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书
　　如果说在饥荒的年代，人们也能找到野草充饥；那么在书荒的时代，读书人也能弄到书读当成一桩幸事。书其实很像野草，它的种子也是以风为媒，散落人间大地。只要大地长存，只要种子落下，甚至是泥土中一点儿残根，野草也定会“春风吹又生”。所以，在那焚书的岁月里，有时我也能意外地搞到一两本铅印的书来饱饱眼福、解解心馋。
　　不知是人的生长阶段的自然本性，还是得到天启。就在“文革”开始那段岁月里，我爱看书的习惯，渐渐地发展为痴迷的癖好。也许是自己刚好高小毕业，具备了读书识字的本事了。父亲说，那时的我，就是看到地上有一残纸片儿，也会捡起来。只要上面有文字符号，我一定要细细过目一番。为此父亲忧心忡忡，他不想我成为他那样的人，读了大学成为“臭老九”，一辈子都有写不完的“交代”和“检讨”，甚至被送进什么思想“学习班”接受改造，还时不时被人揪来揪去“站台口”批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靠两只手劳动，卖力气挣饭吃过日子（后来，上山下乡时，父亲都特积极地催促我们抢先报名，先后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统统送到了“广阔天地”）。为医治我可怕的“爱看书”病症，父亲可是想尽了法子。除了见我有书就收缴外，为防止我晚上偷着看书，他找了一个薄铁皮筒，在上面钻了个眼儿、用一截铁丝穿过拴起来，又放进几颗小石子。然后，在墙上戳出一个小洞，将铁丝穿过，铁皮筒悬在我们睡觉房间的墙壁上，而且正好在我们床帐的背后。父亲这一“高招”，是为了阻止我一书在手，就通宵达旦地猛读。深更半夜，他不用从自己的房间出来（那时的房子都是单间独立，各有其门）再敲开我们的房间，就可以发现我的“劣迹”，并不停地拉动铁皮筒。一直到不再有灯光从墙洞上漏出为止。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旦弄到一本书，我为了满足自己读书之欲，会蒙在被子里，打着电筒享受。我能在一夜里，把厚厚的《三家巷》这样的小说从头到尾通宵读完。
　　对我来说，读书最难的不是应付父亲，最悲催的是搞不到书。那时已经是破“四旧”的时候，书已是“臭名昭著”的东西，要弄到书已非易事。一次，我路过一个姓宫的女老师家门口，她正在门廊处的蜂窝炉灶上熬稀饭。只见她左手拿着一只长把铝勺，在咕咕翻滚着的铝锅里搅动，以免米汤从锅里滚溢出来：一双眼睛却盯死在右手捏着的一本书上，全然没注意到我悄悄地接近。
　　当我弯下身去，斜眼一瞅，一个奇怪的书名绽放在我眼里——《斯巴达克斯》。就那书名儿，就让我兴奋得两个耳腔内嗡嗡鸣响，我知道它一定是本外国“洋货”，那可是稀世“珍品”级别的读物啊！想读的欲望腾地在我心里突突直冒，难以遏制。于是，我厚着脸皮。喊了一声：“宫老师，您好！”
　　我甜甜问候，使聚精会神的宫老师着实吓了一大跳。她抬眼瞅瞅我，恐惧让她脸色苍白了，极度慌张地把手里的书往身后藏。
　　“我知道，你在读《斯巴达克斯》……”
　　“嘘……”宫老师努着嘴唇，向我直嘘气，还一个劲地挤眉弄眼。示意我别声张。我却忙凑过去，嘻嘻哈哈地央求能否借来看看。
　　“借……不，不！我还没看完。”
　　“你也是借的？”
　　“是……不，不是借的，是我……”
　　“自己的书也没读过？”
　　“以前读过，好久之前了。今天翻出来……”
　　“那你更应该借给我看看，你都读了几遍了嘛。”
　　“不行，这书是……是不能借的，特别是你更不能看。”
　　“为啥？”
　　“你还是一个小孩子。”
　　“小孩更应该学习学习嘛……”
　　“不行，它是，是有大毒草……有毒的……”
