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政党报刊阶段进入大众化报刊时期，使得传统报人摆脱工具人格形态，获得了独立的职业人格形态，这种独立人格体现在三个方面：逐渐淡化了政治情结；追求独立意志；生存方式是完全独立的。
关键词: 独立人格；大众化报刊；报人
大众化报纸是对党派报纸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以报纸商业化运作、获得经济上独立为基础的。这种全新的经营模式使得大众传媒彻底摆脱外界政治力量控制，只服从于传播事业的客观规律，传媒从业者也获得了独立人格，这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带来的最为宝贵的进步。
人格集中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及表现，不同的职业也有不同的人格特质和模式要求。报人的形象是其人格素质的外化，而人格素质又体现着鲜明的职业规定性。因此分析报人进入大众化报刊时期的人格转型，有必要引入职业人格的理论。从职业的角度所表现的个体人格，称之为职业人格。有人这样界定：职业人格是指人作为职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所具备的基本人品和心理面貌。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物质经济关系、道德文化、价值取向、精神素养、理想情操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它既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又是人的职业素质的核心部分。［1］
具体地说，报人的职业人格是指报人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专业智慧（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以及由此而综合形成的个性品质。职业人格并不完全是先天决定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职业人格是由后天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决定的，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从事的职业不同形成了每个人不同的职业人格。
根据笔者分析，认为，大众化报刊时期报人的独立职业人格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逐渐淡化政治情结
政党报刊时期，报人的政治热情高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极其强烈，甚至于出现很多报人同时是政客、很多政客同时是报人的现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意见得到公之于世，占主导地位，最好能立刻贯彻执行，所以就需要握有权柄，能支配人。随着商业性的增强，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政治斗争的炮灰，而是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这种转变对传媒业而言影响是深刻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自由职业者，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或个人，只属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自由的身份，决定他们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务的仲裁者，即不去迎逢、讨好任何权势者，对权力抱着一种淡化的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应该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为官场上的名利所动心，也不为严酷的政治压力所屈服。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反思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尽职；对社会所表示的种种关爱是出于自身的存在需要。在致力于政治或学术面前，大都选择后者作为人生之路。有记者就声称，我宁愿做一个记者，而不愿做一个总统。中国的名记者邵飘萍也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2］
因为政治斗争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的方式，它既能激发人的刚毅、勇敢、拼搏的品格，也可以唤起内心深处的卑贱、邪恶、自私庸俗的意识。马克思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3］高尔基曾告诫知识分子：“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以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才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4］拜伦在《唐璜》中自豪地宣称：“因为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敢触犯一切党派：——不管用！/至少我的语言是诚恳而热烈的，如果我追求功成名遂就不会这样。”
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疏远权力的，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有的人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显身手，也绝非是他的特长。美国的伯纳德·巴伯说：“科学家们不可能被允许在社会中抢先取得社会和政治的地位，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因为作为科学家，他们与其他人相比在这种地位上并不更加胜任。”［5］他的话对记者和编辑们来说也同样适用。知识分子与政治疏离，从个人的知识、智慧来讲，是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这样可以让自己在科学文化天地里挥洒才智建立不朽的功勋，润泽后代。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独立新闻”运动体现了报人对自己与党派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否定。当时共和党政府丑闻不断，贪污腐败问题盛行，一些新闻记者和编辑对此极为不满。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报业人士(多为共和党人)，决定重新考虑他们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向政党报刊挑战，凸现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纽约画报》编辑大卫·克罗利说：“政客和新闻记者的手法截然不同，前者鬼鬼祟祟，而后者恰恰相反，要把一切公之于世。”“独立新闻”的倡导者不仅主张独立于政党，献身于公正的新闻报道，而且还洞察出新闻的真正意义。《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宣称：“我认为，一份报刊能给予读者最伟大的服务就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一办法就是我们身先士卒，把一份独立的报刊呈现在他们面前。”［6］到下半叶，独立报刊开始打破政党报刊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在城市里。它们主张新闻独立于政党，观点上不受任何党派制约，可以说,“独立新闻”开创了美国新闻界客观报道之先河。
