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11月份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下设七部一局。1936年1月26日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西北办事处发布了第四号命令，宣布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1936年夏，美国记者访问保安(今志县)时，就是由胡金魁具体负责接待的。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11月底，陈云同志回延安，鉴于外交部被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他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央组织部派曾在白区战线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这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又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
　　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同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员编制方面，初期有五、六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处长下设有秘书，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联络科科长石峰，招待科科长金耐，总务科科长杜维。
　　交际处初到延安时，驻地在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其中第二招待所的条件、设备较好一些，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沬特莱、海伦·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时就住在这里，193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考察团到延安时也在此下榻。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交际处由城内迁往延安南关，在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即现在的延安交际宾馆所在地，现仍保留有旧时的土窑洞和小礼堂。
　　延安交际处成立初期，党中央就为交际处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仅从1938年到1941年统计，接待来客7000多人。据1942年交际处的总结报告，这一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2000多人。其中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华侨司机服务团、国际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还有许多国内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国民党高级将领、高级知识分子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有少数专家到延安后，因生活习惯或工作上产生一些矛盾、误会，又离开延安。他们到国统区后，经过亲身对比又返回延安。比如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夫妇，1938年8月来延安后，不久离延安去了重庆。对何穆夫妇的离去，许多人感到惋惜。毛泽东曾对金城说：“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他们回去后会亲身经历来做比较，如果他们经过比较，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的更好。”果然，何穆夫妇1940年12月又返回了延安。在延安，何穆曾任中央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后，党中央对这次招待工作非常重视，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并决定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归军委秘书长扬尚昆领导。周副主席对这次接待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一是宣传要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弄虚作假。要以誠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重点是对外国记者的工作。三是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搞铺张浪费。中外记者的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外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作了比较客观的宣传报道，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3月14日，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在绥德住了一个多月后又转移到了山西，此后，金城处长调离交际处，到西北野战军教导团做敌军俘虏军官工作。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交际处迁回延安原址。1949年6月以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现为延安交际宾馆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