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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革命作家、记者。她从1929年初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的土地，到1950年与世长辞，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她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才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哪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在上海感受中国人民的命运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奥斯古德镇坎普格龙德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早年加入社会党，并开始接受社会主义见解。1917年，史沫特莱进入纽约大学学习。随后，她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工作，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20年12月，史沫特莱来到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柏林，并加入了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积极参与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史沫特莱早年的经历为她日后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2月下旬，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起身前往中国工作。她跨过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境线进入中国，首先来到东北。随后南下，经北平、南京，于1929年5月到达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史沫特莱在上海共居住了7年。
在上海，史沫特莱首先接触到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胡适、中央研究院著名人类学专家杨铨、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等人。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
但是，史沫特莱并未迷恋这种生活，到1929年秋，她对中国社会开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两个人促使史沫特莱的思想发生这一变化。其中之一是时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之父陈翰笙。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最早在中国农村开展社会经济的调查工作。1929年秋，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与他一起到上海以西富饶的湖区无锡作两周的调查。另一个人就是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当时在上海替上海市政当局考察所有外国人控制的工厂的劳工状况。史沫特莱要求和路易·艾黎一起参观一些工厂，看到了在这些工厂里工人忍饥受冻的悲惨情形。
在上海生活的耳闻目睹，对无锡农村社会经济和上海的劳工状况所作的实地考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和中国人民因深受帝国主义压迫而造成积贫积弱的现实有了深入的认识。1930年4月2日，她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令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越来越理智化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穷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最富裕的外国人。这儿，有阔绰又有贫穷，还有一个干间谍的、搞暗杀的、搞拐骗的、处死理想主义的，以及干其他各种罪恶勾当的庞大的网。……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我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同从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使亚洲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面对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支持中国革命。
面对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史沫特莱蒙受种种人身攻击和威胁，毫不畏惧地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恐怖行动。
1931年8月，她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英文杂志《中国之声》的主编。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运动。
随后，史沫特莱还积极向以鲁迅先生为核心的左翼作家一边靠拢。她开始大量地与进步作家茅盾、鲁迅接触，并同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在一起工作，集中精力向欧洲、印度、苏联、北美宣传左联的活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新社会现实主义运动。从鲁迅身上，他开始接触到处于激烈变动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气魄。她曾这样指出：“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1931年2月，左联的五位作家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史沫特莱将鲁迅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并在1931年6月的美国《新群众》上刊登出来。该文刊发后，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发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搭车来往于战火前线，写了不少关于中日双方的战术、十九路军的英勇奋战以及日军的轰炸给人类造成的苦难的报道文章。在上海期间，由于史沫特莱在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著作中，旗帜鲜明地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并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除聘约。
1933年5月，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来到苏联莫斯科，在这里，她将她的新旧作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如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1934年，她又从江西苏区的两位红军指战员周建平和陈赓那里获得材料，撰写而成《中国红军在前进》。在书中，史沫特莱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红军从1928年以来用犁和锹对抗装备齐全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使革命洪流不断壮大的史实。
在西北与中国革命亲密接触
1934年4月初，史沫特莱从苏联回到美国后，发现中国“像一座奇特的星球……”她决心再次返回中国。1936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部属刘鼎的联系下，史沫特莱来到西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不仅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详细地向全世界报道了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中共代表团从中翰旋，逼蒋抗日的事实真相，而且还走上街头进行急救工作。当时，除了国民党发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官方公报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唯一来自西安的每日新闻。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为一个国际人物，被人赞誉为千万黄皮肤中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这是史沫特莱等待了多年的机会。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就发表了富有鼓动性、充满个人激情的演讲。