当然，所谓“独立”只是相对而言。某种程度上，独立报刊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它们积极地为当时的自由改革摇旗呐喊，甚至自建自由共和党，并在1872年推举《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霍勒斯·格里利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它们虽不效忠某一党派，但对政治新闻特别有兴趣。［7］
二、追求独立意志
独立意志就是通常所说的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意思。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行动是自由的核心旨意。追求独立意志表明知识分子对除了学理的权威外，不认可其他权威的约束力，即是说，在他们面前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寻真理绝对信念外，任何其他权威头上的光环都黯然失色。这不仅是对旧的权威的挑战，而且也是对新的权威的一种态度。
思想自由就是不要给思想设置禁区，绝不能因思想而获罪。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禁止思想的办法，即使对一个人采取暴力专政手段，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也并不能完全地做到使他思想停步。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可以禁止人吃饭、上厕所，但他无法做到禁止别人去思考问题。
“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等原则在西方新闻传媒界的确立某种程度上是报人们独立意志的产物。从商业化报刊开始记者和编辑们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标准已不再是党派利益，而是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是足以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李普曼是最早研究新闻价值概念的学者，他在《舆论学》(1922年)中认为新闻价值就是指事变、惊奇、地理上的接近性、个人的影响和冲突。一般较流行的是美国希伯特和麦克道格尔提出的新闻价值“五要素”说，这“五要素”是：第一，时间性，“新闻是易碎品”。第二，接近性，新闻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理位置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还有年龄、职业、性别等的接近。第三，显著性，因为名人自身的显著，使得新闻事件受到瞩目。第四，重要性，一个事件的后果、影响是否深远是衡量重要性的因素。第五，人情味，主要指反常、冒险、两性、冲突等，这是西方新闻价值中尤其强调的。“五要素”的理论研究首先建立在新闻商品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的主要目的是赢利。这一理论表明西方研究者多认同新闻价值是内含于新闻事实之中的，是属于新闻事实客观具有的；但同时又把对受众的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反映出重点对于受众兴趣和心理的研究倾向，并把受众的接受作为新闻价值的最高标准。
当然，对于新闻价值的含义学术界争议仍然很大，美国《新闻学概论》一书作者庞德说：“编辑们虽然非常了解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但要对它下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定义，仍感困难。” ［8］关于新闻价值应有一个基本认识，即新闻价值决定于新闻政策。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新闻政策也不同，新闻政策决定的新闻价值也不同。英国路透社前社长杰拉尔德·朗在1977年的文章中说：“在任何社会，均无法分开什么是它的新闻价值和一般的社会价值。人们称为新闻价值之价值，乃是在社会的各种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
［9］(p407)
政党报纸的宣传色彩浓厚，无客观性可言，它们将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报道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稿件选择以是否符合本党利益为原则。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报纸提出了“客观报道”的理论并付诸办报实践，使新闻业面目焕然一新。1851年雷蒙在创办《纽约时报》时，明确宣布他要创办一份“在政治上标榜是超党派的独立报纸，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在社论上尽量议论持平。”1857年他在题为《新闻事业的理论》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公众报纸具有更高尚的职能……报纸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它一定要让人们感到它不是根据政党的利益或忠于政党的需要，而是出于真正对公正、福利的责任心。……这就是新闻事业的理论，并且我们相信这将逐渐成为新闻事业的基础。”［9］(p76)
从著名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中，可以对客观报道理论的内容作如下归纳：客观报道理论包括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两个方面。所谓客观性原则基本含义是：第一，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给广大受众提供进行独立判断的材料。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业者在处理新闻事实时应该“超党派”，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第二，报纸只记录事实、报道客观，不评述事实。即：将事实与意见公开；新闻报道“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所谓客观报道手法指的是记者在写新闻报道时，只需忠实地记述新闻事实的过程和结果，不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记者的看法和倾向应通过新闻事实巧妙地反映出来。
客观报道理论所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彻底改变了政论模式时代的报纸风格和办报理念，确立了新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法，开辟了西方现代新闻事业新的一页。它虽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仍然是巨大的进步。
