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用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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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时报在线(Asia Times Online)有一位署名“施宾格勒”(Spengler)的专栏作者,他的真名叫戴维·戈德曼(David Goldman),是美国银行债券研究部全球总监。此人同时还是个音乐批评家。他早年曾是个左翼激进分子,后来转变成右翼保守主义者。他声称他的基本理念扎根于犹太-基督教世界观。
  前些年,他用施宾格勒这一笔名在亚洲时报在线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承认吧,你真的讨厌现代艺术》(Admit it - you really hate modern art)和《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Why you pretend to like modern art)——标题就是嬉笑怒骂的架势。是的,他在文章里用尖酸的语言讽刺了现代艺术的追随者,批判了现代艺术的狂妄心态及其“变态合谋机制”。
  如何证明人们真的讨厌现代艺术?
  对那些从不标榜自己多么喜欢或者多么懂现代艺术的读者来说,文章的文风不是问题,反倒挺有乐子——对那些现代艺术的粉丝来说,这样先声夺人的冷嘲热讽就近乎挑衅了:
  你宣称:“对于艺术,我知道得不多,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事实上,你并不知道。在那些所谓艺术品面前,你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却假装兴致勃勃,那是因为你怕显得老土。这种状态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你早就忘了自己的心灵。
  ——《承认吧,你真的讨厌现代艺术》
  在刻薄挑衅后,作者也给出了看上去使人信服的逻辑论证。他指出,从艺术理念来说,无调性音乐与抽象绘画异曲同工。作为一名音乐批评家,他深知现代无调性音乐从一开始就受到商业的冷遇,这种处境与现代抽象造型艺术所享受的商业追捧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作者解释道:
  当你观看一幅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时,时间由你控制,你可以凭着你的心意,或者驻足长观,或者一带而过,也可以摇唇鼓舌发表宏论,显得你很有感觉。如果你想装得更到位,还可以事先上维基百科背上几句对这位艺术家的吹捧之词以便现场征引。可当你去听无调性音乐时(比如勋伯格),你被钉在座位上听一刻钟的体验就像在牙医的椅子上被绑了好几个钟头。这种抽象艺术让你直接身陷其中,无处可逃,你没法隔岸观火。
  ——同上
  根据作者的观点,大多数声称喜欢现代造型艺术的人,只是好龙的叶公,他可以“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却受用不了真龙下凡零距离接触。现代造型艺术就是那些“钩凿雕文以写”的龙的形象,叶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接受的主动权在叶公;而现代无调性音乐正如活生生的真龙,在接受它的过程中,叶公丧失了完全的主动权,反倒要受真龙的支配,自然没法淡定。
  作者断言,现代艺术和现代音乐的策略相同,不是取悦于受众的感官,而是在于把丑陋强加给受众,从而使受众“识别美的能力”(capacity to see beauty)变得麻木。然而饶是如此:
  美术馆熙熙攘攘,音乐厅门可罗雀。这是因为当一幅作品挂在墙上时,你可以保持安全距离,而当声音钻进你耳朵时,你却没处躲藏。换句话说,你对于无调性音乐自发的、本能的厌恶,才是你对抽象艺术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只不过在美术馆,你可以压抑住这种反应。
  ——同上
  结论:“你真的讨厌现代艺术。”
  不过,这样的逻辑只是看上去蛮有说服力,却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什么才是“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呢?一个人说他喜欢吃辣椒,于是给他扛去一麻袋辣椒让他五分钟吃完,他吃得内牛满面说实在吃不下去,于是得出结论:他并不喜欢吃辣椒,对辣椒“自发的、本能的厌恶”才是他吃辣椒时“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这样的论证能有什么说服力呢?有人欣赏龙的凶猛的形象,却受不了一条大活龙跟自己耳鬓厮磨;有人可能喜欢蹦极时充当自由落体的快感,却绝对不希望自由落地以至直接摔死;有人可能需要一些使人“本能地不愉快”的刺激,但太多这种刺激就扛不住。这有什么可指摘的呢?也许造成现代造型艺术与现代无调性音乐两者境遇差别的原因仅仅在于两者施加于受众的丑陋剂量不同,受众喜欢前者的适度,却受不了后者的过分,这两种态度都是“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互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事实上,叶公好龙、隔岸观火也是我们欣赏艺术时经常的心态。古典艺术、传统艺术也经常表现令人生理上不快的形象,有调性的古典音乐和世界各地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也并不总是悦耳动听。早在现代造型艺术和现代无调性音乐出现之前,我们就懂得寻求丑陋、恐怖和拙劣的感官刺激。这一样是我们与生俱来真实、自然的生物本能。
  总之,作者在第一篇文章里,也许正确地指出了那些现代艺术的追随者是叶公好龙,却丝毫不能据此证明他们其实“真的讨厌”现代艺术——虽说我们也无法证明他们“真的喜欢”现代艺术。作者却以“鉴定完毕”的姿态关闭了话题。那么到底谁在装呢?