在讲演中，史沫特莱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表示：“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在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贺龙、陈赓、萧克、陆定一、丁玲等人分别会见了史沫特莱。由于朱德本人是在贫困的农村中长大的，史沫特莱在个人痛苦经历上与他有共同点，因而对朱德产生了一种纯朴的真诚的敬仰之情，并决定为朱德立传。从1937年3月起，史沫特莱和他的翻译吴光伟每星期都有两三个晚上与朱德在一起交谈，系统地专访朱德。朱德从童年讲起，史沫特莱洗耳恭听，认真记录。朱德在向史沫特莱讲述自己生平的时候，还扼要地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朱德在革命生涯中还长年累月不间断地搜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史沫特莱和朱德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整理资料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工作。史沫特莱和朱德还共同为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建立了联系。史沫特莱本人早年就认识尼赫鲁，并在来中国后一直与他通信。史沫特莱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对中国反帝斗争怀有真挚的同情。1937年11月23日，史沫特莱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随后朱德也于11月26日写了信。两人都提到了八路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军队的给养和医药，他们呼吁范围广泛的支持。尼赫鲁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公开了这些信，并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1938年10月，一支包括五名医生和较好装备的医疗队从印度来到延安，开始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这五位大夫中，柯棣华大夫决定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留在中国，随军参加救护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医疗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至今仍然是中印人民友好的象征。
1937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期间，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在抗战前线采访，巡访了平型关大捷，以及八路军开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并把它们汇编成《中国在反击》一书，于翌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史沫特莱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普通中国民众的挚爱和深情：
……今天吃饱了饭的我，认识到我不会充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含义和实质，而它却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深深地铭刻着。我仍然是个旁观者，处在享受特殊照顾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挨饿，而我却总有东西吃。尽管他们冻得发抖，而我却有衣服穿，有暖和的床铺。他们将作战，许多人将战死在冰冻的战场上。我是旁观者。我注视着直到他们与漆黑的街巷融为一体；他们仍在唱着歌。我渴望理想的火花能使我窥探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描绘出他们对为之献出比生命更多的伟大斗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奋战在南方的土地上
汉口，作为武汉三镇的工业城市，在1937年12月日本侵占南京后暂时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作为一位来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里的一名外国记者，她一到武汉就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中外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杀敌的情况，并以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等战例，说明中国抗战必胜，建议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民抗战。史沫特莱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为争取中外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同情、支持，为发展国际统一战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李特在致当年八路军总部的信中就指出：
最近我荣幸地遇见了史沫特莱女士，她给我讲述了关于你们的事业和关于你们困难的真实情况。她把你们的无可比拟的勇敢和光荣的事迹展现在我的面前。你们的战例，正在帮着我，也在帮助别人，以更大的热情和坚韧，去担负起中国的工作，去拯救中国。
汉口基督教圣公会鲁迟主教致八路军总部的信说：
山西八路军：
各国的中国友人们，从史沫特莱那里听到，你们为着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正在进行努力而且精细地安排工作。我是住在中国的一位老人，是中国的朋友，我写这封信，向你们表示敬爱。
在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同时，史沫特莱还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为八路军征集药品、经费的问题上。在汉口，她努力募捐，甚至连国民党高级官员都不放过。她不仅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捐出1万法币，而且还使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向山西游击队捐出巨款。在她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侄子合编的《斯特朗传》中记述了史沫特莱向孔祥熙筹款的经过：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即斯特朗——作者注)困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的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保护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农民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
在云岭，尽管史沫特莱对农村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对这些并不在乎，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空袭中救助伤病员。史沫特莱还经常到培养新四军大批人才的军训营中讲授写作和“民族抗战与健康”课程，有时还向全体学员讲述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
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在深入新四军军部各单位视察医疗设备后，史沫特莱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并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医院和新四军对药品的需求。同时她还向她的一些英国朋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求援。到了春天，大量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
矢志不渝的中国卫士
由于健康原因，史沫特莱于1940年9月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进行治疗，并于1941年5月下旬回到美国洛杉矶。1943年，在美国洛杉矶，史沫特莱将她在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间在南至湖南、湖北省，北到安徽和河南省的广阔地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所进行的革命和战争作了戏剧性描述，写成《中国的战歌》。通过记述她本人的经历，史沫特莱对侵华日军的凶残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
