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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50年来一直是全国各地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的“会员之家”，每逢来京办事，摄影人都忘不了来这里坐坐，看看协会的变化，找找熟悉的编辑。在这个院子里，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不清的信件和照片，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摄影爱好者登门拜访；也是在这个院子里，每天都有很多爱好者的作品被选用在杂志和报刊上，每年都有很多爱好者从青涩走向成熟，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中坚力量。“61号院”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代名词，对于许多刚刚步入摄影界的爱好者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值中国摄影家协会建会50周年之际，有关“会员之家”的许多故事、历史，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起来。
会址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成立之初，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办公，著名摄影家、时任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的陈勃，为了学会能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每天上班前都要骑车到北京市东城区房管所，跑了整整一年，房管所才批准了个地方。1968年夏天，学会正式搬到了当时的无量大人胡同24号，也就是今天的红星胡同61号。每每说起这些，陈老都很感慨：“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关系，也没有走后门，就是把自己的难处摆了出来，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址。”
在协会入住之前，这个院子曾是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驻地（早年曾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旧居），据老同志回忆，学会入住的时候，院子的墙上还有很多大字报的痕迹，三层的西式洋楼非常漂亮，小院里还有一个小水池，池中有喷水的雕塑、睡莲，几棵多年的大槐树一到夏天就把小院都拢在自己的荫凉下，安静而优雅。
会徽
快门打开裂隙构成的“人”字、稚嫩的小花，构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使用了50年的会徽。而它的设计者，正是设
计了1980年那套“猴票”的邵柏林。
195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初期，邵伯林受托设计会徽。徽志艺术是一种“至简”的艺术，它的含义要求简而明、一形多意。因此邵伯林用相机快门打开时的裂隙构成的“人”字，象征摄影艺术是为人民服务，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这个简明的设计一出来就得到全国第一届摄影家代表大会的通过，并在之后的50年中，作为中国摄影的象征和标志被用在各种展览、会场、 刊物、包装等各种场合。
1986年，因会徽的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等各种原因，邵伯林受托重画会徽，他画了两张，一张忠实于30年前的原作，一张做了些细微的调整——将边框加粗了一条线，将菱角作了一点调整。
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观念的改变、实际需求的改变，许多摄影家提出了将“以人为本”的概念融入到会徽中，因此，中国摄影家协会在50周年庆典之际，向全国摄影人发出了征集新会徽的号召，但由邵伯林设计的这个会徽在近50年中，被广泛使用，受到广大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喜爱，成为“摄影”的特殊表征，对于传播摄影理念、繁荣摄影艺术，塑造协会形象，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国展
展览，是摄影艺术不可缺少的表现形式，1957年12月1日，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办了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摄影艺术展——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受到了观众和首都各主要报刊、通讯社的好评。这次展览，从1957年1月开始征稿，至10月31日截稿，因为当时彩色放大的工艺十分复杂，所以征稿作品以黑白照片为主。大展面对中国摄影学会会员和非会员征稿，非会员在投稿时则要缴纳参加费1元。这次展览不仅受到大陆摄影人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也吸引了来自港澳同胞、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南非、新加坡等地侨胞的踊跃投稿。
本次影展，共入选了321幅作品，《在结婚登记处》《过马路》等一批摄影史上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是在这次展览中出现，并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之后的近50年中，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致力于发现作者、多出精品、鼓励创新，并逐渐成为中国摄影界知名的品牌和规模最大的展览，最高来稿量曾高达七万余幅作品，这是摄影界其他影展所不可比拟的。
题词
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繁荣,一直以来都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厚受。早在协会建立初期，毛主席就为协会以及《大众摄影》《中国摄影》亲笔题词。
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会名和刊名。第一次是1959年，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等同志，与在毛主席身边拍摄的侯波同志商量，请毛主席为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两本杂志题写会名和刊名。同年夏，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并在火车上办公，一天毛主席招待列车服务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饭后侯波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有个请求，就是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大众摄影都要求主席题字。”毛主席风趣地说：“你看我吃饱了肚子，就给我分配了这个任务，我来完成就是了。”随后，侯波把准备好的锦缎册页交给值班卫士，两天后，卫士把写好的册页交给侯波，其中 “中国摄影学会”写了两条，一是横写，一是竖写；“大众摄影”，写了四条，横写的三条，竖写的一条，共是四条，毛主席还在他认为满意的一条前画了圈； “中国摄影”写了一条，其中“国”字因不满意，在勾去之后又在右下方另写了一个“国”字，这四个字至今还题写在刊物上。
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多数以“某某家协会”命名，因此中国摄影学会随后又委托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摄影师吕厚民，请主席再题写“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名。吕厚民通过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于1962年在杭州请主席题写了两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名，并转给学会收藏。
会刊
《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两大综合性摄影月刊，从刊名即可看出两刊定位的不同：《中国摄影》意在摄影的提高；《大众摄影》则面向摄影大众，进行摄影知识的普及，两刊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摄影界发表优秀作品、交流摄影经验和观点的园地。早在1956年夏天，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学会的有关领导就已着手进行刊物的筹备工作。1957年《中国摄影》一面世，初版的6000多册就在几天内一抢而空，之后加印的5000本也是供不应求。“中国摄影”四个字是从鲁迅先生的信笺中精选出来，并经过加工设计而成，封面则由邵柏林设计。
