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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著名导演,国家一级编剧。1984年至今,先后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副主任、中心主任。荣获了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和北京“十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我恰恰不缺原创
星库:拍了《金婚2》以后,马上开始《新编辑部的故事》的拍摄,延续以往的经典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题了吗?
郑晓龙:不是,这是一个市场。我分两部分来说,第一,比如《紅楼梦》,你是拍原本的《红楼梦》,还是要拍《红楼梦续》?对于后者,没人敢这么拍,没人敢这么写。第二,最近有几件事,比如说,海岩的三部曲要重拍,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因为你没有新的原创。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去原创才算牛。《007》、《哈利波特》每一部都不一样。这个不叫没有题材了,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我们的《金婚2》、《新编辑部故事》也属于如此。都是在片名的基础上重新讲故事,讲新故事,这不是嚼旧馍。我还要拍《金婚》3和4呢,但是每一部都是不一样的。你做的好,你就应该品牌化。
星库:《新编辑部的故事》靠什么给观众立意?
郑晓龙:就是语言的那种幽默。我希望是一种幽默感,而不是滑稽。是幽默,而不是相声式的滑稽。相声、小品有时候纯粹是滑稽,甚至于糟蹋自己,来逗乐观众。而幽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机智。剧本的问题往往是原创能力差的问题,我特别恰恰不缺原创。其实一个文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就是原创。对我觉得只要是在生活当中,你认真的对待生活,人生百态,这样的话你真的就不缺原创。
星库:你的电视作品,为什么总是启用一些一开始都籍籍无名的编剧?
郑晓龙:所谓的大牌编剧,我觉得用不着,基本上我们的选题都是我们出。通常我们都用新编剧,写得不好我们给他出主意,一直到他写好为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成功的过程。你看王宛平,拍完了《金婚》,她就成了一线编剧。最近的《后宫》拍完,阿紫也会是,不信你看。我们还有好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但是虽然年轻,他有一定有质量的保证,只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是说实际上每一个剧组都是大家共同努力才成功的,每成功一部戏就成功了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编剧甚至成功一批演员。
星库: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节省成本?
郑晓龙:一部分原因。美国电影的编剧分工很细致,就只是写结构的,还有专攻台词的,更为专业。甚至包括笑料噱头的添加,都有专门的编剧。咱们国家是很缺乏这个的,因为我们国家电影史才发展三十年。不光是这个环境,连这种教育都没有。我们的学校从来没有说电视剧怎么写,老师怎么教,甚至连国外的创作方式都不知道。
还有,我们国家对电影的投资回收也很不一样,到编剧手上的钱只有那么多,如果还有其他的人来平分,就所剩无几了。人家国外一部片子投入几百万美金,他们可以拿出二十万每集去做剧本,这个钱即使平均到每个人手上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与此对比,我们的电视剧一集大概也就四五万人民币,这也是跟我们国家给的经费太少有关系。另外,电视台把大头都给挣走了,留给制作单位的就太少了。我常常说,他们比妓女赚得多,比贩毒赚得多,是真正的暴利垄断,就是垄断的利润,百分之一千的利润。我在大会上发这些言的时候,有关部门也认同,但是没有办法。我经常还跟他们说,要善待制作单位,因为其实最先倒霉的是电视台。我们顶多做到百分之百,这跟百分之一千是没法比的。所以说美国他们的原创产业就是特别高,他们就是可以走向全世界,在赚钱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传播着美国精神。从我们国家角度来讲,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讲,都应该改变现状。要尊重知识和知识产权,否则没前途没出路。如果不能从这个高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对国家、对后代不负责任。
我们现在是把娱乐进行到底吗?其实分明是在把庸俗进行到底。别人都在挖编剧,我从来不去。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保持我自己的审美标准,要提高艺术修养,才能提升艺术标准。我的原则是,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商业化?