　　不过。我觉得宫老师是不会拒绝我的。以前我就从她那里搞到过书。她是去年才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单身一人，听说还是满族人，老家在关外。星期天节假日，大部分老师有家有室。附近的老师也都赶回家享天伦之乐去了，她只好一个人留在自己那间单身寝室里。来的时候，她连下面条也不会，就更不用说做饭了。“文革”伊始，学校搞师生“平等”，教师食堂被取消，合并到学生食堂。学生食堂的饭菜太差劲了，炒白菜里不见半点儿油星儿，还能时不时地吃出毛毛虫来。她一个大姑娘，直吓得不敢吃，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从头学起。她那只蜂窝煤炉子，正是在我母亲的带领下，由我们兄妹几个，搬砖的搬砖，和泥的和泥，帮她砌好的。砌灶的泥里要加些头发，增强泥的粘力。宫老师一头长发，蓬松可爱，叫她剪一截她却舍不得，我母亲看出了她的心思，就对我说，来，把你这头狗毛剪剪，好到河里洗冷水澡方便。于是，我的头发被剃了下来，和在泥里，砌成了宫老师那只蜂窝煤炉子。
　　可是，这次我想错了、不管我怎么恳求和纠缠、宫老师就是两个字：不行！最后她被我缠得不胜其烦，也是为了打发我，便回到自己寝室里，拿出一本书递到我手中，说道：“要不，你拿这本去看好了。”
　　那是一本金敬迈写的《欧阳海之歌》，正是当时走红的一本小说。
　　烧书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同时，伟大领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提出了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全国随即卷入了一个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之中。这一狂潮最大的特点，除抄（家）、打（人）、砸（物）外，还有一个“烧”字了得；烧就是把抄家砸庙等途径弄来的“封资修”的东西堆积起来，浇上一些煤油、放上一把火，将它们通通化为灰烬。被抛丢到大火里付之一炬，数量最多的就是各种书籍了。
　　我第一次见识烧书是在中学的大操场坝子，所烧的也是从学校图书室里搬出来的书籍、刊物和报纸等。中学的图书室不算大，设在一间六七十平方米大房里。房内被一道白墙分割成一大一小两间，大的做阅览室，小的为书库。白墙上一道门和一个大窗口，门是一般木制门。窗口也是用一块大小相当挺结实的木板遮盖。它的下端边沿用铰链与窗框相连，其他三边都能与窗框脱开，只是上端两边各系一条粗麻绳，拉起麻绳，就关闭窗口，放下就是简易的借阅台。我不是中学的学生，照理是没资格进这个图书室的。可是我是该校教职工子弟，况且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她妈就是图书室的管理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于是也能很随便地进出图书室。在阅览间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画报，还能时不时通过同学搞到想看的书。 　　烧书那天，好些中学学生冲进图书室，我同学是个不到13岁的小姑娘，她站在阅览室的门角里，看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书本、杂志、画报和报纸一包包、一摞摞、一捆捆地搬出去，她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她曾对我说，看到火点起来，那些书报被丢进大火时，她心疼得哭了。我说关你啥事？她撇我一眼。赌气说，是不关我的事，可是以后你要再找我给你拿书，那可没门了。其实，当我看到那些散落的书，还有一本本五颜六色的画报，也惹得我眼馋，可是又不敢去捡，只能眼睁睁瞅着它们被丢进大火里，顷刻间化为灰烬，化为青烟。
　　在小镇的丁字形街口，我还见识了另一次的焚烧破“四旧”的战利品，所烧的东西就花样繁多了。不仅有常见的书，还有不少是佛教、道教的经书，看风水的书、旧的农历书，以及三教九流中的典籍。除了这些，还有各种神像、神牌、鬼符、旗幡、匾额，甚至还有和尚、道士、尼姑们的衣物用具之类的东西。它们全是红卫兵在小镇四周的寺院庙殿中，大破“四旧”的战果。火苗腾腾，就像点燃一堆很大的篝火。人们围着大火堆高声朗读着最高指示，大声吼唱着语录歌曲，一曲未了，又一曲直冲云霄。歌声搅和着灰屑漫天飞舞，场面很有气势。自始至终，人群都沉溺在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情绪中，享受着一种极度的狂欢。每个人把那些东西扔进火堆里，都表现出特有的、坚定刚毅的神情，他们大概都相信自己在为一伟大的事业、美好的憧憬而奋斗。
