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于1929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童年时的一次事故夺去了他右眼的视力,在少年时他又失去了部分听力。同时他又存在数学和阅读困难症。因为感官障碍,他无法站在较远处观察鸟类和哺乳动物,于是决定研究昆虫——观察这类生物,你必须凑得尽可能的近。在16岁的时候,威尔逊开始收集蝇类标本。但是当时正逢二战,因为战时资源短缺,威尔逊找不到足够的大头钉来固定这些蝇类标本,于是他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蚂蚁身上,因为蚂蚁可以直接装进小瓶里。
　　临近读大学的年龄,威尔逊觉得自己可能无力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于是试图参军,却因为视力问题而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还是勉强凑足了钱进入亚拉巴马大学求学。
　　威尔逊曾经说过,冒着风险研究科学就好比“抛弃陆地之眷恋,转舵奔向蓝色大海”。在24岁的时候,威尔逊就发表了一篇充满争议的论文,内容是通过地理来区分种族几乎不可能,而通过肤色区分种族要简洁得多。在此时,他已经开始“奔向蓝色大海”,而当他写《社会生物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但是在蓝色大海上,而且还处在“台风眼”中。
　　威尔逊在哈佛大学当了40年教授,写了20本书,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发现了几百个新物种。他被称为世界上活着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今日心理学》杂志如此评价威尔逊:他是社会生物学之父,进化心理学的祖父。英国《卫报》则称他是“达尔文的自然继承人”。
　　威尔逊最重要的成就是创造了“社会生物学”这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他如此定义“社会生物学”:“对于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的系统研究。”他用进化的原理解释了昆虫和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其中也包括人类。而一本《社会生物学》却让威尔逊暴露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流弹与炮火中,无论是左翼自由派还是宗教保守主义者,都激烈地攻击威尔逊。
　　当时,15个顶尖科学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公开信,指责威尔逊的“基因决定论”。1977年,威尔逊在科学进步联合会进行演讲时,示威人群举着带有纳粹标志的牌子堵在门口。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科学家不同意“基因决定人类社会行为”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的作用更重要。威尔逊哈佛的同事,比如杰出的生物学家莱文廷和古尔德都激烈地批判他的社会生物学的思想。
　　但是过了若干年后,威尔逊已经成了公认的大师,起码别人对他的批判不再出于义愤。威尔逊说:“现在这种‘道德义愤’已经差不多没有了。而且有越来越多来自基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证据证明我的观点。”对于这种变迁,威尔逊不无讽刺地说:“我曾经读到一个人类学者的抱怨:大家都说,‘如果你想论文能够通过,那么就往你的人类学里加点生物学吧’;但是20年前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论文通过,就往里面加点生物学。”
　　威尔逊同时又是一个很棒的作家。《社会生物学》一书以法国作家加缪的话开头和作结,就像一篇构思精巧的散文。当今英国最红的小说家、《赎罪》的作者迈克尤恩称赞威尔逊的文字说:“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仍然在工作的科学家的散文写得比他好。”
　　但是和很多思想家、文学家不同,威尔逊同时也是一个“硬核”科学家。他是最权威的蚂蚁专家,和德国人荷尔多布勒合著的《蚂蚁》曾获普利策奖,而他亲自改写的科普著作《蚂蚁的故事》非常畅销。
　　蚂蚁教给威尔逊什么呢?威尔逊说,一件事是自然选择是非常残酷的。一开始,强壮的蚁后和雄蚁们争着挤出洞穴,但等待它们的是毁灭,只有万分之一的蚁后能够成功地在地下建立新的王国。每一个小的优势都可以造成很大的不同。第二件事是自然选择细至毫微,每一个真正的生物学家,只要他真的做研究,会告诉你他们几乎没有发现一个性状不具有功能性,不管它第一眼看上去多么不着四六。
　　威尔逊的一个有趣的观点是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性状都具有功能性。不少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生物的进化是随机的,只要总体上能够生存,那些不适应环境的性状也可能保留下来。威尔逊认为不具功能性的性状是很难保留的。他说,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相似的蚂蚁会用不同的化学物质进行通讯的时候,有些学者会说:“这是一个偶然,一个进化的副产品,进化充满了偶然”,但是如果他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这根本不是偶然,这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对于蚂蚁的异种隔离是很重要的。
　　虽然时常遭受围攻,但威尔逊并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威尔逊并不信仰传统的宗教,但有时称自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派认为某种创造性的力量创造了宇宙的规律,让它可以运行。威尔逊说,“不可知论者”高傲地宣称有些东西是不可能知道的,而“自然神论者”会试图获得知识——即使这是徒劳的。
　　威尔逊在年过花甲时开始了“最后的战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斗。1992年,他出版了经典科学著作《生物多样性》,阐述了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1996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1999年他获得了美国人道主义者协会颁发的“人道主义奖”。很显然,在晚年,威尔逊成了一个“政治非常正确”的人。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