星库:现在很多电视剧盲目追求收视率,制造轰动的效果,达到商业的目的。
郑晓龙:他们达到了吗?我不这么觉得,商业化就应该这样了吗?我觉得它反而特别不商业化。因为他的片子卖得并不好。真正商业是卖得好的才是商业化,他是太低俗化了。真正的商业化是收视率特别高。什么是精品?我们用一个词就是大浪淘沙,被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就是精品。你就看什么样的作品重播率高,那这个作品肯定就是精品。
星库:所以,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郑晓龙:现在我们的电影之所以好,不是我们电影拍得好了,而是我们的影院建得好了。因为每年30%的票房并不是因为我们电影拍得好了,而且我们的影院每年增加了30%。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刮痧》,也是唯一的一部,当年的票房是第二。我就再没拍,我为什么没拍?我就觉得电影太不规范了,包括发行市场。而且电影偷漏瞒票房,影院瞒,院线瞒,全是假的。
中国的影视不乏好的作品,但是中国电影缺少灵魂,只是在生存层面上做文章。就像中国的富人,刚刚摆脱贫穷,精神层面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西方,在十四世纪就开始的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继续发掘人性的美。几年前一部奥斯卡获得最佳影片大奖的、反映二战集中营题材的意大利影片《美丽的生活》,在制作上并没有突出特点,但是却把严肃的题材从游戏人生的角度反映出来,刻画出了人物高尚的心灵。《辛德勒名单》也是这样。而我们的这类影片,让人看完后,除了充满仇恨还能留下什么?没有高尚的灵魂,就拍不出来高尚的电影。我特别欣赏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摄了一系列成功的大片之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把家搬到纽约。他说:在洛杉矶,我就像一个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行走的人,人人都知道我。然而在纽约,没有人认识我。这对我自己、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帮助。一位如此成功的人尚且在不断突破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内心让人尊敬的人会拍出更多好的片子,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在艺术和商业的结合上,斯皮尔伯格也很值得中国的导演学习。我们中国需要的是提升创作者的灵魂。
星库:现在能出口的电视剧能占到总量的比例有多少?
郑晓龙:大概是1%。我们每年生产1万4、5千集电视剧,美国一年生产的只有不到4000集。从数量上看,我们可以算得上是电视剧大国,但是不能算是电视剧强国。这些电视剧有很多都播不出来,有的也只是在小地方播,不会有什么影响力,而能出口的比例就更少了,能出口的1%顶多到华人圈里播一下,能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的,恐怕连1%都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星库:是因为中国的电视电影语言还是很地域化吗?
郑晓龙:就是我们的文化还没有强势到那个程度,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还不是一个全球的价值观。我们的影视作品真正的价值观还不国际的嘛,也不是人类共通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对战争题材的看法,我们还在讲战争的阶级性,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讲战争当中的残酷和仇恨。可是国外对战争是反战,他们的观念已经超越了这个。战争本身是要反思,战争和人性之间的对抗。这就是价值观上的问题,我们的文艺作品和国外的文艺作品有巨大的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我们的人文精神的修养也没有达到。所以说你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去发现美、去发现故事、去结构故事,这就是走向国际的第一步,是价值观走向国际,特别是商业的影片和电视。
其次就是你的作品的技术质量,你是不是按照国际的通行的标准来做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播出方式和国际上没接轨。就是我们中国原来也是一星期播一集,或者是一星期播两集这种播法。可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的急功近利,一天播好几集。这样的做法怎么和国际上的播出方法接轨,他们周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片子跟别人的片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走到国际上就非常难。
还有就是要走到国际很多国家是政府在做,比如韩国和日本,他们政府鼓励民间的创作力量走向国际,政府给资金的支持。中国不做这个事,这是非常可笑的。政府只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
可以这么说,古装戏还能给一点海外的华人,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不光电视,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的电影真正在美国的院线上映过吗?没有几部,顶多是人家在艺术院线里面,一个城市也许只有一家电影院。
星库:想要改变现状,你觉得很难?
郑晓龙:我觉得首先把中国的观众喂好了。美国的电视也是如此,他也是先喂好美国人自己的观众,然后他再慢慢走向国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越狱》、《二十四小时》了,这些都是美国走向全球的电视。但是之前的很多电视剧,美国拍了多少电视剧,他不是这两年才拍的,从五四十年代美国人就拍了,像《谁是老板》。
中国也必须得走这条路,但是有一点,这条路如果要真走能出去的话,一定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要解放,思想要解放,如果只会讲我们自己这一套,这事就悬。
星库:你对中国的影视业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吗?
郑晓龙: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审查制度,让发展速度不会那么快。电视比电影要严很多。因为电影曾经很烂,电影弄得快死了,他只能放松。电视是弄得不错,所以他就给你严格。电影要是一直市場特别好的话,他也会很紧的。
中国缺乏贵族文化
星库:社会上反“三俗”,你觉得有必要吗?