三、作为知识分子，报人的生存方式是独立的
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正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社论中所言：“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报刊商业化运作、刊登广告作为经济来源，为报人生存方式的自主性提供了保证。
“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无冕之王”的称号也体现了报人不再是仰人鼻息、桀犬吠尧的被豢养者，也不再是“沿街乞讨的记者”。“第四阶级”或“第四等级”说法源出于18世纪时的英国，1772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的奋斗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以此为标志记者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后来人们便用这个词来表达新闻记者具有特殊地位，享有特殊权利。“无冕之王”起源于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三大主笔时期。当时的《泰晤士报》在英国上层社会享有舆论权威，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地位很高。后来泛指新闻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言。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在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命题“新闻自由：传播者独立社会地位的确定”，也可以作为佐证。他认为，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该组织在社会中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就新闻媒介而言，所谓的“第四等级”、“公共机关”等等，无非都是要表明这一点。恰如一位学者在对“第四等级”概念的考察中发现的，正是为完成所谓的“第四等级”、代表“公众舆论”等重大使命，技巧、专业主义和奉献，也就成为对新闻业的必然要求。第四等级的确立，需要以自由采集、报道新闻为前提。因此，若就传播者的研究角度看，新闻自由恰恰为之提供了政治中立、不受政党或政府支配的理论武器，从而为新闻组织——作为一个专业的传播者——自由地，即事先没有外来干预而从事新闻报道提供了必要条件。［10］
［参考文献］
［1］雷小波.职业指导中的职业人格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1(07): 48
［2］1924年4月24日京报特刊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43
［4］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4
［5］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2:56
［6］Michael E.Megerr,The Decline of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1865－1928,New York,1986,p113-115
［7］肖华锋.论美国报刊媒体的大众化(1865－1914)［J］.史学月刊,2002(11): 55
［8］转引自杨骅骁.新闻价值新探［J］.郑州大学学报.2005(04):157
［9］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0］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6
关键词: 独立人格；大众化报刊；报人
大众化报纸是对党派报纸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以报纸商业化运作、获得经济上独立为基础的。这种全新的经营模式使得大众传媒彻底摆脱外界政治力量控制，只服从于传播事业的客观规律，传媒从业者也获得了独立人格，这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带来的最为宝贵的进步。
人格集中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及表现，不同的职业也有不同的人格特质和模式要求。报人的形象是其人格素质的外化，而人格素质又体现着鲜明的职业规定性。因此分析报人进入大众化报刊时期的人格转型，有必要引入职业人格的理论。从职业的角度所表现的个体人格，称之为职业人格。有人这样界定：职业人格是指人作为职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所具备的基本人品和心理面貌。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物质经济关系、道德文化、价值取向、精神素养、理想情操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它既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又是人的职业素质的核心部分。［1］
具体地说，报人的职业人格是指报人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专业智慧（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以及由此而综合形成的个性品质。职业人格并不完全是先天决定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职业人格是由后天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决定的，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从事的职业不同形成了每个人不同的职业人格。
根据笔者分析，认为，大众化报刊时期报人的独立职业人格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逐渐淡化政治情结
政党报刊时期，报人的政治热情高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极其强烈，甚至于出现很多报人同时是政客、很多政客同时是报人的现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意见得到公之于世，占主导地位，最好能立刻贯彻执行，所以就需要握有权柄，能支配人。随着商业性的增强，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政治斗争的炮灰，而是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这种转变对传媒业而言影响是深刻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自由职业者，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或个人，只属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自由的身份，决定他们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务的仲裁者，即不去迎逢、讨好任何权势者，对权力抱着一种淡化的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应该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为官场上的名利所动心，也不为严酷的政治压力所屈服。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反思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尽职；对社会所表示的种种关爱是出于自身的存在需要。在致力于政治或学术面前，大都选择后者作为人生之路。有记者就声称，我宁愿做一个记者，而不愿做一个总统。中国的名记者邵飘萍也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2］
