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有一段名言，论及大学应如何对待教师。其中说，教员应“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善作香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就是很长时期以来被我国学界重视的“兼容并包”精神。蔡先生伟识宏量，他的“兼容并包”原则，开一代风气，令后辈追慕。但其中说到“且公私之见，自有天然界限”，却引起过一场争论，值得今天回顾。
　　蔡先生的这些主张，其实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当时在德、法等国流行的所谓“大陆派”教育观点的引进。这里明显忽略了教人者在被教者全面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蔡先生的这个片面性，不久便被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十分注重受教育者的全人格养成，因而十分强调教师道德资质的“英美式”教育学派所修正或补充了。潘光旦说：“殊不知做事应该分公私，做人是不能分公私的，自‘不愧屋漏’起，到‘御于家邦’止，是一个整个的人格表现，何能截为片断？”(《再论教育的忏悔》，见《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一九四八)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人格上分不出公私，能分出公私的，无非是纯粹的办事一项，落实到教育上，即是纯粹的知识裨贩。教员自然可以仅凭自己的学识教书，可以说是私不妨公。然而，教育等同于知识贩卖么？“做师表者的责任，决不仅仅在灌输一些智识，而在把自己整个人格，和盘托出，做人家的榜样。”(同上)大学里师生间仅有课堂接触，下课后几不谋面，决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
　　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见《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一文中说：“我一向认为教育的效能，教人做人总是第一，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又在别处说“教育是养成人格的事业”。这是潘先生教育思想的根本观念之一。他认为教师对于学生，应该知、情、意、个性、通性、性别六端都照顾到。有人也许以为陈义过高，迂远而阔于事情，但若认真反思一下近代以来教育里师生的两相隔膜，教育对社会风化中轴地位的日渐衰微，自然可以掂量出其中的轻重了。师生关系的不上轨道，正是高等教育不上轨道的要害之一。
　　一九四一年，潘先生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名文《大学一解》(可惜此文还未受到当今学术界相当的重视)。两位教育家提出了“从游”的师生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见《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这比蔡先生主张的，教员可以纳妾嫖赌，只要不荒功课，不以此引诱学生，“则听之”，显然是进步多了。
　　应该说明的是，在“兼容并包”这个问题上，梅贻琦、潘光旦和蔡元培的认识主要是相同的，具体表现在尊重学术自由，不究教师的政治倾向(清华大学当时左、中、右派的教授都有，极少因政治问题解聘教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等方面。但在公私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可以说是梅、潘对蔡的一个重要纠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