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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部分女性形象，女性精神世界的嬗变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的变化，也表明创作者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本文将“四大奇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简要分析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意识，探求“四大奇书”女性意识发展的轨迹，从而发掘她们精神层面的变化。
关键词：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演变
一、“四大奇书”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
（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女性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满着英雄主义的豪情。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社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二）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发展
在父权制封建时代，女性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是因为充当王司徒的离间工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作者用了将近两回的篇幅集中描写连环计，重点渲染貂蝉用两副面孔迷惑董卓、吕布的行动作为。美人计频繁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争斗中，让女性担当铲除权奸、匡复社稷的重任，这种“女色救国”论，与“女色亡国”论一样，是一体之两面，都是丑恶的封建政治观念的外在表现，反映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表现，但思想艺术的高下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持态度。
《水浒传》中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心灵寂寞无以排遣，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他和作品中的男性十分满足于手刃淫妇的那种快感，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终此一生，如有非分之想，必定死路一条。
（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
1.社会经济原因
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文学作品洋溢出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味。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为标准来塑造女性形象，将女性的道德意识与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情感欲望完全对立起来的这种写法，是与元末明初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气候”密切相关的。
经济方面，明初士大夫在经济上的败落，是尽人皆知的。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因此，士大夫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文章、政事、行谊、气节，很少有人去关心田舍声利之事，更不用说去猎取声色犬马了。在这种大的社会“气候”条件下，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两位小说作者，便通过朝代更替、英雄传奇故事的讲述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极力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纲常思想。
2.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明初统治者为防止人民在思想方面的越轨，以残酷的手段对意识形态领域高压控制，同时强力推行儒学，并将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哲学，从而使得伦理教化充斥着整个社会，女性也成为这种策略下的牺牲品。与此同时，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被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贞节观尤其得到强调，不仅各种启蒙读物、家训，理学著述中有对妇女“德”的具体要求，这反映明代对妇女歧视的加重，礼教对妇女束缚、摧残的深化。
二、《西游记》和《金瓶梅》中女性意识之演变及原因
（一）《西游记》和《金瓶梅》中女性意识的进步
《西游记》、《金瓶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在“四大奇书”中，《西游记》正处在价值转型的中介点上，这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能看出。那些女妖，若剥离其宗教目的上的吃人本性与人类并无多大区别，她们都各自为政，凭自己的能耐过活。女儿国王愿舍弃九重之尊以求得情感的满足，更使得注重事功的社会价值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女权意识是个现代概念。它标榜生命意识，人性和权益以及自由，尊重本身欲求，让性格天然发展。《金瓶梅》里的女性无一不是为快乐和享乐以及权益摇旗呐喊的开路女子，她们尊重本能，理解欲求，超越了以往历史上女性的生活形态，以一种睥睨男权社会的姿态活着，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俗艳的色彩涂抹女性生活。《金瓶梅》中的女性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因而也就更逼近人性的本质，春梅、金莲对命定论的质疑，玉楼对幸福人生的追求，惠莲个性的张扬及对平等地位的争取，代表了那一时代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
（二）《西游记》和《金瓶梅》女性意识凸显的原因
1.社会经济原因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镇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世。这些促进了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在官府和官僚、地主及各种剥削分子的压榨下，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江南及东南沿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因天灾人祸，经济严重衰退；城镇工商业经济在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层层剥削和摧残之下，某些地方也出现了衰退的现象。经济的衰败更促使人们去崇金拜利，及时行乐，贪图享受。
2.文化原因
明代社会发展到中叶，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与旧权威时代的结束，原来被奉若神明的程朱理学此时已经失去了它在官方的统治地位，王阳明的心学已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王学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西游记》成书的年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因此它带有王学思想的鲜明印记。明代中后期，从王阳明心学脱胎而来的王学左派思潮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潮。他们轻视工夫（理学家称积功累行、涵蓄存养心性为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从而陷入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风纲纪的风潮。与思想界的反理学思潮相呼应，在文学创作上文人们也掀起了一股“写情”的热潮，其核心就是高扬人的个性，提倡率性自然。这一时期，晚明文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再到《金瓶梅》，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女性精神世界的发展轨迹，这种发展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不平衡。“四大奇书”中，以《三国演义》的主体意识最弱。《水浒传》开始游离历史，作家主体意识得到进一步表现。与此相一致，《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基本上以无我状态而存在，《水浒传》中女性有了微弱的自我意识。《西游记》个人创作成分更多一些，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强的人情色彩。《金瓶梅》走出历史、神话的重围，第一次将女性引入审美视野，展示了与传统的温柔敦厚大异其趣的女性世界，一个纯粹从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
参考文献：
[1]姜平.从“四大奇书”看明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A].教育探究报，2008-12（4）.
[2]李灿朝.“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的总体趋向[A].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5（3）.
