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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回忆启功先生的时候，都以童趣、幽默来缅怀他，常人难以想象的灰暗童年和动荡的一生，能够成就他这样高的成就实属不易，那么，这样的生活能够恩赐给他这样豁达的性格则更是难得。
为纪念文化艺术泰斗启功先生并筹资拍摄电影《启功》，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于4月3日在北京举办“功德天品——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赠书法作品展”。据悉展出作品均会参加拍卖，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拍摄电影。
启功，别人眼中的大家，却始终说自己只是一名教师，曾有电视台策划“东方之子”系列节目，想采访启功，他欣然拒绝，笑称自己顶多算是“东方之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是启功珍爱的一方藏砚的铭文，他取其中“坚净”二字作为自己的书斋名，自称“坚净翁”。
许多人在回忆启功先生的时候，都以童趣、幽默来缅怀他，常人难以想象的灰暗童年和动荡的一生，能够成就他这样高的成就实属不易，那么，这样的生活能够恩赐给他这样豁达的性格则更是难得。
灰暗的童年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这是启功在《启功自传》里对自己家族的描述。虽然出生于皇族，但是提起自己“爱新觉罗”的姓氏，他还是很刻意的强调，“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究其原因，他着实不想让自己的姓氏和政治联系的太过密切。
启功一岁的时候父亲恒同去世，对当时已经败落的家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作为独子，他是被祖父和外祖父带大的。祖父毓隆对启功要求非常严格，很小的时候启功就开始练习书法，起初他与一般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的时候总是哆嗦，描红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有一次表舅请他作画，他心里暗自高兴，不料被再三叮嘱，画好了千万别题字，他要另找人题字。这件事对启功打击很大，开始发奋练字。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一直被阴霾笼罩，家里闹鬼的说法弄的人心惶惶，以至于启功3岁的时候就被送到雍和宫接受灌顶礼，正式皈依喇嘛教，从此成为一个记名的小喇嘛。雍和宫曾是启功十世祖雍正的府邸，尽管家世已然离散凄凉，但是在生命最初的年岁里祖先的这座宅院却给了启功精神上的宁静，也铸成了他悲悯和超脱的心态，启功因此受益一生。
启功10岁那一年，他的曾祖父、 二叔祖、曾祖父兄弟媳妇、续弦祖母、祖父五人相继去世，使这个原本衰败的家急速倒塌。次年，祖父的学生邵从煾和唐淮源帮助他们家募集了2000元，买了7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启功从11岁到18岁的生活来源和学费就依靠这笔善款。
启功12岁的时候进入北京汇文小学读书。这是一所西式的小学校，教学方式和内容都很新潮，上课时学生还可以向老师提问，课程也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数、体育和外语，这种西式教育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他的思想和视野都开阔了许多。他很快摆脱了桎梏家庭十年的阴霾，迅速恢复了一个10岁孩子的活泼天性，在汇文读书的日子是启功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当他不再拘谨时，淘气的一面也就暴露了出来，他会给书的插图配文配字恶搞，但这种童趣却得到了新式老师的无限宽容。
尽管淘气，启功仍然比同龄孩子考虑事情更为周全，他觉得商科和就业赚钱关系更为直接，所以小学毕业后启功就升入了汇文中学商科，但是在高三毕业前，因为家里经济窘迫，加之商科并不符合他的脾性，启功就主动辍学了，他想学点适合自己的真本事谋份职业。于是启功继续跟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并拜书画家贾羲民和吴镜汀为师，学习绘画，还得到溥雪斋和溥心畬二位同族长辈的指点，聪明和勤奋再加上名家惠泽，让启功逐渐在书画方面显露出一丝微弱的锋芒，20多岁的时候便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在荣宝斋还挂着他25岁时画的《山水四条屏》，画风已经相当成熟了。
童年既定的家庭观念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启功幼时虽然家道中落，但作为传统大家庭的独子，受到的关爱自然是温暖而绵长的，这种精神支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启功在经历若干年的波折之后，仍然能拥有真挚的童心。
美满的婚姻
21岁的启功中学毕业，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章宝琛不通文墨，比启功大2岁，按辈分算要比启功大一辈。启功曾回忆说：“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对于这样的感谢方式，可能我们都无法理解。但是启功说他心里有一杆秤，谁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谁在他困难的时候离他而去，他心里都特别清楚。
虽然这桩婚姻由母亲一手包办，但二人感情非常深厚，对于包办婚姻，启功觉得“旧式包办婚姻就像狗皮膏药似的，粘上去就揭不下来；新式自由恋爱就像氢气球，一撒手就飞了。”他觉得在新时代他这样的情况是找不到对象的，自己“此处不养爷，自由养爷处”的心态完全没办法搞对象。
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宝琛省吃俭用，把一家日常开销规划的很好，此外还为启功买一些他喜欢的书和不太贵的字画。在“文革”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宝琛却勇敢的把启功大部分手稿偷偷保存了下来，直到弥留之际才告诉启功。这些事情启功回忆起来都百感交集。