因为政治斗争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的方式，它既能激发人的刚毅、勇敢、拼搏的品格，也可以唤起内心深处的卑贱、邪恶、自私庸俗的意识。马克思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3］高尔基曾告诫知识分子：“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以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才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4］拜伦在《唐璜》中自豪地宣称：“因为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敢触犯一切党派：——不管用！/至少我的语言是诚恳而热烈的，如果我追求功成名遂就不会这样。”
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疏远权力的，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有的人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显身手，也绝非是他的特长。美国的伯纳德·巴伯说：“科学家们不可能被允许在社会中抢先取得社会和政治的地位，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因为作为科学家，他们与其他人相比在这种地位上并不更加胜任。”［5］他的话对记者和编辑们来说也同样适用。知识分子与政治疏离，从个人的知识、智慧来讲，是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这样可以让自己在科学文化天地里挥洒才智建立不朽的功勋，润泽后代。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独立新闻”运动体现了报人对自己与党派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否定。当时共和党政府丑闻不断，贪污腐败问题盛行，一些新闻记者和编辑对此极为不满。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报业人士(多为共和党人)，决定重新考虑他们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向政党报刊挑战，凸现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纽约画报》编辑大卫·克罗利说：“政客和新闻记者的手法截然不同，前者鬼鬼祟祟，而后者恰恰相反，要把一切公之于世。”“独立新闻”的倡导者不仅主张独立于政党，献身于公正的新闻报道，而且还洞察出新闻的真正意义。《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宣称：“我认为，一份报刊能给予读者最伟大的服务就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一办法就是我们身先士卒，把一份独立的报刊呈现在他们面前。”［6］到下半叶，独立报刊开始打破政党报刊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在城市里。它们主张新闻独立于政党，观点上不受任何党派制约，可以说,“独立新闻”开创了美国新闻界客观报道之先河。
当然，所谓“独立”只是相对而言。某种程度上，独立报刊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它们积极地为当时的自由改革摇旗呐喊，甚至自建自由共和党，并在1872年推举《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霍勒斯·格里利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它们虽不效忠某一党派，但对政治新闻特别有兴趣。［7］
二、追求独立意志
独立意志就是通常所说的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意思。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行动是自由的核心旨意。追求独立意志表明知识分子对除了学理的权威外，不认可其他权威的约束力，即是说，在他们面前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寻真理绝对信念外，任何其他权威头上的光环都黯然失色。这不仅是对旧的权威的挑战，而且也是对新的权威的一种态度。
思想自由就是不要给思想设置禁区，绝不能因思想而获罪。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禁止思想的办法，即使对一个人采取暴力专政手段，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也并不能完全地做到使他思想停步。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可以禁止人吃饭、上厕所，但他无法做到禁止别人去思考问题。
“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等原则在西方新闻传媒界的确立某种程度上是报人们独立意志的产物。从商业化报刊开始记者和编辑们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标准已不再是党派利益，而是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是足以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李普曼是最早研究新闻价值概念的学者，他在《舆论学》(1922年)中认为新闻价值就是指事变、惊奇、地理上的接近性、个人的影响和冲突。一般较流行的是美国希伯特和麦克道格尔提出的新闻价值“五要素”说，这“五要素”是：第一，时间性，“新闻是易碎品”。第二，接近性，新闻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理位置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还有年龄、职业、性别等的接近。第三，显著性，因为名人自身的显著，使得新闻事件受到瞩目。第四，重要性，一个事件的后果、影响是否深远是衡量重要性的因素。第五，人情味，主要指反常、冒险、两性、冲突等，这是西方新闻价值中尤其强调的。“五要素”的理论研究首先建立在新闻商品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的主要目的是赢利。这一理论表明西方研究者多认同新闻价值是内含于新闻事实之中的，是属于新闻事实客观具有的；但同时又把对受众的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反映出重点对于受众兴趣和心理的研究倾向，并把受众的接受作为新闻价值的最高标准。
