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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为什么不能专心做一件事情
说起孙大午恐怕无人不知，在公众心目中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企业家，尤其是他的正派耿直给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汉子是中国文化的稀有产物，尤其让我敬佩。他对自己品德的“不合时宜”的严格要求，让我从心底里竖大拇指。过去我一直觉得，在这个缺乏诚信的时代，孙大午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如果他做“大午奶粉”、“大午放心肉”，应该很有前途——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有着高度道德自我期许的人，做出来的农产品，口味不见得比别人好，但一定是让人比较放心的，至少他不会掺三聚氰胺。
前些日子我跟几位学者一起应邀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作客。我过去是学管理的，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午集团哪里是一个企业，分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乌托邦啊，有几千亩的庄稼地，有大午养鸡场、大午饲料厂，还有大午小学、大午中学、大午医院、大午温泉浴池以及污水处理厂，喝的水是大午矿泉水，饭桌上上酒时，一看——是大午葡萄酒。
这太不符合管理学常识了，拿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如果专心做一件事，基本上什么事都能搞定，但如果同时管几摊子事，过了边界，就会手忙脚乱，就跟玩抛球的杂技一样。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介绍了专业分工使效率提高的道理。他用制针的例子说明，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相当训练，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经过专门训练者，大概能做20枚；但如果按照更专业的分工，抽铁线、拉直、切截、削尖、打磨等18种操作各由专门的人来完成，这样组织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针48000枚。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专心做一件事，效率越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办企业，越专注于一个领域就越有竞争力，就像“沃尔玛”一辈子专门办超市，“肯德基”一辈子钻研鸡翅。像孙大午这样搞出一堆差别如此之大的企业，协调这么多不一样的产品，要消耗多大的精力啊。以他的才干和品德，如果专心挑一件事做，比如养鸡或者做饲料，大概不会比刘永好干得差。一位老师就专门拿刘永好的例子启发他。
不过这些旁敲侧击的建议，孙大午都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刘永好那样的模式很不靠谱，而他的发展方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他最有力的一条理由是：在中国，往外面发展就要土地，要土地就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行贿，这种靠行贿搞的事都不靠谱。这个观点虽然有点偏激，但确实反映了当下的某些实际情形。
离开大午庄园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孙大午的企业架构是违背管理学常识的。但孙大午这个人并不笨，而且很好学，仅用他缺乏学术训练恐怕不足以解释他何以如此固执。
为了喝牛奶，人人都得自养奶牛？
最近我又去山西大同的左云县，见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马文友。他已经72岁了，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了解他的创业经历后，你会发现他真是个愚公移山式的老英雄。40多年前，马文友在晋北荒地上一所废弃破庙里开办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靠着师生劳动，硬把荒坡填成平地。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他又开始办砖窑、种地、养牛，后来办起了活性炭加工厂等8个企业。现在，这里成了有数千师生、远近闻名的职业技术学校，不仅给贫苦的农村家庭培养大批人才，还给国家交了上千万的税。
左云县以煤炭产业出名，走在街上你就会知道“资源的诅咒”是什么含义。这里街上跑的挂政府车牌的好车很多，但路两边连树都没有，大量的建筑都是1970年代的水平，据说是给矿工住的——与其说那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如此简陋的窄路，收费站却频频出现。当地人告诉我，其中一个收费站已收了20多年的过路费。这个县一年财政收入是13亿元，天知道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但你走进马文友的学校，简直豁然开朗，到处绿树成荫，整洁的教学楼让你以为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又让我想起了与孙大午同样的问题：马文友这样一位老英雄，若是专心办企业，必能办出很好的企业；若是专心办学校，也能办出教育集团甚至大学。可他把精力分散在学校和各种企业，虽然办得都不错，但教育学生和养奶牛毕竟是不一样的。也亏得他是个“超人”，才能应付得了，但对于社会而言，这是多么严重的人才浪费啊！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有才华又有激情的人，不能专心做一件事呢？忽然间马老先生常说的一个词让我想起了什么，这个词就是“自力更生”。马老说出这个词时，另有一层意思，就是外部环境靠不住。
本来市场经济的功能，就是使人通过交换实现互补，并让每个人专心于自己的特长，这样整个社会的效率就能达到最高。但当外部环境靠不住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我在马老的学校参观时，喝的是他自己的奶牛厂产的牛奶，口感真是好，却也让人想起那个笑话——为了喝牛奶，人人都得自养奶牛，这个社会就“没戏”了。
不得已的“自力更生”
孙大午和马文友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很多人都听过孙大午在创业过程中，被一些部门敲诈勒索的故事。他本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操守去暂时迎合，但他的正直、他的坚持原则使他成为这个环境中的异类，这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友善。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更加靠自己，什么都靠自己，体现在他的经营实践中，就是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最后成了自成一体的“大午庄园”，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这种“自力更生”使他能够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产业的分散化虽然降低了效率，却化解了不友善的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避免了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容易被人家卡脖子。