　　如果说，上述两次烧书，我还是十足的看客，多少带着一种游戏心态的话，那是因为大火没烧到自己。当烧书的风潮殃及我家，当自己亲手帮着父亲撕毁他的一本本藏书，丢进灶膛里时，瞅着腾蹿的火焰将它们化为灰烬，我心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样了。
　　我父母亲都是解放前一所国立知名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是父亲，少年时代还上过十年多的私塾，大学进的又是文学院，加上他自己喜欢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半辈子岁月里，父亲自然有一堆的藏书，其中不少还是线装版本，甚至是直排雕版印成的古藉。有《诗经》《离骚》《昭明文选》……还有不少是父亲因教书和学习所需而购买的各种书籍。
　　父亲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清理了好几天。当他把书一摞摞搬去厨房时，我正好撞上，忙凑上去帮父亲搬。书零乱地堆在炉灶边，父亲让我去拿了一把剪刀。他接过去，一本本剪断书脊上的装订线，把纸张分扯开来，丢进灶膛里。接着，他连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纸点燃。
　　真的要烧呀？我问。
　　父亲瞟我一眼，没吭声。从他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到了痛惜与无奈。也许我年少，太不懂父亲此刻的心情了。于是，我就卷起自己的袖头，帮着父亲扯破、撕烂一本本的书，往灶膛里丢，时而还用火钳拨弄拨弄灶膛的纸灰。我干得挺卖劲，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念叨着伟大领袖的诗句——纸船明烛照天烧！
　　烧书的活儿断断续续好些天。在烧书的间隙里，我也去拿那些要被烧的书翻看，无意中，我看到几页文字，一下将我震蒙了。
　　那是一本父亲教学用的参考书，薄薄的就四五十页。教师的参考书上，对所选定的课文做了全面的介绍，包括作者、故事梗概，中心思想和艺术特色等。我看到的几页就是对课文故事梗概介绍。看了这几页文字，我第一次知道了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没想到的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生死爱情故事，让我第一次知晓了人世间还有这样凄美动人的故事！它让我这个13岁的娃儿看得心激跳，血直涌，心潮起伏难以自持。我简直蒙了，禁不住感叹：男女之间还有如此纯美的情感啊！趁父亲不留意、我扯下了那几页纸，塞进了自己的裤兜。
　　接下来，我变得不老实了，开始在父亲清理出来。堆放在炉灶边要焚烧的那些书里翻找。把自己认为可以看的书，偷偷转移，藏在了自己床席下谷草里（谷草用来当垫席用的）。在这些书里，有我当时根本读不断句，看得似懂非懂的《左氏春秋》、屈原的《九歌》、《唐诗三百首》……记得还有一本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在烧书的年月，我就这样接触了莎士比亚，也算与莎翁有了一段奇缘吧。让人更没想到的是这奇缘竟然连接了我后来的人生——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欧美文学课，可以说，这也成为了我的衣食来源。真乃神人感应，冥冥之中，是不是自己前世与莎翁有缘，让我在那烧书年代与他相遇，又跌跌撞撞地相伴而行，走在自己后来的人生路途上呢？
　　偷书