1957年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启功夫妇二人就搬去宝琛内弟家——北京小乘巷胡同86号借住。房子顶棚是纸的，窗户是纸的，屋子里一半砖地一半土地，房子后面是一煤铺，每天“咣当咣当”的做蜂窝煤。启功的床经常特别潮湿，索性拿油毡把床旁边的墙围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启功夫妇住了20年，直到1975年宝琛病世。 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斗室里，启功完成了日后奠定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基础的《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红楼梦》注释，完成了《二十四史》的《清史稿》点校以及敦煌变文俗曲点校，并为故宫鉴定古书画收回散佚民间的珍品。
妻子撒手人寰后，启功经常彻夜难眠，为了谢绝那些为他做媒续弦的好心朋友，启功撤掉大床，换成一张单人行军床，他每日工作至凌晨两三点，极其苛刻的要求自己，求得内心的安宁。启功曾言，这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起伏的事业
启功18岁的时候，邵老伯和唐老伯捐赠的公债已经用完了，启功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老伯和唐老伯找到了四川同乡，启功曾祖的学生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欣然接受。
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给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看，陈垣先生评价他“写作俱佳”，安排他到辅仁附中（现北京市十三中）教一年级国文。教书不久，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刷掉，原因是启功学历不够，不符合制度。
陈垣却认定启动行，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启功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他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钤印等。启功师从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先生、溥雪斋、齐白石，作个美术系助教得心应手，很多学生也都很喜欢他。但是分管美术系的仍然是那位张院长，所以很不幸启功又二次被刷了下来。
1938年，在启功离开学校第二年，陈垣校长又找到他，想让他再次回辅仁大学任教大一国文。当时启功迫于种种无奈在敌伪秘书厅部门做助理员，因为太想回到学校，他对陈校长撒谎说自己当时没有工作，就这样顺利的进入了辅仁教书。但是启功一直认为在秘书厅的工作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鉴于此，解放后他找机会告诉了陈垣。陈垣只说了一个字：“脏！” 就这一个字，对于启功来说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日后他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
在坚定教育之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启功有一个不被常人所知的本事：他学过相面。为此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英千里找到启功，想让他担任科长，薪水会比在学校高，当时家里经济非常困难，启功拿不定主意找陈垣商量。陈垣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雇员，是官吏。”启先生听了陈垣的话，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做老师，之后一直跟随陈垣。
之后，辅仁大学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一直跟随陈垣从事教育直到去世，师龄70余年。
平静的晚年
启功曾经被中国画院打成右派，也历经了文革的磨难，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妻子陪同他一步步坦然的微笑走过。
1982年，启功70岁，那一年他结束了长达40年的借居生活，搬进北京师范大学红6楼，他把小红楼称为“浮光掠影”楼，因为楼下种了几棵硕大的梧桐树，树冠覆盖在二层小楼顶端，每逢夏日，婆娑的树影洒在硕大的书案上，不仅遮阴，而且为房间平添了一番情趣。很多学生和书法爱好者经常登门做客，他家不大的客厅和书房内，时常人头攒动、笑声不绝。
除了教学之外，他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兼职也越来越多。他受任为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等，日渐忙碌，经济也开始好转，但是生活依旧朴素，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
青年作家陆昕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启功特别喜欢玩具，来的朋友都会给他带个娃娃啊、玩具熊什么的，久了启功腾出一个书柜，专门放这些玩具， 还在书柜玻璃上贴了一张字条：“只许看，不许拿。” 因为玩具太多，如果打开柜门，玩具就会接二连三的掉下来，他经常看着这些玩具笑出声来。
他就像一个老小孩一样的生活着，且非常幽默，感染着周边的每一个人。有位书法界的朋友来看他，说自己睡眠很好，“一躺下就像死狗”，他问启功睡眠怎么样。启功笑着说：“我和你可不一样，晚上一点儿不困，起来好几次，到处溜达，跟活狗一样。”晚年启功身体很不好，时常有朋友打电话问候他的身体情况，他总是不紧不慢地告诉他们：“已经‘鸟呼’了。”朋友不解其意。他就哈哈大笑：“只差一点儿就‘乌呼’了。”
他66岁的时候，给自己写了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首诗在20多年之后，刻在了启功的墓碑上，用自嘲的口吻书写了他跌宕的一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大医院离世，享年93岁。