郑晓龙:郭德刚你说他俗,观众还喜欢。郭德刚后来变得狂妄起来了,逮谁骂谁了,这样就有问题了。小人乍富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就是他们实际上还是文化底蕴不够,还是真正内心的空虚,你的内心不是贵族文化,你内心没有那种高贵化,你穿什么名牌也不行。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作品的高度,实际上是一个内在的区别,这个非常重要。我有时候跟别人讲,你说穿什么名牌啊?我说真正的名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LV就是名牌,多少人想要买这个包。其实在国外最好的名牌不是这个,他们量身定做,这叫名牌,这叫性格。被大众化,被普遍复制了的东西,绝对不应该再称做名牌了。
咱们现在还拿这个当名牌,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审美,包括我们整个的水平还是很低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大腕明星也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
星库:还有一种趋势是,影视逐渐贵族化。
郑晓龙:有很多人贵族化,所谓贵族化不是真正的贵族化。像项羽,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了,他知道他应该杀刘邦,但是他觉得,我答应了我不杀不就不能杀。就是他内心是高贵的,他有他的原则。我觉得那才是贵族,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现在中国都是假贵族,祖上三代都是挖地的,有了点破钱就不会过老百姓的日子了。我现在仍然是过老百姓的日子,我还是吃面条的。我从来没有装蒜,有两个臭钱就装蒜那个劲拿出来,不跟老百姓在一块了,不把老百姓的感觉放到一块。那种假贵族我觉得太可气了。中国现在就是有这么一帮人,就是有一点点的臭钱了,装贵族的那点劲让人受不了。
我觉得真贵族反而很难得。真正的贵族文化,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了。像英国的贵族,国王在打仗的时候,开第一声的都是贵族,诚实是贵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中国的影视作品就是如此。
星库:如此诸多现象,你觉得是一种病态吗?
郑晓龙:不光娱乐圈,我觉得别的圈也是如此。娱乐圈当然是一种名利场,名利场很多人就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然后弄出来有名有利。家里恐怕连房子还没住好呢,先买一辆好车。然后穿名牌,他们要那个。我觉得中国就是这种符号情况,别的圈也都有,只不过娱乐圈更表面化一点。
我恰恰不缺原创
星库:拍了《金婚2》以后,马上开始《新编辑部的故事》的拍摄,延续以往的经典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题了吗?
郑晓龙:不是,这是一个市场。我分两部分来说,第一,比如《紅楼梦》,你是拍原本的《红楼梦》,还是要拍《红楼梦续》?对于后者,没人敢这么拍,没人敢这么写。第二,最近有几件事,比如说,海岩的三部曲要重拍,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因为你没有新的原创。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去原创才算牛。《007》、《哈利波特》每一部都不一样。这个不叫没有题材了,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我们的《金婚2》、《新编辑部故事》也属于如此。都是在片名的基础上重新讲故事,讲新故事,这不是嚼旧馍。我还要拍《金婚》3和4呢,但是每一部都是不一样的。你做的好,你就应该品牌化。
星库:《新编辑部的故事》靠什么给观众立意?
郑晓龙:就是语言的那种幽默。我希望是一种幽默感,而不是滑稽。是幽默,而不是相声式的滑稽。相声、小品有时候纯粹是滑稽,甚至于糟蹋自己,来逗乐观众。而幽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机智。剧本的问题往往是原创能力差的问题,我特别恰恰不缺原创。其实一个文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就是原创。对我觉得只要是在生活当中,你认真的对待生活,人生百态,这样的话你真的就不缺原创。
星库:你的电视作品,为什么总是启用一些一开始都籍籍无名的编剧?
郑晓龙:所谓的大牌编剧,我觉得用不着,基本上我们的选题都是我们出。通常我们都用新编剧,写得不好我们给他出主意,一直到他写好为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成功的过程。你看王宛平,拍完了《金婚》,她就成了一线编剧。最近的《后宫》拍完,阿紫也会是,不信你看。我们还有好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但是虽然年轻,他有一定有质量的保证,只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是说实际上每一个剧组都是大家共同努力才成功的,每成功一部戏就成功了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编剧甚至成功一批演员。
星库: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节省成本?