　　由于学校没有上课，那些家在城里的，或老婆孩子在农村的“一公一农的吊脚户”老师们，个个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学校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我家是学校的常住户，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多，于是就成了“守夜专业户”。家不在学校的老师们要离开学校，就老找我们给他们守夜。这不是“贞观之治”，他们不得不挂念着自己房中的铺盖被卷。一到晚上，父母就会将我们兄弟几个派遣出去，分别住到不同老师的寝室里去。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里，我被父亲派去为熊老师守寝室。上床熄灯后，透过玻璃窗，月光清亮，外面的世界清晰可见。突然，我心一阵狂跳，在对面学校图书室的窗台上，趴着一个人，他正在撬开窗子，翻进图书室去。是小偷？可他一进去后反把灯打开了，有如此胆大妄为的贼？我忙跳下床，来不及穿鞋，跑到那扇被撬开的窗前，探头往里一瞅。哈！我又惊又喜。惊的是那人正在“偷书”。把一包包大本画报往一只麻袋里塞：喜的是，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我姐姐同班的同学，叫俞成！虽说中学图书室里的书报等曾在“破四旧”时被焚烧了不少，可是书库里排排书架上还是有好些东倒西歪的书，报纸、杂志、画册散乱一地。它们让我眼睛一亮，仿佛“芝麻开门”，眼前出现了一个藏宝的金窟，不。还有许多诱人的秘密。我再也顾不得啥了，双手扳着窗台，翻了进去。
　　我的突然到来、把俞成吓了一大跳。看清是我后，他口气恶狠狠问道：“你小子来干吗？”
　　“跟你一样，干活！”我一边说，一边在屋角里找出一条麻袋。
　　“画报都归我，我弄回去糊墙用。”
　　“那好，书归我。”我把架上和地上的书一股脑儿往口袋里装，不看也不管是些什么书了、只觉得心跳得怦怦的，充满着难言的喜悦和紧张。 　　当我俩翻出窗口，各自扛着鼓鼓的麻袋，刚走出不远，就听见有人打对面走来的脚步声。惊慌之中，我俩把麻袋往路边一扔，只听见一阵滚动的响声。我心里直叫苦，知道两只麻袋随山坡滚了下去，下面正是绕着山脚流过的那条小青龙河。糟啦！要是滚进河里可就白忙活啦！对面走来的人也听到了响动，一道手电筒光唰地直射过来。
　　“哪个？！”
　　“我……我们。”俞成忙应答道。
　　“呵，是你啊——俞成呀？”来人走近了，用手电筒照着俞成的脸。一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来。
　　“翁校长……”俞成一边用手遮挡光柱，一边冲着来人满不在乎地嘻嘻傻笑。
　　来人是中学的翁校长。一个快五十岁的半老头。每天晚上翁校长都要拿着一只壳上都起锈了的手电筒。自个儿在这座空了的校园里转悠上好一阵子。好像他不用那只旧电筒这里照照，那里晃晃，他就睡不着觉。
　　“你又在这里干啥，还不回家？”翁校长的电筒又射在我的脸上。
　　“我。我——我歇凉呀。”
　　“歇凉？半夜三更该归窝了。别到处乱串！”
　　翁校长晃着手电走开了。继续他的夜巡。我和俞成急忙从前面一条石梯坎跑下去。再绕到河边，一路找下去。真是让我惊喜不已，两只麻袋都被河边密集的芭茅丛阻挡着，没滚进水里。
　　俞成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刚走出芭茅丛，又倒了回去，还折断一些芭茅和树枝，把麻袋遮盖起来。
　　“我明早来拿，从这里扛到街上还近些，更方便多了。”
　　“你咋往街上扛，不是要弄回家糊墙吗？”
　　“糊个鸟！老子破四旧，弄到收购站去当废纸卖，一捆一摞地烧成灰，还不如卖了，搞点钱出去串联。”俞成提提我的麻袋，又说道，“你小子不是也想弄两个零花钱吧？”
　　我没回答他的话，扛起自己的麻袋就走。
　　“你也藏在这芭茅林里，天亮前就来拿，更不会有人发现。你现在这就背回去，再撞上那个翁老头儿的话，咋办？”
　　“我弄的都是些书，又不去卖，藏在这里，天亮再来背，也得往回搬，更不方便。”
　　“你还真打算弄回去读呀？”