1958年7月创刊的《大众摄影》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代文豪、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赞赏，郭老还亲自为《大众摄影》题过刊名，并用于创刊号封面上，郭沫若喜爱摄影，经常为摄影家的佳作配诗题词。1959年夏天，毛泽东主席也为《大众摄影》亲笔题写了四幅刊名。1960年6月，《大众摄影》第24期出刊时，为了贯彻党的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各类出版物的指示而停刊。直到1979年7月才得以复刊，并出版至今。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两大主要刊物，《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在近50年来一直是沟通摄影人、传递摄影信息的重要纽带。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的相继创办，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同摄影人的沟通渠道，进一步促进了摄影文化的繁荣发展。
会址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成立之初，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办公，著名摄影家、时任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的陈勃，为了学会能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每天上班前都要骑车到北京市东城区房管所，跑了整整一年，房管所才批准了个地方。1968年夏天，学会正式搬到了当时的无量大人胡同24号，也就是今天的红星胡同61号。每每说起这些，陈老都很感慨：“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关系，也没有走后门，就是把自己的难处摆了出来，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址。”
在协会入住之前，这个院子曾是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驻地（早年曾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旧居），据老同志回忆，学会入住的时候，院子的墙上还有很多大字报的痕迹，三层的西式洋楼非常漂亮，小院里还有一个小水池，池中有喷水的雕塑、睡莲，几棵多年的大槐树一到夏天就把小院都拢在自己的荫凉下，安静而优雅。
会徽
快门打开裂隙构成的“人”字、稚嫩的小花，构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使用了50年的会徽。而它的设计者，正是设
计了1980年那套“猴票”的邵柏林。
195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初期，邵伯林受托设计会徽。徽志艺术是一种“至简”的艺术，它的含义要求简而明、一形多意。因此邵伯林用相机快门打开时的裂隙构成的“人”字，象征摄影艺术是为人民服务，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这个简明的设计一出来就得到全国第一届摄影家代表大会的通过，并在之后的50年中，作为中国摄影的象征和标志被用在各种展览、会场、 刊物、包装等各种场合。
1986年，因会徽的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等各种原因，邵伯林受托重画会徽，他画了两张，一张忠实于30年前的原作，一张做了些细微的调整——将边框加粗了一条线，将菱角作了一点调整。
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观念的改变、实际需求的改变，许多摄影家提出了将“以人为本”的概念融入到会徽中，因此，中国摄影家协会在50周年庆典之际，向全国摄影人发出了征集新会徽的号召，但由邵伯林设计的这个会徽在近50年中，被广泛使用，受到广大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喜爱，成为“摄影”的特殊表征，对于传播摄影理念、繁荣摄影艺术，塑造协会形象，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国展
展览，是摄影艺术不可缺少的表现形式，1957年12月1日，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办了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摄影艺术展——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受到了观众和首都各主要报刊、通讯社的好评。这次展览，从1957年1月开始征稿，至10月31日截稿，因为当时彩色放大的工艺十分复杂，所以征稿作品以黑白照片为主。大展面对中国摄影学会会员和非会员征稿，非会员在投稿时则要缴纳参加费1元。这次展览不仅受到大陆摄影人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也吸引了来自港澳同胞、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南非、新加坡等地侨胞的踊跃投稿。
本次影展，共入选了321幅作品，《在结婚登记处》《过马路》等一批摄影史上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是在这次展览中出现，并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之后的近50年中，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致力于发现作者、多出精品、鼓励创新，并逐渐成为中国摄影界知名的品牌和规模最大的展览，最高来稿量曾高达七万余幅作品，这是摄影界其他影展所不可比拟的。
题词
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繁荣,一直以来都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厚受。早在协会建立初期，毛主席就为协会以及《大众摄影》《中国摄影》亲笔题词。
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会名和刊名。第一次是1959年，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等同志，与在毛主席身边拍摄的侯波同志商量，请毛主席为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两本杂志题写会名和刊名。同年夏，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并在火车上办公，一天毛主席招待列车服务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饭后侯波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有个请求，就是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大众摄影都要求主席题字。”毛主席风趣地说：“你看我吃饱了肚子，就给我分配了这个任务，我来完成就是了。”随后，侯波把准备好的锦缎册页交给值班卫士，两天后，卫士把写好的册页交给侯波，其中 “中国摄影学会”写了两条，一是横写，一是竖写；“大众摄影”，写了四条，横写的三条，竖写的一条，共是四条，毛主席还在他认为满意的一条前画了圈； “中国摄影”写了一条，其中“国”字因不满意，在勾去之后又在右下方另写了一个“国”字，这四个字至今还题写在刊物上。
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多数以“某某家协会”命名，因此中国摄影学会随后又委托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摄影师吕厚民，请主席再题写“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名。吕厚民通过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于1962年在杭州请主席题写了两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名，并转给学会收藏。
会刊
《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两大综合性摄影月刊，从刊名即可看出两刊定位的不同：《中国摄影》意在摄影的提高；《大众摄影》则面向摄影大众，进行摄影知识的普及，两刊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摄影界发表优秀作品、交流摄影经验和观点的园地。早在1956年夏天，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学会的有关领导就已着手进行刊物的筹备工作。1957年《中国摄影》一面世，初版的6000多册就在几天内一抢而空，之后加印的5000本也是供不应求。“中国摄影”四个字是从鲁迅先生的信笺中精选出来，并经过加工设计而成，封面则由邵柏林设计。
1958年7月创刊的《大众摄影》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代文豪、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赞赏，郭老还亲自为《大众摄影》题过刊名，并用于创刊号封面上，郭沫若喜爱摄影，经常为摄影家的佳作配诗题词。1959年夏天，毛泽东主席也为《大众摄影》亲笔题写了四幅刊名。1960年6月，《大众摄影》第24期出刊时，为了贯彻党的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各类出版物的指示而停刊。直到1979年7月才得以复刊，并出版至今。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两大主要刊物，《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在近50年来一直是沟通摄影人、传递摄影信息的重要纽带。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的相继创办，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同摄影人的沟通渠道，进一步促进了摄影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