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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是享誉世界的奥地利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人类群星闪耀时》、《三大师传》、《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文学经典，是迄今为止国内翻译的德语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仅次于歌德。
写于1939—1940年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是一部以作者本人为中心的回忆录，也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散文作品，它以悲观的基调讲述了从一战前到二战期间整整一代欧洲人遭遇三次剧变命运多舛的心灵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茨威格，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不幸成为“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经历了人们能想象出来的一切灾难，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剧变摧毁了他的家园和生活，让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也正因此，茨威格才认为本书是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公正和不抱偏见的作品。
1881年，茨威格出生于欧洲文化中心——“多瑙河的女神”维也纳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同一年，鲁迅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彼时的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后，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景象。这是一个黄金时代，阶层分明，秩序井然，人们相处和睦，生活节奏单调、安逸而平静，无忧无虑，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步入安宁与太平的美好世界，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情绪的包围下，静待“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在太平世界里，茨威格接受了上等的教育，获得艺术文化的熏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充实地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之后，长期游历欧洲，结识非凡人物，浸润欧洲文明，茨威格似乎忘记了犹太人的身份，认为自己是一个标准、体面的欧洲人，热衷于搜集天才人物的遗墨——贝多芬乐谱的初稿，巴尔扎克作品的校样，莫扎特、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等人的手稿，他视欧洲为其“精神上的故乡”。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语）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经济上的景气让所有的人都像发疯了一样追逐财富，贪得无厌;政治如同疾风骤雨般冲入平静、安逸的生活，群众运动在奥地利如火如荼开展。昔日默默无闻的民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野蛮的暴力行动生根发芽，一场全面的内战在奥地利拉开序幕。步入二十世纪，个人自由在欧洲开始没落，长期和平环境里积攒下来的戾气极度膨胀，战争的乌云向欧洲转移，欧洲摇摇欲坠。即便如此，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他们普遍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停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一向关心时局、敏感警惕的茨威格在战争爆发前夜还优哉游哉地在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和人打赌说肯定不会发生战争，否则“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在茨威格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战争突然降临。茨威格乘火车匆匆离开比利时，第二天早晨就回到维也纳，看到的是车站上贴满了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成千上万的人们深陷爱国主义的狂热，他们渴望为一种神圣的梦想效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愿意为之付出所有。年轻的士兵们怀着满腔热情，随时奔赴前线。大多数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背叛了维护和保卫人类一切人性的使命，不断地给人们服用“兴奋剂”，用富有诗意的号召和科学的意识形态鼓动群众，赞美战争，放纵仇恨。即便是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
1915年，发誓“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的茨威格，成为一名军事档案馆的文件管理人员，他利用收集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公职之便，近距离观察这场残酷的战争。战争的面目超出了他最坏的想象，他意识到必须拿起笔与他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廉价的乐观主义，以及躲在这两种主义后被用钱收买的“战争的吹鼓手”做斗争。
战争摧毁了衰老的奥匈帝国。一战甫一结束，茨威格就搬到萨尔茨堡，并在那结婚定居，埋头创作。从1924年到1933年，重获安定的欧洲恢复了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但实际上自一战以来，民族主义泛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消耗体力的毒素一样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中，从人们心灵最深处的骨髓里慢慢吸走了自由和快乐，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欧洲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战胜国对德国的严厉制裁、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德国人民感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度，他们迫切希望有强人出现，重建秩序，为此他们宁愿重新召回那些大肆屠杀的“战争屠夫”。
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在欧洲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犹政策，对犹太人实施疯狂的迫害，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狂热而变得暗无天日，到处是征服、囚禁和杀戮，陷入一个群情激奋、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洁身自爱、不问世事的人，也休想得到片刻安宁。目睹現状，茨威格才发现，他并非一个欧洲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1934年2月的一天，他位于萨尔茨堡的家被奥地利警察非法查抄，他预感到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即将发生，立刻收拾行囊，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四年后，奥地利被德国吞并，茨威格失去护照，从外宾沦落为一个没有国籍的逃难者。“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战争又降临了，这是一场史上最可怕、范围最广的战争，欧洲彻底沉沦。1940年，茨威格取得英国国籍，不久前往美洲，在巴西创作本书。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打开了石油之路，德军也打通了苏伊士运河，战事进一步恶化。这些消息传到茨威格的耳朵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是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巴西，也不能拯救茨威格那颗失望透顶的心。人类陷入纷争的漩涡不能自拔，精神故乡欧洲陷落，在悲观和绝望中，茨威格留下绝笔：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急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在与我用同一种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
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1942年2月22日下午，茨威格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家中服毒自尽。而早在十五年前，遥远的东方一位大师王国维纵身跃入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50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下：“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是为历史的注脚。