为纪念文化艺术泰斗启功先生并筹资拍摄电影《启功》，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于4月3日在北京举办“功德天品——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赠书法作品展”。据悉展出作品均会参加拍卖，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拍摄电影。
启功，别人眼中的大家，却始终说自己只是一名教师，曾有电视台策划“东方之子”系列节目，想采访启功，他欣然拒绝，笑称自己顶多算是“东方之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是启功珍爱的一方藏砚的铭文，他取其中“坚净”二字作为自己的书斋名，自称“坚净翁”。
许多人在回忆启功先生的时候，都以童趣、幽默来缅怀他，常人难以想象的灰暗童年和动荡的一生，能够成就他这样高的成就实属不易，那么，这样的生活能够恩赐给他这样豁达的性格则更是难得。
灰暗的童年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这是启功在《启功自传》里对自己家族的描述。虽然出生于皇族，但是提起自己“爱新觉罗”的姓氏，他还是很刻意的强调，“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究其原因，他着实不想让自己的姓氏和政治联系的太过密切。
启功一岁的时候父亲恒同去世，对当时已经败落的家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作为独子，他是被祖父和外祖父带大的。祖父毓隆对启功要求非常严格，很小的时候启功就开始练习书法，起初他与一般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的时候总是哆嗦，描红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有一次表舅请他作画，他心里暗自高兴，不料被再三叮嘱，画好了千万别题字，他要另找人题字。这件事对启功打击很大，开始发奋练字。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一直被阴霾笼罩，家里闹鬼的说法弄的人心惶惶，以至于启功3岁的时候就被送到雍和宫接受灌顶礼，正式皈依喇嘛教，从此成为一个记名的小喇嘛。雍和宫曾是启功十世祖雍正的府邸，尽管家世已然离散凄凉，但是在生命最初的年岁里祖先的这座宅院却给了启功精神上的宁静，也铸成了他悲悯和超脱的心态，启功因此受益一生。
启功10岁那一年，他的曾祖父、 二叔祖、曾祖父兄弟媳妇、续弦祖母、祖父五人相继去世，使这个原本衰败的家急速倒塌。次年，祖父的学生邵从煾和唐淮源帮助他们家募集了2000元，买了7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启功从11岁到18岁的生活来源和学费就依靠这笔善款。
启功12岁的时候进入北京汇文小学读书。这是一所西式的小学校，教学方式和内容都很新潮，上课时学生还可以向老师提问，课程也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数、体育和外语，这种西式教育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他的思想和视野都开阔了许多。他很快摆脱了桎梏家庭十年的阴霾，迅速恢复了一个10岁孩子的活泼天性，在汇文读书的日子是启功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当他不再拘谨时，淘气的一面也就暴露了出来，他会给书的插图配文配字恶搞，但这种童趣却得到了新式老师的无限宽容。
尽管淘气，启功仍然比同龄孩子考虑事情更为周全，他觉得商科和就业赚钱关系更为直接，所以小学毕业后启功就升入了汇文中学商科，但是在高三毕业前，因为家里经济窘迫，加之商科并不符合他的脾性，启功就主动辍学了，他想学点适合自己的真本事谋份职业。于是启功继续跟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并拜书画家贾羲民和吴镜汀为师，学习绘画，还得到溥雪斋和溥心畬二位同族长辈的指点，聪明和勤奋再加上名家惠泽，让启功逐渐在书画方面显露出一丝微弱的锋芒，20多岁的时候便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在荣宝斋还挂着他25岁时画的《山水四条屏》，画风已经相当成熟了。
童年既定的家庭观念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启功幼时虽然家道中落，但作为传统大家庭的独子，受到的关爱自然是温暖而绵长的，这种精神支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启功在经历若干年的波折之后，仍然能拥有真挚的童心。
美满的婚姻
21岁的启功中学毕业，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章宝琛不通文墨，比启功大2岁，按辈分算要比启功大一辈。启功曾回忆说：“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对于这样的感谢方式，可能我们都无法理解。但是启功说他心里有一杆秤，谁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谁在他困难的时候离他而去，他心里都特别清楚。
虽然这桩婚姻由母亲一手包办，但二人感情非常深厚，对于包办婚姻，启功觉得“旧式包办婚姻就像狗皮膏药似的，粘上去就揭不下来；新式自由恋爱就像氢气球，一撒手就飞了。”他觉得在新时代他这样的情况是找不到对象的，自己“此处不养爷，自由养爷处”的心态完全没办法搞对象。
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宝琛省吃俭用，把一家日常开销规划的很好，此外还为启功买一些他喜欢的书和不太贵的字画。在“文革”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宝琛却勇敢的把启功大部分手稿偷偷保存了下来，直到弥留之际才告诉启功。这些事情启功回忆起来都百感交集。
