是一个积极参与行动并不断带来变化的能动主体，而不应被看成是一个被动的利益接受者。一个人的自由愈多，活动的空间愈大，其影响力就愈大。
二、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
在对自由这一概念做出独特界定后，阿马蒂亚·森把自由与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不同的发展观对于发展目标的定位有着极为不同的影响。传统的发展观习惯于把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等当成发展的首要目的，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络的建立、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的建设等其他因素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在他看来，发展的首要目的应是不断扩展我们自己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性自由。“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5]
那么，为什么要超越传统的发展观，把扩展自由当成发展的首要目的呢？这是因为，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与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程序公正等标准相比，自由整合了其他各种评价标准的合理因素，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价值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等。”[6]（p7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阿马蒂亚·森把扩展自由看成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二）扩展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
阿马蒂亚·森认为，作为促进发展手段的自由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作为一种促进发展的手段，这些自由具有工具性特点。
政治自由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机会，比如对执政者和执政原则的选择权、对执政当局的批评监督权以及政治表达和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为了生产、消费、交换的目的而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的机会，这种运用资源的机会将影响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社会机会则指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透明性保证是指为维护社会信用而进行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防止腐败、渎职和私下交易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的信用度；防护性保障是指为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成员因物质条件的不利影响而陷入生存困境所进行的制度安排。[7]（p31-33） 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种自由可以大大地促进另一种自由。例如：在政治自由的体制环境下，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权对执政者有着良好的政治激励作用。为了获得选民的政治支持，执政者一般都会积极回应民众的经济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合理诉求，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从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治自由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还可以防止大面积饥荒的发生。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曾经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权威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来自北方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由君主式国家领袖或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举行常规的周期性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8]（p153-154）反过来，经济条件的改善又会为拓展政治自由提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与经济发展间也存在这种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关系。比如，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社会成员如果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教育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可以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这种人力资本的增进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为教育条件的改善提供经济支撑，进而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
显然，在阿马蒂亚·森看来，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因此，他指出：“与这些多重相互关联的自由相适应，需要建立并支持多重机构，包括民主体制、法律机制、市场结构、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传播媒体及其他信息交流机构，等等。”[9]（p42）
三、理性和伦理价值在实现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阿马蒂亚·森在阐述自己的自由发展观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理性和伦理价值的作用。
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理性问题是他的发展观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因为理性与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的形成密切相关。比如：当人们要对功能性活动要素进行选择并对这些不同要素的权重进行赋值时，我们就必须运用人类理性来进行评判。但是，理性却总是遭到许多思想家的怀疑（典型的怀疑主义观点有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哈耶克等人关于实际历史“并非有意追求的后果”的观点以及人们对于人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可能的作用范围的怀疑）。阿马蒂亚·森对上述怀疑主义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并对自己关于依靠理性能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理念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理性并不是一个独特化的判别公式，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审视。“在合理审视之下，理性可以呈现多种形态，如自利理性、一致性理性、个人理性、集体理性、公共理性等等。”[10]（p8）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一直激励着我们去创造一个更令人向往的美好社会。所以，“我们应给予理性更充分的活动空间，如直接的规范运用、间接的预测运用、间接的推理运用、合作与竞争中的运用以及社会选择中的运用，等等。”[11]（p8）
在思考发展问题时，阿马蒂亚·森不仅肯定了理性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强调了伦理价值关怀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传统发展观的深刻反思，他重申伦理价值关怀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呼唤重建发展伦理。阿马蒂亚·森认为，之所以要给发展以伦理价值关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伦理原则有助于产生引发社会关注的‘道德律令’，引导人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二是伦理原则能促使我们很好地注意不同人生活之间的经验关联，并在道德承诺的牵引下采取明智的政策来阻止可避免的人类灾难和困境。”[12]（p34）
阿马蒂亚·森告诉人们，我们既要看到伦理价值关怀对于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又不能无限夸大它的作用。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落入‘高尚情操’假设的谬误，认为每个人都是非常道德的而且被价值观所驱使。”“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陋的物欲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13]（p275）
四、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切中了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但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取得了喜人成绩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接踵而至。要有效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自由发展观对我们转变发展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性自由，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认为发展就是不断拓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人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无可置疑地应当成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支配者和享有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果把人当成了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甚至以剥夺底层民众的利益来谋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偏离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完善、文明演进都只是扩展人类全面而真实自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相反。这一切都必须为实现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自由服务，以人为终极目的而展开、推进。也就是说，一切发展都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p15）
（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民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重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生命所在，是提升人的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不要民主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阿马蒂亚·森在阐述自己的自由发展观时，深刻洞察到了民主制度对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经济需要的紧迫性不是弱化了而是大大增强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为执政者及时回应民众的正当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激励，也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本身还是可行能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讲，“珍视不受限制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具有价值合理性。因此，作为正在为实现梦想而求索的中国，在思考发展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政治自由的不断扩展、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5]（p164） （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可行能力
要提升人的可行能力必须重视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阿马蒂亚·森认为，优质的教育、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实现个人发展的前提，而且是培养公民责任、维护社会和谐的必备条件。那种把发展经济与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相对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推进。
第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不仅可以增进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而且能够扩展他（或她）的自由以使其享受更有意义和更自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加大中央财政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把义务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提高全体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其次，要合理发展高等教育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大力扶持职业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快速工业化对各类人才的不同需求；再次，要加大对基础学科领域的投入力度，为各类应用科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第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健体系。医疗保健服务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对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曾遇到了诸多难题，导致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甚至出现了“一病返贫”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人们实现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反思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医疗保健体系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不是市场效率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积极探索实现医疗保健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起惠及全体民众的基本医疗保健体系。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可靠的防护性保障。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又会引发公平问题，因为，市场竞争往往会使社会中的一些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进而失去确保实质自由得以实现的可行能力。因此，“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16]（p135）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长远意义，为防止因社会不公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必须为那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陷入贫困境地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参考文献】
[1][2][3][4][6][7][8][9][13][1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张人则，于含英.发展就是扩展自由[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04）：13.
