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绪到情感”看对农广播主持的共情与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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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共情”与“释义”在对农情感节目主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直接决定着节目的传播效果。本文认为,由于农民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在节目主持过程中,“共情”与“释义”容易产生“错位”和“过度”等问题,主持人一方面要重视“共情”与“释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运用技巧和责任意识。
  【关键字】广播节目 主持人 情感 共情
  对农情感节目作为对象性服务广播节目,兼具谈话节目和情感节目的共同属性,又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共情”是指体验求助者内心世界的一种能力,要求深入求助者的内心去体验他的情感与思维,把握对方的体验与其经历和人格之间的联系;“释义”也称内容反应技术,是指咨询师把求助者陈述的主要内容经过概括、综合与整理,用自己的话反馈给求助者,以达到加强理解、促进沟通的目的。“共情”与“释义”在对农情感节目主持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受用于主持技巧。农民受众不同于都市类广播的城市受众,需要主持人有更强的“共情”能力,拉近与农民受众的心理距离;同时还需要主持人有更强的“释义”能力,用通俗朴实的话语,传递科学理念和健康生活观念。但即使这样,在对农情感节目中,主持人在“共情”“释义”方面仍存在着困难和不足,这就是本文所要表述的内容。
  一、“共情”与“释义”对农民受众的特殊意义
  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受众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城市受众较为单一,获取专业心理知识和心理治疗的渠道更为有限。目前,我国能够提供专业心理诊断和心理治疗的机构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专业的心理服务很难覆盖到广大乡村。很多农民对心理疾病缺乏认识,对心理知识掌握匮乏,很多农民即使在发现心理问题后,也不愿接受治疗。但心理健康对于一个人具有重要影响,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心境,还会影响一个人的婚姻家庭、社会支持系统,如果对于一些心理问题不能够及时给予关注,还容易引发神经症等心理症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乡村夜话》节目为农民听众提供了一个公益性服务平台,听众的问题可以通过节目与做客节目的心理专家对话,进行免费咨询。虽然节目时间有限,不能提供更深入的心理治疗,但可以引导农民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积极关注,帮助其进行分析。
  农民受众具有多元性特点,既有留守乡村的传统农民,又有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加之地域经济和环境的差异,使得农民受众的层次较之其他群体更为复杂。但从整体来看,大部分农民受众的文化水平偏低,并伴有自卑心理,与城市受众相比,他们更加敏感。心理健康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涉及一些专有名词和相关理论,这就要求节目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强对一些专业内容进行解释。同时,给予农民受众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接纳节目,体会到温暖和关怀。因此,只有加强“共情”和“释义”,才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农民关注自我成长,重视心理问题,提高节目的传播效能。
  二、“共情”与“释义”在对农节目主持中存在的问题
  对农节目由于传播对象的特殊性,对节目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情感节目的专业性特点,要求主持人对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并具有敏锐的情绪和情感体察能力。“共情”与“释义”是心理咨询中的重要技能,也受用于情感节目主持技巧,在情感节目主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即使这样,由于农民受众群体的特点所致,对农情感节目主持中,“共情”与“释义”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1.背景差异所导致的共情错位
  农民群体在社会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被主流社会话语所包围的环境中,不断被引导构建自我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对信息的理解能力相对较弱,但宽容度相对较高,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即自我属性;另一方面,外界的信息对他们而言,具有“入侵者的性质”,也因此具有了他者属性。这种对信息的宽容与排斥直接反映在情感节目《乡村夜话》的互动中,听众选择性地接纳节目传达的心理知识和情感建议。例如,当涉及到“孝顺父母”话题时,听众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认同感,多为积极性评论;当提出“对儿童家暴”“重男轻女”等话题时,与农民群众固有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冲突,听众就会提出“棍棒底下出孝子”“闺女是泼出去的水”等老说法,对节目话题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农民听众一方面表现出积极接纳科学心理知识的一面,展现出愿意学习的意愿;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的乡村观念,排斥与其不同的观念。
  对农广播的收听主体为农民和农民工,但在广播电视行业从事主持工作的主持人多为城市居民。很多主持人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对农村生活缺乏了解,很难与农民听众产生情感共鸣。由于文化背景和身份特点的差异,使得“共情”在对农情感节目主持过程中显得尤为困难。在《乡村夜话》节目中,几位主持人一直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增进对农民的了解,及其农民听众对情感问题的關注,但由于背景和观念差异,对于一些特殊问题,仍然与农民听众难以做到有效共情,形成了“想象出的听众”与“想象出的对农主持人”的错位。
  2.过度释义的话语主导与消解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不同地区的农民在经济水平和思想观念上显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另外,由于生活环境和职业特点所限,在农村从事生产的传统农民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在情感话题的关注上也具有很大差异。这种需求的多元性都体现在了《乡村夜话》节目中,也使节目制作提高了难度。同时,由于目标受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很多专业信息把握有限,这就要求主持人需要更加敏锐地察觉听众的需求和反应,及时做好“释义”工作。
  相对于农民受众而言,心理专家和主持人通常在节目中占有话语主导权,处于话语的强势地位,并表现出通过节目传播相应理念的强烈愿望。农民受众在大量心理信息的针对性包围和重复性引导下,无意识地构建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模式,原有的自我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释义”技术对于加强听众的问题理解和促进沟通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听众更清晰地做出决定,理解问题的所在。但是,过度释义会增强节目的说教意味,反而引起听众的反感。对农情感节目的主要功能是服务农民听众,因而应当注意避免教化色彩,尊重农民听众的话语模式。
  三、从“情绪到情感”扩展主持人的功能价值与责任意识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脑对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广播节目以人为主体,一方面,由带有主体感受的节目主持人作为传者,向受众传递有效信息;另一方面,作为受者的听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同样兼具主体的内心体验功能。
  对农情感节目构建了主持人、心理专家与农民的对话平台,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话语空间。情绪与情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内心体验,深刻反映着客观外界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区别。情绪具有易变性特点,情感则更为稳定和深刻。对农情感节目主持人不但需要具备敏锐的情绪体察能力,更应该在感知听众情绪的同时准确判断问题之所在,减少听众负面情绪的干扰;同时,还应当从情感层面,对农民听众有更深入的接纳和包容,与听众建立起深层次的情感链接。
  首先,提高共情能力。同理心是主持人体会听众情感的一把钥匙,是情感节目主持人换位思考的能力体现。要求主持人在生活中多关注情感问题,重视自我察觉和情感体验,不断培养对心理问题的判断能力;在节目主持过程中,利用共情技巧拉近与农民听众的心理距离。
  其次,把握释义分寸。过度的释义会引起听众的反感,较强的教化色彩反而疏远了听众,尤其是带有道德评价的批判性、指责性语言,更应该在节目中少用或者不用。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说农民的话”,避免过于学术或专有名词过多使用,并注意用语的语气和节奏。
  第三,掌握相应的专业心理知识。情感节目主持人对心理问题的敏锐度是建立在专业的心理知识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专业的心理知识,才能不依赖心理专家,并与心理专家进行有效对话,科学解答听众的情感困惑,不给农民“指歪路”。
  第四,增强责任意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有我国人口超过半数,农民的观念更新直接体现当今社会的现代文化水准,农民的心理健康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作为一名对农情感节目主持人,不但是广播节目的发声者,更是健康心理知识的传递者,一字一句都要彰显传播者的情怀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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