郑晓龙:一部分原因。美国电影的编剧分工很细致,就只是写结构的,还有专攻台词的,更为专业。甚至包括笑料噱头的添加,都有专门的编剧。咱们国家是很缺乏这个的,因为我们国家电影史才发展三十年。不光是这个环境,连这种教育都没有。我们的学校从来没有说电视剧怎么写,老师怎么教,甚至连国外的创作方式都不知道。
还有,我们国家对电影的投资回收也很不一样,到编剧手上的钱只有那么多,如果还有其他的人来平分,就所剩无几了。人家国外一部片子投入几百万美金,他们可以拿出二十万每集去做剧本,这个钱即使平均到每个人手上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与此对比,我们的电视剧一集大概也就四五万人民币,这也是跟我们国家给的经费太少有关系。另外,电视台把大头都给挣走了,留给制作单位的就太少了。我常常说,他们比妓女赚得多,比贩毒赚得多,是真正的暴利垄断,就是垄断的利润,百分之一千的利润。我在大会上发这些言的时候,有关部门也认同,但是没有办法。我经常还跟他们说,要善待制作单位,因为其实最先倒霉的是电视台。我们顶多做到百分之百,这跟百分之一千是没法比的。所以说美国他们的原创产业就是特别高,他们就是可以走向全世界,在赚钱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传播着美国精神。从我们国家角度来讲,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讲,都应该改变现状。要尊重知识和知识产权,否则没前途没出路。如果不能从这个高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对国家、对后代不负责任。
我们现在是把娱乐进行到底吗?其实分明是在把庸俗进行到底。别人都在挖编剧,我从来不去。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保持我自己的审美标准,要提高艺术修养,才能提升艺术标准。我的原则是,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商业化?
星库:现在很多电视剧盲目追求收视率,制造轰动的效果,达到商业的目的。
郑晓龙:他们达到了吗?我不这么觉得,商业化就应该这样了吗?我觉得它反而特别不商业化。因为他的片子卖得并不好。真正商业是卖得好的才是商业化,他是太低俗化了。真正的商业化是收视率特别高。什么是精品?我们用一个词就是大浪淘沙,被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就是精品。你就看什么样的作品重播率高,那这个作品肯定就是精品。
星库:所以,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郑晓龙:现在我们的电影之所以好,不是我们电影拍得好了,而是我们的影院建得好了。因为每年30%的票房并不是因为我们电影拍得好了,而且我们的影院每年增加了30%。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刮痧》,也是唯一的一部,当年的票房是第二。我就再没拍,我为什么没拍?我就觉得电影太不规范了,包括发行市场。而且电影偷漏瞒票房,影院瞒,院线瞒,全是假的。
中国的影视不乏好的作品,但是中国电影缺少灵魂,只是在生存层面上做文章。就像中国的富人,刚刚摆脱贫穷,精神层面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西方,在十四世纪就开始的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继续发掘人性的美。几年前一部奥斯卡获得最佳影片大奖的、反映二战集中营题材的意大利影片《美丽的生活》,在制作上并没有突出特点,但是却把严肃的题材从游戏人生的角度反映出来,刻画出了人物高尚的心灵。《辛德勒名单》也是这样。而我们的这类影片,让人看完后,除了充满仇恨还能留下什么?没有高尚的灵魂,就拍不出来高尚的电影。我特别欣赏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摄了一系列成功的大片之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把家搬到纽约。他说:在洛杉矶,我就像一个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行走的人,人人都知道我。然而在纽约,没有人认识我。这对我自己、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帮助。一位如此成功的人尚且在不断突破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内心让人尊敬的人会拍出更多好的片子,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在艺术和商业的结合上,斯皮尔伯格也很值得中国的导演学习。我们中国需要的是提升创作者的灵魂。
星库:现在能出口的电视剧能占到总量的比例有多少?
郑晓龙:大概是1%。我们每年生产1万4、5千集电视剧,美国一年生产的只有不到4000集。从数量上看,我们可以算得上是电视剧大国,但是不能算是电视剧强国。这些电视剧有很多都播不出来,有的也只是在小地方播,不会有什么影响力,而能出口的比例就更少了,能出口的1%顶多到华人圈里播一下,能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的,恐怕连1%都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星库:是因为中国的电视电影语言还是很地域化吗?