[10][11][12]周文文.伦理 理性 自由：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M].学林出版社，2006.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07.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Amartya.Sen think that Freedom is a person to do something they think is feasible valuable capability.Expand freedom Both the primary target，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developing.This "Freedom" as the cor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s a historic change，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is meaning is：First，development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basic principles；Second，the development must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improve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system；Third，the development must b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capabilities activities.
Key words：capabilities；freedom；democracy；scientific development
关 键 词：可行能力；自由；民主；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4-0065-04
收稿日期：2013-09-13
作者简介：邓卫文（1971—），男，江西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府与政治、基层民主理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有关发展的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阿马蒂亚·森认为，不能只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角度来考察发展问题，而应从扩展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的过程）的维度来讨论发展问题。阿马蒂亚·森以扩展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人类发展理论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一发展观所蕴含的许多思想已被联合国和世界发展银行融入其各自的政策实践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科学地看待发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必须慎思的重大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对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及其借鉴意义进行粗浅的阐述。
一、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与自由
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新颖性体现在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上。他把自由与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结合起来，他认为，自由是“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1]（p48）这里的“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功能性活动”则可定义为“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2]（p62）这种功能性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从获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食物、饮用水）到免受各种可以防范的疾病的伤害再到参加选举、政策辩论等非常复杂的政治活动，我们可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因此，更具体地说，可行能力也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3]（p63）
从可行能力角度定义的自由概念是阿马蒂亚·森用来阐述自己发展观的核心概论。那么，阿马蒂亚·森为何如此看重自由对发展的意义，他从“评价性”和“实效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个中原因。
第一，从“评价性”角度看，他认为，能否增进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是评价这个社会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这一评价性立场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与以往只注重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以及程序正义的做法不同，它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其他各种要素的合理作用，拓展了评价标准的信息基础。
第二，从“实效性”角度看，自由是激发个人首创精神、增强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4]（p13）阿马蒂亚·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与个人的“主体地位”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个人应被看作是一个积极参与行动并不断带来变化的能动主体，而不应被看成是一个被动的利益接受者。一个人的自由愈多，活动的空间愈大，其影响力就愈大。
二、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
在对自由这一概念做出独特界定后，阿马蒂亚·森把自由与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不同的发展观对于发展目标的定位有着极为不同的影响。传统的发展观习惯于把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等当成发展的首要目的，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络的建立、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的建设等其他因素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在他看来，发展的首要目的应是不断扩展我们自己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性自由。“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5]
那么，为什么要超越传统的发展观，把扩展自由当成发展的首要目的呢？这是因为，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与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程序公正等标准相比，自由整合了其他各种评价标准的合理因素，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价值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等。”[6]（p7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阿马蒂亚·森把扩展自由看成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二）扩展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
阿马蒂亚·森认为，作为促进发展手段的自由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作为一种促进发展的手段，这些自由具有工具性特点。
政治自由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机会，比如对执政者和执政原则的选择权、对执政当局的批评监督权以及政治表达和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为了生产、消费、交换的目的而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的机会，这种运用资源的机会将影响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社会机会则指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透明性保证是指为维护社会信用而进行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防止腐败、渎职和私下交易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的信用度；防护性保障是指为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成员因物质条件的不利影响而陷入生存困境所进行的制度安排。[7]（p31-33） 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种自由可以大大地促进另一种自由。例如：在政治自由的体制环境下，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权对执政者有着良好的政治激励作用。为了获得选民的政治支持，执政者一般都会积极回应民众的经济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合理诉求，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从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治自由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还可以防止大面积饥荒的发生。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曾经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权威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来自北方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由君主式国家领袖或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举行常规的周期性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8]（p153-154）反过来，经济条件的改善又会为拓展政治自由提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与经济发展间也存在这种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关系。比如，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社会成员如果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教育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可以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这种人力资本的增进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为教育条件的改善提供经济支撑，进而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
显然，在阿马蒂亚·森看来，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因此，他指出：“与这些多重相互关联的自由相适应，需要建立并支持多重机构，包括民主体制、法律机制、市场结构、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传播媒体及其他信息交流机构，等等。”[9]（p42）
三、理性和伦理价值在实现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阿马蒂亚·森在阐述自己的自由发展观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理性和伦理价值的作用。
