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沉积在我们思想观念深处的超稳定的东西不少,其中,我感觉有一种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或者可以叫它“数量情结”吧。
　　受数量之累,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以量代质。单纯地求多、贪多,在许多领域都特别抬举数量,而忽视或漠视质量,总之是以数量为前提,总是觉得“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是想用数量去说明问题。
　　譬如:
　　在人口方面,一味地认为人多热气高,力量大,而不谈人口的素质。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也是以“众”为前提,至于是什么柴,是干是湿就不去过问了。事实上,如果在想达到“火焰高”的目的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的话,那就不用“众人”去“拾柴”,用现在的话说,只需叫少数人去弄汽油就够了。
　　在家庭方面,人们追求并赞美诸如什么儿孙满堂,七子八婿,十三太保之类,也首先讲的是数目。至于他们是否成才,是否不孝,那是后话,先有数量再说。
　　在证明一个人有学问时,就说他学富五车。其实读了五车之多的书不一定就有学问,还要看他读的是什么书,理解的程度如何,能否应用于实际。
　　在说明一个人的著述成就时,就说他著作等身。其实即使写了同自己的身高一样多的东西,如果都是平庸之作,算什么成就呢?
　　在形容军事力量强大时,就说拥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其实战争的胜败并不完全决定于人数的多少。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他自己明明曾经在官渡之战中以少数兵力战胜过袁绍,也依然没能摆脱这种数量情结,他在赤壁之战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夸大其人马的数量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如人们所知道的,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在形容收获的时候,就说满载而归。至于满载的货色则不加探究了。
　　在说明一个人的罪恶重大时,往往不是着重说他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而是先抓数量,罗列甚至拼凑所谓十大罪状;罄竹难书一词也只是言其数量之多,而非言其情节之重。
　　例子是举不完的。
　　我们中国老百姓并非没有质量观念,有说法为证,如“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宁缺毋滥”,“兵贵精而不贵多”,“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一当十”,“精兵简政”等都是。但是上述那种数字当先、数量挂帅的思想往往更占优势,经常使我们在实践中造成许多重大损失。好在我们现在懂得了质量的重要,重新审视数量问题了。
　　误区之二是以量胜质。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习惯于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集体创作”。最典型的想法就是认定“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事实上,诸葛亮是由他自身的质构成的,臭皮匠也是由他自身的质确定的,他们之间不同的质是不能用量来替代和转换的。正如一百个平庸的作家也顶不了一个鲁迅,一百个臭皮匠还是臭皮匠,也还是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以量胜质是不行的。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这种“纯量”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数字的见解”。
　　误区之三是量中求质。认为先有数量,后有质量;认定数量多了自然会出质量,其中必然就会出现好的。还经常引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其实,要正确认识量和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至少有两个问题应当搞清楚,第一,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有它一定的范畴,不是在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发生的。一千只老鼠的量,即使再加上一万只老鼠的量,也还是质变不出一只猫来的。第二,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相当的过程,即首先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量,而不是静止的量,而且要有足够长的运动发展变化渐进的时间。例如,这些年在文学方面,发表与出版的数量猛增,而精品力作甚少,量变的幅度非常大,甚至可以说空前的大,可是并没有引起文学水平的质变。
　　当然,在许多方面,一定的量是绝对必要的,少不了的,有些问题少不得是要用数字和数量来说明和证明的,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话又说回来,第一不能撇开质量,滥竽充数;第二不能超过限度,不是多多益善。
　　
　　(张涛摘自《今晚报》200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