1957年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启功夫妇二人就搬去宝琛内弟家——北京小乘巷胡同86号借住。房子顶棚是纸的，窗户是纸的，屋子里一半砖地一半土地，房子后面是一煤铺，每天“咣当咣当”的做蜂窝煤。启功的床经常特别潮湿，索性拿油毡把床旁边的墙围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启功夫妇住了20年，直到1975年宝琛病世。 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斗室里，启功完成了日后奠定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基础的《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红楼梦》注释，完成了《二十四史》的《清史稿》点校以及敦煌变文俗曲点校，并为故宫鉴定古书画收回散佚民间的珍品。
妻子撒手人寰后，启功经常彻夜难眠，为了谢绝那些为他做媒续弦的好心朋友，启功撤掉大床，换成一张单人行军床，他每日工作至凌晨两三点，极其苛刻的要求自己，求得内心的安宁。启功曾言，这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起伏的事业
启功18岁的时候，邵老伯和唐老伯捐赠的公债已经用完了，启功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老伯和唐老伯找到了四川同乡，启功曾祖的学生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欣然接受。
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给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看，陈垣先生评价他“写作俱佳”，安排他到辅仁附中（现北京市十三中）教一年级国文。教书不久，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刷掉，原因是启功学历不够，不符合制度。
陈垣却认定启动行，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启功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他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钤印等。启功师从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先生、溥雪斋、齐白石，作个美术系助教得心应手，很多学生也都很喜欢他。但是分管美术系的仍然是那位张院长，所以很不幸启功又二次被刷了下来。
1938年，在启功离开学校第二年，陈垣校长又找到他，想让他再次回辅仁大学任教大一国文。当时启功迫于种种无奈在敌伪秘书厅部门做助理员，因为太想回到学校，他对陈校长撒谎说自己当时没有工作，就这样顺利的进入了辅仁教书。但是启功一直认为在秘书厅的工作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鉴于此，解放后他找机会告诉了陈垣。陈垣只说了一个字：“脏！” 就这一个字，对于启功来说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日后他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
在坚定教育之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启功有一个不被常人所知的本事：他学过相面。为此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英千里找到启功，想让他担任科长，薪水会比在学校高，当时家里经济非常困难，启功拿不定主意找陈垣商量。陈垣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雇员，是官吏。”启先生听了陈垣的话，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做老师，之后一直跟随陈垣。
之后，辅仁大学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一直跟随陈垣从事教育直到去世，师龄70余年。
平静的晚年
启功曾经被中国画院打成右派，也历经了文革的磨难，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妻子陪同他一步步坦然的微笑走过。
1982年，启功70岁，那一年他结束了长达40年的借居生活，搬进北京师范大学红6楼，他把小红楼称为“浮光掠影”楼，因为楼下种了几棵硕大的梧桐树，树冠覆盖在二层小楼顶端，每逢夏日，婆娑的树影洒在硕大的书案上，不仅遮阴，而且为房间平添了一番情趣。很多学生和书法爱好者经常登门做客，他家不大的客厅和书房内，时常人头攒动、笑声不绝。
除了教学之外，他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兼职也越来越多。他受任为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等，日渐忙碌，经济也开始好转，但是生活依旧朴素，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
青年作家陆昕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启功特别喜欢玩具，来的朋友都会给他带个娃娃啊、玩具熊什么的，久了启功腾出一个书柜，专门放这些玩具， 还在书柜玻璃上贴了一张字条：“只许看，不许拿。” 因为玩具太多，如果打开柜门，玩具就会接二连三的掉下来，他经常看着这些玩具笑出声来。
他就像一个老小孩一样的生活着，且非常幽默，感染着周边的每一个人。有位书法界的朋友来看他，说自己睡眠很好，“一躺下就像死狗”，他问启功睡眠怎么样。启功笑着说：“我和你可不一样，晚上一点儿不困，起来好几次，到处溜达，跟活狗一样。”晚年启功身体很不好，时常有朋友打电话问候他的身体情况，他总是不紧不慢地告诉他们：“已经‘鸟呼’了。”朋友不解其意。他就哈哈大笑：“只差一点儿就‘乌呼’了。”
他66岁的时候，给自己写了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首诗在20多年之后，刻在了启功的墓碑上，用自嘲的口吻书写了他跌宕的一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大医院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