  图穷匕见上帝登场
  事实上,作者的第一步论证只是虚晃一枪。愤世嫉俗地嘲笑现代艺术追随者并非他真实意图所在。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于,现代艺术究竟给了人什么。哪怕是假装(虽说这其实很难证明),人们为什么假装喜欢它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呢?
  他的回答是,现代艺术满足了现代人自认为富于创造力的妄想,满足了现代人在传统信仰体系瓦解后转而自我崇拜的心理需求。作者指出,人类全部历史中,只能找出那么几百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换言之,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具有创造力。
  在作者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看来,创造力(creativity)是上帝独有的能力。这在词源上大致说得过去。“创造”这个词本身就来自《创世纪》,指的是上帝创造世界这一行为。至于被作者承认的那“几百个有创造力的男人和女人”,作者以巴赫为例指出,他们其实是侍奉上帝的勤奋手艺人,而不是自诩的天才。换言之,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创造性的成就,“荣耀属于上帝”。这才是作者欣赏的态度。   然而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英雄。于是艺术家各自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为纵容艺术家的野心,在20世纪,发明形形色色的艺术世界成了一宗批量生产的大买卖。巴赫时代那种谦卑的手艺人精神消失了,艺术世界分裂成各种运动。在20世纪,要想被人认真对待,艺术家必须发明独有的风格和语言。批评家对那些萧规曹随中规中矩的艺术家不屑一顾,对什么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各种流派的创始人则不吝溢美之词。
  ——《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更兼富人推波助澜,批评家煞有介事。富人乐于被奉承为天才——能够赏识天才艺术家的人自然也是天才俱乐部成员了。批评家则负责为上述天才们涂脂抹粉。
  这是作者给我们呈现的现代艺术的运作机制,作者称之为“变态的合谋机制”(perverse scheme)。作者以传媒大亨格芬(David Geffen)以1.4亿美元卖掉一张波洛克为例总结道:“人们既不喜欢他的作品也不喜欢它们看上去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艺术家能够凭借傲慢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定义世界的这个想法。”
  作者认为,失去信仰使人狂妄但又蹙迫:
  要想在这种变态的合谋机制中混出头,就得冲着上帝挥拳发狠,由自己向壁虚构圈定自己的小世界,哪怕它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俗不可耐、惨不忍睹。缺乏创造力等于死翘翘。现代艺术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运动,则是那些正在死翘翘的艺术家的救命稻草,让他们生出自己拥有创造力的幻觉。这正是现代艺术的吸引力所在。
  ——同上
  显然,作者一点也不欣赏他所勾画的这幅变态图景。末了,他呼吁人们回归上帝。他认为,上帝是创造者,但上帝更是爱其创造物的创造者——而作者之前已经断言,人们其实一点也不喜欢现代艺术。人类模仿上帝,与其模仿其创造行为,创造一堆自己都不爱的东西,不如模仿上帝爱的行为。不是创造,而是善行和服务,才是每个人应当从事的事情:
  现代人对自我表现的崇拜是宗教的蹩脚代替品,而妄想拿个人创造力代替个人救赎,那就更糟糕了。
  ——同上
  要现代人找回面对上帝时的谦卑,找回救赎的罪感,这才是作者真实意图所在。我们读到末了终于发现,作者果真称得上是一位犹太-基督教世界观的卫道士(无贬义)。他像荆轲在地图长卷里藏了匕首,他对现代艺术追随者的冷嘲热讽,对现代艺术合谋机制的批判,都是打掩护的图卷,随着图卷的展开,上帝这把“匕首”终于露出寒光,刺杀的对象不仅是现代艺术,而且是文艺复兴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现代性。
  保守主义的误用
  这一点儿也不新鲜。英美保守主义者从来致力于此。保守主义始终是伴随现代文明的制衡因素。它时刻提醒人们,不要被进步创新的假象所迷惑,以为一切均可凭人的意志推翻,不要迷信人自身的力量,不要妄想人可以充当上帝,不要忘记人的原罪,人性固有的弱点……