回国休养的史沫特莱，还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出于反法西斯全局以及美国在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实际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战场日益关注，并加大了对中国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然而，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国共两党虽然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对日作战，但两党摩擦不断。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在侵吞大量外援物资的情况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艰苦条件下，一直战斗在抗战前线。对此，史沫特莱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揭露美国在中国扶持国民党的政治企图。1944年10月22日，纽约自由主义日报《下午报》刊出了一篇史沫特莱提供背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危机：失败与不团结》。文章指出了中国分裂的军事形势，敦促国民党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并把军队调出来和日本人作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为了在远东树立它的霸权地位，极力在中国内战中扶植国民党。史沫特莱在一封信中揭露了美国与国民党勾结、进行虚假宣传的阴谋：
(国民党人士)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而后者乐意把它推出去。这种活动还伴有一种秘密活动，即把这个国家很多机构里批评过国民党反动的美国人辞退。《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拥护的政权正在崩溃。不等日本人真正敲它的前门，这个政权是不会向中国的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让哪怕一小步的。这个政权连它自己内部的民主人士也瞧不上眼。它往美国派来自己的代理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而你把自己的出版物开放给他们作宣传。
针对美国右翼对中国共产党是“极权主义者”的指控，史沫特莱进行反驳：
那个政府不会是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最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史沫特莱还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对美国右翼予以还击：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尼里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40年代中期，史沫特莱移居纽约附近的耶德庄，着手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9年2月，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样，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相对安定的生活中断了，她不得不与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陆军当局撤销对她的诬陷。
骨灰送往亲爱的中国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10月2日，史沫特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详细叙述了她在美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况，并提出了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在信中说：
我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将军：
……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快乐，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时刻的大逮捕。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动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我的新中国成为现实，世界再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我一辈子受用了。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胃溃疡在伦敦住院，手术医治无效而死。在她的遗嘱中，念念不忘对中国革命的感情：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被带往中国，安放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她的墓碑上是朱德的亲笔中文题词：“纪念美国革命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责编兴 柱 ）
在上海感受中国人民的命运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奥斯古德镇坎普格龙德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早年加入社会党，并开始接受社会主义见解。1917年，史沫特莱进入纽约大学学习。随后，她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工作，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20年12月，史沫特莱来到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柏林，并加入了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积极参与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史沫特莱早年的经历为她日后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2月下旬，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起身前往中国工作。她跨过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境线进入中国，首先来到东北。随后南下，经北平、南京，于1929年5月到达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史沫特莱在上海共居住了7年。
在上海，史沫特莱首先接触到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胡适、中央研究院著名人类学专家杨铨、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等人。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
但是，史沫特莱并未迷恋这种生活，到1929年秋，她对中国社会开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两个人促使史沫特莱的思想发生这一变化。其中之一是时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之父陈翰笙。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最早在中国农村开展社会经济的调查工作。1929年秋，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与他一起到上海以西富饶的湖区无锡作两周的调查。另一个人就是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当时在上海替上海市政当局考察所有外国人控制的工厂的劳工状况。史沫特莱要求和路易·艾黎一起参观一些工厂，看到了在这些工厂里工人忍饥受冻的悲惨情形。
在上海生活的耳闻目睹，对无锡农村社会经济和上海的劳工状况所作的实地考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和中国人民因深受帝国主义压迫而造成积贫积弱的现实有了深入的认识。1930年4月2日，她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令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越来越理智化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穷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最富裕的外国人。这儿，有阔绰又有贫穷，还有一个干间谍的、搞暗杀的、搞拐骗的、处死理想主义的，以及干其他各种罪恶勾当的庞大的网。……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我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同从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使亚洲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面对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支持中国革命。
面对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史沫特莱蒙受种种人身攻击和威胁，毫不畏惧地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恐怖行动。