[3]王镇.论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社会学意义[A].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9（7）.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刘惫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惫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关键词：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演变
一、“四大奇书”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
（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女性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满着英雄主义的豪情。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社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二）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发展
在父权制封建时代，女性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是因为充当王司徒的离间工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作者用了将近两回的篇幅集中描写连环计，重点渲染貂蝉用两副面孔迷惑董卓、吕布的行动作为。美人计频繁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争斗中，让女性担当铲除权奸、匡复社稷的重任，这种“女色救国”论，与“女色亡国”论一样，是一体之两面，都是丑恶的封建政治观念的外在表现，反映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表现，但思想艺术的高下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持态度。
《水浒传》中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心灵寂寞无以排遣，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他和作品中的男性十分满足于手刃淫妇的那种快感，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终此一生，如有非分之想，必定死路一条。
（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
1.社会经济原因
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文学作品洋溢出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味。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为标准来塑造女性形象，将女性的道德意识与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情感欲望完全对立起来的这种写法，是与元末明初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气候”密切相关的。
经济方面，明初士大夫在经济上的败落，是尽人皆知的。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因此，士大夫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文章、政事、行谊、气节，很少有人去关心田舍声利之事，更不用说去猎取声色犬马了。在这种大的社会“气候”条件下，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两位小说作者，便通过朝代更替、英雄传奇故事的讲述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极力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纲常思想。
2.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明初统治者为防止人民在思想方面的越轨，以残酷的手段对意识形态领域高压控制，同时强力推行儒学，并将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哲学，从而使得伦理教化充斥着整个社会，女性也成为这种策略下的牺牲品。与此同时，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被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贞节观尤其得到强调，不仅各种启蒙读物、家训，理学著述中有对妇女“德”的具体要求，这反映明代对妇女歧视的加重，礼教对妇女束缚、摧残的深化。
二、《西游记》和《金瓶梅》中女性意识之演变及原因
（一）《西游记》和《金瓶梅》中女性意识的进步
《西游记》、《金瓶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在“四大奇书”中，《西游记》正处在价值转型的中介点上，这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能看出。那些女妖，若剥离其宗教目的上的吃人本性与人类并无多大区别，她们都各自为政，凭自己的能耐过活。女儿国王愿舍弃九重之尊以求得情感的满足，更使得注重事功的社会价值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女权意识是个现代概念。它标榜生命意识，人性和权益以及自由，尊重本身欲求，让性格天然发展。《金瓶梅》里的女性无一不是为快乐和享乐以及权益摇旗呐喊的开路女子，她们尊重本能，理解欲求，超越了以往历史上女性的生活形态，以一种睥睨男权社会的姿态活着，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俗艳的色彩涂抹女性生活。《金瓶梅》中的女性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因而也就更逼近人性的本质，春梅、金莲对命定论的质疑，玉楼对幸福人生的追求，惠莲个性的张扬及对平等地位的争取，代表了那一时代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
（二）《西游记》和《金瓶梅》女性意识凸显的原因
1.社会经济原因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镇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世。这些促进了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在官府和官僚、地主及各种剥削分子的压榨下，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江南及东南沿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因天灾人祸，经济严重衰退；城镇工商业经济在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层层剥削和摧残之下，某些地方也出现了衰退的现象。经济的衰败更促使人们去崇金拜利，及时行乐，贪图享受。
2.文化原因
明代社会发展到中叶，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与旧权威时代的结束，原来被奉若神明的程朱理学此时已经失去了它在官方的统治地位，王阳明的心学已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王学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西游记》成书的年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因此它带有王学思想的鲜明印记。明代中后期，从王阳明心学脱胎而来的王学左派思潮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潮。他们轻视工夫（理学家称积功累行、涵蓄存养心性为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从而陷入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风纲纪的风潮。与思想界的反理学思潮相呼应，在文学创作上文人们也掀起了一股“写情”的热潮，其核心就是高扬人的个性，提倡率性自然。这一时期，晚明文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再到《金瓶梅》，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女性精神世界的发展轨迹，这种发展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不平衡。“四大奇书”中，以《三国演义》的主体意识最弱。《水浒传》开始游离历史，作家主体意识得到进一步表现。与此相一致，《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基本上以无我状态而存在，《水浒传》中女性有了微弱的自我意识。《西游记》个人创作成分更多一些，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强的人情色彩。《金瓶梅》走出历史、神话的重围，第一次将女性引入审美视野，展示了与传统的温柔敦厚大异其趣的女性世界，一个纯粹从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
参考文献：
[1]姜平.从“四大奇书”看明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A].教育探究报，2008-12（4）.
[2]李灿朝.“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的总体趋向[A].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5（3）.
[3]王镇.论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社会学意义[A].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9（7）.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刘惫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惫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