　　我听得出，他的口气里含着嘲讽和不解。把麻袋背回熊老师寝室后，我从麻袋里把书抱出来，摞在桌子和床铺上，心里的高兴不用说了。随后，我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激动地逐本翻看起来。这些书里竟然有外国洋货，如《牛虻》《红与黑》《我的初恋》《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劳动》《妇女乐园》……还有当代中国文学名著《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青春之歌》《英雄儿女传》《家》《子夜》……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翻出《斯巴达克斯》这本小说时，一下想起自己至今没从宫老师那里借到此书，可是现在我不仅能读它了，还“拥有”它了。哈哈，我简直想放声大笑！
　　此后的一些日子里，一到夜晚，我就早早地把自己关在熊老师的寝室里，穿着一条短裤，光着上身，一手摇着把蒲扇，在灯下一本本地读起来。夏季的蚊子太多，赶也赶不了，叮得人心烦，一个巴掌打下去，就是一手心的血迹，有时就不得不躲在蚊帐里看了。奇怪的是，即使汗顺着头发梢儿往下滴个不停，却干扰不了我那颗扑腾飞翔的少年心灵。书里一个个神奇的人物，一段段撩人的故事，让我激越、兴奋和憧憬，真是夜不能寐。《牛虻》里亚瑟被枪决时，面对刽子手的嘲笑，他那不屈的喊声——你们要杀我，就是怕我——使我感受到了人的精神之伟大，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屠格涅夫的《我的初恋》中，少年对女性的冲动和依恋之情，让我内心涌动起人之情之性的春潮。《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红与黑》里的于连，他们的追求，也让我想入非非。《斯巴达克斯》中的奴隶英雄，古罗马角斗场上的勇士风采……无不让我痴，让我癫，让我狂！
　　多年后，我明白了那次“偷书”对我一生的意义——那不仅仅是书荒时代的一个童话：或许，它更是上帝对我的恩宠，对一个生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畸形时代的一个爱书者的拯救！
　　抢书
　　为“复课闹革命”。我们已毕业离校的高小六六和六七级学生又被召了回去，一时间原本不大的小学校园就格外热闹起来。这种热闹带着一种躁动和不安，校园简直就变成了“花果山”，我们就是嬉闹游戏的群猴。
　　学校的无次序，还不只在于老师们不会管我们，更在于我们可是肩负着“复课闹革命”的历史使命才重返学校的，这可是最高统帅发出的最高指示，谁又敢管呢？无人管的我们自然可以“肆意妄为”了。再加上返校后，几乎没有课上，每天上学放学都很自由，有事没事可以随便进出教室。这还是学校吗？实质上就是一个“羊圈”，只不过为了结束“大串联”造成的全国大混乱，要把在外边满世界扑腾的学生娃儿们圈定起来罢了。
　　虽说这些政策主要是对大中学校的学生为对象制定的，可是我们小学生也跟着沾光了。其实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高小六六级的毕业生中、一部分已跨进过中学校门，一度成为了69级初中生，过了把红卫兵的“瘾”，干了一阵子“革命小将”的“活儿”。就连我这样一个被划为“黑五类”的“坏”小子，也在一所公社“农业中学”里混了几个月，还顶着“农业中学生”的招牌。投身在革命“大串联”的风潮里，借着关心“国家大事”。天南海北地周游了一圈。这样一来，见识多了，心也野了，一下又被圈起来，那股劲儿真难受，谁也适应不了。
　　无所事事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学生要是没课上，也没书看的话，准是难受难熬的事。以前学校有个不大的图书室，里面有些课外书籍。在我的记忆里，那里面有不少民间故事、神话童话和少儿报刊（如《少年先锋报》等），还有不少“娃儿书”（连环画）。这些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半截子幺八”（13～19岁的青少年的俗称）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在“文革”破“四旧”之前，小镇上还有靠摆“娃儿书摊”谋生的人。一块大麻布就地摊开，上面摆出几十上百本的连环画，只要花上一分钱，就可以看上一本。每到放学后，“娃儿书摊”就围上一圈学生娃。