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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那么古建筑挪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从技术上说没任何问题，每块砖、每根梁拆开来编上号，换个地方再按号码将老房子砌起来。噢，石阶上有青苔，这个也没问题，照样给你移栽，照样青绿得让人心酸，粉墙上有一滩乌黑的水渍，也能做得跟五十年前一样生动自然，连荷花缸下面的蚯蚓也有地方买。
但是在“建筑伦理”上——如果有“建筑伦理”的话——，不少专家痛心疾首，强烈反对。
本届世界华人收藏大会将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据大会秘书长陈志强介绍：这些年来，海内外华人中出现了收藏和保护古建民居的现象，对城市建设和民居保护起到了较好作用，但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质疑与阻力。为了进一步树立保护老房子文化历史遗产的理念，探索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保护好老建筑的方式，大会以“大收藏”的文化视野，推动机构和私人收藏家开展抢救性收藏和保护的工作。
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及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三家学术机构于9月13日至14日在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老房子保护和收藏论坛”。论坛邀请到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以及数位建筑、文化方面的知名学者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就保护建筑的重要性、保护与收藏的定义、收藏的方式和收藏价值，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论坛最后一天，近百位与会者将前往上海宝山闻道园和苏州东山会老堂考察，前者是异地重建的案例，后者是原地保护的案例。
论坛进入读秒阶段，记者就从各方听到了针锋相对的争议。但记者希望结合案例来进行解读，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这个话题收获清晰认识，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古建筑：可以收藏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众财产的增长，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收藏品种空前丰富，收藏品的边界不断突破，以前不入藏家法眼的旧器物也纷纷挤进古玩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由此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
“大收藏”的概念首先是体量庞大，比如匾额、墓道砖、城墙砖、石狮子、石佛像、石柱础、抱鼓石、拴马桩、老爷车等；其次，这些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相当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古建筑作为“大收藏”被人们关注，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征。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型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古建筑收藏家，据专家估计大约有四十多位。他们的收藏行为和收藏物基本上体现了某些特征：收藏古建筑在数十件以上，古建筑基本是在近三十年里从农村收来，来源清晰，年份明确，有些大宅子的物主也有案可考。古建筑原有结构比较完整。部分古建筑实施保护性开发和利用，有一定的开放性，可让公众公享。
世界华人收藏大会秘书长陈志强对记者说：“上海的杜月笙宅邸、苏州西山的雕花楼、松江九亭的荟珍屋、安徽屯溪老街的万粹楼……先后为个人所有。这些收藏活动伴随着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规模扩张，从好多年前开始，市政建设速度加快，工程队往往顾不得保护或不懂得如何处理它们，那么有眼光的收藏家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出资买下来，保存起来，等时机成熟后加以开发利用。这种行为应该肯定。‘大收藏’突破了收藏品的原有局限，更注重收藏一种精神，收藏一脉文化，收藏一代人的记忆。”