写于1939—1940年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是一部以作者本人为中心的回忆录，也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散文作品，它以悲观的基调讲述了从一战前到二战期间整整一代欧洲人遭遇三次剧变命运多舛的心灵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茨威格，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不幸成为“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经历了人们能想象出来的一切灾难，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剧变摧毁了他的家园和生活，让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也正因此，茨威格才认为本书是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公正和不抱偏见的作品。
1881年，茨威格出生于欧洲文化中心——“多瑙河的女神”维也纳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同一年，鲁迅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彼时的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后，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景象。这是一个黄金时代，阶层分明，秩序井然，人们相处和睦，生活节奏单调、安逸而平静，无忧无虑，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步入安宁与太平的美好世界，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情绪的包围下，静待“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在太平世界里，茨威格接受了上等的教育，获得艺术文化的熏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充实地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之后，长期游历欧洲，结识非凡人物，浸润欧洲文明，茨威格似乎忘记了犹太人的身份，认为自己是一个标准、体面的欧洲人，热衷于搜集天才人物的遗墨——贝多芬乐谱的初稿，巴尔扎克作品的校样，莫扎特、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等人的手稿，他视欧洲为其“精神上的故乡”。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语）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经济上的景气让所有的人都像发疯了一样追逐财富，贪得无厌;政治如同疾风骤雨般冲入平静、安逸的生活，群众运动在奥地利如火如荼开展。昔日默默无闻的民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野蛮的暴力行动生根发芽，一场全面的内战在奥地利拉开序幕。步入二十世纪，个人自由在欧洲开始没落，长期和平环境里积攒下来的戾气极度膨胀，战争的乌云向欧洲转移，欧洲摇摇欲坠。即便如此，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他们普遍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停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一向关心时局、敏感警惕的茨威格在战争爆发前夜还优哉游哉地在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和人打赌说肯定不会发生战争，否则“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在茨威格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战争突然降临。茨威格乘火车匆匆离开比利时，第二天早晨就回到维也纳，看到的是车站上贴满了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成千上万的人们深陷爱国主义的狂热，他们渴望为一种神圣的梦想效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愿意为之付出所有。年轻的士兵们怀着满腔热情，随时奔赴前线。大多数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背叛了维护和保卫人类一切人性的使命，不断地给人们服用“兴奋剂”，用富有诗意的号召和科学的意识形态鼓动群众，赞美战争，放纵仇恨。即便是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
1915年，发誓“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的茨威格，成为一名军事档案馆的文件管理人员，他利用收集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公职之便，近距离观察这场残酷的战争。战争的面目超出了他最坏的想象，他意识到必须拿起笔与他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廉价的乐观主义，以及躲在这两种主义后被用钱收买的“战争的吹鼓手”做斗争。
战争摧毁了衰老的奥匈帝国。一战甫一结束，茨威格就搬到萨尔茨堡，并在那结婚定居，埋头创作。从1924年到1933年，重获安定的欧洲恢复了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但实际上自一战以来，民族主义泛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消耗体力的毒素一样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中，从人们心灵最深处的骨髓里慢慢吸走了自由和快乐，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欧洲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战胜国对德国的严厉制裁、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德国人民感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度，他们迫切希望有强人出现，重建秩序，为此他们宁愿重新召回那些大肆屠杀的“战争屠夫”。
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在欧洲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犹政策，对犹太人实施疯狂的迫害，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狂热而变得暗无天日，到处是征服、囚禁和杀戮，陷入一个群情激奋、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洁身自爱、不问世事的人，也休想得到片刻安宁。目睹現状，茨威格才发现，他并非一个欧洲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1934年2月的一天，他位于萨尔茨堡的家被奥地利警察非法查抄，他预感到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即将发生，立刻收拾行囊，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四年后，奥地利被德国吞并，茨威格失去护照，从外宾沦落为一个没有国籍的逃难者。“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战争又降临了，这是一场史上最可怕、范围最广的战争，欧洲彻底沉沦。1940年，茨威格取得英国国籍，不久前往美洲，在巴西创作本书。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打开了石油之路，德军也打通了苏伊士运河，战事进一步恶化。这些消息传到茨威格的耳朵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是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巴西，也不能拯救茨威格那颗失望透顶的心。人类陷入纷争的漩涡不能自拔，精神故乡欧洲陷落，在悲观和绝望中，茨威格留下绝笔：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急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在与我用同一种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
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1942年2月22日下午，茨威格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家中服毒自尽。而早在十五年前，遥远的东方一位大师王国维纵身跃入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50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下：“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是为历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