马文友老先生尽管总是乐呵呵的，不爱说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但他的创业历程也是一把辛酸泪。他曾三次被當地政府罢免，穿的小鞋不计其数。有一次，一个县委书记看他的学校办得好，就安排一个乡党委书记来接他的班……其中的坎坎坷坷，马老爷子倒很达观，但看得出，他能坚持到现在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最初好奇，马文友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学校，为什么不办成一所大学？后来了解到，因为矿主挖煤，有些地下已被挖空了，有些房子墙裂了，成了危房，找当地政府，政府说管不了。现在不要说办大学，光是如何把学校搬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够他操心的了。至于找政府赔偿损失，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此环境下，72岁的老先生不得不整天跑来跑去，搞自力更生。
不懂管理学的是我们这个社会
到这里可以看明白了，并不是孙大午和马文友们不懂管理学原理，而是我们的环境逼着他们像逆练九阴真经一样，走了一条不符合管理学原理的创业道路。
不过当我想明白以后，遗憾地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早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而且拿了诺贝尔奖。科斯几十年前就指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如交易成本足够低，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广义上讲，外部交易需要调动的一切资源都可归为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就无法运作了，企业只能用自身组织的扩展来避免高成本的外部交易。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大午和马文友办出自成体系的一堆企业，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不懂管理学，或者有“庄主”嗜好、不想专心把一个事业做大，倒不如说是他们参悟透了“中国国情”之后明哲自保的谨慎，是他们无数次“寒心”经历之后的保守，是他们多次被伤害后对外部环境的刻骨铭心的不信任。
像孙大午和马文友这样的人，原本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梦想，有责任感，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不甘随波逐流。如果我们的社会能给他们更宽容的环境，不要因为他们不服从潜规则，就把他们目为异类，让他们能专心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该有多好啊。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说起孙大午恐怕无人不知，在公众心目中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企业家，尤其是他的正派耿直给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汉子是中国文化的稀有产物，尤其让我敬佩。他对自己品德的“不合时宜”的严格要求，让我从心底里竖大拇指。过去我一直觉得，在这个缺乏诚信的时代，孙大午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如果他做“大午奶粉”、“大午放心肉”，应该很有前途——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有着高度道德自我期许的人，做出来的农产品，口味不见得比别人好，但一定是让人比较放心的，至少他不会掺三聚氰胺。
前些日子我跟几位学者一起应邀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作客。我过去是学管理的，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午集团哪里是一个企业，分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乌托邦啊，有几千亩的庄稼地，有大午养鸡场、大午饲料厂，还有大午小学、大午中学、大午医院、大午温泉浴池以及污水处理厂，喝的水是大午矿泉水，饭桌上上酒时，一看——是大午葡萄酒。
这太不符合管理学常识了，拿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如果专心做一件事，基本上什么事都能搞定，但如果同时管几摊子事，过了边界，就会手忙脚乱，就跟玩抛球的杂技一样。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介绍了专业分工使效率提高的道理。他用制针的例子说明，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相当训练，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经过专门训练者，大概能做20枚；但如果按照更专业的分工，抽铁线、拉直、切截、削尖、打磨等18种操作各由专门的人来完成，这样组织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针48000枚。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专心做一件事，效率越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办企业，越专注于一个领域就越有竞争力，就像“沃尔玛”一辈子专门办超市，“肯德基”一辈子钻研鸡翅。像孙大午这样搞出一堆差别如此之大的企业，协调这么多不一样的产品，要消耗多大的精力啊。以他的才干和品德，如果专心挑一件事做，比如养鸡或者做饲料，大概不会比刘永好干得差。一位老师就专门拿刘永好的例子启发他。
不过这些旁敲侧击的建议，孙大午都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刘永好那样的模式很不靠谱，而他的发展方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他最有力的一条理由是：在中国，往外面发展就要土地，要土地就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行贿，这种靠行贿搞的事都不靠谱。这个观点虽然有点偏激，但确实反映了当下的某些实际情形。