1931年8月，她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英文杂志《中国之声》的主编。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运动。
随后，史沫特莱还积极向以鲁迅先生为核心的左翼作家一边靠拢。她开始大量地与进步作家茅盾、鲁迅接触，并同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在一起工作，集中精力向欧洲、印度、苏联、北美宣传左联的活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新社会现实主义运动。从鲁迅身上，他开始接触到处于激烈变动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气魄。她曾这样指出：“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1931年2月，左联的五位作家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史沫特莱将鲁迅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并在1931年6月的美国《新群众》上刊登出来。该文刊发后，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发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搭车来往于战火前线，写了不少关于中日双方的战术、十九路军的英勇奋战以及日军的轰炸给人类造成的苦难的报道文章。在上海期间，由于史沫特莱在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著作中，旗帜鲜明地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并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除聘约。
1933年5月，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来到苏联莫斯科，在这里，她将她的新旧作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如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1934年，她又从江西苏区的两位红军指战员周建平和陈赓那里获得材料，撰写而成《中国红军在前进》。在书中，史沫特莱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红军从1928年以来用犁和锹对抗装备齐全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使革命洪流不断壮大的史实。
在西北与中国革命亲密接触
1934年4月初，史沫特莱从苏联回到美国后，发现中国“像一座奇特的星球……”她决心再次返回中国。1936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部属刘鼎的联系下，史沫特莱来到西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不仅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详细地向全世界报道了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中共代表团从中翰旋，逼蒋抗日的事实真相，而且还走上街头进行急救工作。当时，除了国民党发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官方公报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唯一来自西安的每日新闻。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为一个国际人物，被人赞誉为千万黄皮肤中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这是史沫特莱等待了多年的机会。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就发表了富有鼓动性、充满个人激情的演讲。在讲演中，史沫特莱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表示：“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在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贺龙、陈赓、萧克、陆定一、丁玲等人分别会见了史沫特莱。由于朱德本人是在贫困的农村中长大的，史沫特莱在个人痛苦经历上与他有共同点，因而对朱德产生了一种纯朴的真诚的敬仰之情，并决定为朱德立传。从1937年3月起，史沫特莱和他的翻译吴光伟每星期都有两三个晚上与朱德在一起交谈，系统地专访朱德。朱德从童年讲起，史沫特莱洗耳恭听，认真记录。朱德在向史沫特莱讲述自己生平的时候，还扼要地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朱德在革命生涯中还长年累月不间断地搜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史沫特莱和朱德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整理资料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工作。史沫特莱和朱德还共同为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建立了联系。史沫特莱本人早年就认识尼赫鲁，并在来中国后一直与他通信。史沫特莱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对中国反帝斗争怀有真挚的同情。1937年11月23日，史沫特莱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随后朱德也于11月26日写了信。两人都提到了八路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军队的给养和医药，他们呼吁范围广泛的支持。尼赫鲁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公开了这些信，并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1938年10月，一支包括五名医生和较好装备的医疗队从印度来到延安，开始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这五位大夫中，柯棣华大夫决定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留在中国，随军参加救护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医疗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至今仍然是中印人民友好的象征。
1937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期间，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在抗战前线采访，巡访了平型关大捷，以及八路军开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并把它们汇编成《中国在反击》一书，于翌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史沫特莱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普通中国民众的挚爱和深情：
……今天吃饱了饭的我，认识到我不会充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含义和实质，而它却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深深地铭刻着。我仍然是个旁观者，处在享受特殊照顾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挨饿，而我却总有东西吃。尽管他们冻得发抖，而我却有衣服穿，有暖和的床铺。他们将作战，许多人将战死在冰冻的战场上。我是旁观者。我注视着直到他们与漆黑的街巷融为一体；他们仍在唱着歌。我渴望理想的火花能使我窥探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描绘出他们对为之献出比生命更多的伟大斗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奋战在南方的土地上
汉口，作为武汉三镇的工业城市，在1937年12月日本侵占南京后暂时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作为一位来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里的一名外国记者，她一到武汉就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中外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杀敌的情况，并以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等战例，说明中国抗战必胜，建议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民抗战。史沫特莱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为争取中外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同情、支持，为发展国际统一战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李特在致当年八路军总部的信中就指出：