后来，到处见书就烧，也没人敢摆摊“放毒”，“毒害”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了。 　　每次走过那间阅览室，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伏在窗台，想通过窗子的玻璃望望久违的室内容颜，可是帘布遮挡，窗玻璃上晃动的只是自己模糊的面孔。到后来，路过那道紧锁的门，我会抬脚蹬它两下，以解不能入内之怨恨。再到后来，不知为啥，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心里冲动，也许是自己真想搞到书看，也许因我早是有“偷书”的前科。俗话说，一次行盗，终身为贼，贼心难死啊，何况还从中尝到了不少甜头呢。长时期的渴望与失望的交织，终于爆发了。不可遏制的冲动。最终变成了胆大妄为。在我的教唆下，我和几个同学捡了两块残砖头，对准阅览室门上的挂锁，来了个三下五除二。一通猛砸……
　　几个同学各自抱着自己弄到手的书，出了阅览室就立马作鸟兽散。我提着一只大竹篾鸳篼（那是阅览室角落处的清扫工具），装着我的“战利品”，夺门疯跑，窜进了校园后面山坡上的树林子里。稍把呼吸调匀，擦去额上的汗。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清点自己的战利品了。七八本厚薄不同的民间传说中，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一本厚厚的《一千零一夜》。十多本“娃儿书”里，大部分是《三国演义》，更让我好一阵欣喜。
　　当时，《三国演义》这套连环画可是在我们男娃儿们中影响最大的一套“娃儿书”了，堪称“最流行的畅销书”。它全套一共有五十多本，其中不少我早就看过。没想到此次通过“自力更生”，一下砸到十多本，虽说是拆散的，没有连续性，如《桃园三结义》《火烧新野》《大战长坂坡》《千里走单骑》《单刀会》等，但能把它们搞到手，我还是如获至宝。兴奋异常。这种兴奋还来源于自己的一个癖好：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对《三国演义》这套“娃儿书”我还很在意它高超的绘画技巧，每页画面的构图、人物形象、道具背景都相当完美、也激发起我难以遏制的临摹欲望。我曾因贪恋描摹那套“娃儿书”上的三国英雄，成绩暴跌，还遭到父亲动用“家法”。
　　那是在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父亲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画着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五虎上将”的模样。这是我花了好几节课时，才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上描摹下来的“作品”。倒霉的是那天上算术课，我正拿出来准备用蜡笔给“五虎上将”的盔甲加彩时，被算术老师缴了去，还转手交给了我母亲。告了我一状。母亲回来后，又把我的作品给了父亲，还要我父亲想办法，说娃儿马上就要升高小考试了，学业耽误不起呀！于是，父亲对我一顿呵斥后，强令我搬来长条木凳，然后去他的旧马架躺椅上抽出一块竹片，递到他手里，再自己解开裤带，褪下裤子露出屁股蛋儿——父亲用那块近两尺长、一寸宽的竹片，在我光腚上来了七八下。事后，我的屁股连续痛了好些天。
　　砸锁破门而入，洗劫阅览室。在学校历史上也是首次，是人不敢干鬼不敢想的事，应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乱子。如是在以往，此等恶性事件的参与者定会遭到最严厉的追究与惩罚。可是，两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月、两月……这一年也这样晃晃悠悠地过去了、被打破的门依旧一副破烂苦相、被砸坏的挂锁连影子也没了。而我们这些“抢劫者”却安然无事，学校领导没找过我们，学校老师没询问起这事，就好像它从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