  所有这些告诫决不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在不少场合下,这都算得上金玉良言。20世纪的诸多人类灾难,的确有不少是因为人们忘了这些告诫:只因极度推崇抽象完美的“人”,幻想等同于上帝的“人”的存在,反而做出践踏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事情。
  然而,以这些理由指责现代艺术,却找错了对象。这并不是说作者所指出的现代艺术的那些“毛病”不存在,而是因为,如果这些“毛病”本身就代表人性无法摆脱的弱点,那么,把这些“毛病”回收到现代艺术这个大筐里是最最无害的——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狂妄自大、自欺欺人、装腔作势,有谁同意人真的能摆脱这些毛病呢?就算有,也不应该是施宾格勒这位以犹太-基督教保守主义自居的先生,因为保守主义的前提就是人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指望人人富于创造力固然是一种妄想,指望人人都致力于谦卑地侍奉上帝,一心从事善行和服务,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危险的妄想呢?稍有历史常识和哲学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跟后一种“满街尧舜”的妄想相比,前一种妄想的害处要小得多,它可能导致附庸风雅、自作聪明,虽然有点滑稽,却并不制造伪善,而伪善才是戕害真正信仰的最大的恶。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性的成长,正是人用“自以为拥有”(其实也真的拥有)的创造力瓦解那些制造伪善的传统规训式信仰的过程。
  何况,附庸风雅从来就是艺术生存发展的支柱。谁能告诉我《蒙娜丽莎》前的围观群众哪个是“真心”欣赏,哪个是仰慕虚名?我敢断言,多数人看到漂亮明星时获得的愉悦远远大于看见这位五百年前的“美女”(Gioconda)。装腔作势、盲目追捧,听起来丑陋得紧,却并不那么糟糕。人就是每时每刻表演着自我的动物。努力把自己表演成有审美能力、有创造力的人,哪怕并不真的是,也比自甘蒙昧的“率真”要好得多。至少这可以促使人为艺术付账,从而使艺术有个较宽裕的生存空间。宽裕的生存空间并不直接导致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却是创造力成长的必要条件。
  多数现代艺术作品恐怕真的如作者所说,缺乏真正的创造力,但这丝毫不妨碍人类拥有并发挥真正的创造力。只要跳出被称为“艺术”的那个领域,我们就能看见文艺复兴以来蓬勃成长的创造力在今天依然活跃,而且更活跃,我们身边的世界因这种创造力日新月异。那实实在在是人的创造,属于人自身的荣耀。一定要说那归根结底属于上帝的荣耀,这可以当作一种保持谦卑心态的明智策略,作为对事实的断言却很难论证。
  人的创造力没有因为现代艺术创造力的贫乏而削弱,相反更为强大,现代艺术纵然无功,何罪之有呢?啊!“变态的合谋机制”——多恐怖的罪名!可这又是怎样一宗罪呢?艺术家生产他的作品,批评家“撬边”帮腔,富人斥资购买,来回炒作——请问碍着旁人什么事了?买卖双方你情我愿,除非能证明是洗钱,不然就很难称之为“合谋机制”。况且现代艺术的交易市场恐怕是最少发生质量纠纷的市场,因此也没法断言批评家的吹捧是一种商业欺诈。认为价格必须与商品固有的内在价值相称,这是又一种愚不可及的妄想,因为根本不存在商品固有的价值,价值只能通过交易价格体现。现代艺术有什么价值?现代艺术交易市场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现代艺术的价值。有人从中获得了满足,哪怕是满足了某种“愚蠢”的愿望(譬如希望有创造力——在我看来这一点也不愚蠢),它就是有价值的。作为金融专家的施先生,应该不会对交易行为还抱有农业文明里才有的那种道德洁癖吧。
  可施先生确实是用道德洁癖去挑剔现代艺术的。这是因为他像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那样,妄想把他的道德使命强加给艺术,因而怎么看多数现代艺术都不够正直诚实。不过不幸的是,依照他的标准,多数古典艺术也一样无法胜任他的道德使命。19世纪的前拉斐尔派贬低拉斐尔以降的古典艺术,认为中世纪艺术具有后世所不具备的正直和创造性,认为艺术应当具有心灵的价值云云,其理由与施先生的也差不多。只是前拉斐尔派身体力行,创作出大量作品,在艺术史上留下一笔重要财富,而施先生的嬉笑怒骂恐怕只能和某些现代艺术品一样速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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