但是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对记者强调：古建筑与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是简单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阁地收藏。现在有些人购买了老房子后，拆散开来堆放在仓库里，那是要霉烂腐朽的！所以，收藏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古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与所在的地域文化发生关系，见证历史，见证传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而记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在上海及其他城市里，有成百上千的古建筑部件堆放在老板们的库房里，一幢房子一堆，牛腿、雀替、大梁、雕花门板等都编了号，石头部件则露天堆放，但他们难以同时将它们架起来再砌上砖墙，恢复历史原貌，根本原因就是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地来安置这些老房子！
记者在多年的调查中还发现，有些老板收藏古建筑后，为了盘活存量，以房养房，也会挑选一部分价值相对较低的高价出售，获利可达数倍。但古建筑卻因此要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伤筋动骨似乎难免。对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收藏学专家祝君波明确表示：反对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但也有些老板认为通过买卖可以让古建筑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将因此而远播。他们列举了成龙将四幢徽派古建筑赠予新加坡某大学的事例来说，成龙拥有的十多幢古建筑价值一般，留在国内也可能被湮没，而到了新加坡就成了国宝，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价值和生态文明。
古建筑：可以异地重建吗？
在“大收藏”的过程中，古建筑的异地重建似乎是当下现实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
古建筑迁往他乡是农耕时代终结的必然吗？记者在多个农村考察时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要大于城市，因为农村的格局与体量比城市小得多，对资本的抵抗力更弱，变化快速而且显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先被“清场”的就是古建筑。而且农民自身也要摆脱老屋昏暗、潮湿、低矮、闭塞、与工业化难以对接的环境，入住城镇化楼房的愿望相当迫切。在农民富起来后，在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打工转身为新城市人后，或者在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过程中，古建筑面临“清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尴尬与无奈。
另外，中国建筑是砖木结构，不仅容易遭受火灾、水灾、虫噬等自然外力的破坏，屋龄超两百年也会松散摇晃。许多古建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再住人，房屋主人必须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只得匆匆忙忙处理传了几代的老房子。
“有一次我在安徽农村收旧家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看到一幢两百多年的老房子倒坍了，建筑部件已经拆散了，牛腿花窗等卖给了古董商人。房前小院子上，几个农民在分割一根银杏木的冬瓜梁，就是锯成几段分给几家人家做家具吧。这根冬瓜梁长12米，宽1米，凭我的经验，这根银杏木至少有一千年的树龄，现在根本找不到了！房屋主人也肯定是个大官，一般老百姓哪里用得起！但是老屋散架了，随着这根横梁的分段切割，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幢大规模的宅子，与房子有关的历史也将被湮灭。离开这个村子后，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这个情景，从此我就开始收购老房子了。” 对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是赵文龙，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桂林公园工作，他自小在公园里的亭台楼阁中玩耍，对大厅花格窗的琢磨，养成了他对大木结构的研究兴趣与品位。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到闵行梅陇乡华一村蒋家堂插队落户，借住在一个庭院深深的大院子里，大院子里有数十间房子，每间房子里保留在原有的木作结构，还有老家具，赵文龙将耕余时间都花在研究木作上。上世纪90年代，他开了一家古典家具商店，深入农村收购旧家具，足迹遍布长三角苏、松地区。二十多年来，他收藏的明清两代古董家具有上万件之巨。进入新世纪后，为更好地发展和抢救木作文化，他在松江九亭购置了十余亩土地，建立修复老房子和家具的基地“荟珍屋”。
看到或听说农村的老房子散架了，要卖了，农村要修水库、造桥、造高速公路、建工厂等原因，推土机开到老房子前面，赶紧过去买下来，拆散了编号，装卡车运回上海——这几乎是上海所有古建筑收藏家的套路。有些心眼特细的，还会事先踩点打探，眼看某幢老房子够年份，横梁够粗，柱子合抱，门窗雕花够精，还有描写戏剧故事的砖雕石雕，价值不可低估，但房子还没倒，老板先在村子里发展线人，预支经费，让他盯着这幢老宅，一有动静赶紧打手机通知。
买来的古建筑，将破损的部件修补一下，找块地架起来，春风再度，这也是古建筑收藏家的首选方案。