最近我荣幸地遇见了史沫特莱女士，她给我讲述了关于你们的事业和关于你们困难的真实情况。她把你们的无可比拟的勇敢和光荣的事迹展现在我的面前。你们的战例，正在帮着我，也在帮助别人，以更大的热情和坚韧，去担负起中国的工作，去拯救中国。
汉口基督教圣公会鲁迟主教致八路军总部的信说：
山西八路军：
各国的中国友人们，从史沫特莱那里听到，你们为着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正在进行努力而且精细地安排工作。我是住在中国的一位老人，是中国的朋友，我写这封信，向你们表示敬爱。
在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同时，史沫特莱还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为八路军征集药品、经费的问题上。在汉口，她努力募捐，甚至连国民党高级官员都不放过。她不仅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捐出1万法币，而且还使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向山西游击队捐出巨款。在她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侄子合编的《斯特朗传》中记述了史沫特莱向孔祥熙筹款的经过：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即斯特朗——作者注)困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的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保护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农民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
在云岭，尽管史沫特莱对农村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对这些并不在乎，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空袭中救助伤病员。史沫特莱还经常到培养新四军大批人才的军训营中讲授写作和“民族抗战与健康”课程，有时还向全体学员讲述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
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在深入新四军军部各单位视察医疗设备后，史沫特莱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并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医院和新四军对药品的需求。同时她还向她的一些英国朋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求援。到了春天，大量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
矢志不渝的中国卫士
由于健康原因，史沫特莱于1940年9月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进行治疗，并于1941年5月下旬回到美国洛杉矶。1943年，在美国洛杉矶，史沫特莱将她在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间在南至湖南、湖北省，北到安徽和河南省的广阔地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所进行的革命和战争作了戏剧性描述，写成《中国的战歌》。通过记述她本人的经历，史沫特莱对侵华日军的凶残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
回国休养的史沫特莱，还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出于反法西斯全局以及美国在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实际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战场日益关注，并加大了对中国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然而，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国共两党虽然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对日作战，但两党摩擦不断。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在侵吞大量外援物资的情况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艰苦条件下，一直战斗在抗战前线。对此，史沫特莱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揭露美国在中国扶持国民党的政治企图。1944年10月22日，纽约自由主义日报《下午报》刊出了一篇史沫特莱提供背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危机：失败与不团结》。文章指出了中国分裂的军事形势，敦促国民党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并把军队调出来和日本人作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为了在远东树立它的霸权地位，极力在中国内战中扶植国民党。史沫特莱在一封信中揭露了美国与国民党勾结、进行虚假宣传的阴谋：
(国民党人士)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而后者乐意把它推出去。这种活动还伴有一种秘密活动，即把这个国家很多机构里批评过国民党反动的美国人辞退。《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拥护的政权正在崩溃。不等日本人真正敲它的前门，这个政权是不会向中国的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让哪怕一小步的。这个政权连它自己内部的民主人士也瞧不上眼。它往美国派来自己的代理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而你把自己的出版物开放给他们作宣传。
针对美国右翼对中国共产党是“极权主义者”的指控，史沫特莱进行反驳：
那个政府不会是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最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史沫特莱还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对美国右翼予以还击：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尼里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40年代中期，史沫特莱移居纽约附近的耶德庄，着手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9年2月，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样，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相对安定的生活中断了，她不得不与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陆军当局撤销对她的诬陷。
骨灰送往亲爱的中国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10月2日，史沫特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详细叙述了她在美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况，并提出了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在信中说：
我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将军：
……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快乐，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时刻的大逮捕。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动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我的新中国成为现实，世界再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我一辈子受用了。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胃溃疡在伦敦住院，手术医治无效而死。在她的遗嘱中，念念不忘对中国革命的感情：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被带往中国，安放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她的墓碑上是朱德的亲笔中文题词：“纪念美国革命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责编兴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