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理性问题是他的发展观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因为理性与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的形成密切相关。比如：当人们要对功能性活动要素进行选择并对这些不同要素的权重进行赋值时，我们就必须运用人类理性来进行评判。但是，理性却总是遭到许多思想家的怀疑（典型的怀疑主义观点有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哈耶克等人关于实际历史“并非有意追求的后果”的观点以及人们对于人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可能的作用范围的怀疑）。阿马蒂亚·森对上述怀疑主义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并对自己关于依靠理性能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理念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理性并不是一个独特化的判别公式，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审视。“在合理审视之下，理性可以呈现多种形态，如自利理性、一致性理性、个人理性、集体理性、公共理性等等。”[10]（p8）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一直激励着我们去创造一个更令人向往的美好社会。所以，“我们应给予理性更充分的活动空间，如直接的规范运用、间接的预测运用、间接的推理运用、合作与竞争中的运用以及社会选择中的运用，等等。”[11]（p8）
在思考发展问题时，阿马蒂亚·森不仅肯定了理性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强调了伦理价值关怀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传统发展观的深刻反思，他重申伦理价值关怀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呼唤重建发展伦理。阿马蒂亚·森认为，之所以要给发展以伦理价值关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伦理原则有助于产生引发社会关注的‘道德律令’，引导人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二是伦理原则能促使我们很好地注意不同人生活之间的经验关联，并在道德承诺的牵引下采取明智的政策来阻止可避免的人类灾难和困境。”[12]（p34）
阿马蒂亚·森告诉人们，我们既要看到伦理价值关怀对于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又不能无限夸大它的作用。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落入‘高尚情操’假设的谬误，认为每个人都是非常道德的而且被价值观所驱使。”“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陋的物欲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13]（p275）
四、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切中了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但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取得了喜人成绩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接踵而至。要有效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自由发展观对我们转变发展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性自由，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认为发展就是不断拓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人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无可置疑地应当成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支配者和享有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果把人当成了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甚至以剥夺底层民众的利益来谋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偏离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完善、文明演进都只是扩展人类全面而真实自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相反。这一切都必须为实现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自由服务，以人为终极目的而展开、推进。也就是说，一切发展都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p15）
（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民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重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生命所在，是提升人的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不要民主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阿马蒂亚·森在阐述自己的自由发展观时，深刻洞察到了民主制度对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经济需要的紧迫性不是弱化了而是大大增强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为执政者及时回应民众的正当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激励，也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本身还是可行能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讲，“珍视不受限制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具有价值合理性。因此，作为正在为实现梦想而求索的中国，在思考发展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政治自由的不断扩展、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5]（p164） （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可行能力
要提升人的可行能力必须重视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阿马蒂亚·森认为，优质的教育、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实现个人发展的前提，而且是培养公民责任、维护社会和谐的必备条件。那种把发展经济与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相对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推进。
第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不仅可以增进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而且能够扩展他（或她）的自由以使其享受更有意义和更自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加大中央财政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把义务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提高全体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其次，要合理发展高等教育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大力扶持职业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快速工业化对各类人才的不同需求；再次，要加大对基础学科领域的投入力度，为各类应用科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第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健体系。医疗保健服务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对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曾遇到了诸多难题，导致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甚至出现了“一病返贫”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人们实现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反思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医疗保健体系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不是市场效率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积极探索实现医疗保健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起惠及全体民众的基本医疗保健体系。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可靠的防护性保障。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又会引发公平问题，因为，市场竞争往往会使社会中的一些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进而失去确保实质自由得以实现的可行能力。因此，“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16]（p135）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长远意义，为防止因社会不公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必须为那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陷入贫困境地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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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07.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Amartya.Sen think that Freedom is a person to do something they think is feasible valuable capability.Expand freedom Both the primary target，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developing.This "Freedom" as the cor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s a historic change，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is meaning is：First，development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basic principles；Second，the development must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improve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system；Third，the development must b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capabilities activities.
Key words：capabilities；freedom；democracy；scientif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