王卫，上海闻道园文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闻道园位于宝山区，离宝钢不远，闻道园占地数百亩，比篮球场还大几倍的库房里堆放着数十幢古建筑的部件，石窗、石鼓、石马槽等堆在花园里，清代的石牌坊、明代石桥已经重新建起来了，当然还有进士第、武状元楼、楠木厅、诸葛后裔官厅、雕花楼等六幢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进士第，由同济大学古家具专家王凯丰设计成一个会所，供客人喝茶吃饭听戏发呆——还可以“闻道”。还有一幢晚清皖南宅邸做了闻道书画院的画室，每隔一段日子他就要召集一帮书画家在此挥毫，雅兴甚浓。
老房子中央是一处开阔的水面，无论荷花盛开还是秋雨绵绵，景观都相当不错。不远处是数台挖土机，二期工程正在有步骤地开进中。上海世博会期间，闻道园里的徽州大院成了市政府向外推荐的13个重点主题展览点之一。
古建筑异地重建，看上去很美，但在公众话语中，实施异地重建的老板们似乎负有原罪，质疑声不绝于耳，他们相当委屈。对此，阮仪三教授对记者明确表示：他们将行将倒坍或消失的老房子买下来，是好事情，应该肯定。这些年来，通过他们的收购行为，使许多中国人突然发现或认识了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过去有人只是收购老房子的部件，什么牛腿啦、花窗啦，以此牟利，买的人也只是装点家庭环境。现在大家发现整座老房子的价值更大。这个发现不仅推动了我们对古建筑营造法式的重视，还逼着政府官员重新审视古建筑这一文化遗产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和谐，文保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增强。
“但是我还是要反对异地重建。”阮教授旗帜鲜明地说，“古建筑的物理构成很复杂、也很丰富，它与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文背景甚至包括堪舆学——也就是所谓的‘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产生一种建筑样式，安徽产生了四水归堂，北京产生了四合院，上海产生了石库门，北京不可能有四水归堂，他那里缺水啊，所以一座安徽民居搬到北京去，年轻人就可以不明白为何屋顶上的水要让它流入天井里。上海也不可能造四合院，上海寸土寸金啊，再说上海是租界，是移民城市，只能造弄堂，造洋房，四合院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根在农村的古建筑突然出现在城市里，它与原有的环境就割裂了，文化信息也不完整了，以后我们的后人要通过这样的民居来了解中国古代生活，就可能出现误读误判，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些官员为了自我救赎，说修复、重建老房子就是异地保护，那更扯淡了，说明他根本没有文化，不理解建筑的整体性要求，在异地不可能保护，离开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还谈什么保护？只能是重建。按照《威尼斯宪章》的原则，古建筑离开了本土就是破坏。这些年欧美国家在一些城市里建了中国的亭子、阁楼等，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热爱，但周边没有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自然生态，那只能是个景点而已，不能算中国建筑！”
同济大学研究员、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雪敏也认为：保护一幢古建筑，意味着要保护一个环境。古建筑不仅是民宅，还应该包括古桥、祠堂、戏台、庙宇、牌坊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完整的生态环境。古建筑与文物不一样，文物离开出土遗址陈列在博物馆里，它的历史文化信息流失较小，而古建筑离开了原有环境，历史记录没有了，与原住民的关系就割裂了。如果重建时工艺处理失当，破坏就会非常大，只剩下一些构件的价值了。
而祝君波的看法对此略有不同，他认为：就地保护历史遗迹和古建筑当然是最佳办法，是上策。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地方老房子数量很多，难以由当地政府和居民全部加以保护和修缮，就產生了异地保护的需要和可能，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这也是新生事物。那么异地重建是现实条件下的中策，是保护的一种权宜之举，有可能成为古建筑被移动后的“最不坏”选择。
祝君波还向记者谈到了一个人：罗哲文，他被人称作是温和主义者，他对异地保护是支持的，而且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实际可行性。上世纪80年代，浙江龙游鸡鸣山面临着自然灾害与整体重建性改造，在罗哲文等几位教授主持下，在村里选取了十几幢有价值的古建筑，移建至周边自然环境中，等于重建了一个自然村，后来当地政府与企业家还从别的省份购买了一些古建筑移建于此，至今共有四十余幢，使这里成了与龙游石窟旅游景点配套的古建筑保护基地。
龙游在三千年前曾是姑蔑国的都城，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时，即在这里设县，龙游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龙游民居苑古建筑迁建工程，是一种探索性的文物古建筑保护方法，目前在文物界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二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专家、民众给予了好评。古建筑迁建保护，仍不失为一种古建筑保护的新思路。