离开大午庄园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孙大午的企业架构是违背管理学常识的。但孙大午这个人并不笨，而且很好学，仅用他缺乏学术训练恐怕不足以解释他何以如此固执。
为了喝牛奶，人人都得自养奶牛？
最近我又去山西大同的左云县，见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马文友。他已经72岁了，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了解他的创业经历后，你会发现他真是个愚公移山式的老英雄。40多年前，马文友在晋北荒地上一所废弃破庙里开办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靠着师生劳动，硬把荒坡填成平地。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他又开始办砖窑、种地、养牛，后来办起了活性炭加工厂等8个企业。现在，这里成了有数千师生、远近闻名的职业技术学校，不仅给贫苦的农村家庭培养大批人才，还给国家交了上千万的税。
左云县以煤炭产业出名，走在街上你就会知道“资源的诅咒”是什么含义。这里街上跑的挂政府车牌的好车很多，但路两边连树都没有，大量的建筑都是1970年代的水平，据说是给矿工住的——与其说那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如此简陋的窄路，收费站却频频出现。当地人告诉我，其中一个收费站已收了20多年的过路费。这个县一年财政收入是13亿元，天知道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但你走进马文友的学校，简直豁然开朗，到处绿树成荫，整洁的教学楼让你以为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又让我想起了与孙大午同样的问题：马文友这样一位老英雄，若是专心办企业，必能办出很好的企业；若是专心办学校，也能办出教育集团甚至大学。可他把精力分散在学校和各种企业，虽然办得都不错，但教育学生和养奶牛毕竟是不一样的。也亏得他是个“超人”，才能应付得了，但对于社会而言，这是多么严重的人才浪费啊！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有才华又有激情的人，不能专心做一件事呢？忽然间马老先生常说的一个词让我想起了什么，这个词就是“自力更生”。马老说出这个词时，另有一层意思，就是外部环境靠不住。
本来市场经济的功能，就是使人通过交换实现互补，并让每个人专心于自己的特长，这样整个社会的效率就能达到最高。但当外部环境靠不住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我在马老的学校参观时，喝的是他自己的奶牛厂产的牛奶，口感真是好，却也让人想起那个笑话——为了喝牛奶，人人都得自养奶牛，这个社会就“没戏”了。
不得已的“自力更生”
孙大午和马文友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很多人都听过孙大午在创业过程中，被一些部门敲诈勒索的故事。他本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操守去暂时迎合，但他的正直、他的坚持原则使他成为这个环境中的异类，这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友善。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更加靠自己，什么都靠自己，体现在他的经营实践中，就是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最后成了自成一体的“大午庄园”，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这种“自力更生”使他能够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产业的分散化虽然降低了效率，却化解了不友善的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避免了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容易被人家卡脖子。
马文友老先生尽管总是乐呵呵的，不爱说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但他的创业历程也是一把辛酸泪。他曾三次被當地政府罢免，穿的小鞋不计其数。有一次，一个县委书记看他的学校办得好，就安排一个乡党委书记来接他的班……其中的坎坎坷坷，马老爷子倒很达观，但看得出，他能坚持到现在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最初好奇，马文友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学校，为什么不办成一所大学？后来了解到，因为矿主挖煤，有些地下已被挖空了，有些房子墙裂了，成了危房，找当地政府，政府说管不了。现在不要说办大学，光是如何把学校搬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够他操心的了。至于找政府赔偿损失，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此环境下，72岁的老先生不得不整天跑来跑去，搞自力更生。
不懂管理学的是我们这个社会
到这里可以看明白了，并不是孙大午和马文友们不懂管理学原理，而是我们的环境逼着他们像逆练九阴真经一样，走了一条不符合管理学原理的创业道路。
不过当我想明白以后，遗憾地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早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而且拿了诺贝尔奖。科斯几十年前就指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如交易成本足够低，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广义上讲，外部交易需要调动的一切资源都可归为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就无法运作了，企业只能用自身组织的扩展来避免高成本的外部交易。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大午和马文友办出自成体系的一堆企业，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不懂管理学，或者有“庄主”嗜好、不想专心把一个事业做大，倒不如说是他们参悟透了“中国国情”之后明哲自保的谨慎，是他们无数次“寒心”经历之后的保守，是他们多次被伤害后对外部环境的刻骨铭心的不信任。
像孙大午和马文友这样的人，原本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梦想，有责任感，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不甘随波逐流。如果我们的社会能给他们更宽容的环境，不要因为他们不服从潜规则，就把他们目为异类，让他们能专心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该有多好啊。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