当然，对于新闻价值的含义学术界争议仍然很大，美国《新闻学概论》一书作者庞德说：“编辑们虽然非常了解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但要对它下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定义，仍感困难。” ［8］关于新闻价值应有一个基本认识，即新闻价值决定于新闻政策。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新闻政策也不同，新闻政策决定的新闻价值也不同。英国路透社前社长杰拉尔德·朗在1977年的文章中说：“在任何社会，均无法分开什么是它的新闻价值和一般的社会价值。人们称为新闻价值之价值，乃是在社会的各种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
［9］(p407)
政党报纸的宣传色彩浓厚，无客观性可言，它们将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报道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稿件选择以是否符合本党利益为原则。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报纸提出了“客观报道”的理论并付诸办报实践，使新闻业面目焕然一新。1851年雷蒙在创办《纽约时报》时，明确宣布他要创办一份“在政治上标榜是超党派的独立报纸，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在社论上尽量议论持平。”1857年他在题为《新闻事业的理论》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公众报纸具有更高尚的职能……报纸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它一定要让人们感到它不是根据政党的利益或忠于政党的需要，而是出于真正对公正、福利的责任心。……这就是新闻事业的理论，并且我们相信这将逐渐成为新闻事业的基础。”［9］(p76)
从著名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中，可以对客观报道理论的内容作如下归纳：客观报道理论包括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两个方面。所谓客观性原则基本含义是：第一，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给广大受众提供进行独立判断的材料。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业者在处理新闻事实时应该“超党派”，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第二，报纸只记录事实、报道客观，不评述事实。即：将事实与意见公开；新闻报道“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所谓客观报道手法指的是记者在写新闻报道时，只需忠实地记述新闻事实的过程和结果，不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记者的看法和倾向应通过新闻事实巧妙地反映出来。
客观报道理论所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彻底改变了政论模式时代的报纸风格和办报理念，确立了新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法，开辟了西方现代新闻事业新的一页。它虽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仍然是巨大的进步。
三、作为知识分子，报人的生存方式是独立的
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正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社论中所言：“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报刊商业化运作、刊登广告作为经济来源，为报人生存方式的自主性提供了保证。
“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无冕之王”的称号也体现了报人不再是仰人鼻息、桀犬吠尧的被豢养者，也不再是“沿街乞讨的记者”。“第四阶级”或“第四等级”说法源出于18世纪时的英国，1772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的奋斗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以此为标志记者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后来人们便用这个词来表达新闻记者具有特殊地位，享有特殊权利。“无冕之王”起源于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三大主笔时期。当时的《泰晤士报》在英国上层社会享有舆论权威，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地位很高。后来泛指新闻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言。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在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命题“新闻自由：传播者独立社会地位的确定”，也可以作为佐证。他认为，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该组织在社会中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就新闻媒介而言，所谓的“第四等级”、“公共机关”等等，无非都是要表明这一点。恰如一位学者在对“第四等级”概念的考察中发现的，正是为完成所谓的“第四等级”、代表“公众舆论”等重大使命，技巧、专业主义和奉献，也就成为对新闻业的必然要求。第四等级的确立，需要以自由采集、报道新闻为前提。因此，若就传播者的研究角度看，新闻自由恰恰为之提供了政治中立、不受政党或政府支配的理论武器，从而为新闻组织——作为一个专业的传播者——自由地，即事先没有外来干预而从事新闻报道提供了必要条件。［10］
［参考文献］
［1］雷小波.职业指导中的职业人格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1(07): 48
［2］1924年4月24日京报特刊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43
［4］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4
［5］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2:56
［6］Michael E.Megerr,The Decline of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1865－1928,New York,1986,p113-115
［7］肖华锋.论美国报刊媒体的大众化(1865－1914)［J］.史学月刊,2002(11): 55
［8］转引自杨骅骁.新闻价值新探［J］.郑州大学学报.2005(04):157
［9］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0］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