从技术上说没任何问题，每块砖、每根梁拆开来编上号，换个地方再按号码将老房子砌起来。噢，石阶上有青苔，这个也没问题，照样给你移栽，照样青绿得让人心酸，粉墙上有一滩乌黑的水渍，也能做得跟五十年前一样生动自然，连荷花缸下面的蚯蚓也有地方买。
但是在“建筑伦理”上——如果有“建筑伦理”的话——，不少专家痛心疾首，强烈反对。
本届世界华人收藏大会将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据大会秘书长陈志强介绍：这些年来，海内外华人中出现了收藏和保护古建民居的现象，对城市建设和民居保护起到了较好作用，但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质疑与阻力。为了进一步树立保护老房子文化历史遗产的理念，探索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保护好老建筑的方式，大会以“大收藏”的文化视野，推动机构和私人收藏家开展抢救性收藏和保护的工作。
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及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三家学术机构于9月13日至14日在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老房子保护和收藏论坛”。论坛邀请到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以及数位建筑、文化方面的知名学者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就保护建筑的重要性、保护与收藏的定义、收藏的方式和收藏价值，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论坛最后一天，近百位与会者将前往上海宝山闻道园和苏州东山会老堂考察，前者是异地重建的案例，后者是原地保护的案例。
论坛进入读秒阶段，记者就从各方听到了针锋相对的争议。但记者希望结合案例来进行解读，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这个话题收获清晰认识，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古建筑：可以收藏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众财产的增长，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收藏品种空前丰富，收藏品的边界不断突破，以前不入藏家法眼的旧器物也纷纷挤进古玩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由此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
“大收藏”的概念首先是体量庞大，比如匾额、墓道砖、城墙砖、石狮子、石佛像、石柱础、抱鼓石、拴马桩、老爷车等；其次，这些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相当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古建筑作为“大收藏”被人们关注，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征。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型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古建筑收藏家，据专家估计大约有四十多位。他们的收藏行为和收藏物基本上体现了某些特征：收藏古建筑在数十件以上，古建筑基本是在近三十年里从农村收来，来源清晰，年份明确，有些大宅子的物主也有案可考。古建筑原有结构比较完整。部分古建筑实施保护性开发和利用，有一定的开放性，可让公众公享。
世界华人收藏大会秘书长陈志强对记者说：“上海的杜月笙宅邸、苏州西山的雕花楼、松江九亭的荟珍屋、安徽屯溪老街的万粹楼……先后为个人所有。这些收藏活动伴随着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规模扩张，从好多年前开始，市政建设速度加快，工程队往往顾不得保护或不懂得如何处理它们，那么有眼光的收藏家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出资买下来，保存起来，等时机成熟后加以开发利用。这种行为应该肯定。‘大收藏’突破了收藏品的原有局限，更注重收藏一种精神，收藏一脉文化，收藏一代人的记忆。”
但是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对记者强调：古建筑与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是简单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阁地收藏。现在有些人购买了老房子后，拆散开来堆放在仓库里，那是要霉烂腐朽的！所以，收藏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古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与所在的地域文化发生关系，见证历史，见证传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而记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在上海及其他城市里，有成百上千的古建筑部件堆放在老板们的库房里，一幢房子一堆，牛腿、雀替、大梁、雕花门板等都编了号，石头部件则露天堆放，但他们难以同时将它们架起来再砌上砖墙，恢复历史原貌，根本原因就是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地来安置这些老房子！