郑晓龙:就是我们的文化还没有强势到那个程度,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还不是一个全球的价值观。我们的影视作品真正的价值观还不国际的嘛,也不是人类共通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对战争题材的看法,我们还在讲战争的阶级性,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讲战争当中的残酷和仇恨。可是国外对战争是反战,他们的观念已经超越了这个。战争本身是要反思,战争和人性之间的对抗。这就是价值观上的问题,我们的文艺作品和国外的文艺作品有巨大的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我们的人文精神的修养也没有达到。所以说你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去发现美、去发现故事、去结构故事,这就是走向国际的第一步,是价值观走向国际,特别是商业的影片和电视。
其次就是你的作品的技术质量,你是不是按照国际的通行的标准来做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播出方式和国际上没接轨。就是我们中国原来也是一星期播一集,或者是一星期播两集这种播法。可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的急功近利,一天播好几集。这样的做法怎么和国际上的播出方法接轨,他们周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片子跟别人的片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走到国际上就非常难。
还有就是要走到国际很多国家是政府在做,比如韩国和日本,他们政府鼓励民间的创作力量走向国际,政府给资金的支持。中国不做这个事,这是非常可笑的。政府只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
可以这么说,古装戏还能给一点海外的华人,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不光电视,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的电影真正在美国的院线上映过吗?没有几部,顶多是人家在艺术院线里面,一个城市也许只有一家电影院。
星库:想要改变现状,你觉得很难?
郑晓龙:我觉得首先把中国的观众喂好了。美国的电视也是如此,他也是先喂好美国人自己的观众,然后他再慢慢走向国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越狱》、《二十四小时》了,这些都是美国走向全球的电视。但是之前的很多电视剧,美国拍了多少电视剧,他不是这两年才拍的,从五四十年代美国人就拍了,像《谁是老板》。
中国也必须得走这条路,但是有一点,这条路如果要真走能出去的话,一定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要解放,思想要解放,如果只会讲我们自己这一套,这事就悬。
星库:你对中国的影视业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吗?
郑晓龙: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审查制度,让发展速度不会那么快。电视比电影要严很多。因为电影曾经很烂,电影弄得快死了,他只能放松。电视是弄得不错,所以他就给你严格。电影要是一直市場特别好的话,他也会很紧的。
中国缺乏贵族文化
星库:社会上反“三俗”,你觉得有必要吗?
郑晓龙:郭德刚你说他俗,观众还喜欢。郭德刚后来变得狂妄起来了,逮谁骂谁了,这样就有问题了。小人乍富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就是他们实际上还是文化底蕴不够,还是真正内心的空虚,你的内心不是贵族文化,你内心没有那种高贵化,你穿什么名牌也不行。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作品的高度,实际上是一个内在的区别,这个非常重要。我有时候跟别人讲,你说穿什么名牌啊?我说真正的名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LV就是名牌,多少人想要买这个包。其实在国外最好的名牌不是这个,他们量身定做,这叫名牌,这叫性格。被大众化,被普遍复制了的东西,绝对不应该再称做名牌了。
咱们现在还拿这个当名牌,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审美,包括我们整个的水平还是很低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大腕明星也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
星库:还有一种趋势是,影视逐渐贵族化。
郑晓龙:有很多人贵族化,所谓贵族化不是真正的贵族化。像项羽,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了,他知道他应该杀刘邦,但是他觉得,我答应了我不杀不就不能杀。就是他内心是高贵的,他有他的原则。我觉得那才是贵族,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现在中国都是假贵族,祖上三代都是挖地的,有了点破钱就不会过老百姓的日子了。我现在仍然是过老百姓的日子,我还是吃面条的。我从来没有装蒜,有两个臭钱就装蒜那个劲拿出来,不跟老百姓在一块了,不把老百姓的感觉放到一块。那种假贵族我觉得太可气了。中国现在就是有这么一帮人,就是有一点点的臭钱了,装贵族的那点劲让人受不了。
我觉得真贵族反而很难得。真正的贵族文化,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了。像英国的贵族,国王在打仗的时候,开第一声的都是贵族,诚实是贵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中国的影视作品就是如此。
星库:如此诸多现象,你觉得是一种病态吗?
郑晓龙:不光娱乐圈,我觉得别的圈也是如此。娱乐圈当然是一种名利场,名利场很多人就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然后弄出来有名有利。家里恐怕连房子还没住好呢,先买一辆好车。然后穿名牌,他们要那个。我觉得中国就是这种符号情况,别的圈也都有,只不过娱乐圈更表面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