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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红薯、甘薯、地瓜、红苕、白薯这些东西你能分清它们吗？如若想百度一下，那么，不必浪费这个时间了，其实这些名称都是同一种种植广泛的农作物的常见叫法。由此可见，植物的名称一定要有很强的指代性，否则将会产生许多误会。林奈创立的双名法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那么我们在表述植物名称时都可能出现问题。
与植物结缘
1707年5月23日，卡尔·冯·林奈生于瑞典斯马兰德。林奈的父亲是一位路德派牧师，他的母亲也是牧师的女儿。冥冥之中他们已为林奈选择了牧师的职业道路，但他始终无意于此。
林奈的父亲非常爱好园艺，空闲时会精心照看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年幼的林奈，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十分喜爱植物。林奈看到不认识的植物时，经常询问父亲，父亲也一一详尽地告诉他。但有些植物的名称林奈在询问过父亲后仍不能全部记住，而出现重复提问的现象时，林奈的父亲则以“不答复问过的问题”来督促林奈加强记忆，使他的记忆力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锻炼。就这样日积月累，林奈认识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多，故而获得了一个“小植物学家”的绰号。
后来，林奈被送去学校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不过，他也只对自然科学和拉丁语课程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林奈和他的小伙伴们相比，学习成绩平平，有的老师认为林奈在学习上不够努力，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林奈所在中学的校长丹尼尔注意到他对植物学的兴趣，就让他管理花园，还将约翰·罗斯曼（Johan Rothman）介绍给林奈。罗斯曼是当地的医生，还是韦克舍的一所文科中学的老师， 同时他也是一位植物学家。罗斯曼惊异于林奈对植物学的热爱，他告诉林奈，“读书像吃饭，什么都吃的孩子才长得壮，因此一个耐得住枯燥课程的人，才有获得更高教育的机会。”林奈将罗斯曼视为亲人朋友，他后来写道：“罗斯曼没有强迫我念书，他让我先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自然生发出对书本的渴望，书本像食物，我愈读就愈想读。没有他的启发，我一生充其量是一个爱花的人，不会为所有的生物、矿物建立一个分类系统。”罗斯曼拓展了林奈在植物学领域的知识面，还使得他对医学有了兴趣。
双名命名制
牡丹、银杏、桫椤、醉蝶花、元宝枫、大苍角殿、鸾凤玉、紫荆花等等，都是植物名称，不过它们不是学名，而是俗名；植物的学名也不是指其英文名或者法文名等，更与我国的方块字无缘，而是指拉丁名。
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它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有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也选择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现在看来，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不会再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在植物学发展的初期，人们认识的植物远比现在要少得多。因为认识植物少，起个名字也相对比较简单和随意。普通情况下，植物学家会根据某一新植物的显著特征，用短语进行描述，而描述的短语就构成了该植物名称的重要部分。然而，在16世纪人们已经知道了约6000种植物，到17世纪植物学家又发现了约12000个新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学家搜集到的植物和化石等标本数量还在不断扩大。原来用一个描述短语就能代表一种植物的情况越来越少见，植物学家们 “词穷”了。于是需要描述的短语层层加码，越来越长。然而，当一个植物名字要用十几个单词来拼读的时候，这已经不光是困难的问题，而完全变成一场灾难了！
1753年，林奈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植物双名法。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做“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做“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视为植物的“名”。于是，属名+种加词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植物“双名”名称。举个例子，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拼音），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再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不过，这个名词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最早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它的“姓”当然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
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每一个种就都有了自己的“家族”和自身特有的名称，物种名称之间的混淆可以完全避免了。
“姓名”在人类社会中已是司空见惯，且重名的人有很多。但林奈的“植物姓名”法中“强制性”要求植物不可以重名——每一种植物只给予双名，已给予一个种的双名永远不能再给予另一种。也就是说，每种植物都必须用双名法来命名，且名称必须独一无二。林奈拿到了植物命名法规的“专利权”！从此以后的植物学家在给植物命名时，必须得遵守和参照他所制订的规范。植物研究的后辈们为了表示对林奈的敬畏，在业内订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植物名称的“命名人”一列，林奈（Linnaeus）是唯一一位可将姓名省略而用“L.”来表示的人。
瑞士哲学家卢梭在给林奈的信中写道，地球上没有人比林奈更伟大。德国学者歌德写过：“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再没有其他的先人对我的影响比林奈更大。”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说过：“林奈实际上是个诗人，只不过碰巧成为了一个博物学家。”除了这些赞誉，林奈还被称为“植物学王子”，“北方的博物志”以及“第二个亚当”。