记者在多年的调查中还发现，有些老板收藏古建筑后，为了盘活存量，以房养房，也会挑选一部分价值相对较低的高价出售，获利可达数倍。但古建筑卻因此要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伤筋动骨似乎难免。对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收藏学专家祝君波明确表示：反对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但也有些老板认为通过买卖可以让古建筑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将因此而远播。他们列举了成龙将四幢徽派古建筑赠予新加坡某大学的事例来说，成龙拥有的十多幢古建筑价值一般，留在国内也可能被湮没，而到了新加坡就成了国宝，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价值和生态文明。
古建筑：可以异地重建吗？
在“大收藏”的过程中，古建筑的异地重建似乎是当下现实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
古建筑迁往他乡是农耕时代终结的必然吗？记者在多个农村考察时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要大于城市，因为农村的格局与体量比城市小得多，对资本的抵抗力更弱，变化快速而且显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先被“清场”的就是古建筑。而且农民自身也要摆脱老屋昏暗、潮湿、低矮、闭塞、与工业化难以对接的环境，入住城镇化楼房的愿望相当迫切。在农民富起来后，在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打工转身为新城市人后，或者在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过程中，古建筑面临“清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尴尬与无奈。
另外，中国建筑是砖木结构，不仅容易遭受火灾、水灾、虫噬等自然外力的破坏，屋龄超两百年也会松散摇晃。许多古建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再住人，房屋主人必须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只得匆匆忙忙处理传了几代的老房子。
“有一次我在安徽农村收旧家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看到一幢两百多年的老房子倒坍了，建筑部件已经拆散了，牛腿花窗等卖给了古董商人。房前小院子上，几个农民在分割一根银杏木的冬瓜梁，就是锯成几段分给几家人家做家具吧。这根冬瓜梁长12米，宽1米，凭我的经验，这根银杏木至少有一千年的树龄，现在根本找不到了！房屋主人也肯定是个大官，一般老百姓哪里用得起！但是老屋散架了，随着这根横梁的分段切割，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幢大规模的宅子，与房子有关的历史也将被湮灭。离开这个村子后，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这个情景，从此我就开始收购老房子了。” 对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是赵文龙，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桂林公园工作，他自小在公园里的亭台楼阁中玩耍，对大厅花格窗的琢磨，养成了他对大木结构的研究兴趣与品位。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到闵行梅陇乡华一村蒋家堂插队落户，借住在一个庭院深深的大院子里，大院子里有数十间房子，每间房子里保留在原有的木作结构，还有老家具，赵文龙将耕余时间都花在研究木作上。上世纪90年代，他开了一家古典家具商店，深入农村收购旧家具，足迹遍布长三角苏、松地区。二十多年来，他收藏的明清两代古董家具有上万件之巨。进入新世纪后，为更好地发展和抢救木作文化，他在松江九亭购置了十余亩土地，建立修复老房子和家具的基地“荟珍屋”。
看到或听说农村的老房子散架了，要卖了，农村要修水库、造桥、造高速公路、建工厂等原因，推土机开到老房子前面，赶紧过去买下来，拆散了编号，装卡车运回上海——这几乎是上海所有古建筑收藏家的套路。有些心眼特细的，还会事先踩点打探，眼看某幢老房子够年份，横梁够粗，柱子合抱，门窗雕花够精，还有描写戏剧故事的砖雕石雕，价值不可低估，但房子还没倒，老板先在村子里发展线人，预支经费，让他盯着这幢老宅，一有动静赶紧打手机通知。
买来的古建筑，将破损的部件修补一下，找块地架起来，春风再度，这也是古建筑收藏家的首选方案。
王卫，上海闻道园文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闻道园位于宝山区，离宝钢不远，闻道园占地数百亩，比篮球场还大几倍的库房里堆放着数十幢古建筑的部件，石窗、石鼓、石马槽等堆在花园里，清代的石牌坊、明代石桥已经重新建起来了，当然还有进士第、武状元楼、楠木厅、诸葛后裔官厅、雕花楼等六幢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进士第，由同济大学古家具专家王凯丰设计成一个会所，供客人喝茶吃饭听戏发呆——还可以“闻道”。还有一幢晚清皖南宅邸做了闻道书画院的画室，每隔一段日子他就要召集一帮书画家在此挥毫，雅兴甚浓。
老房子中央是一处开阔的水面，无论荷花盛开还是秋雨绵绵，景观都相当不错。不远处是数台挖土机，二期工程正在有步骤地开进中。上海世博会期间，闻道园里的徽州大院成了市政府向外推荐的13个重点主题展览点之一。
古建筑异地重建，看上去很美，但在公众话语中，实施异地重建的老板们似乎负有原罪，质疑声不绝于耳，他们相当委屈。对此，阮仪三教授对记者明确表示：他们将行将倒坍或消失的老房子买下来，是好事情，应该肯定。这些年来，通过他们的收购行为，使许多中国人突然发现或认识了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过去有人只是收购老房子的部件，什么牛腿啦、花窗啦，以此牟利，买的人也只是装点家庭环境。现在大家发现整座老房子的价值更大。这个发现不仅推动了我们对古建筑营造法式的重视，还逼着政府官员重新审视古建筑这一文化遗产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和谐，文保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增强。
“但是我还是要反对异地重建。”阮教授旗帜鲜明地说，“古建筑的物理构成很复杂、也很丰富，它与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文背景甚至包括堪舆学——也就是所谓的‘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产生一种建筑样式，安徽产生了四水归堂，北京产生了四合院，上海产生了石库门，北京不可能有四水归堂，他那里缺水啊，所以一座安徽民居搬到北京去，年轻人就可以不明白为何屋顶上的水要让它流入天井里。上海也不可能造四合院，上海寸土寸金啊，再说上海是租界，是移民城市，只能造弄堂，造洋房，四合院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根在农村的古建筑突然出现在城市里，它与原有的环境就割裂了，文化信息也不完整了，以后我们的后人要通过这样的民居来了解中国古代生活，就可能出现误读误判，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些官员为了自我救赎，说修复、重建老房子就是异地保护，那更扯淡了，说明他根本没有文化，不理解建筑的整体性要求，在异地不可能保护，离开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还谈什么保护？只能是重建。按照《威尼斯宪章》的原则，古建筑离开了本土就是破坏。这些年欧美国家在一些城市里建了中国的亭子、阁楼等，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热爱，但周边没有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自然生态，那只能是个景点而已，不能算中国建筑！”
同济大学研究员、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雪敏也认为：保护一幢古建筑，意味着要保护一个环境。古建筑不仅是民宅，还应该包括古桥、祠堂、戏台、庙宇、牌坊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完整的生态环境。古建筑与文物不一样，文物离开出土遗址陈列在博物馆里，它的历史文化信息流失较小，而古建筑离开了原有环境，历史记录没有了，与原住民的关系就割裂了。如果重建时工艺处理失当，破坏就会非常大，只剩下一些构件的价值了。
而祝君波的看法对此略有不同，他认为：就地保护历史遗迹和古建筑当然是最佳办法，是上策。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地方老房子数量很多，难以由当地政府和居民全部加以保护和修缮，就產生了异地保护的需要和可能，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这也是新生事物。那么异地重建是现实条件下的中策，是保护的一种权宜之举，有可能成为古建筑被移动后的“最不坏”选择。
祝君波还向记者谈到了一个人：罗哲文，他被人称作是温和主义者，他对异地保护是支持的，而且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实际可行性。上世纪80年代，浙江龙游鸡鸣山面临着自然灾害与整体重建性改造，在罗哲文等几位教授主持下，在村里选取了十几幢有价值的古建筑，移建至周边自然环境中，等于重建了一个自然村，后来当地政府与企业家还从别的省份购买了一些古建筑移建于此，至今共有四十余幢，使这里成了与龙游石窟旅游景点配套的古建筑保护基地。
龙游在三千年前曾是姑蔑国的都城，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时，即在这里设县，龙游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龙游民居苑古建筑迁建工程，是一种探索性的文物古建筑保护方法，目前在文物界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二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专家、民众给予了好评。古建筑迁建保护，仍不失为一种古建筑保护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