林奈毕生著述浩繁，共约180余种。他受宗教影响，相信上帝创造万物，认为物种不变；后在长期实践中看到了物种数目渐增的现象，晚年看法有所改变，他在1768年出版的《自然系统》的第12版中，删去了有关“种不会变”的论述。
与植物结缘
1707年5月23日，卡尔·冯·林奈生于瑞典斯马兰德。林奈的父亲是一位路德派牧师，他的母亲也是牧师的女儿。冥冥之中他们已为林奈选择了牧师的职业道路，但他始终无意于此。
林奈的父亲非常爱好园艺，空闲时会精心照看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年幼的林奈，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十分喜爱植物。林奈看到不认识的植物时，经常询问父亲，父亲也一一详尽地告诉他。但有些植物的名称林奈在询问过父亲后仍不能全部记住，而出现重复提问的现象时，林奈的父亲则以“不答复问过的问题”来督促林奈加强记忆，使他的记忆力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锻炼。就这样日积月累，林奈认识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多，故而获得了一个“小植物学家”的绰号。
后来，林奈被送去学校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不过，他也只对自然科学和拉丁语课程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林奈和他的小伙伴们相比，学习成绩平平，有的老师认为林奈在学习上不够努力，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林奈所在中学的校长丹尼尔注意到他对植物学的兴趣，就让他管理花园，还将约翰·罗斯曼（Johan Rothman）介绍给林奈。罗斯曼是当地的医生，还是韦克舍的一所文科中学的老师， 同时他也是一位植物学家。罗斯曼惊异于林奈对植物学的热爱，他告诉林奈，“读书像吃饭，什么都吃的孩子才长得壮，因此一个耐得住枯燥课程的人，才有获得更高教育的机会。”林奈将罗斯曼视为亲人朋友，他后来写道：“罗斯曼没有强迫我念书，他让我先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自然生发出对书本的渴望，书本像食物，我愈读就愈想读。没有他的启发，我一生充其量是一个爱花的人，不会为所有的生物、矿物建立一个分类系统。”罗斯曼拓展了林奈在植物学领域的知识面，还使得他对医学有了兴趣。
双名命名制
牡丹、银杏、桫椤、醉蝶花、元宝枫、大苍角殿、鸾凤玉、紫荆花等等，都是植物名称，不过它们不是学名，而是俗名；植物的学名也不是指其英文名或者法文名等，更与我国的方块字无缘，而是指拉丁名。
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它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有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也选择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现在看来，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不会再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在植物学发展的初期，人们认识的植物远比现在要少得多。因为认识植物少，起个名字也相对比较简单和随意。普通情况下，植物学家会根据某一新植物的显著特征，用短语进行描述，而描述的短语就构成了该植物名称的重要部分。然而，在16世纪人们已经知道了约6000种植物，到17世纪植物学家又发现了约12000个新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学家搜集到的植物和化石等标本数量还在不断扩大。原来用一个描述短语就能代表一种植物的情况越来越少见，植物学家们 “词穷”了。于是需要描述的短语层层加码，越来越长。然而，当一个植物名字要用十几个单词来拼读的时候，这已经不光是困难的问题，而完全变成一场灾难了！
1753年，林奈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植物双名法。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做“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做“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视为植物的“名”。于是，属名+种加词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植物“双名”名称。举个例子，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拼音），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再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不过，这个名词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最早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它的“姓”当然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
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每一个种就都有了自己的“家族”和自身特有的名称，物种名称之间的混淆可以完全避免了。
“姓名”在人类社会中已是司空见惯，且重名的人有很多。但林奈的“植物姓名”法中“强制性”要求植物不可以重名——每一种植物只给予双名，已给予一个种的双名永远不能再给予另一种。也就是说，每种植物都必须用双名法来命名，且名称必须独一无二。林奈拿到了植物命名法规的“专利权”！从此以后的植物学家在给植物命名时，必须得遵守和参照他所制订的规范。植物研究的后辈们为了表示对林奈的敬畏，在业内订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植物名称的“命名人”一列，林奈（Linnaeus）是唯一一位可将姓名省略而用“L.”来表示的人。
瑞士哲学家卢梭在给林奈的信中写道，地球上没有人比林奈更伟大。德国学者歌德写过：“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再没有其他的先人对我的影响比林奈更大。”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说过：“林奈实际上是个诗人，只不过碰巧成为了一个博物学家。”除了这些赞誉，林奈还被称为“植物学王子”，“北方的博物志”以及“第二个亚当”。
林奈毕生著述浩繁，共约180余种。他受宗教影响，相信上帝创造万物，认为物种不变；后在长期实践中看到了物种数目渐增的现象，晚年看法有所改变，他在1768年出版的《自然系统》的第12版中，删去了有关“种不会变”的论述。